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于1996 年发表《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1965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出现的重要标志。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学术界对清史研究的升温，出版了伊芙林·罗友枝《清代皇廷社会史》，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孤军》、《透明之镜：清朝皇族的观念》，埃德伍德·路斯(Edward J.M. Rhoads)《满与汉：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马克·欧立德（Mark C. E11iott）《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他们的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具体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清史界很快引起关注1。
既然是“新清史”，首先应澄清的一点，就是究竟“新”在何处？有些学者将“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一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族因素，一是重视利用满、蒙等少数民族史料。我认为，这种概括不准确。上述两特点，中日学者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长期实践，尤其在利用满文、蒙文文献考证史实方面，均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2。无视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果，将两特点作为一种“新”的发明而归功于新清史，这种说法是否合适，答案不言自明。更何况，即使是在西方，早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关东北边疆与满族的论文，也已提出类似新清史有关清朝满族性的观点。
当然，澄清上述事实，并不是要否定新清史的倡导之功。在从满族角度研究清史、利用满文文献研究八旗史方面，中日学者固然起步甚早，成果显著，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往国内一些学者论到清史，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汉族立场也即王朝正统的立场上，不妨把这种立场概括为“汉族中心论”。基于这种立场，清史中的满族，通常只占很小比重。不少学者，对满族在清朝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对满族制度（八旗制度、内务府等）与文化在清朝史中的深刻影响，缺乏应有关注；对满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视，则长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者范围。然而，当新清史提出上述观点时，情况不同了，国内一些学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推其波而助其澜，以“汉族中心论”为代表的陈旧观念，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清史在校正清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方面，确实功不可没。
为什么新清史会产生如此大影响？挟美国强势文化之余威固然是一个原因，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新清史的话语系统中，强调满族与满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提法，而是从其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中导引出的一种方法论要求。这一逻辑关系或可概括为：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其统治带有不同于汉族王朝的鲜明特点；满族不仅是中原汉族的统治者，同时也是东北亚诸多民族的共主。从这个角度讲，重视满族与满文文献，乃是上述逻辑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话说回来，美国新清史究竟新在何处？我以为，与中日研究相比，新清史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理论方法、研究角度和观点创新。
第一，理论方法。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旧观点则不断更新甚至淘汰。新清史的理论创新，集中表现在用族群理论解释满族历史和满族特有的八旗制度方面。
第二，研究角度。新清史的关注点，主要有满族形成、满族认同、八旗制度、清朝特色、统治模式等。而广义的新清史，其实并不局限于对满族与八旗的研究， 还包括对清帝国的“尚武”与军事扩张、物质文化与精神世界、公私领域的构建与互动、社会性别研究等3。不过， 把清朝的“满族性”作为其研究重点，应无疑义。新清史试图扭转以往对清朝的传统认识，更注重把满洲（满族）而非汉族作为研究中心（主体），更强调满族对清帝国所作的贡献。与此同时，更关注满族主宰下的多民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的互动。这一角度，有助于矫正“汉族中心论”的认识偏差，从整体上评价满族在清朝的地位；有助于摆脱清朝史等同于中原王朝史的成见，并使众多边地民族跻身于历史大视野焦距下的中心。
第三，研究观点。新清史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大多比较宏观。其宏观既表现为研究专题的从“大处着眼”，也表现为一些学者将清史置于世界史和比较史的范畴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帝国、现代化、殖民、身份等问题。例如，濮德培(Peter C. Perdue) 在《中国向西进军：1600-1800年清朝对欧亚大陆中部的征服》（2005)一书中，有关满洲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比较。
新清史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以其新颖而风靡一时。关于满族形成，传统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改“诸申”为“满洲”，是满族形成的标志。对这种观点，新清史提出要重新审视。有学者提出，满族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在这之前只是文化共同体，到乾隆年间始形成血缘共同体；还有学者认为，满族到清末民初才形成，正是在汉人反满思潮的强大压力和刺激下，满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关于满族是否“汉化”，以往学者，往往将满族“汉化”简单理解为汉族一方的主动灌输与满族一方的被动接受。新清史则指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有清一代，满族尽管与汉族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并没被汉化；没被汉化的原因，是因为八旗制度的保障；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是清朝统治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新清史与八旗史、满族史研究关系密切，因此从它崭露头角时起，就引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一旦陈陈相因的“成见”或“定论”被新清史打上问号，也就意味着新研究的起步。从这个角度讲，新清史的异军突起，的确给清史研究的发展带来某种契机。
二，如何回应新清史？
十几年来，新清史的影响逐渐扩大，但迄今为止，除了若干译著和介绍文章，中国学者尚少严肃的学术性批评。如何对新清史作出回应，并通过对话实现与新清史的互动，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已经提上中国清史界的日程。
（一）回应新清史，首先要端正我们的态度
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围绕新清史的一系列新观点，中国学者完全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不过，我们首先应致力的，不仅是求其“异”，而且要求其“同”，从新清史的研究（无论是研究角度、理论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中汲取有益启示，以矫正思维和观点的偏差，毕竟我们久已习惯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工作，而传统的惯性往往会消磨思维的敏锐。
（二）回应新清史，应注意基本概念的澄清
概念是历史研究的支点，概念涵义不清，就无法阐明历史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探讨满族是否“汉化”，首先应对“汉化”的涵义、“汉化”与汉文化“涵化”的差别作出说明4。否则，概念模糊，言人人殊，各执一端，讨论难以深入。再如考察八旗问题，不能不涉及“旗人”、“旗族”、“满人”、“满洲”“满族”诸名称。清初已有“旗人”、“满洲”、“满人”之谓，清末出现“旗族”一称，辛亥革命后提倡“五族共和”，始有“满族”的流行。“满人”、“汉人”、“蒙人”等称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族类概念，而作为民族专属名称之一的“满族”，则是自西方辗转传入的现代概念。这些概念，在涵义上有衔接又有差异，有重合又不能简单等同。目前流行的把满族概念等同于清代的 “满人”、“旗人”或者“旗族”，表述固然便利，但在许多场合，却可能造成“今人”对“古人”的一种理解错位。
与准确把握基本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个原著的英译汉问题，定宜庄在不久前人大清史所召开的国际清史研讨会上，就此有专题发言，批评了随意翻译甚至望文生义等现象。
（三）回应新清史，应承认研究取向上的差异
关于满汉关系，新清史侧重从满汉对立的角度展开讨论，中国学者则习惯于从满汉融合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清朝特色，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性，中国学者则兼顾“清承明制”与“满族特色”两个方面。关于八旗社会，新清史强调八旗制度的特殊性和封闭性，中国学者则关注八旗制度阻隔下旗民关系（满汉关系）的实际发展。关于民族认同，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而非单纯对立。这些差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背景与原因，在此无须展开。重要的是，承认差异，明确差异，进而通过讨论，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弥合差异的基础上求得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共识。
必须强调，有些差异，通过讨论是可以弥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即使讨论也难以陶融。中美学者，各有自己的国情，存在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学术环境、研究角度、理论方法的诸多差异。新清史无论怎么强劲，毕竟是在异文化的视野中观察中国，而运用西方理论和话语系统诠释中国历史，始终存在一个是否符合中国实情的问题。如有学者套用美国国内族群理论诠释满族形成，声称满族先是文化共同体，后来成为血缘共同体，与满族的历史实际显然枘凿不合。再如把自我认同，作为近代满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其实，与民族、族群相关的诸多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围绕这些概念已争论了至少几十年，聚讼纷纭，迄今仍未有穷期。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都离不开从国外学术界的批量引进，与之相比，中国史研究则是一门带有鲜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学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论方法概念观点，但毫无疑问，它们只有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才会有落地开花的可能。
（四）回应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或错误
新清史在“矫枉过正”的同时，有时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美国新清史标榜从满族角度研究是其特色，与清史研究的本意明显抵牾。难道说，从汉族角度从蒙古族角度或任何其他一民族入手，就不是清史研究吗？真正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应包括清朝（清代）这一时段内、任何与清帝国庞大空间相关的历史现象，是没有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新清史”在定义上是有问题的。再者，新清史否定满族所建清朝（还引申到历史上蒙古族所建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以汉满民族冲突对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强调满族特色却无视汉族和汉文化的主导作用，均有悖中国历史发展、满汉关系发展的基本事实。他们的这类观点，其实并不带有多少新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提出“满蒙征服论”，其代表作为《异民族征服中国史》。新清史尚不能与之划清界限，已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同时应强调的一点，对中国学者而言，其观点已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范畴，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
三，如何推进我们的研究？
新清史的兴起，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与此同时，也给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的清史研究者，要在国际化大潮中继往开来，作出更大成绩，我以为，有三点应予重视：
（一）要有全局意识。中国大陆、台湾与日、美、韩、法、俄等国学者，在研究清史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但多年以来，国内学界似乎过于偏重对新清史的关注，对他国学者的研究和贡献却往往疏于了解。信息的来源畸重畸轻，明显失衡，不能不制约中国清史学界的国际视野，偏见的产生也在所难免。其实，日、韩、俄等国对八旗史、满族史、满语文的研究均堪称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包括其学者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乃至严谨作风，颇值得国内学者的学习和借鉴。清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实有待于中国学者全局意识的提升。
（二）要有主体意识。中国学者研究清朝史和八旗史，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只有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与实际，坚持研究的主体性，才能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至于目前颇为流行的那种将西方理论方法观点盲目照搬，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对本国研究却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倾向，显然不值得提倡。
（三）要重视多语种和少数民族文献。在八旗史、满族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利用尤为重要。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自国家清史编纂过程启动以来，国内在满、汉文档案、档案目录的整理出版，满汉文辞书编纂等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刊布的满文档案数量庞大，能够利用它从事研究的学者却很少，后续人才严重匮乏。对照日、美诸国高度重视非汉文史料运用，并加紧对多语种人才培养的现状，中国清史界差距明显，且呈不断拉大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成为扼制研究正常发展的一个瓶颈。
以上就有关新清史提出自己的若干想法或建议，未必妥当，敬祈诸位同行不吝赐教。
【注】
1中国的介绍文章主要有，定宜庄：《美国与台湾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简述》，《满族研究》2002年第1期；[美]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华立译，《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盖博坚：《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王湘云译，《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马钊：《满学：清朝统治的民族特色——1990年以来以英语发表的清史著作综述之一》，载《清史译丛》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孙静：《满族民族认同的历史追寻——柯娇燕满族研究评价》，载《清史译丛》第3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典蓉：《清代满洲认同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译丛》第6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美]盖博坚：《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孙静译；张瑞威：《谁是满洲人——西方近年来满洲史研究述评》，载《清史译丛》第7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刘文鹏：《清朝的满族特色—对近期清代政治史研究动态的思考》，《清史研究》2010年4期。
2 详见刘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 参见[美]卫周安：《新清史》，董建中译，《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参见王成勉：《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之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嘉义县民雄乡：国立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