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先读一段1935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一则关于当时苏北黑热病灾情的报道：

“江苏北部黑热病蔓延，患此症者为数甚众，自徐州以东，以宿迁、淮阴、涟水等属为最烈。经全国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于去岁组织黑热病研究队，到此实地调查，并成立事务所。为害之烈，沿黄河故道各地为最。此外，东海、泗阳、淮安、涟水、灌云、阜宁、沭阳、邳县、萧县、丰县、砀山、沛县等，亦为黑热病患者最多之区。单以东海而论，患者亦超过一千五百人。统计苏北黑热病患者，前后将至十万人，其中以穷苦人为最多。若用新法注射，每人至少须费十五元；贫苦患者，一人不易筹此巨款，辄聚为十五人，每人各出一元，共得十五元，以抽彩方法，决定何人应用此款治病。十五人中只有一人得款治病，其余十四人，则只有坐以待毙！”

这条“旧闻”，转引自邓拓同志半个多世纪前写的历史专著《中国救荒史》。众所周知，邓拓同志是我国新闻战线杰出的战士和领导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则知者不多。此书出版于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当时的邓拓，还是年仅25岁的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在这部500页的巨著中，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详尽地记录了从商汤二十四年直至民国二十四年我国历代抗灾救荒的历史，时间跨度为4000年。它不仅追述和分析了这40个世纪内发生的包括水、旱、风、雹、蝗、霜雪、地震、疾疫在内的各种灾情及其成因和危害，还客观地搜集了历朝历代救荒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可以说，它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同史无前例的非典之灾进行顽强而卓有成效的斗争，重读邓拓这部《中国救荒史》，倍感亲切，倍受鼓舞。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引用《申报》的那条“旧闻”，一是因为它的时间距今最近，二是因为对于今天50岁以下的中青年来说，恐怕已是难以置信、难以想象的“新闻”。细读这条既是“旧闻”又是“新闻”所提供的史实，至少可得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从历史上看，中国自然灾害（包括各种疫病）之多之烈，为世界罕有。一部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不断与各种严重灾害较量的斗争史。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国民体质的不断增强，大规模发生的疫病已大大减少。但是，我们毕竟是在这块土壤上发展起来的，决不能割断历史，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某些更为凶险的新病源正在不断产生。因此在防止烈性疫病问题上，千万不能有丝毫麻痹轻敌思想，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

启示之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战胜各种灾害，必须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万众难以一心；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众志岂能成城！一位外国朋友说得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预防条件肯定比中国先进得多，但是像中国那样，可以在那么短时间内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起来，把全社会（包括城市、乡村、街道、社区以及军队）的力量广泛动员起来，是绝对难以做到的。”从前面引述的那条“旧闻”可以看出，当时的旧政府为了遏制黑热病的蔓延，也采取过一定的防治措施，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高度负责的党和政府，最后只能是政府束手无策，群众束手待毙，横尸遍野，饿殍千里，家破人亡，十室九空。对照今昔，我们怎能不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感到庆幸！

启示之三：从根本上防止疫病的大发生，必须坚持综合治理。邓拓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60多年前就以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指出，疫病往往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乱砍滥伐、水土流失等）有密切关系，因此建议必须制定一整套“改良自然条件的具体政策”。当然，他很清楚，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他在本书最后以这样一段高瞻远瞩的语言作为结束语：

“真正有效的救荒政策，从根本上说，在过去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人民群众做了社会的主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救荒史才能打开新的一页。”

抗击非典斗争的实践，将会更加证明邓拓同志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