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逸群是中国新闻史上不能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他为中国人民的新闻事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的事迹至今在中国新闻界传颂。他的著作至今仍为后学者所称引。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名报人、名记者，不下数千。能够被《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设置辞条加以介绍的，只有区区108个人，而恽逸群就是其中之一。

恽逸群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以前，他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秘密加入中共以后，他长期以教师和记者等公开职业为掩护，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担任过中共江苏省的武进、宜兴和浙江省的萧山等好几个县的县委书记；抗战爆发后，经香港、东江游击区回到沦陷后的上海，又衔命打入日伪内部，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底回到解放区。他是一个长期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打进敌营，以机智灵活的手法，和魑魅魍魉巧妙周旋，胜利完成各项任务的地下革命工作者。

然而，使恽逸群蜚声于时，至今为人们所怀念的，则是他对中国人民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

恽逸群从1932年到1951年，先后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抗日战争以前的那段时期，他先后担任过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立报》的编辑、记者、主笔，香港《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的编辑。在此期间，他还经常为《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除了一度去香港，担任《立报》香港版的主笔、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的主任和《二十世纪》半月刊的主编外，大部分时间留在上海，担任上海编译社的社长、《大美报》、《循环报》的编辑、《中国周报》、《锻炼》等两个杂志的主编和地下党以外商名义创办的《导报》、《译报》两家著名报纸的副刊编辑、副总编辑、总编辑。最后还打入敌伪办的《新中国报》，担任星期评论的主笔。抗战胜利后，他曾一度协助梅益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并为《民主》、《建国日报》等进步报刊撰稿，1945年11月离开上海后，又积极参加华中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编委，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的社长，大众日报的副社长、总编辑，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上海解放后，他又担任了新创办的上海《解放日报》的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当过记者，当过编辑，当过主笔，办过通讯社，办过报纸，办过杂志，写过大量的消息通讯和评论，有着异常复杂的新闻工作的经历，兼具在抗战前的白区，抗战后的国统区、上海孤岛、沦陷区和解放区及解放后的新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难得的多面手。

在上述的办报活动中，恽逸群精力过人，才华出众，写评论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往往有超凡的见解；编报纸淹博多识，厚积薄发，时时有惊人的举措。至今，在老一辈的新闻工作者中，还流传着不少关于恽逸群办报活动的佳话。

一个是关于他的评论活动的。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立报》上连续发表评论，指出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内战。这一判断，不久即为事件的发展所证实。1938年11月，汪精卫有关抗战导致亡国的一些谬论公开后，他立即在《导报》上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的评论，指为汉奸言论。不到一个月，他的预见就得到了证实，汪果然叛国投敌。上述评论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他也因此得到了“舆论界之慧星”的美誉，并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塔斯社上海分社就曾经奉命把他在《立报》上发表的每一篇评论，都发回莫斯科，供总社参考。

另一个是关于他的编辑活动的。1948年12月新华社公布了43名战犯的名单。当时他正在《新民主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在编辑部值夜班。收到的这份电稿，只有战犯们的姓名，没有相关的资料。他完全凭记忆就写出了这43个人的简历、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派系等情况，配合新闻同时刊出。各解放区的报纸看到后纷纷转载。

以上这些，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敏感，他的博闻强记，他的办报艺术和才能，说明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除办报外，恽逸群还积极参加了新闻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曾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代表担任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理事。此外，他还是全国记协前身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几个主要的发起人之一，“青记”成立后，曾被选为该总会的理事、海外办事处的主任、香港分会的总务部主任，为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新闻工作者和开展香港及海外新闻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恽逸群在党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

从1939年起，恽逸群就十分关注党的新闻教育工作。这一年的4月23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在香港成立，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创办起来的一所很有影响的新闻院校。他当时正在香港《立报》主持评论工作，立即和金仲华、郭步陶等进步报人一道，应邀到该院任教，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学校停办才被迫离开。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45年进入解放区后，他在参加党报工作的同时，也为党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人才的培养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1945年11月到1949年5月近4年的时间内，他在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和《新民主报》工作的同时，还先后兼任了1946年2月在江苏淮阴成立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1947年3月在山东莒南成立后又迁至莱东、益都等地办学的华东新闻干部学校的校长，1948年11月在济南成立的济南新闻学校的校长。为解放区各级党报和部队报纸，输送了一大批新闻工作的骨干。上海解放后，他回到上海，又兼任了1949年7月成立的华东新闻学院的院长，同时还一度担任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系主任，直到1951年他遭到诬陷被迫去职。

在上述的活动中，恽逸群不仅担任了那些院系的领导，参与教学行政管理和教学计划的制定等项工作，还为学员们讲课。在中国新闻学院，他讲的主要是《中国报业发展史》，即新闻史方面的课程。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华东新闻学院等解放区院校，他讲的主要是《新闻学概论》，即新闻理论方面的课程。1948年4月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他的《新闻学讲话》一书，就是根据学员们的听讲笔记整理出来的，是公开出版的中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教材之一。在教学中，恽逸群充分显示了他博大深邃的学识以及他在新闻学方面精湛的理论修养。他在教学中提出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四基五性”，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党在当前的各项政策的基础、历史知识和对现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文字基础等四个基础，和新闻的真实性、正确性、针对性、时间性、生动性等五个性的理论，不仅教育了那个时代的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闻工作者，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恽逸群在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最后一个阶段，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创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时间是在他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和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的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收藏和研究旧报资料为主的图书馆。这家图书馆由解放日报兼管，创办的最初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安置从《申报》、《新闻报》退下来的不适宜作党报工作的一批资深的老报人，二是收藏保管好抗日战争时期他和马荫良、孙恩霖等人历尽艰险保存下来的那一整套《申报》，和陆续搜集到的近500种包括上海和全国各地出版的历史性旧报，并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家图书馆在他的积极擘划下，终于办成了，并不是如某些文章所说的，只做了一些筹备工作，“后因故未果”（见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恽逸群文集》435页）。上海新闻图书馆成立于1950年2月，地点在上海思南路著名的周（恩来）公馆北边一点的一所花园洋房里，由他亲任理事长，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任馆长，原《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原《申报》主笔冯都良任副馆长。这家图书馆成立后几经周折于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那些珍贵的藏报，也得到了很妥善的保存。这大约可以算作是他为中国的新闻界和新闻学界做的最后一件好事了。

恽逸群从1950年初起，就陷入了重重厄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政治运动中，他都受到了无端的冲击。所谓的“罪名”，也被层层拔高，最后又受到潘汉年冤案的株连。在1951年到1976年的20多年间，他先是被开除党籍，判刑入狱，在监狱中关了10年，出狱后被投闲置散，派到苏北阜宁县中学的图书馆当一个小小的管理员。“文革”爆发后，又遭到了近10年的折磨，整天在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和写交待、外调材料中度过。直到1978年才重新安排工作，1982年恢复党籍。1984年由中央有关部门彻底平反昭雪，但这已是他去世6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和恽逸群同志只见过为数不多的几面，时间是1950年初上海新闻图书馆刚刚建成的那一段时期。当时他是解放日报社社长，是这个图书馆的上级领导。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恂恂谦谨温厚朴挚的长者。图书馆内有很多当年同时和他在上海办报的资深报人，他视他们为老朋友，每次来都嘘寒问暖，并就工作上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从不摆领导架子。继他之后任解放日报社长的张春桥，也偶尔到图书馆来，但每次来都摆谱，一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样子，生怕人家不知道当年在上海报坛还上不了台盘的狄克，如今已经是他们的上级了。两个人的气质心态和情趣，判若霄壤，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恽逸群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屡遭困厄的一生。对于不期而至的困厄，他始终处之泰然，并时时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这两句话自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种精神值得钦佩。1978年8月，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专长和要求，安排他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条件大为改善，眼看可以开始从事研究和著述了，却不料报到不久就身患重病，不到3个月就溘然长逝。

恽逸群出生于1905年，逝世于1978年。今年是他逝世的25周年。谨罄一瓣心香，草此短文，作为纪念。他是值得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永远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