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有关乾隆皇帝的中文研究汗牛充栋，其相关传记约出版有十本以上，而专题研究更是多如牛毛。近年来相关的电视剧（如《乾隆王朝》与《戏说乾隆》）以及二月河以乾隆皇帝为主题所写的历史小说等，都受到广大观众与读者的喜爱。然而在欧美，乾隆皇帝的知名度与其历史地位相比，实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本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写了这本西方首部乾隆皇帝的传记，让西方读者能够认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

除了序言与结论两章外，全书共分为九章。在序言说明了乾隆皇帝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及本书写作的出发点；第一章“登基”叙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前的成长教育与入继大统的过程；第二章“当政”概括了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所面对的各种挑战并如何取得初步成功；第三章“家庭，仪式和王朝统治”描述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及其扮演孝子、好丈夫与严父等角色的努力；第四章“满洲成功之困境”则从满洲人如何以少数统治占多数的汉人角度出发，讨论乾隆皇帝如何应对满洲入关后所面临的汉化危机；第五章“巡游之治”关注的是乾隆皇帝透过北游盛京、南巡、五台山礼佛与山东祭孔等巡游，向其统治的各民族展现了不同的面貌；第六章“帝国的扩大”提到乾隆皇帝征服准噶尔与回部的经过并且绘图纂书以纪功，一方面能宣扬其成就，另一方面又证明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则描绘乾隆皇帝崇文兴学的一面，乾隆皇帝可能希望藉此向人们展示在文殊菩萨和尚武之王以外，他作为儒家圣王的典范；第八章“清代的中国与世界”论及了朝贡体制下的清朝对外关系，并且重新评价了英王马戛尔尼使团访问清朝一事，试图为传统上认为乾隆皇帝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的自大形象进行辩解；第九章“晚期的国家秩序与衰败”指出了在乾隆朝末叶老臣凋零，使得乾隆皇帝日益孤立而专信和珅，致使皇权旁落。其后官僚腐败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导致民变蜂起。在此背景下，乾隆皇帝让位于其子嘉庆皇帝，自居“太上皇”。而在乾隆皇帝驾崩后，其埋葬的地宫墙上没有任何满文与汉文，仅刻着精美的佛教梵文咒语，这也许也反映了他个人的心灵归宿。最后在结论中，作者归纳出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也存在于当代中国，因此作者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乾隆皇帝视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附录包括了乾隆生平大事年表与书目介绍。后者是一份中西学界有关乾隆皇帝与清史研究的简要书单，对于想要了解西方清史研究的读者而言相当有用。

由于本书定位是写给欧美读者的入门书，因此为了帮助读者进入历史情境，作者也将乾隆皇帝与西方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做模拟。例如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提出了“设想约翰·肯尼迪总统若从1960年统治到2024年，美国将会是何种局面”的问题，试图让欧美读者了解乾隆皇帝统治的时间之久与其影响力。并且将乾隆皇帝与欧洲史上长保国力鼎盛的两位君主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四十五年）与法王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相提并论（第vi页）。虽说这些是为了便利欧美读者的做法，但是也同时有助于中文读者理解乾隆皇帝在西方学界中的印象与评价。

本书作者欧立德是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的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本书在写作取向上也受到此一学派的影响。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定宜庄教授与本书作者共同发表的《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响应》一文中，对新清史的三个特点进行了评述：一为强调全球化的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与其他非汉族群语文档案的重要性。从上述三种角度来看乾隆皇帝的生平，与传统欧美与中文学界的研究又有什么样的差异？也许通过比较本书与同类英文、中文作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由于本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记，与本书主题相同的英文作品因此付之阙如。但是早在1974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就已经写了康熙皇帝的传记，中译本为《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通过比较这两本书，可以略观四十年来美国清史学界对清朝皇帝的研究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史景迁在描写康熙皇帝时主要仰赖清代实录与方略等汉文材料，以及耶稣会士的记述，这主要也与当时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尚不发达有关。不过他注意到清朝皇帝的满洲身份及其政治影响。因此满汉关系、准噶尔战争，以及中西关系（主要是康熙皇帝与教廷间的关系）都是讨论的重点。这些部分其实也都是欧立德写乾隆皇帝传关注之处（不过中西关系主要则聚焦于马戛尔尼使团上）。然而史景迁主要还是以康熙皇帝的视角来写作，因此并未如本书一般针对康熙皇帝身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太多描述，遑论比较清朝与同时期的欧亚帝国。这一方面是写作策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西方清史学界主要还处在奠基阶段的情况，并且这种将清朝放在世界史来观察的视角尚未风行。

至于本书同类的中文著作，从本书的架构与内容来看，最接近的中文研究要数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教授为中国清史学界耆宿，并出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虽然这本书初版于1992年，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之久，但他的研究仍反映了中国学界对乾隆皇帝的研究基调。如果我们比较戴书与本书的内容，会发现两者确实有明显不同。譬如在比较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时，两本书同样都以欧美各国为比较对象，但是比较的方式不同。戴书注意到的是当时发生在欧美却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类似事件，例如产业革命、科学发展、启蒙运动与美国独立等，并以当时乾隆皇帝未能像略早的沙俄彼得大帝引进西方事物来反衬当时中国的锁国与落后。然而反观本书，则是去比较当时同样发生在中国与欧美的同类事物。首先以巡游为例，本书不仅比较了乾隆皇帝与同时期英、法两国国王的巡游，而且也和毛泽东与邓小平等现代中国领导人巡视各地之举做了比较（122页）。其次以远征为例，本书则比较乾隆皇帝远征准噶尔与法王拿破仑远征俄国，并认为前者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跨度更大，并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24-126页）。此外，本书作者还将比较的对象扩及其他欧亚帝国，例如在谈到满洲人以少数民族之姿统治众多汉人时，就将俄罗斯帝国、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又称鄂图曼帝国）等纳入比较，认为和莫卧儿帝国从未改宗印度教相比，清朝接受了较多的汉人习俗（22-24页）。

另外本书中也强调乾隆皇帝作为满洲统治者统治多民族的一面，且书中也不时穿插满语词汇。例如第四章即探讨了八旗生计与《四库全书》收录满洲源流与传统相关的著作等现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准军事化制度与清朝作为多民族帝国的意义。但反观戴书则甚少触及这些议题，触及满汉关系议题的部分主要在于党争以及乾隆皇帝对于满洲尚武之风的关注。提及十全武功时也仅强调此举在保卫祖国疆域的政治大一统面向，而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与制度面向。虽然这一方面与当时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尚不发达有关（前述史景迁所写的康熙传记亦有类似问题），但另一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国与欧美的清史学界在观点与视角上的差异：中国学界对乾隆皇帝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他既是现代中国广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却也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始作俑者；欧美学界则着眼于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与人生经验对他所带来的优势与限制──一方面赞许其功绩，另一方面又对其失误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这点从本书在论及1793年的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团访问中国一事时，更能看出其与中国学界传统的评价有所不同。过去中国学界对此一事件的叙述基本上以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为主轴，认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然而已显露出中衰迹象。而同时代的西方则经历产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变，英国更挟其先进技术叩关中国。但由于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导致中国损失了一个认识外部世界的大好机会。然而本书则指出乾隆皇帝当时事实上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当时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因此比较好的解释是，他事实上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兴致缺缺，因为当时的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现任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书《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通过整合廓尔喀（今尼泊尔）方面的情报与马戛尔尼勋爵在与英国本土的通信中所表达的顾虑，说明了至少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北京前后，清朝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

作者在结论中提到了乾隆皇帝所面对的五种矛盾：一、乾隆皇帝以驯服蛮夷与殖民边疆来解决国内逐渐恶化的人口问题，但是却反而造成了环境退化，对后代产生负面影响；二、乾隆皇帝虽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他治下的最后二十年却也是官员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三、乾隆皇帝虽然在口头上强调满汉一家，但是他的行为却一直是偏向满洲的；四、乾隆皇帝虽然赞助了许多文化工程，但同时也有许多作品在这些工程中遭到毁弃或删改；五、乾隆皇帝努力维持帝国的统一，但这却是以牺牲成千上万的人命与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当代中国与十八世纪的清朝所面对的矛盾其实仍旧有相似之处（242-243页）。本书作者认为乾隆皇帝最大的失败是晚期宠信和珅，导致中央大权逐渐流入官员之手，皇权受到严重削弱。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乾隆皇帝，因为大一统国家中永远存在着意欲集权的中央与试图自治的地方两者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当代中国，因此回顾清朝的历史经验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问题并寻求对策。

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现代性历史：中国、印度与鄂图曼帝国》（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一书也许有助吾人回顾清朝的历史经验。该书由土耳其海峡大学经济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伊湖丽（HuriIslamolu）与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编。该书的主题是比较早期现代的大清帝国、鄂图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在边疆政策上，该书认为与缺乏政策弹性的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相较，前述三个欧亚帝国通过地方分权与协商而得以在边疆政策上取得成功。即便在协商破裂后不得不诉诸武力，但是这些帝国皆未试图压制所有的反抗。换句话说，对这些皇帝而言，使用武力是为了迫使对手坐上谈判桌并臣服在其权力下，而不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消灭反抗者。

回到本书所讨论的乾隆皇帝来看，例如雍正年间在西南苗疆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引起苗人反抗。而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处理苗疆之变时，虽然不得不以武力平叛，但是乱平之后为了安抚苗人，他在当地实行较其父雍正皇帝宽容的政策，包括土地永不征赋，并以苗例解决苗人争端等等。此外在面对准噶尔问题时，乾隆皇帝最初也是设法与噶尔丹策零谈判并成功达成和平协议。虽然后来由于噶尔丹策零之死导致准噶尔内乱，使得和平协议失效，乾隆皇帝遂决定趁机以武力解决准噶尔问题，但如果没有这个契机，乾隆皇帝很可能不会主动撕毁和平协议而冒险出兵征准。因此我们可以说，乾隆皇帝以武力所缔造的大一统局面主要是政治上的，但是在治理多元民族上，仍然秉持因其俗不易其政的原则。这种灵活的治理模式有助于十八世纪的清朝因应国内的各种动乱。虽然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多做讨论，但相信现代中国如何对待清朝在领土与政策方面的历史遗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吾人进一步探讨。

最后就译文本身来讨论。本书英文原版于2009年出版，五年之后中译本面世，让中文读者能够一窥西方学者眼中的乾隆皇帝，译者确实功不可没。本书译者的用心之处，首先在于加注了英文原版付之阙如的满文与汉文词汇。例如在讲到满洲民族的男性美德时，译者便加注了满文hahaierdemu（94页）；谈到清朝外交礼节时，译者加注了行跪礼的满语niyakūrambi与叩头的满语henkilembi（186页）等等。提及乾隆朝末叶的社会动乱与流动未婚男性时，译者也在后者加注了清代档案中常见的“光棍”一词（230页）。其次是对书中的人名与地名加了许多译注。例如在比较清朝与英国的瓷器时，就替书中提及的英国陶艺家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与德国著名瓷都梅森（Meissen）加了注（198页）。至于原书英译的引文，译者也都费心查考，并还原为中文原文。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书中有几处手民之误仍旧有澄清的必要。例如第21页提及沙俄的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误植为罗马帝国；第93页提到的蒙古马琴一般中译为马头琴；第126页图中提及两次廓尔喀战役时，误作廊尔喀；第212页处提及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误植为珠尔默特那木所勒。第256页提及朱诚如误植为朱诚儒；第261页提及博格尔的《空虚的帝国》与第258页的白瑞霞之《虚静帝国》实为同一书；Evelyn Rawski的中文名习惯译为罗友枝，而非本书中用的罗有枝；而第259页提及Nicola Di Cosmo误作Nicola Di Cosma；最后第104与108页述及转轮王（chakravartin）与文殊菩萨（Majurī）两者的梵文名称时，有混用的情形。这两者虽同为乾隆皇帝的形象，但并非同一神话人物的异称。

总体而言，本书译文尚称忠实，且观点新颖。想了解新近欧美学界如何看待乾隆皇帝与其时代的话，本书是相当好的入门书。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本书所述及的历史也许能够带来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