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新视野》2016年第2期，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内容摘要】中国式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生成兴起和发展壮大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模式。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具有思想动因、实践动因以及坚定地走向现代化所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中国式民主的特色，体现在指导思想、领导核心、主体力量、经济基础 、方式选择、次序排列、发展策略等方面。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在于保持社会稳定，治理效率更高，人民权利实在，执政团队卓越。中国式民主面临的改革完善，是要解决好坚持党的领导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有效地实施党的领导，不断地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建设在发展中国式民主政治中的全局性的作用等关键问题。中国式民主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是世界民主模式多样性的生动体现，它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且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关键词】中国式民主  动因  特色  优势  改革完善

【作者简介】 许耀桐，男，福建福州人，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和方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理论、党的建设等研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依据马克思主义民主学说和人类历史上普遍的民主原理，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开创了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即是在中国大地上生成兴起和发展壮大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模式。中国式民主是一种新型民主，是民主发展的一条新路，它不同于西方式民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选择中国式民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试想，如果不走中国式民主的新路，不实行中国式民主，其结果或者是不思进取地沿袭苏联模式专制的老路，或者是邯郸学步地蹒跚于西方式民主的迷途，中国都将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失之交臂、渐行渐远。中国只有沿着自己的民主道路走下去，才能够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一、中国式民主的动因

当代中国，为何中国式民主得以兴起和发展？对此，有必要探寻其动因问题。只有从研究动因着手，才能科学地认识和阐释中国式民主的本质和特征，揭示和掌握中国式民主运行的轨迹。

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其思想动因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更明确地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2]毋庸置疑，由“五四运动”为其作出思想和干部准备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从成立之时便奠定了民主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从制度上选择了民主集中制[3]。

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其实践动因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曾实施过参议员和县、乡长的民主选举，效果很好。虽然民众识字不多，但他们采取投豆法、烙票法、编号选举法等方法，把自己希望当选的人选出来了。毛泽东说：“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4]

然而，处在白色恐怖和革命战争严酷环境下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观上认识到需要实行民主，并在一定的范围内积极推进了民主实践，但是，从总体上讲，革命战争环境客观上并不具备开展民主的条件，党也无法按照民主的制度和方法进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此时客观上已有了开展民主的现实环境，但主观上却囿于几十年的习惯做法，而没能在实行民主方面有所作为。及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9年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极左思想路线推行的“一纲三制”，即“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家长制”、“终身制”和领袖个人钦点接班人的“指定制”，反而使国家、社会和党内生活事实上陷于专制和人治。

物极必反。倒行逆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的中国迎来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荒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破除“家长制”、“终身制”、“指定制”的专制和人治转向追求民主和法治，中国决绝地告别了专制和人治，致力于民主和法治建设，由此带来了中国式民主。显而易见，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是以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和深刻总结历史教训作为前提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代价和历史教训中，蕴藏着中国式民主必然兴起和发展的最为直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

由于极左思想路线醉心于国家上层建筑革命，已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加剧了社会和人民的贫穷落后。为了走出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求实行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平等的经济，它只承认等价交换，不承认任何超市场的特权，不论任何人，不论性别、年龄、身份、地位、受程度等的不同，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这种平等性反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和理念。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经济建设，同时需要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跟进和主导。而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若离开了民主也不可能发展，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化和多元化，要求彻底终结个人专断与权力过分集中，个人迷信与权力失却监督的专制和人治状态。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5]

由上可见，当代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源自于中国自身所具有的思想动因、实践动因，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后中国坚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产生的更为强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动因。今日中国之民主，并不是从外部直接加予或硬性嵌入的。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是对民主由衷地发出内心的呼唤，具有强烈的自立内生性。民主之于中国，无须任何强制、也无须他人说教，因为人民需要民主，社会需要民主，政党需要民主，国家需要民主。中国式民主所具有的自立内生性，决定了只要中国的现代化在发展，中国的民主也必然要发展。中国式民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和倚重，构成了国家坚固的制度基础和良善的政治生活。

二、中国式民主的特色

中国式民主是中国开创的新型的民主模式。之所以是新型的民主模式，因为其具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中国式民主的特色体现在指导思想、领导核心、主体力量、经济基础 、方式选择、次序排列、发展策略等七个方面。

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乃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科学地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揭示了民主的实质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具有自身内在的一系列规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式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因为它属于社会主义，并已实现社会主义为依归。

核心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独自担负起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职责和角色，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才取得的，也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力量，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维护中国国家统一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最本质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根本保证。

根本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属性和鲜明特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最高目标。人民是民主的主体，早在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话中，就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毛泽东当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起来了，行使民主，监督政府，才能避免人亡政息。对此，黄炎培极为认同，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　

经济基础：公有制保障公平正义。在中国，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也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的操纵。在民主选举中，我国坚持由公有制经济为民主政治活动提供经费，而坚决反对和制止私人资本的介入和掌控。相比较而言，公有制经济更能保证民主政治的公平、正义。

方式选择：协商民主是主要形式。民主的方式大致有竞争式民主、谈判式民主、协商式民主三种。协商式民主要求通过公民的参与，就决策和立法等问题相互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共识，和衷共济。协商式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商议与共识，其结果是“多赢、共赢，利益最大化”。可见，这个方法很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次序排列：优先推动党内民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普遍缺乏民主的情况下，要首先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党内民主先行和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稳妥有序的发展之路。正因为这样，中国式民主强调，要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发展策略：渐进式推进民主。发展民主的策略主要有激进和渐进两种，中国选择的是渐进策略。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缺乏民主训练，需要首先扩大基层民主，重点搞好基层民主，这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趋势和重要基础。奠定了这样牢固的基础后，才能从基层起步，徐图进展，逐级而上。因而，中国式民主的整个发展过程，必然呈现出渐进发展的样态。

三、中国式民主的优势

中国式民主具有的优势，是相对于中国如果实行西方式民主将出现的情况而言所具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在于：保持社会稳定，治理效率更高，人民权利实在，执政团队卓越。

保持社会稳定。西方式民主的一个典型做法就是，搞一人一票的竞争普选。这极易导致民众对立、社会分裂。这样的做法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程度高，公民有较优良的民主素质尚且可以，而一旦移植到不发达国家，就会造成血与火的灾难。事实证明，在不发达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战争和动乱，西方式民主拯救不了世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的民主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一百多万人的丧生。在2010年后，尝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埃及、利比亚、乌克兰、泰国、叙利亚等国也接连引起了分裂动荡。对此，中国式民主显得十分冷静、清醒，现在只在村、乡和城镇社区的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在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不搞全国性一人一票的普选。而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中国也都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选举。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和共产党形成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和共产党一道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建言献策、出力使劲，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那样，为了争夺执政地位，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彼此对立，互相倾轧，从而有力地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治理效率更高。西方式民主的议会制，导致了恶性竞争，不同的政党出于私利，使决策久拖不决，效率十分低下。日裔美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批评了西方式民主缺乏治理效率，指出现代民主体制要与三组制度相结合，即国家、法治和问责机制。福山这里提出的问责机制，就是国家治理需要效率和提升效率的问题。在中国式民主之下，中国的人大制度和党委、政府的责任制，保证了效率。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6]邓小平对国家治理有三条标准：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7]

人民权利实在。西方式民主只讲公民的投票权利，而忽视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权利，选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从这样的实际情况看，西方民主不过是徒具形式、内容空空而已。而中国式民主，正如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中国式民主通过协商民主这样的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能够把人民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涵盖进来、包容起来、动员开来，有效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

执政团队卓越。西方式民主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者，只要口才好、能言善辩，提出的政纲能吸引眼球，拥有选举的金钱财富资源，尽管没有什么执政经验，也能上台，但治国能力和水平就不好保证了。而在中国，进入中央领导层的领导者，往往要从基层历练起，经过层层筛选，因而治国理政能力强。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评价习近平主席，影响力令人印象深刻。基辛格虽然仅同习近平见过几次面，但感受到他的“坚定意志和勇气”。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论世界与中国》书中认为，习近平的经历“充满更多磨难”，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四、中国式民主的改革完善

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还存在很多的不足，甚至带有缺陷，需要很好地进行改革完善。中国式民主面临的改革完善，在于解决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有效地实施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就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行为在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邓小平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8]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按照党章规定,保障党员权利,对按照宪法保障公民权利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对建立健全人民民主制度也无疑具有带动作用。

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还要把党的领导与尊重国家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相结合。在党与国家政权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上 ,党提出了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关系的基本要求。总揽全局,主要是指党委要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集中精力抓好大事, 支持各方独立负责, 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而不包揽一切,不事无巨细一齐抓；协调各方,主要是指党在支持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依照有关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开展工作的同时,要通过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组与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努力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法律和各界的共识,通过党组协调各方关系,不以党代政,协调而不代替。

二是不断地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首先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注重人大代表和委员的素质与结构。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应当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应充分发挥民主，依法办事，搞好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工作，选出各方面素质较好、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当代表，不应把人大代表当作荣誉职务照顾安排。应创造条件设立人大代表工作室，使其能够接待和联系选民。应加强人大的组织机构建设，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加强办事机构的建设，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配备一定的工作人员，改善办公条件，使其更好地为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服务。应完善人大工作制度。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的议事制度和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的工作制度。

要注重保障和落实公民的民主权利。公民的民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知情权、管理权和监督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首要权利，公民有定期参与直接和间接的国家选举活动的权利。知情权是公民作为社会成员和国家成员，对于社会的公共信息，对于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发展动向等有关信息，有知悉、了解的权利。知情权是公民实现民主权的前提性权利。管理权是公民享有的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当前不断要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 保证公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监督权是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的权利。对于其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以上“四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必须使这些权利的行使富有成效。

三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建设在发展中国式民主政治中的全局性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改变过去由主要依靠政策办事向今后主要依靠法律办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方式与战争年代不同,不仅要靠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依靠法治。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党要作出决定,还要形成国家的法律,党的领导与全面依法治国是一致的。党要尊重和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党中央关于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凡是应该由全国人大决定的事项,都要提交全国人大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地方也应如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制定的主体、程序和效力方面是有严格区别的,因此,该由法律调整的,决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结合。实体公正是指办事的结果要公正,程序公正是指办事的方法、步骤、过程要公正。依法治国与依法办事，包括结果符合法律和程序符合法律两个方面,两者缺一不可。绝不能为求结果公正,不顾程序公正。党的主张若要成为国家意志,一定要经过法定程序；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政府的管理要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司法机关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权力运行要程序严密,等等，都要做到依照法定程序公正办事。

五、中国式民主算民主吗

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为世界范围民主的演进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清新，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欢迎。然而，却有人对中国式民主指指点点、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国式民主算得上民主吗？他们更怀疑和诘难，中国式民主究竟能走多远呢？

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因为在实现和发展民主的进程中，由于各国采用的途径、方式以及建立的民主制度与别国不同，从而具备了一套系统的、稳定的鲜明特色。列宁曾经指出，“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9]。民主的发展模式显然是多样性的，戴维•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中阐述道，民主可以分为古典的四种模式和现代的四种模式，并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民主理论”[10]就是民主的一种模式。因此，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完全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一种新型的民主模式，是世界民主模式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率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民主政体和民主制度的模式。人们由此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维惯性，“天下民主、定于一尊”，似乎民主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式民主，只有西方式民主才称之为民主，其他的民主都不能算作民主，这当然陷入了认识民主的误区。前面提到的埃及、利比亚、乌克兰、泰国这些国家，正因为它们信奉民主模式唯一论，盲目地照搬照套西方式民主，结果造成了国家的纷争动乱。现在，事实已经宣告了“民主模式等于西方模式”、“西方民主模式是唯一的”破产和终结。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11]当代中国式民主的兴起和发展，既丰富了民主理论的宝库，又壮阔了世界民主的潮流。

中国式民主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驱动力，成为一种持久发展的模式。中国式民主是一种独立的形态，而不是一种所谓的过渡状态。不要以为随着今后的发展，它还是要以西方式民主为圭臬，最终复归到西方式民主。这是不可能的，是完全错谬的。中国式民主，坚持民主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民主发展的最佳路径是选择从发展基层民主开始循序渐进向上推进，民主发展的优先秩序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发展，民主发展的基本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民主发展必须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前进。这些都表明，中国式民主是由诸多方面的全新要素构成的一种崭新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它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且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2]《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3]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在提交给中共一大讨论的党纲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这里的“民主集权制”，即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参见范平、姚桓：《中国共产党党章教程》，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9]《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10]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