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形象大概立刻就会浮现出来：这是一位遵从自己心愿而归隐田园的诗人。
不过，就一定是这样的吗？一般，人们记忆之中，诗人的归隐，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不可分割：陶渊明正在彭泽令任上，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挂印而去。可这个生动的场景，出现在后代史书《宋书》里，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他的那篇名文《归去来兮辞》的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自述，那他不是挂冠直接回家的，而是首先从今天九江那儿的彭泽，溯江而上跑武昌去了。一件事，不同的说法，道理其实简单：人们最熟知的，未必就是事实，而事实是什么，真得多想一想。
一想，就有许多可议。其实诗人之率性而不负责任，不是头一回了。陶渊明也不是只做了彭泽令这一任官，他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诗人之所以能一再地一不高兴就甩手而去，当然有他的资本，可想而知，他有一定的依凭，是有些家底的，即使到最后他归隐田园的时候已很落拓，也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而另一方面，诗人熬到差不多三十岁出来做官（陶渊明的年寿有许多的不同说法，从五十多到七十多都有；这里就照最早也最通常的六十出头计，生年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前面提到的还有一节也值得稍加留意：陶渊明丢开彭泽令的位子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过去一般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可也有学者认定他们就是亲兄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这些人物里面，除作为外戚的庾氏兄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皇室的势力，与时据中枢的名相王导形成抗衡，其余的王敦、桓温、桓玄等，皆有抗衡中央，乃至不臣之意。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的不多。桓玄是一位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人物。他的发迹不妨从公元398年说起，当时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联合对抗朝中摄政的司马道子，结果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倒戈，致使王恭兵败被杀，桓玄和殷仲堪本来就是玄学辩友，这次事变他们是站在一边的，此时乘机成了江州刺史；第二年（399）桓玄又攻杀殷仲堪，再一年（400）为荆州刺史，兼领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桓玄先后据有江州和荆州的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
对此，最确实的证据是陶渊明自己的几首诗。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二首，其中有“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的句子，表明诗人当时人在仕途无疑；诗中的“都”指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应在寻阳附近，由此可知，这两首诗写于诗人“行役”赴都城建康之后返回西行，在离家乡不远处遇风停留之时。那么诗人“从都还”，是要“还”哪里呢？当然不是回“规林”附近的家，哪有当官出差完事之后便回家的道理？得销差。去哪儿销差呢？他在第二年也就是401年有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里面出现了“怀役”二字：“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这与诗题中“赴假”、“夜行”显然是相应的，那么，诗题透露的信息乃是诗人在休假之后返还江陵，经过距武昌不远的涂口。这回销假返回的江陵，理应就是前一年“从都还”的目的地，这也正是前面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而此刻正据有该地的桓玄的府中。鉴于桓玄398年开始领江州刺史，或许有理由推测，陶渊明早在399年桓玄攻灭殷仲堪之前、其据江州时就已投身桓玄麾下。无论如何，由诗人的这三首诗看，可以肯定，大约在401年及之前的两年甚至三年，陶渊明便在桓玄处任职。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显示他为桓玄担任了赴京使者，然而使命是什么呢？现代研究陶渊明最深入的学者之一逯钦立先生觉得，诗人很可能是在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家世奉五斗米道，399年乘乱起事，为被司马道子所杀的叔叔孙泰复仇，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次孙恩虽然被刘牢之率军击退，回据舟山一带的海岛，但第二年的五月又卷土重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而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这在诗人的《祭程氏妹文》里说得很明白：“昔在江陵，重罹天罚。”可见，陶渊明是在江陵桓玄荆州刺史门下得到母亲去世消息的。
或许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悬揣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几乎有反复倒戈习惯的刘牢之再次重演老把戏，投降桓玄，桓玄顺利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总揽朝政；次年（403）桓玄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双方在寻阳附近便有战事，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渊明在这时候有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诗人虽怀着留恋，但还是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陶诗题中提及的曲阿与之相距不远。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因为第二年（405）年初，他留下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已表明他担任了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从刘裕麾下转往刘敬宣那里，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弄不清楚，但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合作密切的关系来看，也并不很奇怪：这位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前面提到，402年桓玄东下进攻建康之时，刘牢之反戈投降了桓玄，但反复之人随即又与儿子刘敬宣蓄意袭击桓玄，事败自经，而刘敬宣则奔窜到北方去了；过了两年（404），作为刘牢之旧部的刘裕起兵讨桓玄，正是刘裕“手书召敬宣”回来的。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有“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的诗句，已表示他要归去田园了。确实，就在这年（405），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这次“使都”大约就是为此而去的。离开刘敬宣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诗人为人熟知的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仆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从陶渊明的切身感受而言，他于桓氏当有相当的亲切感。东晋是所谓门阀时代，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似乎也很有必要从这样一个视野中加以观测。桓氏家族，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考，东汉大儒桓荣为其先人，中经曹魏时代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激烈斗争，桓范被杀，此后家族孤单势弱；桓彝渡江，为东晋功臣，其子桓温权倾一时，为桓玄最终代晋为楚确立基础。虽然如此，桓氏当初仍很受高门世族的鄙视，《世说新语》里记载桓温为儿子向当时在自己手下为官的王坦之提亲，王坦之不敢自主，答应回家去问问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相中的儿媳的爷爷王述。王述就是那位著名的脾气急躁的王蓝田，曾想吃鸡蛋，筷子夹不住，扔下地用鞋跟踩，还踩不着，于是就地抓起来，直接放进口里咬开再吐出来。这回，王述还是很暴躁，本来他是很喜欢王坦之这个儿子的，儿子虽然是大人了，还抱着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但一听桓温求婚的事，便大怒，一把推开儿子，骂道：“你犯浑了吗？怕桓温吗？他不过兵家出身，怎么可以将女儿嫁过去！”王坦之于是回报桓温说：“卑下女儿家里已为她定了婆家了。”
桓温当然是明白人，说：“我晓得了，这是你爹不答应啊。”王述以桓温为“兵”，当时这是强烈蔑视的表现。至于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认为本来出自溪族杂处地区“业渔之贱户”，因而士族胜流视同异类，只因东晋初年以军功致显，但仍受到歧视。《世说新语》里记有一则故事：王胡之住在会稽东山的时候很穷，当时陶侃的儿子陶范送一船米给他，结果竟然被拒绝了，王直截了当地说：“我王家的人没米下锅，自会去找谢家的谢尚讨，不要你陶家的米。”研究《世说新语》极为精深的余嘉锡先生对此分析道：“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陶侃）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最值得留意的是《世说新语》的这条记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陶侃）。胡奴（陶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
但对这条文字，刘孝标为《世说新语》做注的时候引了另外一本史书《续晋阳秋》的记载：
（袁）宏为大司马（桓温）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之父桓彝）。”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
显然，这两则记述极为相似，我们不必追求两者之间究竟是张冠李戴了，还是都曾发生过，桓、陶两家故事可以有这样的纠葛，透露出两家在彼时高门世族视野中彼此地位相侔。就陶渊明而言，其家族从曾祖陶侃开始，为国家勋臣，到诗人这代已然衰落，作为旧家子弟，陶渊明的自我认同或许是很以祖先为傲的，但实际环境之中则远非如此，其不受高门世族之尊重，与桓氏颇为类似。这或许是陶渊明与桓氏之间一种精神合契的基础吧。
说到家族，更进一步的关系，在陶渊明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曾祖陶侃外排名第二的是外祖父孟嘉。孟氏为武昌地方望族，乃当时名士，陶侃镇荆州时将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嫁给他，他们所生的第四位女儿即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孟嘉在桓温手下做事，两人关系亲密，陶渊明为外祖父写的传记里有不少涉及，比如非常有名的逸事：“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篇传写在陶母孟氏去世的诗人居忧期间，如前所述，正在此前后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桓玄挥戈东下，直至最后代晋立楚；以此为背景看，曾仕于桓玄的诗人走笔书写外祖孟嘉与桓温的往事，除了显示他对自己家族与桓氏家族关系的了解和关切，有没有别的意思，真不那么好说。即便我们不做过度揣测吧，以这样的关系来看，当初陶渊明投身桓玄，至少属于一个颇为自然的选择：在诗人，桓玄是自己崇敬的外祖父的主官桓温的儿子；在桓玄，这是父亲早年一位僚属的外孙。
再次，陶渊明与桓玄之间，也不是仅有故旧亲属之类的关联，说得堂皇一些，可以说他们之间也有思想和信仰上的共同语言。陶渊明比桓玄大几岁，同代人接受了大致类似的教育，拥有类似的文化教养。陶渊明诗里说，自己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而桓氏家族初以儒学立身，作为幼子的桓玄甚受桓温宠爱，传统之教养可想而知，如果要举出例证，不妨看桓玄与当时庐山高僧慧远的交往。《高僧传》记载399年桓玄从江州出发攻击荆州殷仲堪之前，曾入庐山与慧远见面，当时他就佛教徒削发出家，依据《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问难道：“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早先也是熟读儒书、“博综六经”的，随即以《孝经》下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答：“立身行道。”显然，他们之间的论辩都基于儒家经典。
除了这样以传统儒家立场对佛教提出异议，桓玄与慧远的争辩，也运用到玄学论说，他本就是一位善文能辩的玄谈高手。观察佛学史上慧远的许多论说，其实都与桓玄有着关系，没有桓玄的挑战和刺激，《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等名篇或许都不会产生、传世。要了解桓玄的玄学立场及其对慧远的辩难，除了传世的桓玄的文章，还可以从慧远那些论著的问难部分来看，《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著作的结构是问难和回答相结合组成的，问难部分代表的是一般的流俗之见，而回答的部分则是慧远正面阐发的观点。如果比对当时数量不少的相关文献，可以了解《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有些问难与桓玄密切相关。而慧远在论中明确写道：“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慧远的意思是说，佛教认识到人生之患累在于人身，因而不能以保养身体的方式止息患累，而万物之生由于自然之化，故此便不能顺随自然大化去求得最后的宗极。“顺化”与否，是慧远展示给桓玄的非常关键的双方分歧所在；而“顺化”即顺应、依循自然的流衍变化，不仅是桓玄质疑慧远的要点，也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纵浪大化中”的自然主义是陶渊明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人生乐处的根本，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在慧远看来，陶渊明与桓玄应该是一样的，是固执顺化观念而没有佛教信仰的凡夫俗子。
最后，在陶渊明和桓玄的关系中，诗人如何看待桓玄的篡晋，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向来许多学者认定陶渊明反对桓玄的行径。这大概也符合相当的事实。不过，或许也可以稍微多体察一下当时的情势，其实不必以其他时代的忠君观念来看待魏晋以来的观念和风习，自魏晋易代以来，“忠”就不是最突出的价值高标，门阀世族并不以忠君为极则，而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中，皇家与门阀世族共治，皇权之神圣性更不可与异代同观。当时几乎所有门阀豪强，都有觊觎皇位的心意。当年桓温之心，可谓路人皆知，以至于后来佛教文献《冥祥记》中也留下了如下的故事：
晋大司马桓温，末年颇奉佛法，饭馔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来自远方，投温为檀越尼。才行不恒，温甚敬待，居之门内。尼每浴，必至移时。温疑而窥之：见尼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脔切。温怪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温以实问。尼答云：“若遂凌君上，刑当如之。”时温方谋问鼎，闻之怅然。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有“问鼎”之心，而“终守臣节”的不止桓温，即如诗人的曾祖陶侃，《晋书》里也有记述：
或云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又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隧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犹痛。又尝如厕，见一人朱衣介帻，敛板曰：“以君长者，故来相报。君后当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裛，“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晋书》多收载前代传说，这里所载陶侃的故事未必精确，但与《冥祥记》记桓温事一样，透露了当时的一般观感则无疑。在列位据有荆州之豪强中，陶侃或许是其意其行最为隐晦的。不过，他的“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与桓温之“故以戒惧，终守臣节”，依稀类似。这些传闻甚至可能的联想，作为陶侃后人的陶渊明不容不知，至少因为陶侃，他似应不会为此对桓温，乃至桓玄有特别的恶感吧。
这么说，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陶渊明对东晋末年桓玄、刘裕前仆后继篡晋自立的负面态度，而是想说：对于政治史上的大事件，一个人的反应可以是政治的，然亦或许可以不是纯然政治的，而同时可以是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的。
之所以有如此理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陶渊明对桓玄和刘裕的不同态度。相比较与桓玄的关系，陶渊明对刘裕观感应属不佳，其第三次出仕为时很短，至久不过一年，而其诗中对刘裕，素不以之为是。就看陶渊明回顾东晋灭亡的诗歌，《述酒》是非常重要的一篇，但据袁行霈先生的辩说，所责难的对象也主要在刘裕而不及桓玄。至于在行动上，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依然与当时的仕途中人保持一定的联系与来往，袁行霈先生排比对照之下，以为较为令人瞩目的几位之中，陶渊明的“态度颇不相同。陶引为知己的是颜延之和殷晋安，可以接近的是王弘，反感拒斥的是檀道济”，其中的缘由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刘裕的关系存在疏远亲近之别：远刘者，渊明与之近；近刘者，渊明与之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窥见诗人对刘裕的恶感。
除了直接涉及政治现实、世代变局的方面，从前边谈到的陶渊明与桓玄的家世和信仰的联系，反观诗人与刘裕的话，他们之间的隔膜，可想而知是甚为显著的：刘裕没有任何门阀社会的家族背景，其崛起完全出自武力及功业，在世族意识上，陶渊明近桓玄而远刘裕是无疑的；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刘裕出身行伍，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教养、传统和认同，不提桓玄，就说在桓玄之后与刘裕竞争的主要对手刘毅，当时人对比二刘，一般都认为刘裕武功强而刘毅文雅胜。看着如此一位枭雄的渐行坐大，陶渊明想必渐难接受。诗人的拒斥态度，应该也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勋旧家族的政治态度，二是虽实出身单微衰落之家族而往往自负高标的文化立场。晋宋之际的变局，即就篡晋者言，从世家桓玄到低级士人刘裕，是一整个时代转型的体现。陶渊明作为东晋勋臣的后裔，所受的教育和早年的实践，都是要入世有所作为的；而他与类似阶级的桓玄关系被迫中断，与刘裕则不能投缘，在这两位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之间，有世族和低等士人的不同，诗人身当此历史转型的关头，对新的历史动向是不合契的：陶渊明对世族至低等士人之转变自是不奈；而以其勋旧家世，对于篡晋的趋向亦难随附，构成双重的不合时宜。由此，进而言之，陶渊明最后终于退出官场，固有家族地位实际不高故而不致显达及对乱世的厌倦，而眼见刘裕日渐强大，不奈世间阶级与风习的转趋，也是观察陶渊明退隐田园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大的历史背景。
退隐田园，是诗人做出的人生最大的决断。此后，陶渊明对于自己的归隐田园的种种自我诠释，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从自然本性来立说的，发挥的是庄子和玄学的观念，高远而超然，这固然是其学问和思想有以致之；但有如上所述的生活轨迹为背景，这些理念的说明和诠释，实在也是现实中挫败的人生经验的转化与提升。陶的自我转化和提升，塑造了他在当时的现实和此后的历史上的自我形象，是他藉文字而实现了自我的完成。
不过，陶渊明这样转化和提升的自我论说，多少有些类似嵇康，后者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发挥他依循自然本性乃得自由的玄学观念，描绘了放达不羁的名士形象，而其真实的背景却是曹魏与司马氏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嵇康此文的真意是拒绝司马氏集团的招纳。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完全听从、认同陶渊明的自我表述，透视他遵从个性、归返田园的话语，窥见诗人所经历的惨淡的世相，再一次体认：没有人能免于他所属时代的重累。
本文作者陈引驰，文载2016年5月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