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李明辉教授曾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引起了大陆一些儒者对其“不认同”的不认同。拜读完这篇访谈之后，我不得不说：对李教授的“不认同”态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认同的，尽管有所保留。关于他为什么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李教授陈述了三点看法，我也就这三点谈一些看法。

一、什么是“大陆新儒家”

我首先想说的是：“大陆新儒家”是一个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辉教授说：“首先，我对‘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不认同。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但并非到现在大陆才有新儒家，而是本来就有的。除了那些后来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不都是大陆新儒家吗？他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大致认同的：确实，“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在概念上存在歧义。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难道仅仅是“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吗？例如李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的张祥龙教授，是不是大陆新儒家？

这里有必要弄清“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这样的称谓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 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方克立先生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这封信仅代表方教授个人的看法，而且写于 10 年前，尽管方教授一向观察敏锐，但毕竟当时刚进入21世纪不久，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21世纪“大陆新儒家”还处在“亮相”的最初阶段，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并不确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陆新生代儒家”“大陆新儒学”等，都不是“大陆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该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仅限于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人，那是因为方教授特别看重那次“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认为具有“标志”意义，而当时参加那次会讲的知名儒者就这四位，并不是说当时大陆新儒家就只有这四人。

第三，该信认为大陆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这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确表示过，他们与现代新儒家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实际情况的。李教授不认同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教授本人正是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传人。事实上，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而且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所以，有学者已指出：要严格区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学”。

对李教授的观点，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认同，因为李教授的视野也是有问题的。他心目中的“大陆新儒家”，是与“港台新儒家”相对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留在大陆的儒家。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属于人们称谓的“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儒家，不仅在空间上与“港台新儒家”相对而言，而且在时间上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相对而言。

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界定“大陆新儒家”概念。究竟什么是“大陆新儒家”？其实，“大陆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所说的是大陆新“儒家”，那么，中国大陆凡是持儒家价值立场的人都应计入，那就太多了；至于大陆新“儒学”，则只是大陆新儒家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学术，即其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我这里所讨论的“大陆新儒家”，其实是“大陆新儒学”的概念。

从外延看，“大陆新儒家”主要是指自21世纪以来、活动于中国大陆的儒家。如果凡是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活跃的儒家就是大陆新儒家，那就远远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个较大的群体。例如，有学者在《当代儒学理论创构》一书中所列的十家（分为四种形态：杜维明、林安梧；李泽厚；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黄玉顺；张立文、牟钟鉴、郭沂），其中至少四家都属于大陆新儒家。又如，有学者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一书中所列的六家（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陆新儒家。此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应当归入大陆新儒家。这些人并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评的对象；李教授的批评对象主要是蒋庆，但蒋庆远不足以代表大陆新儒家，而仅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从内涵看，“大陆新儒家”概念的着眼点，乃在其“新”，即对儒学“原理”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造性的新诠释，而且这种诠释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思想理论建构，而不仅仅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创见的观点，更不是那种常见的对象化的儒学史（如儒家哲学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换言之，这样的大陆新儒家，就是儒学在当代的代言人，犹如现代新儒家就是儒学在 20 世纪的代言人。这样的人物尽管不是太多，但也绝非“一小撮人”。

二、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政治儒学成为儒学的热点。李教授也特别关注这个方面。所谓“政治儒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以《政治儒学》为代表作的蒋庆那一套思想观点；广义的则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学。我曾讲过：大陆新儒家主要在做两件事：“创教”与“干政”。所谓“创教”，是说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儒者，想要把传统的儒学改造成标准的现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构成一个“国教”——国家的宗教。所谓“干政”，就是说的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

李教授所批评的，其实只是蒋庆的“政治儒学”。他驳斥了蒋庆关于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的观点：“我也不赞同他们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他们认为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这多半是因为蒋庆在讲政治儒学的缘故。

我之前也公开讲过，港台的新儒学界怎么会没有政治儒学呢？他们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学，除了牟宗三之外，还有张君劢，他本身就是个政治学家。张君劢的政治儒学比蒋庆他们的高明多了。同时徐复观也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参与过政治。而就牟宗三来说，他也有“外王三书”，就是《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义》，它们都涉及政治哲学。港台新儒家怎么会只局限于心性儒学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大致认同。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大陆新儒家也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心性儒学。至于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学者批评他们“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评过现代新儒家。但无论如何，现代新儒家致力于“新外王”——民主与科学，接纳现代政治文明，这个取向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张君劢而论，众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导现代新儒家的“新宋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不仅译介了大量宪法文献，还亲自拟定了几部极有影响的宪法草案。

这里我不得不说：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比起 20 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来，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大陆新儒家致力于政治儒学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观点的差距甚大。其中存在着一些极其危险的政治倾向，特别是个别人不仅倡导威权主义，甚至主张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反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文明价值，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说法——“帮忙与帮闲”，实则是帮凶。其中有些人是“真睡着了”，有些人则是“装睡着了”。

我特别想指出这样一股危险的思潮：以狭隘民族主义的“中西对抗”来掩盖“古今之变”的人类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这些都是当前“儒学复兴”中最值得警惕的倾向。

当然，这并非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的全部；实际上，大陆新儒家当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学理念与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国正义论”，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儒学。我本人就大致认同李教授在这个层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说：“在我看来，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个文化转化的过程”。

所以，这里我特别想指出一点：大陆新儒家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一个学派，不是统一的思想派别。他们唯一的“底线共识”恐怕只是认同“儒家”而已，而且他们对“儒家”或“儒学”的理解实在大相径庭，于是就有了原教旨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儒家，都属于所谓“大陆新儒家”。

三、大陆新儒家的思维模式问题

确实，大陆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关于儒学的认知模式，就是将儒学归结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主张“政治儒学”，拒绝“心性儒学”。蒋庆尤其典型。对此，李教授批评道：“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我也公开批评过蒋庆。他认为：在先秦以后，儒家分成了两支。一支是心性儒学，比如宋明儒学，另一支是以汉儒为主的政治儒学，以公羊学为主。他认为：在孔子那里，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方面都存在，而后来儒家本身就分裂了。这说得通吗？儒家本来就把‘内圣’和‘外王’连在一起讲的，不能撇开‘内圣’而只讲‘外王’，只可能从‘内圣’推演出‘外王’。所以蒋庆的方法论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撇开心性儒学只讲政治儒学，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传统。所以我基本上反对他们的这种讲法。”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基本认同。确实，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形下学，不可能没有形上学的依据；反之亦然，心性儒学作为一种形上的观念系统，也不可能没有形下的现实政治考量。儒学史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儒家学派是不关心政治的。“为政”正是儒学的秉赋，即儒学是“务为治者”，此乃儒学常识。

但同时，我认为李教授的观点还是不够透彻的：

首先，不仅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可能分离，而且整个儒学并不是“心性儒学 / 政治儒学”这样简单的划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现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这一系的传人，该系的儒学所继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学一系，概括为“心性儒学”未尝不可；但历史上所谓“心性儒学”其实不仅陆王心学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学一系，两派都是从“思孟学派”发展而来的。牟宗三认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仅如此，思孟学派的心性儒学尽管曾经长期占据儒学主流地位，但远不是儒学传统的全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儒学常识。

其次，进一步讲，尽管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即通常所谓“宋明理学”，都是从思孟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思孟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外王”、政治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所处理的是王权社会、宗法社会、贵族社会的伦理政治建构问题，而宋明理学所处理的则是皇权社会、家族社会、君主专制社会、官僚社会的伦理政治问题（而且是该历史时代的后期的问题），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犹如今天的民权社会是又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问题；从“内圣”、所谓“心性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其实并非宋明理学那样的先验形而上学，例如孟子的思想就决不是宋明理学那种简单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是让“四德”心性本体发源于“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然而现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观念其实是宋明理学那种“形上—形下”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结果，所以才导致“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因为其形上根据是前现代的，而其形下问题却是现代性的；而大陆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干脆抛开形而上学，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其思维模式其实显然仍旧在这种“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综上所述，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未来发展有几点基本的判断：

第一，在形下的层级上，当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否则儒学迟早必定为时代所唾弃，不论当前如何“虚假繁荣”；

第二，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种现代政治怪胎；

第三，上述两点意味着，当代儒学必须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和“伦理—政治”之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回归生活本源，面向当代生活即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仅无法容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而且无法完成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重建的历史任务，势必沦为时代的弃儿，甚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