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林华所著《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论》（中央党校出版社），从墨家思想这一新视角初步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源自墨家的大同思想是近代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民族文化因素，墨家—大同—社会主义，这是一条比较清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路径；其次是通过分析近代墨学复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说明“尊墨抑儒”潮流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以及“墨学救国”思潮对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影响，指出并论证了墨家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实践的深刻影响。

大陆儒学复兴的当下，有一股会通“毛主义”与“儒学”（简称“毛儒”）的思潮引人关注。“毛儒”的核心观念表述为“内圣从夫子，外王从主席；孔孟朱毛道统一以贯之；反美帝苏修辟新杨墨、三个世界允执厥中之道”。“毛儒”试图打通“儒统”、“毛统”、“邓统”的“通三统”，将毛泽东置于儒家道统和新圣王的谱系下，承认其开国有功并悬置德性争议，是比“马克思诸子化”更进取一步的“内圣外王”之道。“毛儒”又辟“新杨墨”、“闲先贤之道”，将杨朱比作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拒斥之；将墨翟比作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拒斥之。从而接续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道统，走一条孔孟之道儒家中国的康庄大路。

按照他们的说法，毛泽东这位近代以来最大的“反儒派”实质上是孔子以后最大的“儒家”——“生民未有之”，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批周公”，不过是“扛着儒旗反儒旗”的美丽误会——即如甘阳在《儒学与现代》所说的，即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的反传统运动，仅是在学术层面摧毁了儒家的理论，在政治伦理和社会实践上，却恰符合传统儒家的一贯做法。多年前刘小枫《中国革命源流考》中对现代语境里中西革命观相互格义的考察，初显毛儒话语端倪，《易传》汤武革命论、汉代今文家的素王革命论以及宋明理学的心学成圣论，似皆可证成毛儒所提出的中国共产革命乃承继自儒家思想资源的历史纵贯线。当然也不能说刘小枫就是“毛儒”的始作俑者，早在他之前，一代大儒徐梵澄在《陆王学述》就谈到：“毛泽东教示中国永不应在世界上称霸，是明于霸、王两道之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真乃“云霞蔚起赤城标，禹鼎黄书未寂寥”（徐梵澄：《毛主席故像下作 1978年》）、“胜算善能恢武德，韬钤余事整文风”（徐梵澄：《毛主席纪念堂瞻礼 1979年》），深谙文武王霸之道、为万世立法的儒家大圣人。

刘小枫“毛泽东国父论”的出炉引起思想界的“学术群殴”，可见在当下中国“如何安顿毛泽东”仍然是左中右各派凝聚共识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儒家更是如此，因为“毛儒”的陈述已然不同于之前甚嚣尘上的儒家宪政主义。在毛儒看来，儒家宪政必属异端、歧出，是要“放邪说，闲先贤之道”的。在“儒宪”的谱系中，邓小平的身位显而易见是比毛泽东高得多的，“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亦更容易将之归为公羊谱系中的改革家角色。“儒宪”的“通三统”是儒统、民国和共和国，毛泽东在其间的面目比之孙文、蒋中正更为模糊，也更为暧昧。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问孙文：“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文答曰：“中国有一个道统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三民主义，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如此看来，儒家宪政似乎离共和国的道统更远，离对岸的三民主义在文化基因上更为接近，何况还有一个港台儒生念兹在兹的所谓儒化的《四七宪法》。

儒家果能借助国学热潮卡住自己身位，收复儒家在思想界的失地或可期待。不过中国历史上秉持强烈信念伦理的儒生往往是政治上的幼稚儿童，其言论和活动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上层建筑的容忍而非认可。文革一代老人应该都记得毛泽东回应毛远新关于“批林批孔”意见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泽东的断言是悬在儒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毛泽东对孔子下的铁判是儒家复兴的梦魇。诚如施密特所言，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不讲德性只讲敌我（施密特）。无论反儒教授刘清平是否被复旦大学驱逐还是国学学科化四书进教材是否成为既定事实，都回避不了大陆儒家在当代中国“如何安顿毛泽东”的问题，它不以儒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一些人眼中，毛时代共产中国的反儒立场似乎代表一种外来异质文明（马克思主义、列宁式政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拒斥，同时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性反传统”的精神产儿，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儒家的新道统、新政统、新学统。前者的叙事，就是把共产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目为“空降”，不是“中国特色”的；后者的叙事，就是把毛目为民国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产儿，是以西方思想来“打动孔家店”的承续。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的郑林华博士在《墨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论》中提出另一个观点，毛非打倒“传统”，乃是争夺“正统”。这个“正统”来自于《水浒》、《墨子》、陈胜、吴广、黄巢、韩林儿、太平天国以及义和团。毛泽东及中共早期创始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所心仪的非儒学派，均是不自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潜伏于民间的“小传统”或“非正统”。以墨家为例，从民国时期兴起的“墨学救国”运动、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尊墨抑儒”思想、民国基督徒的“耶墨衡论”思潮、延安时期共产党对墨家思想的重视与研究、建国后毛泽东对党员干部“逃墨归杨”官僚化的恐惧，似乎亦可理出一条“马克思墨子化”的进路。若采取如是的立场，则墨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儒派，毛泽东继承墨子思想资源是中国最大的反儒派，也是说的通的。也就是说其实民国以降的所谓“全盘性反传统”，其实只是全盘性反儒家为代表的“正统”。

能不能自圆其说取决于诠释空间有多大。刘小枫说当今宪政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对于儒家来说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就是解决“如何安顿毛泽东”的问题。比之于儒家生硬要将毛泽东思想拼贴进自己的道统而显得如之牵强，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非儒学派似乎更有资格来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共产中国的精神遗产。从这个层面讲，郑林华的说法看起来比刘小枫、甘阳或者毛儒学派的更容易人接受。除前文引毛泽东对儒家和孔子下的历史“铁判”，他在1939年2月1日回应陈伯达《墨子哲学思想》的信中亦明言“墨子是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因此，为什么毛泽东在某些大陆儒家的话语中，就一定要是孔儒的信徒呢？参照儒生同样的标准，亦同样可以说毛泽东是墨子的传人、杨朱的传人、老庄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