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古文字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历史上，释读古文字可以追溯到汉代，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种学问，但一直被视作从属于经学的“小学”。到了近代，古文字学逐渐独立，但仍只有少数学者从事研究，因而有“绝学”之称。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学科才得到空前发展，研究队伍逐步扩大，成为介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之间的一个学术领域。目前，古文字学已有四个学科分支，即甲骨学、青铜器(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及简帛学。古文字学的繁荣发展，对探索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基础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古文字学的发展过去之所以受到限制，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大都属于珍贵文物，流散秘藏于众多藏家，学者不易接触。甚至著录有关材料的书籍也多是价格昂贵，不是一般读者所能问津的。例如，罗振玉所编的甲骨书《殷虚书契》前、后、续编和《殷虚书契菁华》，金文书《三代吉金文存》，在图书馆里均列为善本。
为了克服成为学科发展障碍的这种材料困难，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上世纪50年代，就有古文字学专家提出建议，由新成立的国家科研机构组织编纂甲骨文、金文的著录汇编。由于殷墟甲骨有十几万片，商周金文数也过万，因而辑集编录的工作十分繁重困难，虽有许多学者全力以赴，还是经历多年才告完成。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于1983年出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共18册，在1994年完成出版。
《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这两部大书，加上后来编著的《甲骨文合集补编》、《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等补充性的著录，以及种种新出土材料，为全面整理甲骨文、金文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材料汇集的基础上，古文字学者还编纂了许多工具性书籍。如在甲骨文方面，有于省吾、姚孝遂等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和《甲骨文字诂林》，饶宗颐、沈建华的《甲骨文通检》，沈建华、曹锦炎的《甲骨文字形表》与《甲骨文校释总集》等；在金文方面，有容庚的《金文编(第四版)》，严志斌的《四版金文编校补》等。
上世纪50年代，陈梦家著有《殷墟卜辞综述》，胡厚宣著有《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年，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王宇信、杨升南主编了《甲骨学一百年》，宋镇豪主编了《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这些著述，反映了这个学科分支的具体进展。至于青铜器和金文，则还没有类似的书籍，想了解有关情况，可以翻阅孙稚雏的《青铜器论文索引》和张懋镕等的《青铜器论文索引(1983—2001)》、《青铜器论文索引(2002—2006)》。
与考古学密切结合
古文字学进步显著，与中国考古学工作的开展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田野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于是古文字文物不断涌现。这些古文字文物许多是前所未见的，迫切需要释读，这就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也使古文字研究从以传世流散材料为主转变为以有科学记录的考古出土材料为主。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学。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古文字文物本来就是一种古代文化遗存，与其他种类遗存一样可以适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层位学、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时同样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学为例。自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行了15次，其间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于战争，这些宝贵材料直到1948年、1949年才正式发表(仍未完全)，随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热烈讨论，即所谓“文武丁卜辞”的问题。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由于新的考古发现，今天的甲骨学范围业已扩大。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考古学的方法影响古文字学在青铜器和金文方面表现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青铜器本身乃是出土古器物的重要门类。经过众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中原地区(广义的)青铜器的分期序列可以说大致清楚了，这对金文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少论著，例如刘启益的《西周纪年》等等，都把青铜器分期同金文分期结合起来，有许多创见。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以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为基础，参以历法研究，编制了“西周金文历谱”。其他地区的分期研究也正在进行中。这一类工作，有利于更准确地通过金文研究当时的历史。
学科新分支建立
与甲骨学、青铜器研究不同，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兴起的学科分支。
简帛，即古代用以书写的简牍、帛书。1901年，有外国学者在新疆尼雅一带发现了简牍，开启了这方面研究。后来又有过一系列发现，如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获得的居延汉简，内容十分丰富。但当时所得的简牍，时代大都属于汉晋，其文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古文字。只是由于古文字学者兼顾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成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
以先秦古文字写成的简帛，其发现较晚。1942年，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遭到盗掘，出土一批盛放在竹笥里的帛书，引起学者的关注，可惜后来流散到美国。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考古发掘中，于五里牌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竹简，使现代人首次亲见战国简册的原貌。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简帛的发现连续不断，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如1972年的临沂银雀山汉简，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帛书，1974年新的居延汉简，1975年的云梦睡虎地秦简，1983年的江陵张家山汉简，1992年的敦煌悬泉置汉简，1993年的荆门郭店楚简，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楚简，1996年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2002年的龙山里耶秦简等。对这些新发现的简帛，有众多学者进行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由于简帛的内容有书籍与文书之分，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彼此不同，近年来简帛学又有进一步细化的趋势，恐怕不久就会成为两个分支了。
战国文字研究成为专门的学科分支，比简帛学更迟一些。与殷商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春秋文字主要是金文不一样，战国文字散见于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简帛、石刻等项，很难做综合考察。早在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曾将这一时期的文字区分为东土(六国)和西土(秦)，特别指出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乃是当时的“通行文字”，但他未能做具体研究。后来，唐兰有编著《六国文字研究》的计划，也没有实现。因为研究的欠缺，1933年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发现的大量金文，以及上面提到过的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都在很长时间不能正确释读。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有论著将各种战国文字材料集中起来，依《说文》“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之说，划分为三晋、燕、齐、楚、秦五系，给这个学科分支的建立开拓了道路。
战国文字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步非常快。在历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会议上，这个分支的论文越来越多。1989年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2003年有订补本)和2001年汤余惠主编的《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可以作为这个学科分支成熟的标志。
古文字演变系谱贯通
中国的古文字，从殷商到西周，各地本来是统一的。春秋时王朝衰弱，诸侯主政，国家趋向分裂，文字开始有东土、西土的分别，到战国时各国的差异更甚。秦代统一文字，是以秦文字为标准。汉以下的文字都由此而生，东土六国各系文字于是废弃。实际上，和商周文字更接近的不是秦文字，而是六国文字。战国文字研究的进步，使古文字演变的系谱完整贯通了，有着重要意义。
在东土六国文字中，楚文字研究取得的成绩最大。这是由于楚国具有特殊的地下自然条件，又有非常良好的墓葬制度，使得在其他地方大都朽坏消失的古文字文物得以保存。楚文字文物品种众多，最有价值的是竹简、帛书，所以楚国简帛是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两个分支的交叉点，成为近年来古文字学的热门课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楚简的讨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几次热潮。第一次是在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以后，在国内和美国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中心是这批楚简中的《老子》。第二次是在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开始出版后，其间的《孔子诗论》成为讨论的重点。后来，上博简继续公布，研究者的热情也持久不衰。最近，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战国竹简上来。清华简和郭店简、上博简一样都是书籍，但书的性质不同，后者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清华简则多为经史一类典籍，包括《尚书》及近似《纪年》的史书。这几批竹简书籍由于文长字多，有的还有今本可资对照，在古文字考释上有其特殊的便利。从许多文字的释读出发，每每可以上溯殷周，解决甲骨文、金文等久悬不决的难题，使我们对古文字的演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最后，还想附带说一下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通过殷墟甲骨文可以看到，商代的文字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系统，不难想象在其以前存在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近年在各地已经发现许多年代早于殷墟的符号，有的是文字，有的只是符号，但很可能与文字有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研究会进一步深入，从而揭示中国文字究竟是怎样萌生形成的。有关研究或许会成为古文字学的又一个新分支。
2009-08-14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