工资的历史和逻辑
劳动价值论
在现实中，各要素的分配未必会按劳动价值论导向分配，有人喜欢以此为据来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恐怕不合逻辑。现象逻辑不一定能反映本质问题。像土地、资本等要素之所以参与分配并分得多，不是因为它对价值创造做出了实质贡献，而是因为这些资源要素是有限的且被独占的。
反过来想想目前被认为是无限的或未被独占的要素，就能明白这个问题。比如，汽车跑起来需要氧气，但氧气无法独占也无法限制使用，是不需付出对价的。再比如，目前开发公海的深海资源是不需要付地租的，先开采先得，完全靠能力。去月球、火星开采资源估计也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地球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但发射卫星并不需要为占有轨道付代价，依然是谁先占有谁先使用，完全靠能力，而这种能力根本上讲就是劳动价值的一种体现。
而资本的能力是在市场经济中调配资源、调节经济活动，本质是为了获得利润。货币资本可以购买工业资本品（工业资本品作为凝结的劳动反映劳动价值）、雇佣劳动以形成工业资本，可以投入在商业中形成商业资本，投入在金融活动中形成金融资本。但在计划经济中，资本的这种能力就比较小了，有这种能力的主要是政治权力。
资本的逐利行为不见得有利于劳动价值的实现。前文的论述已经表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私人资本必须受政权的约束，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发展必须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挖掘和实现劳动价值。
接下来，先看看在市场条件下的分配是如何运作的，主导走向的因素有哪些。各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基本是博弈逻辑。博弈包括供需关系博弈、政治博弈和信息博弈。市场上是看不见的博弈之手，市场解决不了就政治解决，政治解决不了就暴力解决。
最早一批产业工人出现在工业化发源地英国，其最大的特点一是自由，二是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意味着不能自己生产生活，自由意味着可以被资产阶级雇佣。这时的工人主要从事体力机械劳动，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生活极端困苦。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工人的收入仅够维持工人阶级本身的再生产。只有在经济周期的短暂高潮下劳动短缺时，工人的待遇才能得到短暂的改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该说一般工人的劳动价值是不太能体现出来的，能体现的主要是工程师的劳动价值。而在这段时期，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发展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当然，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不同，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有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剔除掉）。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劳动者联合起来。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总是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国际主义的工人身份和国家主义的民族身份左右互搏，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最终，在老牌工业强国中，工人的联合失败了，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普遍的工人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尤其二次大战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美苏冷战，为了降低社会主义的诱惑力，各主要发达工业国都提升了劳动者的待遇和福利，让其分享对外剥削的成果，导致了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利益的决裂。
而工会主义则造成发达工业国内部的工人分裂，因为行业工会只关心本行业工人的利益，越是在垄断竞争或自然垄断行业的工人，组织得越好，也越有博弈能力。这使得工人运动得不到广泛的同情，只能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不过，政治运动带来的收入提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平均生产力。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只是潜在的。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低于它的平均生产力，我们就说它的国内市场处于一种需求不足（也称作生产相对过剩）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已经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使用上汽车，但工资却提不上来，许多人买不了。这是因为在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工人的工资是成本，企业都不愿意先提高工资降低自己的竞争力（除非是受劳动力市场供给偏紧的影响），所以一般而言，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需要社会舆论达成共识。但可爱的福特打破了这一点，他一面通过发明应用流水线改进效率，降低成本，一面给工人提高工资，使工人自己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T型车（1914年把工人的日工资从2.5美元直接上涨到5美元）。福特的成功论证了在国内市场处于前述所说需求不足的情况时，提高工资能够推动国内市场消费，促成了美国1938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
当然，提高工资会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工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的国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首先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转移出去。试想，如果美国是个封闭的经济体，不能把这类产业转移出去，那么美国人买衣服之类就会贵不少；而当这类产业转移之后，美国可通过扩大中高端产业的生产而用高附加工业制成品来交换低附加值产品，使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提高。这也是西方推崇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奥秘。但站在工业后进国的立场上，这种低端产业固化是不可接受的。
故事还有第三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所需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高素质意味着需要对劳动者有更多的投入，需要吃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劳动者收入也得到提升。相应地，产生了劳动者之间的分化。普通工人、中高级技工、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最后到科学家，都在工业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复杂劳动的程度享有不同的收入。其中有部分高级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而能与资本分享利润。
所以，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中中高级劳动者占比越高，越像是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劳资矛盾也显得越缓和。甚至到最近资本泛滥的时代，好的技术项目找钱投资相对容易，高级技术人员面对资本的博弈能力再次提升。
近一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明显地表明，一个国家在核心工业产业上的研发、生产、流通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工业化的程度就越高；在研发中投入的越多，工业化越高级。也就是说，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研发能力，而国家研发能力的建设都是由政权保障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导向的。工业化大国强国往往选择从基础科学领域把握和控制工业化的方向。但基础科学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太长，烧钱太多，没有产出的风险也较高，很少国家能承受的起，所以小国倾向于采用跟随战略，选择已初步明确有工业化价值的领域加大投入，形成产业优势。
一个国家要搞什么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研发基础和人力资源，而对研发能力建设的投入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投入。因此，工业化国家都力图建立自己的教育研发体系。优秀的人才不仅能满足现时产业的需要，而且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目前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仗着自己有钱，把世界上能招到的好学生都招过去。有钱就是任性，但这不是可以通行的方法，绝大部分国家都需要自己培养所需的人才，所以自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
有些人喜欢指责瑞典、挪威、芬兰、荷兰等国家，说他们税收过高影响竞争力，福利过好养懒人，但他们却没有想到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长期名列前茅？关键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也长期名列前茅。有些国家的教育投入甚至达到了理想状态，学生有能力达到什么层次的教育就可免费或有报酬地上到什么层次。因为他们想通了一个道理：如果你能成为一名化学博士（或高级技工），而读完本科（或初高中）就因为财务原因不读了，这不仅是你自己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当然，一些不是热衷于搞教育研发而是热衷于搞福利的欧洲国家，像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就悲剧了。
说白了，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优良、公平的教育，国家将不能得到所需的工业化优秀人才。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这绝对是个重大的损失。对于工业化来说，教育比医疗重要，医疗比养老重要。不过从长期看，良好的教育体系对工业化的帮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上。从这点出发，可以做个大胆的预言，一旦美国从最高处降落，美国的不公平的、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过于昂贵的教育体系和世界最昂贵的医疗体系将产生巨大的问题。
最终，工业化的发展历史将成为劳动价值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就是坚持教育立国，就是坚持研发立国。
中国故事
建国后前三十年，伴随着工业化的积累、重轻工业的发展，我国建设了力所能及的高等教研体系，但取得成就更大的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在初等教育中坚持面向工农群众，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工农速成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方式，使中国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大幅度提升，使中国从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以识字人口为主的国家，人口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1978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7%，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有人指责前三十年人们生活很困苦，一说起来就是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之类的，这其实是一种过于“吃货”的观点。工业化初期中国的粮食困境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吃只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教育和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看看现在家庭的教育支出，就知道教育是生活水平的很大一部分，而在这方面前三十年是很值得赞扬的。
在医疗保健方面，中国在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公社卫生院为枢纽、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和大多数职工家属，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
虽然这一时期的医疗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达到68岁。2015年，印度和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只有68.1岁和70.5岁，而中国已经达到75.4岁，离美国的79.7岁只差4.3岁。
改开前的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大量优秀的农村普通劳动力资源，在改开后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广泛发展与外出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外出农民工工资相对较高。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虽然名义工资在不断增长，但由于物价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扩张，实际工资接近停滞。
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这几年开始出现了普工招工难的情况，普工的实际待遇有所改善。但对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相比不断提高工资，加强自动化生产或进行迁移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就算招工难，普工的工资提高也是有限的。而目前相比普工，中高级技工更加短缺。应想办法把部分普工（包括部分中高职）转变为中高级技工，把中高级技工的培养纳入到中高职教育上来。提高劳动力层次不仅对劳动者有利，也对产业升级有利。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保护迟迟解决不好，欠薪等损害农民工的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未能把握好劳资间的平衡。中国共产党应加强工会的党团组织、群众组织定位，加强垂直管理和指导，使工会组织重新建立与工人的血肉联系，重新焕发活力。工人应参加统一的地方工会组织，淡化私企的内部工会（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容易产生工联主义的各种问题，也不利于党对工会的领导）。地方工会应为工人解决各类法律问题，出面为被欠薪工人打官司，坚定地维护《劳动法》，并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各种帮助。
在高等教育方面，从1979年到1998年高考录取人数逐步从28万提升到108万，录取率从6%提升到34%。1998年开始高校大扩招，1999年录取160万，录取率56%，2006年546万，录取率57%，2014年694万，录取率达到76%。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机械、土木、铁路、机电、电子等行业提供了大量中高层次技术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功不可没。
但我国的高考参考人数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应试学生开始缓慢减少，一些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陷入招不到学生的窘境。虽然高职院校的就业好于非高职的普通本科院校，但主要是因为高职院校培养的中低层次劳动力符合现有产业的需要。高职的培养是把学生导入已定的学习轨道，最终集中在所需的应用技能上。重点本科院校的培养则要求学习某学科内的主要基干课程，最终在于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有利于产业升级。
好学校实际对学生的行为管理是较松的，而普本院校的学生就显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要像重本高校那样要求的话，大部分学生能力不足；但如果完全像高职那样，又限制了相当部分学生的长期发展潜力。所以非高职的普本院校的教学是最难定位的，在面向就业的工作技能培养和学生创造力培养之间的度很难把握。这一类的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及对就业情况的调查，在高年级学习中加强对有益于就业的应用型技能的学习。
有人认为中国高校在世界的排名过低，事实上高校排名主要是由科研排名决定的，而现在的科研排名主要基于高档次杂志论文，所以这种排名导向并不完全有利于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相关产业互动。我国很多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达国，特别表现在很多学科实验当中要用的实验设备和各种材料、试剂、传感器等被西方工业国禁止出口，科研成果产出自然受其限制。
除了完全的基础科学领域，科研应与产业发展有较紧密的互动关系。目前，我国应首先下大气力解决实验设备和各种材料、试剂、传感器等硬件瓶颈问题，把这些问题作为重大攻关课题投入。这类研究虽发不了多少文章，却是科研和产业的重大支撑。这类支撑硬件升级是必须一步一步来的，馒头得一口一口吃。
同时逐步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更多地购买使用本国的实验设备等，从而从根本上把握工业化的方向。尤其是对中国特有的领域，应率先建设自己的高水平杂志和评价体系。
从长期看，应逐步使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达到韩国的水平，即从目前的2%出头翻一番，提高到4%。
工资展望
工业化教育体系
国家投入的教育体系应该是工业化导向的。就是说，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中长期产业发展和维持国家工业化导向运转的各类人才。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我国的教育体系应逐渐实现全面免费。首先是公平的免费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然后是高等教育的免费——先是高职免费，再是保持本科学费不再上涨并逐步降低。研究生教育中，理工医农文史哲应免费，其他像管理、金融等收入特别高的专业可根据情况适当收费。
现阶段，我国的教育体系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投入不足，整个教育体系各个层次都投入不足。由于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财政支持，所以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首先表现为基础设施的地区差距，一个是农村对城市差距大、一个是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差距大。
投入不足更为严重的表现，是教师收入低。虽然我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这里的“工资”在实际操作中大都被理解成了基本工资，而现有的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只占较少的一部分。我国中小学出现的很多怪象、乱象都是教师工资低导致的。中央应明确《教师法》中工资的含义，并为中西部、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师提供补贴，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基础教育的不公平既表现为投入上的不公，也表现为高考招考制度上的不公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教育观传统深厚的国家，所谓减负、素质教育大多是扯淡或别有用心。比如最近要求“学校要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突出表现。高中学校要将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提供给高校招生使用”，结果被网友们评价为新时期的“举孝廉”，应该说不无道理。
“自主招生”的效果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检验，自主招生搞了10多年，迫切需要说明一下所招进的学生在各方面表现、发展是不是比相同或类似高中的非自招学生好？主张取消“自主招生”的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准确的评价，恐怕难以服人。
在笔者看来，“一刀切”仍是高校录取的最好方式。有人说不能一考定终身，要搞素质教育，但我们想问，难道考试展现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就不是素质？而且现在不是大学生国家分配的时代了，你有本事的话，就算高考失常，上大学之后也能更进一步。
有些人说这种一刀切高考导向培养的学生是高分低能。请问“985”、“211”的学生有多少高分低能的？不是没有荒废学业的，但要说低能的，那还真是凤毛麟角。
还有些人把“能”完全理解为赚钱的能力，把科技人员的收入和房地产商、矿老板等去比，那就没有办法了，学校不是培养这种能力的地方。
高考的核心科目是语文和数学。语文不仅培养理解、沟通的能力，而且是文明国家的灵魂。数学锻炼逻辑思维，是学习各类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数学其实是没必要分文理科考的。这两门科目应该首先恢复全国统考。衡量各地的基础教育情况需要一个统一的尺度，语文和数学是最合适的尺度，分值也应适当提高，并应保持学校的课程培养目标的高度。高考最终应回归到全面的全国统考，以解决不同地区招考不公的问题，并逐步向东南亚、中亚及全球其他地方开放，鼓励他们的优秀学生学习中文，来中国学习。
另一个可以逐步对外开放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国应向美国学习，逐步加强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的大学生来我国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相比高考应偏重公平，研究生入学方法可以更偏重效率一些，比如加大保送生的比例，把大学GPA作为明确的参考标准等，这也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另一方面，在学术成果知识的获取上，我国应摆脱向西方学的盈利模式，而创造出社会主义免费模式。目前，我国的电子学术资源集中在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三个数据库中，科研机构或个人向他们付费获取全部或部分学术资源库。这种方式对一些小型企业或个人来说费用太高了，不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播和广泛有效利用。
最近几年，教育部建设了一个大学精品课程共享平台——爱课程网站，由国家支持产生的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采取类似的思路。可由教育部收购这三大资源网的基础数据库并整合成一个平台，使所有国内学术期刊论文资源及其基础搜索向全国免费（知网、万方和维普可转型主要从事数据分析和处理业务），降低学术知识门槛，促进在野在朝共同创新，同时也有利于对学术期刊的建设形成更广泛的监督。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应是按劳分配为主，资本风险收益分配为辅，地租参与分配为补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建立在“按劳分配”为主这一经济秩序基础上，否则再好听的价值观也如同沙丘上立牌坊，迟早是要倒的。
劳动所得是最正面的收入，按劳分配是理想。但现实是，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劳动复杂度和所在细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应尽可能多地培养中高端劳动者集中的核心工业产业，这些产业中劳动者的作用和话语权相对较强。而对低端劳动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特别是提供均等的教育和居住环境（可视为二次分配），提供合理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收入标准，维持更高的就业率。在税收方面，应对劳动所得免税，或只以低税率收税。
资本收入既具有正面性，也具有反面性。正面性在于，投资进行研发、生产、流通这些潜在地提高生产率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在市场条件下，有风险就应该有相应的对价，要鼓励风险收益相匹配的资本投入。
而反面性有二。一是垄断资本利益会抑制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需要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健全和实施。二是资本的无国界性，一旦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产生冲突，资本——尤其是大资本会以自身利益为重并展开有害的政治博弈。而且，资本比起劳动者更易于跨国界流动，所以资本家可能会不参与本国的工业化积累，而带着积聚的资金迁移到其他国家去。
总的来说，个人拥有大资本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中小资本，大资本更保守，更食利，更倾向于卷入政治，梦想以制度形式确保其地位的永续传承，使利益阶层固化。所以税收应从利润中收取用于公共服务、强制积累和二次分配的资金，并对个人大资本的产生、承继有所抑制。
地租收入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收入来源带有很强的社会性，是一种反面的二次分配（包含在企业经营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中）。地租收益中包含的风险也是属于“寻租”意义上的风险，这类风险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不是一种公平公正的风险机制。所以对地租收益应尽量实行“抑制地租、地租归公”的原则，具体的直接相关收入和税收已经在前文地租部分讨论。
除了与地租直接相关的税种之外，其他的重要税种还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属于流转税，我国正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形成统一的流转税格局。
流转税形式上是对消费者征税，但由于基本包含所有商品和服务，所以本质上来说是对劳动收入的收税。流转税的优点，一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直接税为小，税源稳定，二是征收过程有利于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监督，三是可以用于反推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流转税在国家税收中约占40%，这一占比应该说偏高了。但主要原因倒不是17%的增值税率过高（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间水平），而是其他税种征收不足。
目前中国以税收为绝对主力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的约22%，不仅低于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更低于欧洲高收入国家普遍40%左右的水平。过低的税收水平，已使我国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日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重大需求的要求。
国家财政收入是工业化国家运行的支柱。财政收入用于政府的运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安全、国防等）和工业化的强制积累（包括对城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战略项目的投入、对整个教育科研体系的投入等），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调整和保障经济秩序。
除了专款专用的社会保险基金这一块，中国财政收入来源于四部分：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利润上缴、国家税收、国债、地方卖地及地方债收入。国企的利润上缴类似于私企的分红，分红需要考虑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或研发投资，所以需要根据国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情况考虑上缴比例。现阶段一些战略行业的国企产业升级、自主研发的任务很重，所以上缴比例应低一些，而商业等其他领域的国企或国有资本公司可以根据情况逐步适度提高一些上缴比例。最好的方式是先把这些国企或国有资本公司上市，然后采取上市企业分红的方式上缴利润，这样也有同类行业的市场可比性。
地方特有的收入是地方卖地和地方债收入。卖地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城镇化和城市经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很多城市卖地收入的高峰已过。对地方债应严格控制财政担保的债务比例（以财政担保的地方债理应和国债利率相似），其他地方债应用项目自身来担保。目前地方总债务谨慎估计达GDP的26%，高企的债务本身也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所约束。
税收和国债是中国中央政府可以综合利用的资金。有些国家国债占GDP比例过高，造成债务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喜欢把过度国债问题归咎于凯恩斯，说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但其实凯恩斯只是提出在经济低谷期要用政府需求填补市场需求，并没说要不受控制地通过发债来筹钱。
过度发债很大部分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议员不愿得罪富人征富人的税，或得罪选民及利益集团降低相关支出，所以就只好发债，而发债就像上瘾的慢性毒药，越吃越多越停不下来。
中国现在累计国债占GDP比例约15%，处于安全水平。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还是比较克制的，应保持这一谨慎传统，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进行。
实质上，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绝对主体。我国应加大对利润和地租的征税力度，使税收逐步达到占GDP 30%以上的水平，这样才能为免费的基础教育、高等教研、公共服务以及更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等提供资金保障。
针对利润的税收，最直接的是企业所得税。现行的所得税税率，小型微利企业是20%，高科技企业是15%，一般企业为25%。一些经济学家一说起中国要吸引投资、加强对资本的竞争力就要降税，特别是降企业所得税。这是一种很低级的竞争观念，只适合可替代性强、迁移性也强的行业。而高级的竞争是对人才、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等综合竞争优势的竞争，有综合竞争优势自然能有投资。
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减免后的实际税率都低于英法德美，更低于实际税率高达38%的日本。各国的所得税减免条款基本都是基于鼓励投资和自主创新的，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税收优惠亦如是。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可适当提高一般的名义税率（比如提高到之前的33%），再同时出台分层次的投资减免条款从而降低实际税率。目前的高科技降税条款门槛高了些，而且传统行业的升级和改造也应予以鼓励。
个人所得税应定位为对利润和地租的间接辅助征收，所以应主要对高收入人群征收（征收人群大致为有收入人群的5%-10%），因为高收入往往意味着分享了利润和地租。现行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最大的问题是主要对工资征税，累进税率是针对工资薪金的，而对住宅或商业地产的租金收入、利息收入等资本收入采用的都是20%的低比例税率（而且由于地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目前对住宅和商业地产租金的房产税和个税征收的实际征收率很低，大量税金流失、缺口巨大），这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励食利，完全失去了个税二次分配的作用，是不利于未来发展的。
因此，个人所得税应适当提高起征点，采取较高的累进税率，并以综合方式征收。综合征收即是把一年中所有收入汇总并按累进税率征收，相比分项征收的缺点是征收成本较高。所以应提高起征点，缩小征收范围，把重点放在高收入人群上，提高征收率和征收强度，从而加强对资本收入及地租收入的征收。
另外还需考虑的是遗产与赠与税和消费税。遗产与赠与税应适时开征，就算是起始的时候只有象征意义也应该征收。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都针对富人征收的税，社会主义国家不征是说不过去的。征税范围或可定为最高1%的财富拥有者，征税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
作为对消费商品起调节作用的消费税，目前的征收集中在影响健康的烟酒上（卷烟占消费税一半以上），而对奢侈品的调节不够。没有科技含量的奢侈品是有钱人的玩物，目前我国富人大量购买西方奢侈品完全是在送钱，应对其征税以起到二次分配的作用。而对于像私人飞机、高档汽车等有一定科技含量的高档消费品，当市场由国内生产商占领时可使用较低税率，当由国外生产商占领市场的时候用高税率。另外，应取消像普通化妆品、普通酒类这种已经成为日常消费品的消费税。
总之，不管具体的征收方法的细节如何，税收的征收原则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要鼓励劳动，鼓励创新，鼓励资本参与创新，多搞投资，节制私人资本的食利性和反面性，限制对地租的寻租，地租要尽量归公。
国家养老体系
由国家组织和负责的养老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以取代农村自然经济下个体风险很高的家庭养老。国家养老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有利于鼓励年轻人冒险，让老年人安定地度过晚年。
整个国家养老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某一时期养老的水平主要由什么决定的呢？很多人容易自然而然地类比个人储蓄养老，认为前期（年轻时）储蓄得多、投资收益得当，后期养老金就多。真是这样吗？对个人看起来正确的，对整个社会则未必。
养老是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而商品和服务是要由年轻劳动力来提供的。假设某一时期人均生产力水平是每人生产50个粽子（代表所有商品和服务），共有30个劳动力和10个老人，那么可能消费水平为劳动力平均每人40个粽子（包含了抚养未成年的消费）和老人每人30个粽子，也可能是劳动力平均每人45个和老人每人15个。可以看出，养老本质上是和当期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带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生产力持续提高，又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养老就只是一个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务制度问题。反之，养老就会变成年轻劳动力沉重的负担。
所以，工业化国家的养老，一是需要维持可接续的劳动力数量，这应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二是需要不断提高人均生产力水平（也就是不断提高产业发展水平）或者维持较高的人均生产力水平。这方面最显著的反例是原苏联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等各加盟国生产力倒退、去工业化显著，养老水平必然下降，这是养老制度自身无法解决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像挪威和沙特靠石油发家，把巨额石油收入注入国家养老基金，然后在世界资本市场上获取资本增值、股/利息收益来维持高水平的养老。这种方式实质上是通过分享和利用他国的生产力养老，小国可以这样分享利用，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做不到的。我国的养老必须立足于本国生产力的提高、产业水平的提高。
目前流行的国家养老的财务制度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现收现付制表面上看带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但有助于整个国家舆论保持对养老实质的认知。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城镇职工一直采用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养老也是一种小范围的现收现付制。从现行财务上看，现收现付制的收入应该直接从国家税收中来，但问题在于在一个趋向老龄化的社会中养老支出的增长可能高于税收的增长速度，从而对国家财政造成较大压力。所以不少国家采用和个人储蓄养老相似的基金制，利用投资收益来壮大养老金。
我国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基本养老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成，采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结合，包括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本人缴费为工资的8%，进入其个人账户，将来领取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累计金额和年限正相关。单位缴费为工资的20%，全部进入统筹账户，纳入社会统筹基金，并以省为单位尽行调剂。个人账户可跨统筹范围转移，但统筹账户不行，这造成大量进城务工而未在工作地定居的统筹账户资金被留在了富裕省份，这是目前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2015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2.7万亿，其中保费总收入2万亿（按2015年GDP增长7%到68.1万亿算，占2.94%），财政及政府补贴收入5620.38亿元，支出为2.46万亿，本年收支结余250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约3.59万亿。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实际上这是第二年出现收不抵支，且扩大的速度较快。2014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亏空约为1560亿元左右，而2015年则翻了一番，达到了3000亿元。
根据我国目前人口结构，处于生育峰值的60后逐步退休，养老支出将会增加，而保险扩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90后及00后即将进入工作岗位的人口比70、80后要少，新增的缴费人口将远远低于进入退休年龄人口，所以基本养老金的运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是目前制度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综合考虑公平和财务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改进方案：
取消养老金收入中单位缴费20%的统筹部分，把个人缴费部分由8%提高到15%左右，使这部分收入能占GDP的1.5%。由于个人缴费和统筹缴费都属于企业的成本，这样实际上也降低了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如前文建议，加强对利润和地租征税后，我国税收应逐步从GDP的22%提高到30%，在此过程中逐步把2.5% GDP的当期税款纳入养老基金，以取代原统筹部分。这样一来，总的当期养老金收入可达GDP的4%。
在未来10年内逐步发行国债6万亿左右补充养老基金（使养老基金存量规模达到10万亿），对养老基金逐步过渡到全国统一管理经营，并改变现在过于保守的养老保险投资思路。我们已经知道，养老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而过于保守的养老保险投资思路使养老金的增值赶不上产业增长，不能很好地分享资本收益。我国现在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养老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其助力。
我国的养老基金可以1/3投入固定收益市场，1/3投入二级权益市场，最后1/3投入风险资本市场（投入到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产业风险基金上去，从事风险投资而非天使投资）。与政府控制的国企强调对垄断行业、战略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不同，养老风险产业基金应强调财务投资，把资金分散到各类其他资本主导的风险基金上去，占资金比例不超过30%（可监督财务），以形成良好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共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有3万亿逐步投入到产业基金，将形成10万亿的风险投资基金，为我国的产业发展和风险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后记
本文的写作本来打算在整体上按时间段顺序来写，也就是分析每个时间段的地租、利润和工资问题，但发现这样写行文比较混乱，不易于让读者理解文中蕴含的线索。于是就有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这样一种“复调”的写法，一个调一个调地弹。这种写法虽有小部分内容重叠（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在地租和利润历史部分都有等等），但更有利于阐述其中的逻辑并运用在其他的分析上。
本文希望表明，国家工业化的前进是有原则、有脉络可寻的。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要素、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也各有不同。路可以不同，可以曲折，但原则错误不能犯。
在资本、贸易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工业化发展国的中国，想全面推行理想的社会主义政策固然有一定困难，但也有不少社会主义政策是符合现阶段工业化需求的。像逐步推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做大做强战略行业的国企和国资，加强对利润和地租的税收，以及约束资本的负面作用等，这些既有利于工业化又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策都亟需实行。按劳分配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共同成长，必将成为中国复兴的最大力量！
作者简介：黄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博士，西藏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微博@觅山河 。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博士（微博@中科大胡不归 ）和会员@吞食者达雅、郭晓明博士（微博@西西河氏唵啊吽 ）、陈经等人对本文的诸多有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