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李瑞环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都强调了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这是我党在宣传工作中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但是，在新形势下，特别是在总结去年春夏之交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教训之后，重申这个方针，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我们今后长期坚持党报的党性原则，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十分必要的。
几个月来，经济日报为宣传、贯彻这两个讲话精神作了一些努力和新的尝试，如关于吃、穿、住、用、行的“变迁”的系列报道，关于“这一年”的系列报道，关于重提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的连续报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的讨论，关于重点建设的报道，关于优秀企业家的报道，关于反映测绘人员艰苦劳动的报道，以及最近关于焦裕禄同志的报道，《我的经营之道》的连载，等等，都在读者中产生较好的反响，受到了一定的好评，对于鼓舞人心、稳定大局起了一点作用。但这仅仅是开始，要使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我们报纸得到正确、全面、深入的贯彻，还需要我们作大量艰苦的工作。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要想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必须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认识问题、作风问题、方法问题。在当前来说，认真解决我们新闻队伍中的认识问题，正确理解这一方针的意义和精神实质，显得尤其重要。
从我接触到的情况看，在贯彻落实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中，大致存在这样一些模糊认识：
一、把“正面宣传为主”简单化地理解为只是一个报道比重问题，认为只要版面上保证正面报道占绝对优势，就是贯彻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了。
二、认为以正面宣传为主很容易做到，无非是“精神加例子”，或者不讲缺点，不谈矛盾，任何时候都是“形势大好”“莺歌燕舞”，记者不用动多少脑子。
三、认为我国当前困难还很多，群众的意见也不小，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报纸上一味讲好，容易引起群众的逆反心理，报纸和记者都会挨骂。
四、认为正面报道产生不了“轰动效应”，写正面报道的记者也出不了名。
五、还有少数同志写了正面报道，怕被别人讥为“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因而感到不理直气壮，总是申明自己写的是“奉命文章”，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个别同志在动乱中曾经写过一些有错误的报道，现在写正面报道会招“看风使舵”、“政治投机”之类的物议。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顾虑。
这些认识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自觉地、满腔热情地去从事正面报道，硬着头皮“奉命”行事，是肯定写不出好文章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认为，要使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行动，应该首先树立这样几个观念：
第一，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性方针，它既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更不是权宜之计。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版面上100％登的是正面报道，就算做到了正面宣传为主了。更重要的是看正面宣传是否成为一张报纸的基调和主旋律，看一张报纸是否充满着鼓舞人心、激励人心、启迪人心的精神力量。从根本上说，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这个“为主”，是个质量问题，倾向问题。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写出大量高质量、高水平的好报道来，对稳定大局、对经济建设、对改革开放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报纸上充斥的都是平平庸庸、不痛不痒的一般化报道，引不起读者的兴趣，那么即使100％都是正面报道，也不能认为是真正贯彻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第二，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要求我们“粉饰太平”，不讲问题，不讲矛盾，更不是要求我们弄虚作假。提出以正面宣传为主，是以我国的客观现实为根据的，因为正面事物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流。如实地反映这个主流，就足以振奋人心，用不着我们去“粉饰”，更用不着我们去加油添醋。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正面事物无比丰富，写之不尽，报之不竭。认为反映正面事物是“粉饰太平”，只能说明有些同志对我们的生活太缺乏了解。
强调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不要反映缺点、问题，不要批评，不要舆论监督。对这一点，江泽民、李瑞环同志的讲话都已作了明确的阐述。我认为，“正面”与“全面”是一致的，绝不能把正面报道理解为片面报道。问题是如何讲缺点、讲问题。如果我们讲缺点、讲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放在引导群众正确地认识当前出现的问题，回答并解决群众对问题的种种疑惑和困惑，指出解决问题的前景和途径，增强大家对解决问题的信心和希望，那么同样应该认为是正面宣传。例如，去年我们发表的《记取历史的教训》《0.9％说明了什么？》《对“疲软”应作正确分析》等评论，回答了当时人们对紧缩银根、市场疲软等热点问题的种种疑惑，谁能说不是正面宣传呢？
第三、坚持正面宣传，应当理直气壮。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健康的、美好的事物总是占主导地位。我们有些同志不相信今天生活中还有那些先进人物、美好的情操、感人的业绩，主要是他们的生活圈子过于狭窄，或者囿于某种偏见，先进的、美好的、感人的东西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之内。本报记者毛铁的《大地之魂》见报后，许多读者十分感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学生发表感想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爱国主义不是喊出来的，不能光看到天门广场的那块天地，要想到全国各条战线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在默默地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着。”这个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至于说群众对正面宣传会产生“逆反心理”，我想，对“逆反心理”应该作具体分析，弄清楚他们究竟“逆反”的是什么。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我们的报道确有片面性和虚夸的成分，使他们感到报纸上的宣传和他们的实际感受距离太大；二是群众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对全局情况了解不多，往往从自身周围的情况来推断全局；三是我们很久以来忽视了正面宣传，以致今天一突出正面宣传，使人感到突出其来。比如，前几年我们只讲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而很少报道正在进行的、需要“保”的基本建设，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什么基本建设都不该搞了。今天突出宣传重点建设，有些读者就产生疑惑：怎么又冒出这么多基本建设？是否可信？宣传雷锋、焦裕禄式人物，也有这种情况，有人就不解地说：过去都说雷锋出国了，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活雷锋？但是，我们宣传了真实可信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群众还是相信的，感动的。比如，《大地之魂》发表后，许多读者非常感动，说多年来没听到、看到新闻单位有这么感人肺腑、催人奋起的正面典型的事迹宣传了，这对当前稳定社会、扶植正气、褒扬先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许多人索要刊登《大地之魂》的经济日报。这说明，群众决不是笼统地对正面宣传产生“逆反心理”，他们反感的只是那种不真实的报道，而真正实事求是的正面报道，他们不但不会“逆反”而且会非常欢迎。再说，群众的阅读取向，也有一个引导问题。所以，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是否相信自己宣传的东西，是否真正认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如果都是“否”，当然就不可能做到在读者面前理直气壮。
第四，搞好正面宣传很不容易，需要努力提高宣传的艺术和技巧。有人认为正面宣传很容易，但也产生不了有轰动效应的报道。这完全是误解。从党的新闻史来看，真正震撼人心，教育、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报道，绝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比如：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孟泰、王崇伦、雷锋、焦裕禄、陈景润、蒋筑英等等。而记者的名字也和他们所报道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提起志愿军英雄，人们很自然地想起魏巍；提起焦裕禄，人们就必然会想起穆青。那种认为正面报道培养锻炼不出名记者、好记者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明确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指导思想，并不等于把正面宣传搞好了。在端正新闻舆论导向之后，如何提高宣传艺术、宣传技巧就摆到重要位置上了。方向正确，但报道写得枯燥乏味，谁也不爱读，怎么去感染读者？最近，本报驻福建记者王长锋同志给我写信说：“正面报道如何抓有血有肉、足以叫响的东西，真是个大学问。我感到它比写批评稿还难。批评稿的本身，不论你写得深浅，本身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而正面报道又有几篇能拿出《焦裕禄》来？”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心态，也是我们在贯彻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时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几个月来的实践，我觉得，能不能把正面宣传搞好，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统一，即：理直气壮与喜闻乐见相统一，鼓舞人心与实事求是相统一。这话虽好说，做到就难了，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我们抓五个“变迁”、六个“这一年”，实际上是在进行“两个统一”的探索。
正确理解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江泽民、李瑞环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同时要提倡记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到实际中去寻找答案，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许多认识只有到实际中去，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因为实际生活是最能教育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