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年间，北美清史研究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和研究趋势。首先是学者们试图将清史纳入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进行研究，挑战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占有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模式。与这一特点相应的另一个特点是，将清与其他区域一起纳入早期近代史之比较与研究。第三个特点是注重对清初以及政权维系过程中民族问题之分析，追溯少数民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足迹。
1.关于中国及其经济发展
90年代，一些非欧洲国家史学家对建立于欧洲历史之上的范式及假设提出了质疑。王国斌(R．Bin Wong)、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创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模式的基础之上，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明清时期的经济状态进行了重新考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点。
1997年王国斌在其著作中采用分别从对方的角度审视双方各自历史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之认真比较，对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说予以反驳。为了避免对以往研究之重复，这种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正如维克托?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所指出的，在对亚洲国家与欧洲进行比较时，提出为什么前者没有产生自发性工业革命的问题，其实是仍在继续着一种观点，即欧洲之发展经历对所有与其有着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规范和标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答案无非就是一个，即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是独特的。
对于王国斌有关中国和欧洲民众的反抗运动及国家政治之比较，评价褒贬不一。但其有关经济史之论述却是令人信服的。他运用李中清(James Lee)及同事有关18世纪中国和欧洲对人I口增长予以控制的调查研究成果，驳斥了近代中国饱受人口快速增长之苦的观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由于低生育率和控制措施，中国并没有经历“马尔萨斯危机”。中国和欧洲一样，除了乡村手工业，同样拥有被欧洲历史学家认为有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工业和活跃的商品经济，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刺激工业化产生的程度而已。
王国斌认为应对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分别和详细的比较，建立一种“更普遍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应是更具包容性的，而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的关键是欧洲探险之后，欧、亚、非、美各洲之间跨地区商品和人员加速流动的历史证据。如果对两个国家进行封闭式比较，忽略全球性流动及各自的历史，将歪曲真实的历史。
王国斌从弗兰克有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假设人手，从“不同的历史轨迹”探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理论。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中指出“自1500年之后，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存在于一个世界经济体内”。他在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的宏观历史(megahistory)理论基础上，对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商品和金属货币的流通进行了考察，并指出，直至1800年，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历史之中心并非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弗兰克的观点批驳了沃勒斯坦有关资本主义体系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事实上，被沃勒斯坦称为边缘区域的地方，在弗兰克的分析中正是核心经济区域。
弗兰克还驳斥了欧洲前近代以及早期近代经济和金融机构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假设。他认为欧洲自1800年起所具有的优势并非是因为投资新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真实情况是，当欧洲处于上升期时，印度、奥斯曼帝国、东南亚及中国正同时经历着由自身繁荣引起的经济衰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被弗兰克所称的“世界体系”自16世纪延续至今，影响着整个经济。某一地区之经济状况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变更都是由于它自身的经历。弗兰克以19世纪直至今日英国世界地位之下降为例，指出欧洲霸权很可能是导致其走向衰落的原因。这一观点与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观点相呼应。亨廷顿认为21世纪将是凸现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世纪，追求平等之诉求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之迅速发展无疑颠覆了流行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假设，即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将会继续。2000年以来，一些史学家认为“二战”是欧洲霸权地位衰落的开始。非欧洲国家以及新加坡、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促使人们去重新解读历史，重新认知整个世界。人们不会再问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化，而是探究中国的历史遗产是如何以一种特殊形式助其实现现代化的，并对各国不同的发展道路进行比较研究。
这个问题还引出弗兰克著作的另一个观点，即他对公认的资本主义起源、科学、技术与欧洲居主导地位之因果关系说给予了极力批驳。尽管王国斌认同欧洲有其独特历史发展轨迹的观点，弗兰克却不赞同。他认为经济交流在一个共同基本点上将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各地区在一个世界里不断地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如同商品之流通、科技和理念也在流通。弗兰克关于世界一体化的主张改变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亚洲和欧洲置身于同一体系，在同样的经济规律下运作，与其说两者的区别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如说是该体系及其经济规律在不同地区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体现。
与王国斌相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对世界某一特定时期内拥有高密度人口、商品经济和原工业的“核心”地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1750年以前，日本和中国人口最稠密地区与欧洲人口最稠密地区之间是有可比性的，即可以把日本的畿内地区、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英国、荷兰作为比较对象。然而，从彭慕兰所提供的统计资料来看，由于数据之不充分，他不得不引用一些非核心区域的数据。可见对近代社会经济活动进行量化分析十分重要，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彭慕兰有关1750年东亚和欧洲核心区域拥有同样工业化潜力的观点，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却有数据匮乏之缺憾。
无论如何，彭慕兰创立的概念框架是值得关注的。和弗兰克一样，彭慕兰不赞成欧洲的历史观点，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是16世纪以后原工业、商品资本主义以及欧洲其他方面发展的产物。18世纪初，英国与其他核心区域北美清史研究、教学及其文献资源J99一样，面临着严重的资源和生态压力和制约。1750年以后，这些制约的缓解是由于英国从美洲进口廉价食品和纺织品，进而大力发展技术，这才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因此，新大陆之开发以及有利的全球联接，促使英国实现了具有独特性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于全球贸易交往网的。彭慕兰举例并指出，大规模的白银运输没有导致白银价格的下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使白银具有了货币之功能，对在美洲大陆持续开采了300多年的白银有着强大的吸收能力。
2.关于中国早期近代史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将1500至1800年的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的研究。利伯曼试图将东南亚和日本纳入世界“近代早期”史学研究的范畴，探讨为什么这些地区相互之间疏于联系、却与欧洲发展了海运贸易，并都在1450年至1830年间出现了领土巩固、集权加强以及文化融合的趋势。在利伯曼看来，这些“松散、彼此呼应的线性及周期性模式”证明了欧亚大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利伯曼在欧亚大陆的研究中谈到了日本，却没有涉及中国。马丁?刘易斯(Martin 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 Wigen)在他们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也都没有把日本和中国作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他们运用经济史和文化关联的标准，提出应以区域取代洲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欧亚大陆包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但不包括东亚。利伯曼则从社会政治情况人手，把中国排除在外。他认为1550至1850年的中国“缺乏15至16世纪其他地区所表现出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创新举措”。
然而，利伯曼的观点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不符的。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中国清朝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之中，集权加强、领土巩固和文化融合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一些学者的文章将清统治政策与早期英帝国进行比较，认为清人从耶稣会士那里获取的知识并非是肤浅的。他们认为自康熙以后的清朝皇帝通过来自欧洲的制图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管理能力。在《国际史学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特刊上，一些学者经过对清与欧洲政策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清已经具备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另有研究把康熙至乾隆间镇压准噶尔之战归入俄罗斯帝国和清政府吞没游牧部落的过程”。这些研究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说法，即清政府吸取了欧洲的统治方法并运用于对自己国家的治理。1793年代表着世界两大帝国的英国马嘎尔尼和乾隆帝会面，其结果是谁也不愿意屈就于对方。
17世纪末和18世纪，清帝们非常关注国家事务。1768年的妖术恐慌以及《四库全书》的编纂都证明乾隆实施了具体、严格和全面的审查监控制度。与传统的概念不同，基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的研究显示，中国人已经能够运用法庭解决民事纠纷，“中国男人和女人、包括农民，能够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对财产、债务、婚姻和遗产的权利”：清初法律系统的建立表明了清政府在努力用法律去消除当时存在的社会和性别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表明人们在积极地利用法律去获取他们所应有的正当权利。
人口过剩常常被用作分析清走向衰落的原因，有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对以往有关中国人口史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李中清和王丰(Wang Feng)的著作便是这类学术著作之一。他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登记做了研究，推翻了曾被公认的、有关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学术观点，指出一夫多妻(一个小康男子有一个以上育龄妻子或妾的风俗)以及扼杀女婴的情况，使得10％-20％的中国男人不能结婚。中国的婚姻生育率低于同期的欧洲，事实上，一夫多妻降低了婴儿出生率。
李中清和王丰不赞成所谓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乾隆末年危机的观点。他们运用彭慕兰有关18世纪长江下游人均消费水平可以和欧洲相媲美的论点，指出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济与人口增长都是同步的。他们的研究结论质疑了人口增长是19世纪初危机之主要原因的观点。
另一个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与“白莲教起义”有关。很多人把白莲教起义看作是清走向衰落的标志。然而，一般来说由于人口压力造成的政治动乱应当发生在人口密度高、商业活跃、大地主集中的经济区域，而不是白莲教出现的那种边远、非人口密集的区域。李中清和王丰注意到了，尽管相对来讲，边远地区人与土地的比率是有一定优势的，但人的营养水平却是下降的。导致清走向衰落的动乱是因为政府对边远地区的掌控力较弱，这个观点有别于以往所说的人口过剩的观点。米华健(James Millward)则进一步主张把白莲教起义一类事件纳入边疆研究范畴，形成一门探讨这类问题共同点的“清朝边界地区政治经济学”。
3.民族与清史
17和18世纪，清不仅征服了明，而且成为继蒙古之后、成功地将亚洲内陆纳入一个庞大的、统治了整个东亚的帝国。清之鼎盛期，其版图甚至超过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清朝统治也并非仅仅是王朝的循环往复。作为统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清政府采取了不同于儒家思想的帝制思想体系。它之所以能够将蒙古、准噶尔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以及各地方势力统领在一个社会政治结构的统治之下，采取的是非汉族征服法。清朝对边缘地区文化及行政的整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今天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在内的版图。1983年以来，柯娇燕(Pamala K．Crossley)发表了几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引起了人们对早期满族历史、18世纪清朝制度化过程以及追溯汉军旗人演变的研究兴趣。1990年，在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杭州苏完瓜尔佳(Suwan Gūwalgiya)以及乍浦八旗驻防之研究成果中，对以前有关满汉关系和晚清满洲身份认同问题予以了重新解释。
《孤军：晚清最后三代满洲人与清帝国之灭亡》(Orphan Warriors：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一书则反驳了由芮玛丽提出的、被许多中国史学家认同的观点，即19世纪下半叶(同治中兴)满族人已被汉化并融合。他们已经与汉人没有区别，并与汉族官员一起为当时国家之复兴而工作。柯娇燕则认为旗人从未真正构成一个民族，所谓民族意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
满族的民族意识是各省驻防旗人生活的结果，驻军中的大多数满人与汉人分离而居。柯娇燕和欧立德(Mark Elliot)在他们有关八旗研究的著作中对此是认同的。欧立德赞同柯娇燕关于汉化的观点，但对她所谓很晚才出现民族划分的观点表示不赞同。他认为民族意识在整个清代一直影响着政府政策之制定。在他看来，旗制单位是“满洲之道”的关键，它将征服者集团分离认同的方式保持了几百年，甚至在许多人失去了母语能力之后。
路康乐(Edward Rhoads)关于清朝最后十年的研究以详细资料支持了柯娇燕有关清末满族意识的论点。他对1861年之后慈禧太后及其继任者摄政王载沣时期将政府权力下放以及重收决策权的过程进行了认真考察。慈禧和载滓在高层决策人员的任用上，恢复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避开官方渠道和汉人官僚机构任用皇室成员的做法。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许多消除满汉分歧的政治诉求，直接证明了这两个族群是有别的。路康乐有关反满著作的认真分析突显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主题，也提供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对满人进行镇压的历史背景。
对满族起源的认识，关系到人们对清史和乾隆皇帝的认识。首先，如前所述，它引起了一场关于种族的辩论，直接关系到当代政治中涉及民族的相关问题。第二，如后所述，它摆脱了一种以往中国王朝模式分析清朝统治框架的假设。清统治者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改变，奠定了20世纪历史事件之政治基础。许多学者对晚清的文化融合进行了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学术研究揭示了区域文化及文献之多样性，由此体现了不同性别、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影响着每个人对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对自西南至内蒙古亚洲边缘非汉族群体之研究，质疑了那种仅依靠中文文献做研究的方式，但还没有人提出并非只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结论。的确，如同兹维?贝尼特(Zvi Ben-Dor Benite)的《圣教东传录??中华帝国晚期穆斯林文化史》(The Dao of Muhammad：A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s in Late Imperial China)所说，生活在17和18世纪的人完全可能既是伊斯兰信徒，又同时信奉儒家学说。学者们在考察清朝多种文化时，集中研究了文化理念和行为规范是如何通过教育、礼仪、书籍、戏剧和地方精英等方式传播和交流的。一些人也对汉文人接受清朝统治的过程给予了新的文化解释。
4.刻书史和书籍文化
近来有关清代出版印刷以及书籍文化的研究表明，文字及书籍比1800年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们。一些学者通过诗集及其他文献对清朝杰出女性进行研究。贾晋珠(Lucille Chia)和包筠雅(Cynthia J.Brokaw)的著作则研究了文化价值及准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渗透，并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贾晋珠对宋、元、明时期几个主要出版中心作了系统研究，并利用其数据库对书籍数量、类型和特点进行了定量分析。包筠雅则对清代闽西村庄以普通民众为读者群的商业书籍出版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她利用存留下来的业务记录、书板以及出版许可证等物证，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贸易路线、商业组织、书籍种类。其著作有助于他人对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类似的研究，并最终使学者能够更为清楚地了解村民获取书籍的方式和途径。与此同时，周启荣(Chow Kai-wing)从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人手，对科考论文及儒家论述之商业印刷进行了分析，主张对市场和图书文化之间的联系予以考察。类似的结论也见于孟久丽(Julia Murray)的研究成果，即自宋至明向皇室子弟传播儒家道德和治国思想的书籍在清以后已成为普通大众的读物。
清廷之统治思想并非仅仅是中国以往王朝模式之复制，而且以往对乾隆及清帝们将儒家思想运用于统治的概括是不确切的，对其思想和政治立场之阐述也是不完整的柏。在《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 A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一书中，柯娇燕概述了从16世纪末至乾隆盛世满族独特的统治意识形态。她着重对曾静反满事件、胤祯及子进行了研究。尽管乾隆在处理汉族事务中遵循了儒家思想，却并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其统治的基础。雍正认为清应受天命，因为他们已在文化和道义上转向儒家。乾隆则认为清理当统领中国，因为上天支持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对明之战，女真/满族的成功正是因为受命于天。
清朝的思想体系并非儒家思想，而是乾隆统治时期所确立的一种“早期近代皇帝之所以能把不同的人群置于其统治之下，是因为皇帝的意志即天意之延伸，皇帝通过一系列仪式与上天保持着联系，又将上苍之意志在其统治之中具体化。最新有关乾隆皇帝南巡及地方官祈雨仪式之研究，便考察了这些活动是如何将皇帝、儒家仪礼秩序同普通人联系起来的。与此同时，韩书瑞(Susan Naquin)对北京寺庙的分析则基于另一个视角，对围绕着清都城宗教场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乾隆将一种新的、非儒家思想体系用于其统治并将其发展。在其统治期间，满族统治机构及社会体制明显脱离了明代统治模式。笔者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中，对清征服者集团及具有皇族血统的非汉族组织做了研究，包括这些组织在不同都城的情况、内婚情况以及对辽金元时期祖先举行的仪式中所表现的文化取向等等。
满族统治者综合汉人及中亚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新型的统治结构。由于在它所进入的明领地绝大多数人是汉人以及新纳入的中亚周边地区的人，因此，针对不同群体清政府实行了分割与并行的政策。明朝官僚结构及汉族政府官员在“内地”和原明朝地域上占据着政府的主要位置，以满族和蒙古族为主的旗人及地方势力则主要管理“外地”和周边地区。礼部负责处理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的关系，但乾隆时理藩院则掌管着与俄国、喀尔喀蒙古、西藏及回鹘的相关事务。汉族官员主要是在紫禁城处理政务，清帝们则在热河(承德)处理与蒙、藏及维有关的事务。
【注】来源：罗友枝：《北美清史研究、教学及其文献资源》研究趋势一节，载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本文标题为编者自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