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的历史和逻辑

工业国家竞争

无论商业模式如何变化，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都是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再用获得的利润进行研发或者扩大再生产。这便是企业的积累。而相应的，国家的工业化积累就要使国内工商业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并把这些利润用于工业化积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一难，利润用于工业化积累是二难。

从16世纪新航路开辟到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强大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帝国，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两国。但到了18世纪，西葡两国却落在了后面，没能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因为两国把资金都消耗在战争和王室大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中，而不发展自己的工业，所需的工业品从英法等国输入。自己的殖民地反而成为他国的工业品倾销地。西班牙和葡萄牙错过了工业化的大好时机，令人唏嘘。但毕竟这事没有先例，需要一些想象力，所以也还可以理解。

成为第一个世界性工业强国的是19世纪的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的1860年代（注意这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间），其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世界的40%—50%，欧洲的55%—60%。1841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本旷世杰作中，对英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括号里是笔者的解读）：

“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

1，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引进先进技术优先）

2，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保护和发展先进技术，避免外流）

3，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国际市场的剪刀差）

4，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开拓殖民地）

5，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属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揽，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对殖民地的市场垄断）

6，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渔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发展自己的航运，控制流通）

7，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军事和殖民地贸易相辅相成，即军事和经济利益相互支撑）

8，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虚伪的自由贸易）

9，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只在自己赢的时候才服从规则）

10，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国内市场也是武器）

11，如果象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耍流氓）

12，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为了利益不惜战争）

13，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的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补贴倾销，破坏其他工业国的生产能力）”

不能找到或想到比这更好的总结了！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70年代之后的政策有多少是其变种或翻版？在这本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写的书中，李斯特还充分肯定了美国北方争取贸易保护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他指出主流舆论说的“重商主义”其实是“工业主义”，并提出了德国工业化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策略。

其实从常识来看，贸易保护政策对后进工业国的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个国家国内的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竞争不过外国的进口品，亏损破产了，还发展什么工业？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就面临这一困境。美国南方向英国输出原料、进口工业品，要求自由贸易。美国北方幼稚的工业资本承受不了英国质优价廉工业品的竞争（还有隐藏其中的农业地租问题，这在上篇中已有论述），要求提高关税、贸易保护。

实施贸易保护后，美国则能发挥出英国不具备的优势：广阔的南方就是北方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倾销地，暂时不需要对外开拓和维护殖民地。换句话说，南方就是北方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到19世纪末，美国就从一个二流的工业国上升为无冕之王，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

英、法虽不像美国那样有广阔的腹地，但都先一步建立了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地和市场倾销地。德国这个后进国就比较郁闷了。德国通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得到了法国的赔款，并得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丰富的资源。

凭着强烈的国家意志，德国工业化开始提速，速度仅次于美国。英德矛盾、法德矛盾逐步加深，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后进工业国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终于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从争夺世界各地殖民地的角度，才能称的上是世界大战。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并大搞殖民地贸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结盟，正是这一延续的最好注脚。

但大战的结果，却是殖民地体系的解体和民族解放运动、美苏冷战和美国的称霸。由于要作为整体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随着科技发展工业化核心产业的扩大和多样化，西方主要工业国之间的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方式得到了缓和。

为协调各国工业化的核心利益和贸易关系，西方主要工业国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各国自身的贸易保护方式也转向比较隐性的方式，如各种技术壁垒、环保壁垒、国家安全。其中最奇葩的是日本，日本虽然签署了各种贸易开放协议，但却是最封闭的国内市场。日本产经联组织下的核心商贸公司控制着日本的国内市场，不通过他们的渠道，外国重要工业产品基本无法进入日本市场。

另一方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封锁。1949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就是这样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以防社会主义国家从外部获得重要的技术和生产资料。1952年，巴统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把400多项物资列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目录。

最后，针对原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的贸易关系，在形式上也出现了改变。故事的一部分是，关贸总协定逐渐成为一个强国主导的共同的谈判平台，成为资产阶级程序正义的面纱。另一部分是，利用各种工具、特别是经济理论工具来作大忽悠。

历史的趣味在于历史喜欢重复自身的逻辑。古典自由主义发源地在英国，当时英国是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英国虽然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但当时仰慕工业化的法美德俄日等后进国并未接受。还记得亚当·斯密是怎样一本正经地劝说美国不要搞工业的吗？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最强的工业国。在经过一段国际政治的调整之后，美国从70年代开始全面鼓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受害尤重的是拉美国家。

美国一直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在50年代，美国控制了拉美石油产量的60%、炼油业的50%以及几乎全部的石油产品；控制了拉美铜生产的90%；控制了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古巴的铁矿开采，拉美的铁矿砂几乎全部运往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锌和铅，古巴和巴西的镍，古巴的金和巴西大部分的金。美洲大陆的电话公司、水电公司、航空公司几乎全部为美国控制。农业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几乎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甘蔗的生产和出口，成为拉美国家的“国中之国”。美国几乎控制了拉美对外贸易的一半。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动摇了美国的霸权，极大地鼓舞了拉美人民。从1960年至1976年，拉美通过参股、赎买、征收、没收等办法把198家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即使经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至70年代中期，美国资本依旧控制着拉丁美洲1/5的国内生产总值、1/3的工业生产，经营着1/3的对外贸易。然而美国并不甘心，陆续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同时通过学术包装培养了一批经济学家，即“芝加哥男孩（或译芝加哥小子）”，来帮助军政府实施全套经济政策。

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为发达工业国牟利的工具。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能自拔，拉丁美洲自上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以来，长期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

美国在拉丁美洲搞的这一套也被称作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的区别，在于控制方式不同。旧殖民主义是通过军事占领而形成经济垄断，新殖民主义是资本控制、培植经济和政治代理人，来把他国固定在初级工业化的地位，使其永远为自己服务。有人把政策的焦点集中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上，实际是模糊了视线。本质的问题不是私有化和国有化，而是外资化和国资化。要问的只是，国资化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是国有化而不是私有化？或者说，为什么私有化必然导致外资化？

我们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业化崛起是由资产阶级主导，但德国是容克阶级主导的，俄国是沙皇主导的（在俄罗斯的传说里，几乎是彼得大帝一人促成了沙俄的崛起），日本是天皇和藩士政权主导的。这些政权都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培育出了与本国政权紧密结合的工业资本。同样完成初级工业化的，还有二战后的韩国军事政权、台湾国民党军事政权。那么，为什么这些后来者不是以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支撑的政权来推行工业化呢？这个问题不妨反过来想，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和私有化这两条？

贸易自由不用多说，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中对落后国家占有绝对的优势。那私有化呢？为什么不怕出现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因为这些落后国家的资本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资本面前太脆弱、太渺小，收购、控制起来从资金上没啥问题，关键是要对方愿意配合卖或合资。好比说你是一个重要产业企业的资本家，面对利益诱惑甚至威胁恐吓，你是愿意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坚持当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和跨国资本合流当买办资产阶级？子弹在飞，一步之遥啊。这就是落后国家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现实却是全世界的资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落后国家的资本很容易向强国跨国资本屈服、妥协而合流。

而如果是国有企业，要收购、控制的话，面对的是国家政权组织，就没那么容易了。实际上，国企往往被视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就要把其从政权中剥离出去。这样还可以避免受害国政府担着卖国的名声，反正新自由主义宣称自己只是一项经济政策。

因此，历史的辩证法在于，那些落后的又想实现工业化崛起和发展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相对独立的、有工业化意识的政治权力做保障，不管权力核心是皇帝、地主、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实际上，二战后，法、德等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恢复和发展靠的是强有力的国有企业，像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则把国家当作一个大企业来经营。而大部分完成初级工业化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还有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成员国，以及南斯拉夫、古巴、朝鲜等。虽然其中相当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去工业化的倒退，但不能否定其工业化的成绩。

朝鲜离我们近，不妨看看朝鲜。二战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了经互会，以协调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苏联的主导下，经互会成员之间以苏联为中心按分工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工业，贸易主要按计划方式进行，以卢布计价，贸易逆差以物资偿还。朝鲜虽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实际上加入了其分工体系。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朝鲜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超过60%，人口城镇化比例超过70%，对外贸易主要进口原料、燃料和石油而出口工业制成品，工业化初级阶段已经完成。

但苏联的崩溃使朝鲜丧失了贸易伙伴，又被美国制裁，很难出口创汇，整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直到1999年才缓过气来实现正增长。由于不能充分进口原材料，经济建设必需的石油、焦炭和橡胶严重短缺，对朝鲜历经几十年奠定的经济基础造成致命的破坏，包括农业生产、能源、制造业等等。朝鲜的农业本来已经是工业化的石化农业和机械农业了，但由于石油、化肥进口减少90%，导致农业生产大倒退，一下由800万吨以上（人均达千斤）的粮食产量跌落到400万吨左右，不能自给。苏联和朝鲜的血泪经验，再一次提醒我们工业化道路的残酷性、经济的脆弱性。

中国故事

现代国家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共产党的中国同样如此。建国后，中国就致力于工业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积累资金从何而来。显然，中国不可能像一、二战前的工业化国家一样靠殖民地来实现原始积累，所以只有靠自己。

在计划体制下，积累问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只要国家把人力、资源投入到想要发展的产业上去。关键在于有没有合适的人，有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对于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很有限，所以贸易模式只能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来进口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相关技术。中国在建国开始就实现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改变了旧中国以进口消费品、奢侈品为主的状况，所以从进出口情况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情况。

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在出口方面，除了主要出口农副产品外，还逐步发展了轻纺产品等工业品的出口。进口方面则主要是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到195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1.03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了1.73倍。

大跃进期间，为了密切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主要进口了国内供应不足的重要原料、大型精密设备和若干调剂市场供应的物资，包括粮食、食糖、化肥、农药等。在出口方面，则努力增加工矿产品的出口，到1965年工矿产品的出口比重已达到40%以上，而进出口总额达到42.45亿美元。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1965年，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但我们知道，巴统对中国实行着严格的禁运，所以对外贸易工作处于困难的阶段。

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禁运放松，对外贸易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1972年开展了“四三”引进方案，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引进了化肥成套设备、合成纤维成套设备以及制氧、轧钢和发电设备等技术设备，并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到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06.4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53.5%，其他出口品主要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各种日用百货等轻工业品。

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地区开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抓住了70年代之后又一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确立了以加工贸易为重点、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沿海发展战略，实现了外贸出口由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1991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77%。

进入90年代之后，加工贸易更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扩展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到1995年，机电产品超过纺织产品，成为出口最大类产品，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2001年加入WTO后，“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更是突飞猛进，还带动一般贸易的发展，贸易顺差暴增，电子信息产业则逐步升级为主力贸易产业。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过5千亿美元；到2007年，超2万亿美元；2014年，超4万亿美元。

改开后的工业化路径、模式和改开前全然不同。建国后，我国一直有强大的备战压力，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把资源重点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70年代和西方的关系缓和，为改开后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改开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益为导向的，加工贸易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后，工业化也围绕它展开。

首先，加工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带动基础设施、建筑等相关的水泥、钢铁等产业快速增长。应该说，如果没有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是无法充分利用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实现如此快速的城镇化的。

第二，加工贸易结合自身的工业基础发展出一批自有品牌的制造业，如家电业的海尔、机械业的三一、电信业的华为等。这些企业都是先立足广阔的国内市场，再自主研发，并向国外扩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对于一些配合加工贸易和城镇化亟需发展的重要产业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最显著的便是汽车业。汽车业普遍采用合资的形式来扩大规模，主要的成绩是满足快速增大的国内市场的需要，缺点是并未换得核心技术。其实，“市场换技术”是违反工业竞争原则的，外资看中的是广阔市场带来的利润，转移核心技术不是在培养竞争对手吗？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换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四，由于国际环境改善和向显性改善生活水平的产业的倾斜，改开后，政府向国防的投入大大减少（甚至还一度放开了军队经商），国防相关工业大受打击，艰难维系，一直到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才有了转机。国防工业逐步开始重振，促进了自主研发的开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五，改开后，我国仍自主实施着贸易保护政策，但加入WTO后，贸易保护的方式方法都得向国际规则靠拢，一些核心产业的开放也排上日程。为此，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国企进行了“抓大放小”的重整。在核心产业建立起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保障了工业化的进程操在自己手里。但在“放小”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被贱卖或破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特别是原重工业基地东北有很多颇具技术实力的企业破产，相当一部分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如何评价改开前后30年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评价一要有历史的观点，二要有辩证的观点。

历史的观点是，工业化路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建国后，我国工业底子薄，并有长期的国防压力，受西方禁运，所以采取偏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路径，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在改开后，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西方大市场来快速推进工业化，大方向也是对的。缺点、问题都有，但都是相对的。而辩证的观点在于，如果后面的发展能够继承前期发展的优势和优点，改善劣势和缺点，则前期发展的成就将会放大，反之则前期发展的问题将被放大。

解放前，我国没有多少工业化底子，少数好的因素如东北的工业基础和一小批高端人才都在解放后被很好地继承了。东北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等学者在高科技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前30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8%，其中工业产品以11%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73%。比数据更重要的是，我国基本建成了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卫星上天和核潜艇下海，为工业化崛起所需的独立的政权（改革开放时的独立自主尤其重要）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和自信心保障。

其实，自信心保障更为重要，自信心使有历史感的中国人不会被西方的繁荣吓到投降，不会把洋人的话当真理顶礼膜拜，才能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性的思考。改开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匹配。到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只有17.9%，大大低于工业比重。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资源，无法把自己培育起来的大量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投入到城镇的工业化积累中。改开后，通过用加工贸易的出口创汇来进口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资源，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加工贸易结合完善的工业体系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到2012年GDP年均增长达9.8%。

改开30年最大的问题有两点。一是自主研发和创新不足。国防工业还一度出现停滞，直到前南炸馆事件才不得不调整。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导向下，特别是2012年以前，加工及一般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的钱太好挣，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显得相对风险很大，创新动力不足。十八大之后，低附加值的对外贸易、房地产都不能再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我国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需要把积聚的大量资金全面投入到自主创新中。

二是形成了一批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有的甚至是勾结西方垄断资本）。这批利益集团不仅大搞腐败，败坏党和人民的关系，还鼓吹垄断行业和战略行业的私有化，妄图使中国放弃经济自主权，从而控制中国经济，令少数资本家和西方资本获得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和阶级固化。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鼓舞人心，令人大有期待。在经济路线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总之，如果我们能在十八大之后，尽量克服改开30年的缺点，那么改开30年的价值就能被充分肯定。

利润展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走到现在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把国内大量的存量资金投入到自主创新的工业化积累当中去；二是如何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处理对外贸易问题。

自主创新

利润转为工业化积累，对国有企业不成问题。一个目标明确的国家，总有各种办法把自己控制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和产业升级中。现阶段，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应集中投入到先进工业国有明确先发优势的、又是工业化核心的产业上去，像航空、材料、高端钢铁、芯片、高端设备、基础软件等。这类产业，就算研发成功也很难争夺已经被瓜分的市场份额，已有的国外垄断企业可通过降价直接打击你的巨额投入。所以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支撑和市场保护，私有资本是很难有动力投入的。

虽然搞这些研发对企业不划算，但一可以提高核心产业能力，二可以降低外购成本，对整个国家是大大有利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像前三十年那样，下决心组织起科研力量，投入资金，攻坚克难，不达目的不罢休。对于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的考核不能仅以资本增值为指标，更需考核它在自主创新、提升工业化水平上的贡献。

而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下是遵循投资激励的基本原则的。投资激励问题很简单，就是要低风险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搞研发和高科技产业属高风险，应让投资者有高收益的预期，把有钱人和中产的闲余资金导入其中。可是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风险收益不匹配，二是投资的进出渠道不畅。

风险和收益要匹配，不能低风险高收益，比如本世纪前十年的房地产产业。房地产的钱那么好赚，为什么要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技术中去？目前的投资体系中，高收益理财产品的“刚性支付”不能打破也是同样的问题，刚性支付实际意味着无风险。

又比如，现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就需要贯彻风险收益配比原则，特别是一些（潜在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自然垄断型和垄断竞争战略型行业的企业并不适合引入私有资本搞混改，以免形成垄断资产阶级，大型资源型国企搞的销售公司混改就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要防止由竞争形成的寡头垄断企业压制小企业创新而形成的低风险高收益。

投资的另一方面问题是钱找不到项目、项目找不到钱。改开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有钱人，但这部分人大部分都是靠地产、矿产等传统产业或寻租项目发的家。人都是有惯性的，他们不会喜欢把钱投进自己不懂或不喜欢的领域，所以需要一个运转有效的资本一级市场，起到导流的作用。特别是新兴高科技，主要是人才密集型，往往缺乏银行贷款所需的资本抵押物。所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一级市场是当务之急，并形成一个投资高科技和产业升级企业的风潮。当然，也要注意监管，避免形成泡沫。

自由贸易区？

最近，我国兴起了一股自由贸易区热。很多地方都要搞，有些地方想学香港搞商品自由贸易。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一个国家在本国人民可自由出入的腹地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国商品无关税销售，这不是在冲击国内市场吗？自贸区这种搞法其实类似于以前的经济特区的搞法，国家给特殊的税收政策予以扶持。只不过以前的优惠税收是针对企业的，现在的优惠税收是针对进口商品的。以前的政策还是发展生产的，长远对其他地方也有利。现在的政策变成了鼓励消费外国商品，图利的只是自贸区当地经济，长远对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这类自贸区在各地兴起，这岂不是把我国整个变成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市场对某国商品无关税或低关税开放实际上是国际贸易谈判的筹码，这样搞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如果要建成国际物流中心那倒是无碍的，只是这样格局就小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自贸区更像是个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区域，为未来的资本放开做准备和试点。这样的话叫自贸区就有点名不副实了，应该叫“自由资本区”才对。比如对外资投资的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实际是对外资投资的进一步放松。但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其实不缺资金，吸引外资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项。在资本流动方面，更应该考虑和大力发展的恐怕是人民币和中国美元资本的对外流动，比如分步骤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方式，又比如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对外境外融资等。

总的来说，自贸区有试点意义，但并不是一个适合在全国快速推广的发展和竞争方式。除个别特殊的如老少边穷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应抛弃那种依靠中央的税收优惠或政策优势的发展竞争方式。这样的竞争方式也无法有效衡量地方的经济发展业绩。美国管理大师波特有个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其实这个理论更可以看作一个地区的产业竞争理论。中央应要求并鼓励地方（一地或多地联合）把发展和竞争集中在发挥各地现实和潜在的竞争要素上，解放思想，构建出可持续的中高端产业（包括现代农业），最好能形成产业集群，像深圳及周边地区的电子产业那样。

一带一路

如果中国的产业升级发展顺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将显著变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将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这样必然会与美、德、日等国家争夺市场，发生冲突。按照通常的做法，国内市场当然要优先保障国内的高科技产品。将来美国、欧盟、中国都会在自己的市场上维护自身的核心工业产业，日本就更不用提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现有的中低端产品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地，到了高端产品是不可持续的。有人认为美国拒绝中国企业收购美高新技术企业是因为购方为国企或国企背景，这完全没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工业化强国之间，核心产业上会有对等、交叉的利益交换式的开放，但不宜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除非有国家犯错或迫于无奈），在其他国际市场上的争夺才是重点。

一带一路的长期愿景是要整合欧亚大陆，而中期战略的本质就在于建立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循环，在于把握住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市场以及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纵横经略，必然会导致国际政治的动荡。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最值得细心经营的是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在中俄联盟的背景下，中亚基本可安定下来。中亚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会为中国解决新疆问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未来10年内，中国应在中亚地区加大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利益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中国在从中亚进口能源的同时，应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一些有特色的内需工业，并向他们出口他们不愿发展或没有能力发展的工业品和消费品。

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其实是东南亚区域，特别是和中国直接接壤和间接接壤的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直接接壤、人口众多且边境容易通过的国家在地缘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如果长期有大量贫困人口或出现动荡，势必会有大量人群跨过边境，带来移民和外来劳工问题，特别是当中国被公认为富国之后。

有不少人在争论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要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太过庞大，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不足以长期维持这样的规模，招工难问题与之也有一定联系。如果产业不转移，未来或许很难避免引入外部劳工，来从事相关工作，而外部劳工的主要来源必然是这些接壤的东南亚国家。所以从长期来看，问题在于引进大量外来劳工维持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合适。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民币要走出去，长期地看，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是需要对中国有出超的。人民币的首要储备地也应是这些东南亚国家。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应该优先向配合中国高铁输出战略的国家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可做相关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链分工。中国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应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一体的政策，惠及大多数人，形成中国治理的典范。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博士，西藏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微博@觅山河 。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袁岚峰博士（微博@中科大胡不归）和会员@吞食者达雅、郭晓明博士（微博@西西河氏唵啊吽）、陈经等人对本文的诸多有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