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4月20日在浦干院中浦讲坛的演讲。（略有删减）

主题：经济为何下行，怎样正确应对

吴敬琏：今天讨论一个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

前年末中央提出引领新常态，去年着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热烈讨论，今年第一年执行。如何理解？理论界、大众、干部中有不同认识，执行任务的过程会出现步调不一致甚至偏差。

我讲讲自己的认识，问题都存在很多争论，需要讨论。

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八中全会提出的论断还是很准确的，一是战略机遇期，又是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

两年多前中央作出判断，当前三期叠加，就是矛盾叠加：

经济增长处在换挡期，就是减速期；

经济结构阵痛期，减速时通常很大问题，就是优化结构，需要付出成本，是很困难的。

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减速在本世纪以后就出现了压力，对待减速，占优势地位的意见就是刺激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张性的，刺激后速度回升，带来副作用，需要消化。

矛盾表现：

去年中央提出四降一升，经济增速、工业品价格、实体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与三期叠加的第三期有关。前期刺激政策大量发行货币、扩展信用，杠杆率上升，出现还账还不了的风险上升，判断是准确的。对全国都是，有的严重，有的轻一点。

核心问题是经济趋势性下行，GDP进入下行期，是趋势性下降，不是周期性，周期性是过一段会自动回来。如果没有很强有效措施，就不会回来，是我们碰到的严俊挑战的地方。

1、解读经济下行原因的不同理论框架和对策思路

特别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两种思路：

分析经济发展趋势的两种理论框架：即需求侧因素分析，供给制因素分析。

哪一种分析框架合适存在争论。

这里讲的是恒等式，经济GDP总量=消费+投资+净出口

假定价格是及时调整的，凯恩斯发现价格滞后，有时总需求会大于或小于GDP，在价格不是随着货币量调整，这个时候，凯恩斯说可以用政府宏观政策去收缩或扩张，就可以做到相等，加上财政货币政策，与总供给一致。凯恩斯分析认为总供给决定于总需求。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主义对付长期问题没有用。长期问题是从供给方面分析。GDP增长是由供给侧哪些因素决定？

三个因素，劳动，新增劳动，劳动力在增长中的贡献，第二是资本的贡献，资本形成，第三早期十九世纪没有注意到，二十世纪中期研究才注意的，是效率的提高。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苏联经济学的效率指标不同，全员产出，投资国家给的，跑部钱进，劳动效率显得很高，其实不高，资本效率很差。我们现在用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土地资本劳动，综合看生产率高还是低。充分利用了，达到GDP潜在增长率。

当经济增速下降，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同人选用不同方法，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三驾马车。

09年后成为流行说法，为什么经济增速下去，是三驾马车力度不够。这是凯恩斯主义分析方法一种延伸出来的方法，个人认为不正确。

为什么08后增速下降？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力量不够，得出的应对：扩需求保增长，09年正式说保八，后来保七。最强一次就是09年用了四万亿，09和10年两年4万亿投资，贷款出去9万9千亿，将近十万亿，用这么大的需求保增长。这个方法在经济学界很多人不同意，理论上站不住。少数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就是不对，更多一点的人认为不对不是全盘否定凯恩斯，本人也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对付短期问题是有用，但是凯恩斯本人都说过，他们讨论的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长期，我们都死了。凯恩斯的反对者是自由主义，市场自动会调节，生产过剩，经过危机，弱势的都淘汰了。每次经济下行后，都经过筛选，长期来说，是这样，短期，我们都死了。短期要用人为方式。我们面临的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问题，就无用了。

用来对付我们这个问题，没有用。

09年来一直用这个办法，副作用大。一方面，正作用越来越少，没有什么正能量；另一方面，副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学有个原理，投资回报递减规律，多种因素决定某一个东西，只提高某一因素，对变量的影响会越来越低。09年4万亿下，马上增长率提高四点几个百分点，维持两年多，保八了，快到十了。后来每一年几乎都有一次刺激，但是作用小了。很担心，一月份、一季度刺激强度比09年还要强，GDP又下来一个百分点，那么强的刺激强度。

副作用主要表现，货币超发，信用扩张造成资本市场泡沫，负债率推高。两个指标，一个是负债率，整个资产中负债的比率，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分子是债务，分母是一年的GDP总量。中国有些单位喜欢用负债率，强调负债率，只要有净资产就没有问题，但是国际通用杠杆率。净资产不见得能变现，要还钱的时候负债率就没有用，通常用杠杆率，高了，出现资金链断裂跑路，偿债上升，偿债危机是有传导效应的，相互传染，担保的，都会出现问题，系统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出的事，日本90年就出现系统性问题，金融危机。

11年我们开始国民资产负债表研究，12年觉得有风险，但是还可控，13-14年，增长很快，15年就很多人担忧，好多地方研究，麦肯锡15年2月发布，07年金融危机杠杆率增长快，14年达相当高的水平，15年继续增长，16年一季度继续增长。中国还不算高，日本还高，总杠杆率400%。我们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承受能力差，有些高速增长快，投资超过GDP，用自己财政还欠债，中央+杠杆取代自己还债，把当年的先还了。

更大的问题，负债主要集中在企业。14年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125，抵抗冲击能力更差了。欧盟要求成员国非金融企业不能超过90%。

正面作用越来越差，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对这种办法支持低。

另一个方面，从供给方面分析。

有三个因素：

经济学增长函数；

总量由三个因素决定，索罗余量资本*劳动*效率；

人均产出由资本一个因素决定。

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索罗56年提出怀疑，说如果是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因为投资回报递减，维持一定增长率，投资率就会不断提高，而投资率不可能一直提高，因为人要消费。美国前四十九年资料，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并未提高，提出假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经济总量增长减掉劳动贡献和资本贡献，一定还剩下一个东西，成为索罗余量（残值），是技术进步，就是效率提高。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09年后认为三驾马车不对，应该用供给侧因素来分析。就是从劳动、资本和效率状况进行分析。新增劳动、新增资本和效率提高三方面。

15年3月斯坦福青木昌彦分析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前景，分析中国趋势，不能用三驾马车，应该从供给方面进行分析，日本说法叫供给侧，我们叫供给方面。我们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苏联人60年代提出要转变生产发展方式，也是用这个方式。一般投资在GDP比重25%左右，大跃进后三十多，这个东西不能持续。第一个提出批评的是马克思。大家都记得政治课上讲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基点就是投资率太高，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产能不断增加，而需求不足，产生经济危机。资本投入增加。劳动对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矛盾尖锐化，成为资产阶级掘墓人。斯大林说这种增长模式是马增长模式，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中国一五开始。马克思说的那些毛病都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继续保持高增长，没有出大跃进以后的问题，投资率比大跃进那时还厉害，中国47%，美国19%，韩国29%，俄国20%，印度30%，效率很低，产能过剩，劳动者收入过低，贫富分化。学者认为长期不能持续。改革后，情况有改善。保持高投资，但是同时效率的贡献也有提高，改革前基本靠投资，改革后效率贡献提高了，基本靠改革，改革前城乡工业化隔绝，政府从农村拿到资源，到城市进行工业化，尽量限制。改革后城乡市场一定程度打通，允许投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土地，劳动力，拿到城市，提高了效率，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增强了。库次涅次过程。

还有，就是开放。开放后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一下子效率提高。各种先进技术让效率提高，总的贡献多。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大致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04、05或06年，这个效率也在下降，劳动增加这方面也走到了晚期，人口红利消失（社科院副院长蔡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不存在了），资本的投资回报递减副作用增加。关键是效率提高的贡献下降了，两个原因，一是21世纪初期，库次涅次过程中国已经到了末期，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高效率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现在还有1亿农村人口移到城市，主要妇女儿童。二是一般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没有过多差别，买设备、买技术的甜头不大了，就是购买技术了，也要加上自己的创新，才能提高自身给水水平，过去是跟随者，现在已经成了领跑者一员了，或者是伴跑者了。

21世界第一个十年就出现前段生产率下降，得出结论，要迎接挑战，解决面临的困哪，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善供给质量，提高效率的贡献，优化结构、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等等。总之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为什么强调进行结构性改革

能否成功转型，关键在改革

一改革开放就提出了。80年华国锋不兼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搞了一个研究，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大方针是围绕一个问题，就是效率问题。81年12月人大批准，成为政府文件，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95年研究制订九五计划，引进苏联60年代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口号。超英赶美，三个五年计划后，GDP差距缩小，增长速度减慢，技术和生活水平差距还拉大了。认为增长方式有问题，主要靠投资投入，西方主要靠效率提高。资本论第二卷粗放增长（外延增长）、集约增长（内涵增长）。95年想起来了，认为有道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粗放到集约，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后者是前者基础。有所进步。

十五计划大规模造城运动，重化工业投资运动。走了回头路。十一五计划规定，重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期间各项工作的红线，没有取得很大进步。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内容一样，12年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收入的解释不大好懂，陷阱显然有机制性东西。生长函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某些中等收入阶段的动力已经减弱或消失，如果不能找到新的驱动因素，就会停留在那个阶段，主要靠投资和劳动。新的动力，还是创新和提高效率，如果不能活跃创新活动，中等收入陷阱就过不去。14年提出引领经济新常态，产生大讨论，没有弄得很清楚。两个特征：高速到中高速；数量扩张、考投入支撑的增长到靠效率驱动的经济增长。两个转向的速度不对等，第一个转向已经转到了，第二个还没有到。引领就是要把短腿赶紧弄上去，还是回到老问题，讲了二三十年还没有解决的症结在哪里？十一五计划的结论是对的，十五有回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量投资，很多死城、产能过剩。05-06年热烈讨论。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手里掌握主要资源，普遍把GDP增长看做政绩主要标准，各级政府官员把配置资源的权利营造政绩，粗放的方法，要提高效率，要有好的体制，很困哪，不向投几个亿马上出来。十六届三中全会：仍然面临许多体制性障碍。在重要方面要求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一五期间的决定，回头看，改革仍然推进很少。中央决议，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提出新口号，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中央提出方针叫结构性改革，有一种倾向，叫结构性调整，而且是政府去调整。这是误导。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很少用，发达国家常用。G20宣言讲20国都要搞结构性改革。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的改革。不能把结构性改革与调结构，即主要用行政方法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

具有长期效应，短期有部分人要承担代价。长期有更多人福利得到改善，政府补偿少数人付出的代价。政府去调结构好还是通过改革改善？

2014年经济学人建议英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什么叫结构性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对政府的监管行为进行改革。民粹主义盛行。

我们不要因为有“结构”两字就认为是调结构。

正确的应对方略：

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集中主要力量励志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问题

3、稳住大局，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

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

l 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债务

l 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

l 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偿投资

l 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

l 停止刚性兑换

l 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

l 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大量楼盘）

辅之以短期政策运用：

l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

提高赤字率上限，用赤字增加需求：增加支出；减少收入。主要应该减少收入，不要增加支出。已经作了结构性减少，应该是普惠式减负。

l 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

l 财政政策要适当提高力度：指向提高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税负

4、成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提高供给效率主要靠市场

l 靠市场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l 市场主要功能：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l 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l 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主要靠市场发挥作用

降成本就是靠市场激发企业家和职工积极性，指标不见得管用。有些文章对上一次去产能去库存的故事有片面性，九十年代上海走在前面，97年朱镕基三年脱困，98年上任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执行第一炮就是纺织业为突破口，限产压锭，压缩一千万纺锭，上棉九厂，取得很大功效。没有这个，就没有21世纪发展。这个历史说的片面了。几十万纺织工人下岗（不是失业），执行再就业工程，上海先行，每个行业建立再就业中心，分批进入培训，再就业，97年全国推广，98年发生问题，上海有浦东开放，全国没有那么多岗位。四月份开会讨论怎么办。劳动部提出每个厂建立再就业中心，被否决，与原来一样，没有岗位，天天学习。要开源，发展中小企业。朱镕基当场接受，宣布国家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中央通知四大银行成立中小企业信贷部，再上浮10个百分点（20%）。十五次代表大会，把私营企业从补充提升到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了大问题。政府决心决策有作用，更重要的是发展市场力量克服问题，有很大启发作用。

推进改革，使市场发挥决定作用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l 简政放权和实现法治rule of law

l 金融改革

l 财政改革

l 竞争政策的实施

l 国有经济改革

l 农地改革

l 自贸区试验及其推广

自贸区改革需要加快，对外开放是国内市场化延伸，一定是全面开放的市场，世界面临贸易规则升级关键时期，自贸区试验中接近，再推广、创效。不同过去特区建设，自贸区就是要求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行商环境。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国内也要搞负面清单，意义重大，听说有难度。中央相当多的部委不愿放手。

政府应当“有所不为”

主要表现为调结构问题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要明确自己的职能，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插手微观决策。

技术由市场检验。

市场准入，原意是市场禁入。行政许可，因为公共利益，某些进入需要行政许可。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而过去政府一直用各种手段设立行政许可，破坏竞争。最近扶植高新技术产业，各部纷纷建立扶植基金，这是有倾斜的，还有直接补供方。电动车十城千辆计划大失败。各地都申请，要求中央补贴，但是补贴办法出了问题，补给自己所属企业。撒了胡椒面，转不起来，去年改了，12月份发现问题，说业绩极好，产量增长300%，12月发现，诚信很差，供需勾结，以买车者名义申请补贴，双方分成。财政部查骗补。

政府应当“有所为”：

l 良好的制度环境

l 宏观经济稳定

l 基本社会保障

l 良好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

l 用PPP方式进行共用性技术和一般性技术的“竞争前开发”，原来主要用于准公共品

l 对节能、环保产品的“需方”进行补贴以消除“外部性”影响，如减排用交易方法转为罚款方式，

l 因势利导，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政府不可能知道哪种结构是最好的，去产能，好多过剩产业都是过去政策倾斜的产物，光伏，上一轮的扶植新兴产业，大量过剩，LED，电动汽车，一定要吸取教训。

落实主体责任，使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防止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消极现象发生，有人讲专家造新词，不太同意。

贯彻深改组第20次会议1月11日和21次会2月23日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各项改革决定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