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也称出巡，指最高统治者离开都城到某一地方巡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大多曾巡幸地方。虽然他们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巡幸次数多少、规模大小及其影响也有所区别，但都在促进民族交融方面作出了贡献。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代表作《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增订本（张勉治著、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马背上的朝廷》）对清代巡幸尤其是乾隆南巡进行了述说，企图“通过具体的实例，阐明在帝国核心和江南之间所表现出的以动态张力及持续性博弈为特点的多面关系”。然而，由于作者无视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致该书对巡幸的内容和基本观点充满了误说。
加强朝廷与边疆的联系
《马背上的朝廷》首先阐述了“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并以秦汉唐代的事例、辽金等季节性迁移和明朝的巡幸加以说明。遗憾的是，这些叙述只是强调了“在十八世纪，巡幸这一古代礼仪制度承载着此前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征——在文武之间，君主与官僚之间，南北之间，汉人与‘蛮夷’之间”，并没有叙述巡幸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写出清代以前巡幸的真实内容和特点，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所以，其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5次出巡，“周览远方”“宣省习俗”，开启了皇帝出巡的历史。汉武帝在位54年间，曾34次出巡。例如，元封元年（前110）十月，他祭祀了黄帝陵。
隋炀帝在位14年，曾8次出巡。大业三年（607）四月，他第二次出巡。六月，到达榆林郡，匈奴启民可汗前来朝拜，吐谷浑、高昌等也派使者前来进供方物。隋炀帝在榆林郡的北楼设宴，招待各少数民族首领和文武百官。七月，启民可汗请求变服装、袭冠带，隋炀帝诏示启民可汗赞拜时可不通姓名，位在诸侯王上。此后，隋炀帝又在榆林郡东城安设大帐，设御座，备仪卫，建旌旗，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落3500人。宴会上，演奏了各个民族的音乐。隋炀帝还赏赐启民可汗及其部落各种物品不等。八月，隋炀帝离开榆林，亲自到启民可汗的帐房里看望。不久，启民可汗回归草原牧地。大业五年六月，隋炀帝来到张掖。高昌王曲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在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宴，款待高昌王、吐屯设，西域30多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作陪，气氛极其和谐。
唐太宗在位23年，曾多次出巡。贞观二十年（646）八月，巡幸灵州。在泾阳（今陕西省泾阳县），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芘、跌结、浑、斛薛等部的少数民族首领遣使朝贡，表示“归命天子，乞置汉官”。唐太宗下令设置灵州。九月，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遣使到灵州的数千人来贡方物，并请设置官吏，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可见，自秦汉起，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皇帝出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朝廷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黄帝以统一华夏部落、加强同东夷和九黎族的联系而载入史册，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汉武帝祭祀黄帝陵，奠定了中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隋炀帝北巡张掖，款待高昌王、吐屯设，西域众多少数民族首领作陪。唐太宗巡幸灵州，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11部少数民族首领遣使朝贡。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马背上的朝廷》无视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反而把巡幸视为“高度军事化”的行动，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征”，纯属主观臆断。
清朝巡幸超出以往历代王朝
《马背上的朝廷》企图通过巡幸分析清朝统治的建构，但对清代巡幸缺乏完整的叙述，绝口不谈中华民族融合的有关情况，所以其结论缺乏说服力。
首先，清帝巡幸颇为频繁，为以前历代王朝所不及。清代巡幸涉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位皇帝。顺治八年（1651）至十七年，顺治皇帝1次巡行塞外，3次出巡京畿，22次去南苑。康熙八年（1669）至六十一年，康熙皇帝51次北巡塞外，6次南巡江浙，3次东巡辽吉，5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26次出巡京畿，33次去南苑，5次登临盘山，27次谒孝陵。雍正在位13年，1次出巡京畿，1次去南苑，7次谒东陵。自乾隆六年（1741）起，至嘉庆三年（1798）止，乾隆皇帝50次北巡塞外，6次南巡江浙，4次东巡辽吉，6次西巡五台山，5次出巡山东，1次出巡河南，9次出巡京畿，16次去南苑，32次去盘山，44次拜谒东西陵。嘉庆皇帝在位25年，19次北巡塞外，2次东巡辽吉，1次西巡五台山，10次去南苑，11次去西陵，24次去东陵。道光皇帝1次东巡辽吉，15次谒西陵，9次谒东陵。
其次，清代巡幸中有很多民族融合的事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顺治九年十二月，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五世达赖喇嘛。在五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途中，清政府以金册金印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开启了清朝册封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先河。由此，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地位和权威得以确立，获得了合法性，并且扩大了蒙古族、藏族之间的交往。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在北巡期间设置了木兰围场。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修建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皇帝北巡期间中华各民族交往的平台。乾隆二十三年元宵节，乾隆皇帝在南苑赐哈萨克、布鲁特、塔什罕回人等观焰火，密切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联系。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在南苑德寿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进一步密切了藏族、蒙古族同内地的关系。这些都对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背上的朝廷》对清代巡幸中民族融合的内容完全不提，显然是试图掩盖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丰富内容。
清朝巡幸促进中华民族融合
《马背上的朝廷》不提清朝巡幸对中华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故此我们有必要说说这一问题。
先从清帝北巡塞外来说，一是促进了满族和蒙古族的融合发展。满族和蒙古族“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清朝入关后，满族贵族继续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并把公主、格格下嫁给蒙古王公。康乾每次北巡，下嫁的公主、格格和额驸都纷纷前来请安、拜谒。二是促进了蒙古族和汉族的融合发展。蒙古地区有很多汉族人，其中有些与皇帝巡幸有关。正是在清政府的允许下，内地汉民纷纷前往口外。他们到蒙古以后，与蒙古族融为一体，促进了两个民族的融合。三是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乾隆北巡期间，多次宴请满族大臣、蒙古王公、新疆维吾尔族伯克、四川土司、台湾高山族首领和藏传佛教活佛，赏赉冠服、金银、缎匹等，实际上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一种经济交流形式。
再从康乾南巡来说，加强了满、汉两个民族的交融。一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是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从汉武帝开始，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成为国策，在明朝时这一政策更为明显。带有鲜明汉文化色彩的儒家学说，在清朝也备受尊崇。康熙、乾隆南巡期间，多次到山东曲阜祭孔。清帝尊孔崇儒，既是满族和汉族思想文化交融的产物，同时又使这种交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二是政治制度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是对明太祖的礼敬。康乾之所以在南巡期间礼敬明太祖，重要原因之一是清朝许多政治制度沿袭明朝，“清承明制”。三是伦理道德观方面的交融，主要表现是对史可法的加封。乾隆皇帝赐史可法谥号“忠正”，第六次南巡时亲到史可法墓前祭祀，从伦理道德观方面来说，是对“捐躯矢志，取义成仁”“忠义之诚”的褒奖，反映了满、汉两个民族伦理道德观的交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清史审读专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