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个雅俗共荣的作家。他具有相当超前的思想意识和艺术实践，早在若干年前，他就吸收借鉴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尝试歌舞带唱的实验话剧。他也具有相当浓的“趋俗”意识和多方面的艺术实践，他的不少作品——且不说通俗文艺，即使小说、剧本，也有不少篇什和描写，在方法和趣味上显得土俗浅简。毫无疑问，他的“趋雅”，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西方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影响，他的“趋俗”，来源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通俗文学的熏陶。这些昭著的事实随着老舍研究的深入日渐清晰。但也有空当儿：老舍的“趋俗”因过于突出，论者往往“视而不见”，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趋俗”，是构成老舍之为老舍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研究的课题。故整个老舍研究也就因这一疏忽而模糊不清。本文拟从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入手，就此做些探讨，看他从引车卖桨者流所热衷的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中接受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 在他的思想理论生成发展中，在他文学道路和生活道路的伸延转变中，留下了怎样的印痕，产生过怎样的作用。
老舍出身贫寒。生活的遭际使他从小就生长在通俗文学赖以栖存的下层社会。这为他的接触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就像书香门弟们无须严格训教就沾染上诸多儒雅习气一样，他无须“处心积虑”地学习就受到良好的通俗文艺的熏染。
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的耳濡目染培养起他的兴趣。他少年的兴趣爱好几乎都寄托于斯。他常常流连于茶馆书肆听评书看唱戏，有时因此耽误功课挨打也照听不误。到能读书的时候，他又“起劲入神”地读《三侠五义》、《绿牡丹》、《济公传》……。他沉浸在这些书中，试着把自己比作赵子龙、秦琼、黄天霸或张良、朱光祖，既以此自娱，也取悦于人。
兴趣自然不是思想。但兴趣却孕育了思想。正是在迷恋浸染中，隐隐孕育了一颗倾向民间通俗文学的心，一颗“趋俗”的心。虽然并不“避雅”，有时还表现出对“雅”的向往追求，但日后的发展表明，他对“俗”更偏重。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理感应区。老舍的感应对象是民间通俗文学。虽然他不是“雅盲”，但事实证明他对“俗”有着本能的灵敏。一涉及“俗”，他就显示出“英雄本色”，心领神会，得心应手，一旦说起，滔滔不绝，一路写来，便妙笔生花！
广泛接触渐次地形成了趋俗心理，为他偏爱民间通俗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为他偏重文学的民间性通俗性奠定坚实的审美基础。
但是，老舍并没有沿着既定的逻辑轨道发展。在他文学思想生成发展阶段，在他走上文坛的第一个十年里，俗文学意识非但不被看重，反而备受抑制。在现代作家、尤其是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家都极力提倡文学大众化的时候，在大众化旋风般地冲击文坛的三十年代初期，老舍却将理论的视线投向外国文学理论，投向中国古代文论，从亚里斯多德、厨川白村那里猎取思想观点，充实和武装自己的理论头脑，并用之检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中外思想理论参照对比中建立起以西方思想理论为主要支柱的理论体系。
然而，既然接受过民间通俗文学的长期浸熏，其思想就不会不留下通俗的印痕，就像人总是褪不掉母体的脐蒂，早期思想意识积淀的基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消失。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胎教”的痕迹。无论怎样抑制，怎样掩饰，都是如此。何况，处在生成发展中，老舍的回避——抑制和趋就，都是非自觉的呢！仔细辨析将不难发现，文学道路上还走着一个为早年意识和意念驱动着的老舍。这个老舍频频地出现在他的创作中。无论长篇巨制还是短篇急就，都表现得很突出：站在《热包子》、《开市大吉》、《抱孙》……后面的就是那个从民间故事中、从《施公案》、《绿牡丹》里走出来的老舍，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牛天赐传》等长篇小说的局部，我们也不时地看到那个俗老舍的身影。
事实是，在取得一定成就，获得创作自觉之后，在追求伟大永久目标的途中，老舍正做着一种努力，一种与“趋雅”“就灵”相悖逆的努力。他要“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语言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①]。他要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写出很好的文章”[②]。他坚信自己的追求，并在坚信的同时，“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哟’”[③]这类句子。为此他受到批评，有人说他：“文字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他“一点也不以此为耻！”[④]。显然，他的追求、努力、自信，有坚实的心理基础，而这基础，也还是民间通俗文学浸熏的结果。
老舍说得明白：通俗文艺“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⑤]。这话是后来说的，是在经历了制作通俗文艺的实践之后说的，但从思想上看，却具有超前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舍在其本质上是个平民型作家。他为人为文都表现出相当强的平民性。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自觉而执着地忙于攀登文学高峰，忙于构建他的艺术殿堂，表现得不十分显明罢了。或者说，因为艺术殿堂的华丽辉煌，使他身上那些“俗气”黯然失色，不能为人所注目而已。当生存面临危机，攀登的道路被截断的时候，这种平民气便彻底显露出来。抗战开始后，他索性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在抗战期间，首先是个国民，其次才是艺术家“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⑥]——他说。于是，那埋在深层的平民意识配合着现实的压迫和需要，发作起来。那早年间积淀在意识深处的俗文学意识也趁势活跃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他的思维形态，并导致他文学思想大裂变。他中断了“趋雅”思路，向着通俗艺术的荒郊野岭径直地倾斜下来。
这时候，“趋俗”不再是零散的意念思絮，也不是支流旁杈，而是一种明确的主导意识，自觉的追求，清晰的观念，强烈的愿望。他是如此重视民间通俗文学和文学的通俗性、民间性，以致中断了已经开始的两部长篇小说，改写鼓词、相声、戏曲。他为此花费了极大努力，做出了极大牺牲：声名，经济，地位，且不说，单就创作的痛苦也足以显示出趋俗思想的强烈。他说，写通俗文艺“给了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的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的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的摸画，粗枝大叶的述说；好象口已被塞紧而还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⑦]。即使如此，也要“俗”下去，他抱着“有时候真想自杀”的决绝，执意踏出一条通往民间的路！
创作道路的倾斜受制于文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也促进了思想和观念的更新。他写了许多文章，就通俗文学的许多问题，就文学的民间性、通俗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由此形成较完备较系统的俗文学思想。这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倘去掉这部分内容，则老舍文学思想的构成不只是“量”的减少，而且也是“质”的改变。从老舍文学思想性发展演变史的角度看，它既是此前通俗意识的集成，又是未来思想延展的转折点。对此，后面的分析将会做出详细的说明，这里还是扣紧中心，看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发展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的关系。
稍加对比就会发现，这对矛盾关系的发展转化跟老舍与外国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均不同。那两组矛盾表现为理论指导启迪、表现为对某种观点的接受消化；民间通俗文学对老舍文学思想生成发展的影响则除了受传统观念的熏染浸润和对传统观念的吸收借鉴之外，还表现为他对民间文学传统的提炼和升华；民间通俗文学的庶民性使它备受研究者冷落，在老舍之前，似乎还没有现成的理论可资参考，是老舍根据时代需要，结合艺术实践，悉心研究，大胆探索，去伪存真，去芜取精，提炼概括，抽象升华，使那些原本零散的感性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因此，民间文学对老舍文学思想生成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作品通俗性、民间性倾向的影响，是感性的、经验式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与对影响者的提炼升华交织在一起的；民间通俗文学为老舍的思考提供了对象，他在思考中升华了民间通俗文学传统。
由此派生衍化的思想理论，内容非常丰富。它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语言风格、情节格调、人物形象、审美趣味、技巧技能、阅读接受、社会效应等许多方面。老舍在每个方面都有独到的思考和思想。足以显示他思想理论的整体性发展变化的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关于文学是宣传的思想。老舍从民间通俗文学中首先看到的是它的宣传性：“通俗文艺在艺术的本质上，实在尽着宣传与教训的责任”[⑧]，推而广之，“凡是文艺作品都要宣传一些什么”，[⑨]从而改变了他对文学性能的认识，此后，他不再象三十年代那样，以冷漠鄙视的眼光看待文学的宣传性，只用艺术这单一的标准衡量作品的优劣得失，他开始把社会功利性引入价值标准之中，从艺术与功利相结合的角度认识文学。
关于文学的趣味性。研究使他发现，与高雅的文人文学相比，民间通俗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趣味性。这一特点符合了民众的阅读心理，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要，因而在民间有广泛的市场，有顽强的生命力。没有趣味性就没有人民性。这一发现拓展了他的思路。沿此深入，他提出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他自然注意到，趣味有雅俗之分；但同时也注意到，标准不同，裁判也就不同。因此他提出，切不可以成见或偏见判定趣味的高低，更不能将趣味性逐出文学大门。写作通俗文学，必须在力戒陈腐低级的前提下加强趣味性。由通俗文学想到高雅文学。他认为，雅文学“在民间的失败”，就是因为它缺乏趣味性。新文学应当从民间通俗文学中汲取经验教训，使作品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借以强化文学的人民性。这是向民间通俗文学学习的基本内容。
关于表现民间生活。事实刺激了老舍：尽管鲁迅被文人学者尊为大师，尽管他为人民像牛一般地耕耘，直至耗尽心血，但一般民众却不知道他是何人！民间通俗文艺不能深化人民的思想认识，提高人民的审美水平，特别是有些作品，只迁就迎合，对民众并不负提高和指导的责任，但人民却津津乐道！接受的背逆促使他思考其中的原因，激发他思考新文艺的命运。他发现，与民间通俗文学相比，新文艺除了败在审美情趣的薄弱之外，还在于作品语言和思想内容与民众相隔膜。不是说新文艺没有反映人民生活，而是它对生活的认识和反映与生活主体的认识有相当大的距离，语言表述与人民大众的接受习惯和接受能力有相当距离。老舍说，民众有民众的生活和生活的困难，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只有切近他们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其作品才能扎根于民众。据此，他提出新文艺的出路就在于：用民间的语言，说民众自己的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从民众生活里出发，不但采用他们的言语，也用民众生活，民众心理，民众想象”[⑩]。
关于走向民间问题。尽管老舍集中精力致力于民间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尽管他非常重视并一再倡导写作通俗文艺，但他并不认为民间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他虽然在特殊情况和特殊情绪中为通俗文学创作付出极大劳动，但“特殊”过去，返归正常，他自己也改弦易辙，创作《神曲》、《战争与和平》式的鸿篇巨制。他很清楚，代表民族文学发展水平和方向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能有资格加入世界文学之林、参与文学大角逐的也是新文学。但新文学“只是在中上层社会流传”，而与人民大众相隔膜，这使他感到遗憾。如何弥补缺陷？怎样促进其健康发展？民间文学给他启发。他从中找到了补漏的石子，发展的路径。他反复强调，一再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向民间通俗文学学习，向民间艺人学习，拆除雅俗屏障架起通往民间的桥梁。
老舍这些思想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它使作为“自在之物”的民间通俗文学获得了理论自觉，并从理论上接通了俗文学与雅文学互相沟通、互相转化的路轨。无论对提高民间通俗文学的艺术档次还是对加强现代文学的人民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另一方面说，对通俗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又反过来促进了老舍文学思想的发展转化。他在思考过程中深化了对通俗文学的认识。又因为他不单纯从发展民间通俗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促进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这一角度思考问题，故他的思想也在思考深化过程中发生了整体性变化。这种变化最简洁的表述是：
他从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自觉，从过去只对文学通俗性感兴趣发展到自觉追求，并从这种自觉发展演变成为对现代文学的人民性的自觉追求，对文学社会功利性的自觉追求。
如果说，三十年代微弱的人民意识是原始积累作用下的自然流露，那末，四十年代的人民意识则是理论指导下的自觉追求，即使略去抗战初期的偏激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标志着他的思想从单一的崇拜艺术女神到抽出一只脚，走向人民本位的“双向选择”。我们说，老舍四十年代的思想是三十年代向五十年代过渡的桥梁，这桥梁的骨架就是民间通俗文学启发下对社会功利性人民性的看重。而这，均得利于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思考。
迹象表明，他试图调和艺术女神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走一条雅土共和灵俗融一的路。
那么，他能否达到目的？
可以相信，如果不是时代政治弱化了他的独立性，如果不是社会政治热情左右了他的文学思考，他完全可以沿着既定的思路发展，在雅与俗、灵与肉的统一中做出更自觉更深刻的思考。但是，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改变了他既定的思维定势，也改变了他的文学思考，他的思想再次发生重大的裂变。从调整变化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关系这个角度这种裂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老舍建国后文学思想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俗强雅弱。他虽然没泯灭“奉雅”的意识，但“奉”的思路上布满主观和客观的屏障，他欲走难通，虽尽力排除，却仍受到俗文学观念的制约；“趋俗”的思路并入工农兵方向，如金光大道，畅通无阻，扬帆助航，因而获得较大发展。建国后他在较长时间集中甚至可以说滞留在对普及性、通俗性的思考和强调上；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一个新角度认识民间通俗文学及文学的人民性、宣传性，即从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品格的角度思考通俗文学及文学的人民性、宣传性，因而，不仅思想格局发生了变化，而且作为原来思想延续的俗文学的思想内涵也增添了新内容。他认为，强化俗文学意识，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有助于宣传社会主义政治，可以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生活，促使作家履行社会主义职责。这说明，他对通俗性、人民性的理解更具体，也更狭隘了；
其三，老舍建国后思想变化的实质是俗文学意识的高度膨胀。这不仅因为他的思想变化主要表现为俗文学意识的迅速发展，而且因为变化本身就是俗文学意识的自然衍变。他所以轻易地接受并坚持不懈地强调工农兵方向，把普及看作作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因为这方向、这任务与他俗文学思想走向以及原始积淀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再往深处说，他的大调整得力于他的政治热情，而政治热情的膨胀则赖于民间通俗文学所孕育的“庶民意识”、“臣民意识”！想想看，新中国成立后有多少文学家，虽然在理智上接受了工农兵方向，但由于这方向与原来的文化修养、思想走向不相吻合，因而总是难以消除感情的隔膜，举着为工农兵的旗帜，却走不到工农兵队伍之中！老舍则不然。他不仅心悦诚服，击节赞赏，而且十分自然地与之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内在的趋同因素，便不会如此迅速地调整，也不会轻易地合二而一，弥合得不留痕迹。
上述变化均与民间通俗文学紧密相关。前两条是四十年代在民间文学诱导下生发的人民性宣传思想性的极端发展，后者则除了四十年代思想惯性的作用之外，还根连着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童年、少年时期民间通俗文学的熏染浸润，是早期基因的晚年显现和生发。
这一切又都有力地说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都与民间通俗文学有重要关系：在民间通俗文学影响下调整变化，也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升华了民间通俗文学理论。
综述民间通俗文学对老舍文学思想生成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如是说：民间通俗文学对他文学思想的构成、文学品格的形成，尤其是对他成为人民艺术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凭借对民间通俗文学的熟练掌握，深切理解，自然亲近，凭借对民间通俗文学创作经验的借鉴，教训的吸取，或曰凭借民间文学的吸引和诱导，他的创作暨思想才表现出如此强的民族性、人民性、民间性、民俗性、通俗性、趣味性，他才成为深受人民喜爱的人民艺术家。
民间通俗文学自始至终伴随着老舍，既伴随着生活道路的始终，也伴随着文学道路的始终。他的文学思想每有新的生成和衍变，民间通俗文学都从中起着或强或弱的作用；早期的熏浸使他初步文坛就找到狄更斯；在思想形成发展阶段，由于原始基因的作用，他崇拜艺术女神却又微露俗气土气，造成偏重却不偏废的“二重品格”；在文学思想急转速变时期，又是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使他一步跨到民间通俗文学的坨盘上；新中国成立后，他带着理论和思想的自觉走上社会主义文学大道，顺利地并入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理论大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他的思想理论连同文学道路，乃至生活道路，便不是这个样子。
但这不是最令人满意的样子。其中包含着许多许多遗憾。遗憾的致因机制多种多样，但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民间通俗文学良莠不齐。与雅文学相比，不仅档次低，卑陋之处也很明显。因此，说到影响，也与影响者一样，具有二重性。既促进也促退，有时引他走上康庄大道，有时引他走进死胡同，有时捡起理论的金娃娃，有时误把苦果当仙桃，特别是在缺乏或失却分辨能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事实上，民间通俗文学在不少情况下，在不少问题上，都影响着老舍向着平庸浅简的层面上浮，生成衍化出不少浅俗的思想。或者说，他的思想理论本应向更健全更深刻的方向发展，只是由于民间通俗文学的原因，发展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这不是老舍应有的样子。他的文学道路不是完美的道路，他的理论不是健全的理论，他的思想不是健全的思想。以他的才气和文化修养而言，他的思想应有更高水平，他的理论应更博大精深，他对文学的认识应更深刻，然而，民间通俗文学及由其衍化成的兴趣、爱好、思想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参照、思路延展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文学天才，也限制了他的思想和思考。
纵向地说，在他的文学道路上，无论是正常情况下发展还是转折关头，都曾经出现过因陋就简、顺流直下的情况。这些情况，有时与促进作用共生，被促进作用掩盖着；有时则表现为明显的滑坡。初登文坛，对民间文学的兴趣爱好使他亲近、模仿狄更斯，致使早期作品过于油滑；抗战之初，向着通俗文学急转，冷落艺术女神，作品档次不高，思想也陷于平庸；如果说，国情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建国后的转变则欠冷静、欠得当，不可随意恭维，不能过高估计。过分偏爱使他对通俗性普及性等理论做了狭隘的理解，囿于一端则又偏废了文学的灵雅。尤其是在“臣民意识”支配下，他把自己的思路纳入一个模式，其思想，只是对某种理论的认可，在既定的轨道上衍变滑行，因而既是惰性思考，也是成规墨守，不仅影响了创作才能的发挥，也影响了理论建设。他建国后文学思想的迂回反复，徘徊不前，思考锐气的减弱，理论个性的消失，与对民间通俗文学的执着偏爱，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横向地论，在雅文学与俗文学问题上，在现代化与传统性问题上，在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上，在世界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上，在提高与普及问题上，在艺术性与人民性问题上……他都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偏爱，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如抗战初期和新中国刚成立后）都表现出明显的偏废。他的偏爱使他成为人民艺术家，对此，因原因复杂，不便挑剔，且达到相当高度，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便厚非。但是，倘若不如此偏爱，尤其是不如此偏废，毫无疑问，他的成就会更加突出。足以成为佐证的是，他的优秀之作，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都是辩证地处理了雅与俗的关系之后写出来的，而他的一些难以入流之作，应景趋时之作，却常常是偏爱和偏废的结果。
完全可以说，老舍不是没有“趋雅”的能力和资本，也不是没有调和“雅”“俗”的关系的能力，他完全可以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写出雅俗共赏的不朽之作。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厚此薄彼，漫步荒山野外，限制了自己才气的发挥，影响了创作成就，也影响理论建设和思想发展。他的偏爱和偏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民间通俗文学无疑有着某种关系。既然现在的发展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相关，则发展的“双偏”也与其相关。
完全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如果他不熟悉民间通俗文学，他对此没有如此浓的兴趣和理论自觉，那么，他将沿着《猫城记》、《离婚》、《月牙儿》、《阳光》、《微神》《骆驼祥子》、《茶馆》……的道路发展，那将是另一个老舍。也许，那个老舍的艺术生命不能持久，他的文学道路和生活道路不能伸延，但那无疑是一个健全的、自由的、有着突出个性的、充分发挥自己才气的老舍，是一个义无反顾地向着世界文学高峰攀登的老舍！
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也是不容置疑的结论。
注释：
①《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
②③④《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8页。
⑤《我怎样写通俗文学》，《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220页。
⑥《战时的艺术家》，同上第406页。
⑦《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同上第341页。
⑧⑨⑩《通俗文艺的技巧》，同上第379页、第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