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管理学家通常看不上经济学家，但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学家看管理学的东西觉得简单，管理学家却说：“经济学那么复杂有什么用?”对此，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根据消费行为的研究，人们在收入低的时候消费有用的东西，但收入越高消费的东西越没用。我开始以为经济学就够没用的了，刚才听黄卫伟教授讲演，才发现还有更没用的，那就是哲学、悖论。“理发师只给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些，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收入越高，对于没用的东西可能关注就多一点。(笑声)
今天彭剑锋老师让我讲讲宏观经济形势，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用。形势再差，有很好的企业;形势再好，也有很差的企业。企业搞得好不好，跟宏观经济形势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或者说，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对于多数企业来说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金融的、全球的企业例外。但彭老师说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其实，这个形势现在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就是一个问题：下行。
今天我过来一看，这么一大屋子人，说明现在这个形势好像还不坏。经济下行，当然是有很多数据的，现在有些地区、行业、企业，真的是相当的困难，那就是刚刚杨杜老师讲到的死法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看，真正难受的，还不是经济速度在往下走。最近的数据大家都看了，PPI、CPI还在往下走。真正令中国经济难受的，是我们“从高位运行到下行”，而不是日本那种下行。日本是“增长2%变成增长1%”的下行，所以虽然难受，但没有我们这么难受。中国的GDP季度数折成年率，在2007年曾超过14%，而现在就只有7%，今年很大可能是7.5%以下。从14%到7%，下降了一半啊。这个还是个平均值，那么分摊到有的行业、有的地区、有的企业，那真是哗啦哗啦的了。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呢?我一直认为，“高位下行”比“低位下行”难对付，因为有巨大的惯性。曾经有一些省份GDP增长14%、15%，甚至有些GDP增长20%多，持续了很多年却一下变成7%，这是很难受的。经济有很多惯性，我们也有很多的期望和预期，有不少人，不少公司、企业领导人、地方领导人，都希望这个经济再回到14%去，这种失调速度是很难受的。
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
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当然首先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的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一个农民就是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
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系就变了。
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也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回报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in China”。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刚才报幕说我是人大教授，我不是人大教授，我是人大学生，北大教授。我在下乡的时候考的大学，年龄大，我想北大不会要我，人大有要年龄大学生的传统，所以我就报了人大。可能是心里有个结，所以，从海外学习回来的时候，北大招教授，我想，当年没有当成学生，当老师也不错。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天天听的就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一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国签WTO，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随后，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档口爆发。我们从多少年来的可怜流量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生产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11.7%，达到了最高。而创造外向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有中国人努力的原因，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了高位增长。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高，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50块、60块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
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2006、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一来，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放到经济里面去，却没有见效。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加上9万亿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们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对外的，而国际经济就根本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这个(欧债)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的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手，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是上来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对于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于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是不得了的。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的，产品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问题。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块对不对?那7块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块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块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每天这样进。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是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要调控。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过不去，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的了。而调控，在我们这个转型的体制，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这个东西，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你说好就是好，你说问题它就是问题。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勒制，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这个行政控制就是要进入经济体，但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处，这些都是有权力的，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个事情，这是会上瘾的。
这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当中的一个代价：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由于过去穷，不办企业不可以;而现在都生活过得去，办企业太麻烦，企业家的斗志就下来了，企业家精神就被衰减了。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们还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就是上去、下来都会放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经济热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未来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的旺，因为物价都是在涨，物价减掉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合算。借了钱买房，房价涨的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合算的。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本原因。股权为主的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红，不好就是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但我们是债权为主，好的时候会比好还要好，而差的时候呢?最近很多的行业财务成本上升，所谓财务成本大部分就是还债。很多人为什么跳楼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借了这么多的钱。他们忘记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就发现借了很多的钱。因为曾经利率是负的，而现在利率转正了，很多的行业、企业都被顶的很难受。
我所讲的就是，以上这三个力量把中国经济拉下来了。
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块石头”
而中国经济一被拉下来，三大块石头就浮出水面了。这就是我在2012年11月所讲的判断：水落石出。
第一块是，成本。成本就是企业的开支，问题是什么时候开支?钢铁企业库存什么时候买的?都是大家都是看好的时候买的。即使钢价、矿石价还在涨，但涨也是有人买。等到钢铁价一下去，过去买的库存就能顶死企业。如果是借钱买的，那就死的更快，因为要还息。企业雇的人是什么时候雇的?大家抢人的时候雇的，价钱肯定好，价格不好，人就不会来。当你卖的产品下去了，你能马上削减工资吗?这是很难的。因此，成本是第一块石头。
债务，是第二块石头。由于债权合约都是在好的时候签的，随着真实利率的转正，债务就成了第二块石头。
第三块，过剩产能。好的时候，市场这么好，就会出现抢货，你也上，我也上，国家也上，国务院开会都讲7大新兴战略行业。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个传导机制，怎么可以这样来定事情?聪明的农民，现在县长让他种什么他是不种的。可是，我们在大项目里面还是一说上一起上，好产业都会被做成了不好的。其实，是市场和政府两个力量一起推动了过剩产能，等到市场“一拉脸”，外需没有了定单，可钱已经变成社会的了，这时你是撤还是不撤?你是停还是不停?有的行业还有连续性，不能随便说“没订单就关门”，所以还要接着做，这是很难受的。
以上这三块石头，就把国民经济顶住了。
变被动为主动：消化资本、重组债务、消化过剩产能
那么，这个时候，宏观经济要怎么应对?
首先，就是要知道“高位下行”是由不得你的。虽然有一些因素是我们可以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来控制，这种变量是在中国内部。然而，外需不在我们的手里，是由不得我们的。“欧债危机”这个冲击力什么时候好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则是刚刚有一点起色，后来又不行了。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在困难的时期，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造业逐渐在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中国的相对成本变化让很多美国公司回到本土去了，这就是新的全球格局。
我们需要改革，但改革没有那么快。国务院已是很着急，开始放松审批。但到企业一问，这对他们有影响吗?回答是没有影响。国务院已经宣布去掉了几千项，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还剩多少项。企业要跟“还剩的”去打交道，经常是把含金量小的放放。总的来说，改革不是那么快的。
如今的这个既得利益，中央做了决定，国务院也推行，然而这样的大国要实现“政策落地”，还要有个过程。至于“真实利率”，这一把刀是很厉害的，这个需要经济学大量研究。
至于通缩，通常市场一翻脸就由“通胀”变成了“通缩”。90年代我们遇到过一次，通货膨胀达到24%，朱镕基大刀阔斧杀通货膨胀，在1997年突然开始出现通缩。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金融结构里有一个麻烦：过度的依赖银行债务。我们说要发展股权、发展资本市场，目标提出来了却没有落下来。现在，直接融资占整个社会总融资的比例没有比20年前增加多少。那这个经济结构遇到波动，就会有派生的情况出现。所以，难受是肯定的。
有几种措施，可以把我们国家从这种情况下拉出来：第一，消化资本;第二，重组债务;第三，消化我们的过剩产能。
现在，很多人的经济预期都很有意思，一看情况不好，觉得什么都不行了，这种预期就会互相传染，悲观情绪就占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很茫然，实际上是看错了时机，在不好的时候，反而是投资的时候。对此，要冷静地分析。
对外升级：新兴市场大有可为
全球化地考虑，发达国家的市场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到2007年以前去了，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
但是，在危机之后，全球的总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的份额大幅度地提高。最发达七个国家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7个最厉害的新兴市场国家放一起，总量哪一个大?当然是后一个大。然而，我们的“外向经济”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还是习惯于最发达的那个市场，因为其购买力现成、出价高、基础设施完备、金融服务良好、物流非常顺畅。我们接单子生产，于是我们就成了世界的工厂。但很多新兴市场特点不是这样的，比如有购买力但市场不成熟，要买货但基础设施不够、电量不够、港口不够、铁道不够等。所以，中国现在提海上、陆上两个丝绸之路，APEC会议宣布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就是重大的战略。
新兴市场这个板块还是中空的，我们实际上铺了多少货在新兴市场?几年前我去印度看，很热但没几家用空调的，这两年才好一点。面对印度这个空调的新兴市场，中国这样物美价廉的空调市场，却没有在印度打进去多少。而俄罗斯的市场都是欧洲货，日本韩国货都少，就更不要说中国了。资源广大的新兴市场，毕业生包括我们北大的毕业生都看不上，一讲就是美国、巴黎之类的地方。刚刚有一张图我看了很感动，华为打世界怎么打?阿富汗怎么去的?那是要死人的，炸弹是会掉下来的。我们在这些市场上去耕耘、开拓的真正的商人还是很少。大学生总说没有就业，今年700万毕业生的签约率看了让人焦虑。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我总说，下一个时代，是要小语种人才的时代。小语种的需求会极速升级，因为新兴市场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印度尼西亚有1亿人，这是很大的市场，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看不上。
因此，外需不是没有市场，国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我们回想一下，1980年欧洲资本市场是怎么进中国的?中国当时什么也没有，欧洲为什么借钱给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自由外汇，不是“中国借这个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而是全部用来买德国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工业设备都是德国设备的原因。今天我们的4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做呢?为什么不能做外方信贷?没有电为什么不能去建电站?没有铁路为什么不能修铁路?为什么不借钱给别的国家，倒过来做BOT?当年我们的铁路、高速公路，外资为什么跑到大陆来修?就是为了20年的收费权，20年后再送给中国政府。我们现在要重新复习“80年代初外国资本进中国”那些经验，并将它倒过来用，来开拓国际市场，等待欧美市场进一步复苏。总之，我的看法就是外需还是大有可为的。
对内升级：改变观念，在冬天投资
对内呢?我们说的过剩，是大路货过剩，与进口货同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改进品质，这还有很大的市场。大家看看现在进口的情况：阿里巴巴网站上，很多东西都是进口的。为什么进口的东西多了?因为收入提高了以后，人们对于产品品质要求也高了。国庆节期间，我有一个朋友到德国去，回来带了一个双立人牌的指甲刀，那个指甲刀让我感叹：剪完以后怎么这么舒服?仔细看一下，它有两个弧度。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产品品质。而我们的产业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品质，还早着呢。中国的制造，尤其是精密制造，这个市场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我们为什么要买进口货?那些东西中国人都是可以造的，只是品质要差一点。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好企业，比如华为，按它手机业务的发展趋势，过几年，发达国家就麻烦了。
当然，现在可以改善的东西：一个是对外升级，一个是对内升级。对于国内市场，我们的空间布局还早着呢。今天，还是65%的总人口是农村户籍人口，其中17%已经到了城市常年居住。这样的空间布局里面，就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我们现在要学会的是“跑马征地”，也就是政府主导的这个“跑马征地”，真正地让这些骨头挂上肉，变成现在的城市生活，有无数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的看法是：当前困难是困难、转型是转型，但根据过去的经验，越冷的时候，越是要调整预期。就是，要在所有人都说不好的时候，把未来谋划清楚;就是，要在很多人说不行的时候，勇敢地决定投资;就是，要在很多人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在冬天投资。等人们都醒过来的时候，买啥啥贵，也就没你什么事了。很多人上一个周期被咬了一口，被“三块石头”顶得难受，想要放弃。但若真的放弃，5年以后一定会后悔。因为这两个海平面，从100倍缩减到现在，还是剩下10倍的。现在，很多人说“是人工把我们顶死了”，但发达国家怎么生产?苹果的工人什么收入?双立人是德国生产的产品，照样活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要认清形势。当然，这一点国家也在进行部署，深化改革。然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产业界、企业界、第一线怎么认清楚现在这个形势，抓住这个战机。
所有优秀公司，都是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然后准备下一步的。等到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5年以后的成败得失，5年以后的市场份额，5年以后的风光云影。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为10月31日周其仁在“2014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