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司徒琳教授认为，“内陆亚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史学界研究清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构成“新清史”的理论基础，即汉化不是清代历史的主要演变趋势，满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满了“内陆亚洲”民族的特色；他们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鲜明的“内陆亚洲”特点，而不是汉化特点；这使得满洲人更容易获得“内陆亚洲”诸多民族的认同和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强大王朝，实现了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如何看待“内陆亚洲”因素，便成为剖析“新清史”的关键所在。
将“内陆亚洲”视为基础概念
所谓“内陆亚洲”，主要指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之间的广阔区域。较早关注这一概念的是欧文·拉铁摩尔，他从经济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将长城沿线的边疆地区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贮存地”，这一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他所理解的“内陆亚洲”包括中国长城以外的内蒙古、外蒙古、东北、新疆乃至西藏。与拉铁摩尔不同，傅礼初试图将这一概念引入世界史之中，更倾向于把“内陆亚洲”看作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探讨这一地区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傅礼初看来，“内陆亚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内在因素，但在16世纪至18世纪，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呈现出一种平行的整体史的发展规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清史”学者，则把“内陆亚洲”当作基础概念，他们抓住了以往史学研究对边疆民族历史过于边缘化这一缺陷，通过对诸多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研究，探索满洲、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及其与汉族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内陆亚洲”从一个地理单元转变成一个政治的、文化的单元，拥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原汉地的内在特质。在“新清史”学者看来，大清王朝（或者说大清帝国），是由“内陆亚洲”和“内地”两部分组成的，满洲人对“内陆亚洲”的特性具有天然的亲合力和认同，而与汉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清史”的倡导者认为，清朝采取的理藩院等制度，是解决与“内陆亚洲”民族之间政治认同的关键措施；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受与推崇、对汉族的笼络政策，则是一种战略上的考量和手段，旨在为政治统治服务，而非心甘情愿地主动“汉化”。
忽视汉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新清史”这种思维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清朝统治者只有获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才能获得在中国的成功，或者说，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清朝建立和强盛的基础和关键因素。于是，一种以解构“汉化观”为目的的史学观念得以建立，并对清代政治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清代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边疆地区的研究成为热点；每个边疆地区都被作为一个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来探讨它们与“中国”以外地区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与“中国”的不同；清代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开始到“内陆亚洲”特性中寻找解释和答案。
然而，“新清史”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在大清王朝中的作用。汉族占清朝人口95%以上，拥有经济和文化优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大清王朝历史的构建中被忽略掉。
满洲人在入关前后的统一战争中，并没有征服全部蒙古族，而只是借助于东部地区少部分蒙古族的力量，以此形成的满蒙联合力量非常有限。相反，借助汉族的力量，对满洲的成功显得更加重要。
过多的实例不必一一列举。虽然满洲人赢得了部分蒙古人的效忠，但远远不足以在全中国范围内形成军事优势。可以说，在清朝近300年的统治中，每次严重危机的化解，都离不开汉族的身影。如果没有汉族的加盟，他们的宏业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清朝统一宏业的完成，不仅依赖于满蒙之间的亲密关系，更主要依靠满汉之间的联盟。
入关前未在“内陆亚洲”取得成功
“新清史”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清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主要得益于在“内陆亚洲”的成功，而非以往所说的汉化的结果。在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的前提下，满洲人是否汉化，笔者姑且不论，但毫无疑问，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逐步实现的过程，并且是入主中原后才取得的结果。
清朝入主中原前，并没有真正征服“内陆亚洲”地区。虽然努尔哈赤、皇太极一直采取各种措施来构建满蒙联盟，但实际上真正与满洲人建立了联盟关系的，只是东部的科尔沁蒙古。蒙古人分布的地域极其辽阔，各部落之间关系复杂，元代以后的蒙古并没有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各自为政，满蒙联盟也只能是与其中一部分蒙古族结盟而已。
虽然皇太极时期的三次远征击溃了以察哈尔部为主的林丹汗势力，但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和漠西的厄鲁特蒙古各部仍有强大力量，他们是满洲人在“内陆亚洲”地区争夺霸权的主要竞争者。厄鲁特蒙古各部尤其如此，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忠实拥护者。当满洲人忙于征服全中国的战争、不惜一切代价与吴三桂等进行鏖战时，一个与黄教联盟的准噶尔汗国势力迅速上升。他们征服南疆的穆斯林，击败西部的哈萨克，甚至阻挡了正在东进的俄国哥萨克骑兵，确立了在“内陆亚洲”的霸权。
清朝入关之初，直至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仍远未取得在“内陆亚洲”地区的成功。1675年的布尔尼之乱，证明了满蒙联盟的脆弱性，也说明清朝在“内陆亚洲”的统治远未稳定，尚未取得成功。从康熙到乾隆，三代皇帝用了近80年时间才击败所有蒙古人。在此期间，满洲人与汉族的联盟、清朝在内地的统治已经获得极大成功，甚至达到盛世局面。
汉族的支持对清朝更为重要
清朝在“内陆亚洲”的统治之所以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满洲人自身与蒙古人相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汉族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没有从中原、江南等地获得的巨大支持，清朝征服蒙古的战争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在“内陆亚洲”建立霸权。
雍正年间，清朝一直秘密筹备在西北与准部进行决战，这也是军机处成立的最初目的。雍正皇帝为筹备西北战事到底花了多少钱，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乾隆时期，清朝击败准部、回部的战争，共花费2000多万两银子。乾隆帝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表示，这种财政支出与雍正时期在西北地区的耗费相比，已节省很多。
因此，满洲人的战争是依靠其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战争的长期性和巨大耗费，决定了清朝只有在平定中国南方各地的敌对势力、取得统治权后，在具备坚实的满汉联盟以及由此而来的充裕财政支持后，才有能力展开与准噶尔争夺“内陆亚洲”霸权的战争。张勉治指出，乾隆前三次南巡都有西北战事的背景，在南方获得诸多盐商的资金报效，这些资金被用于西北战事。在整个18世纪，清朝从内地获得的资金，仅捐纳一项就不下1000万两白银。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经济支持，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成功是难以实现的。满洲人与汉族的联盟，并得到内地的支持，才是其在“内陆亚洲”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并不存在统一的“内陆亚洲”
从拉铁摩尔到傅礼初，再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他们对“内陆亚洲”的认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甚至对其地理范围也各有说法，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亚洲腹地”、“中亚”、“中央欧亚”、“阿尔泰地区”等。仅从这些概念的分歧，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地域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有确切政治意义的“内陆亚洲”。罗友枝等人强调的“内陆亚洲”特性，主要着眼于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这是这些民族获得政治认同的基础，就像乾隆皇帝被视为很多象征：满蒙的大汗、藏传佛教的活佛、汉族的皇帝等等。乾隆甚至在平定回部后，娶了和卓家族的一位女子作为妃子（容妃），希望以此获得回部的认同。但是，正如欧立德、米华健所说，清朝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伊斯兰教众认同的方法，满洲人对穆斯林的统治并不成功。这个例子也说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内陆亚洲”，满、蒙、藏、维、哈萨克、布鲁特等，都有各自的宗教、文化和价值取向，满洲人甚至无法取得所有蒙古人的认同。
“新清史”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意识形态的满洲形象，并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内陆亚洲”特性，完全不同于汉族的儒家文化。然而，在满洲人的文化中，哪些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呢？是罗友枝所说的满洲礼仪、萨满教、藏传佛教，还是张勉治所说的“勤政”、“忠诚”、“勇敢”、“满洲至上”？我们知道，满洲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善于学习和利用，他们总是通过勤奋地学习，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华，在每个民族的信仰中占据制高点。
与13世纪蒙古人席卷亚欧大陆的征服战争不同，满洲人从入关平定中原到征服内亚，其战争是靠不断扩大的联盟来获胜的。按照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的观点，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民族属于农耕和游牧以外的第三类民族，其经济生活方式兼有狩猎、采集和农耕。而且巴菲尔德指出，这里的民族总是在农业、游牧两种政权互相削弱、同时衰落的时候，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的联盟，乘机入主中原，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1761年，在彻底征服准噶尔蒙古后，清军在格登山立碑而返，之前乾隆帝还坚决拒绝了哈萨克、布鲁特等要求归化于清朝的请求，满洲人对内陆亚洲地区并没有更大的兴趣。
因此，“内陆亚洲”并非一个统一的政治概念，当地各个民族也没有统一的特性和价值取向。
“内陆亚洲”的视野有利于我们审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更加全方位地理解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利于我们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的局限。然而，汉族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力量，这种客观史实当然不能被忽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与汉族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