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行政官的蔡元培，很清楚地意识到察纳雅言的重要性，初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即造访陆费逵，恭听见解；对上书的王云五，更是延揽入部，用其所长。没有大公无私之心，没有开阔豁达的气局，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允公允能”，蔡公之谓也。一九一二年七月十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北京举行，蔡元培作题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之开会词》的演讲（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它与《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颇有不同，后者是述职报告性质，所以言简意赅，直奔主题，谈方法与策略；这里则不同，面对全国的教育界代表，需要展现的是新任教育总长的风采，所以必须充分表达出一国新任教育长官的理想、思路与策略。在向参议院阐述思路的同日，教育部即通电各省，谓：“本部为征集全国教育家意见，讨论至当，..特开临时教育会议于北京，以阳历七月初十日至八月初十日为会期。..各省应各推选二员，以曾受师范教育办学三年以上者为合格，务于开会期前五日到京。”（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如果考虑到民国初创，而教育部又是临时北迁的背景，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教育行政首长的蔡元培是如何的“步履维艰”。既要接收前清学部，又要商订官制，更要延揽人才，筹划教育行政大计。但在这一端绪众多的创业过程中，蔡元培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实在让后人感慨不已。他组建教育部，所奉行原则为“能者在职”，同盟会中人，如大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就对他颇有怨言，怪其“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但这种“谋事不谋人”的态度与做法，恐怕也就只能放在蔡氏身上，换了别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头破血流”的。

蔡氏在临时政府北迁时，坚辞续任，并推荐范源濂以代，范电辞仍荐蔡。三月二十六日名记者血儿（徐天复）在《民立报》上发表《挽留蔡孑民先生》：“先生学问道德，海内夙所钦仰。先生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国民无不为民国教育前途庆。今先生专使回南，绝意退闲不仕，..先生之高风让德，诚足尚矣。然一念教育至重，先生又何忍固辞也！统一政府行见成立，..教育则为立国根本，..先生任之，则全国教育振兴，国基巩固；先生而独善其身，则全国青年俱将失学，以虚掷其宝贵之光阴。先生之进退所关如此。责先生以大义，先生当恍然不忍以清福自享矣。”

蔡元培留任教育总长，当然不会只是因为这篇文章。不过，不以清福自享、谋国以诚，倒确是蔡氏的初衷。他这么想了，也这么去做了。他邀请共和党人范源濂出任教育部次长，既不顾忌两党在朝在野的身份，也不在乎是否委屈对方就任的乃一事务官的位置，因为在蔡元培眼中，“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邀范源濂任教育部次长的谈话》，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卷）。之所以这样做，固然看重的是范氏的人品能力，考虑的还有中国教育的百年大计，因为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与其到时对方将政策大做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其所利者，国家之教育大计也。近百年之下，见到蔡氏这样远见卓识而勇于承担的历史意识，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所以，这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蔡氏一方面强调“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另一方面更注重民国时代教育原则的议定。所以，蔡氏开宗明义，即强调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的本质区分，要求“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换言之，即以学生为教育的主体。进而由此推论，合盘端出其“五育并举”的思路，强调“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虽然是以开放的心态邀请四方同人共商大计，但主事者对于基本教育方针却显然是“胸有成竹”，并非一切都是“白纸绘图”。所谓“不破不立”，除了立起“五育并举”的基本方针之外，当然就有“废孔分经”的霹雳手段。周作人说：“蔡孑民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首先即停止祭孔，其次是北京大学废去经科，正式定名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周作人：《蔡孑民》，载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周作人这一判断相当准确，对于以建立民国教育为己任的蔡元培来说，虽然表面上一派君子儒雅、谦谦风范，但其实内里很有定见和主张。在这关系未来教育大计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他再次巩固、扩大与敲定废孔废经的基本主张：“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这篇演讲发表于《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六号，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版，应该说相当集中地表达了蔡氏确定民国教育基本方针的思想。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七月十日正式举行，与会者有全国各省及华侨代表共五十六人。此会历时整整一月，到八月十日闭会之时，总长蔡元培已经辞职隐去。其间共开会十九次，提出议案九十二件，对于有关教育的根本性问题，都有所讨论，诸如学校系统、教育宗旨、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小学教员薪俸规程、采用注音字母等。一个会开上一个月，在今天恐怕是极少见的了。不知是那个时代的人效率太过低下，还是讨论问题过于细致？这一会议成果相当不错，在此次会议之后，教育部就据此出台了很多政策，其中很多与蔡元培的思想有关。而最重要的是，基本教育方针贯彻了蔡氏的思路。

如果说，在政治的实践运作中，蔡元培不是一个赢家，甚至有些疲于应对；但在自己认定为终身事业的教育大计上，他却相当有主见并不乏操作的策略。他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不过寥寥数月，但日后民国教育的大政方针基本都不出其思路，即可见一斑。七月十八日，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方针草案，其时蔡元培已去职（七月十四日）。次长范源濂出席说明理由，谓：“教育宗旨，蔡总长主张注重道德教育，而以实利与武勇两主义济之，又以世界观与美育养成高尚之风，以完成国民道德。”但仍有不少其他提案，诸如刘以钟、吴曾禔合提的以相对的国家主义为教育方针案，侯鸿鉴提的以道德为主以实利及军国民为辅的教育方针案，徐炯提的确定教育方针以巩固国本案（《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九月二日，教育部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七号，一九一二年十月）应该说，虽有所更易，但基本思路都是蔡元培的，其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恰恰是在临时教育会议召开的同一日，蔡元培亲笔起草了同盟会阁员的辞职函。与会代表对此深表关切，蔡氏言道，对于“教育事业，愿负责任。此次辞职，实关于人格问题，教育总长应以身为天下表率，不便强留，乞为原谅”（《时报》，一九一二年七月十六日）。难怪其时的名记者黄远庸对其评价甚高：“其人理想之超卓，道德之高尚，自是同盟会第一流人物。..无论同党异党，无不钦佩，固确论也。”（《时报》，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的记者都是独立自由的，黄远庸更是享有盛誉，他能予蔡氏如此评价，可见蔡元培在当时社会上的巨大声望。这当然也是与蔡氏自身一心为公，秉行高洁所分不开的。

应该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为政治家，则未免短于纵横捭阖之技，只能以全名节、出污泥为选择；为教育家，则运筹帷幄，成竹在胸，有自家理念，有报国赤诚，两相融合，成就了其奠定民国教育方针的首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