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旨在对清代遗留下来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恢复其真实面貌，进而探讨内在的、规律性的问题，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然而，近年来，几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新清史”则令人茫然。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的《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所谓以“新四书”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以下简称“新清史”）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颇有重新研究或改写“清史”之势。如果就客观的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提法尚欠考虑，因为清史客观存在，无所谓新旧；如果说“新清史”标榜的是学术研究上提出了新观点或新发现，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三强调”以旧充新
从清史研究角度看，“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其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出“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方面讨论。
（一）“全球化视角”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缺乏全面的世界观念，但仍然通过一些渠道，对域外世界有所了解。当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用“新清史”的说法，中国人开始采取“全球化视角”看待外部世界，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日本等地，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早已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二）“满洲因素的重要性”
“新清史”宣称“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不够。在清王朝历史中，“满洲”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其创立的八旗等独具一格的军事、政治制度，所强调的“国语”、“骑射”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曾长期发挥作用。可以说，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
在我国对清史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早在清代，统治者就曾花费很大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未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新清史”一再强调所谓“满洲因素”，实在是乏善可陈。
（三）“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在清史研究中，最早重视和利用满语、满文资料的就是中国学者。满语在现今生活中已经基本消失，但满文仍大量存在。清代统治者为保存自己的历史，很早就采取措施，对满文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满语发音进行核对，将满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翻译为汉字等。这为学界利用满文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
对清史研究而言，《满文老档》等是研究清代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早在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就已开始翻译和利用。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术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等，出版、刊载了大量汉译满文资料。现在，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和满族史的机构和人员不断涌现，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面世。何须再由美国“新清史”学者一再提醒和强调？
“满洲异族论”罔顾事实
在“新清史”学者的“三强调”之中，核心是清代民族和边疆问题。他们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满洲”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是“异族”，即“满洲外来论”。欧立德宣称：“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进而提出“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限”，从而将中国与“清朝”分开；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中国历史典籍清楚地记载了“满洲”的发展与传承，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后金国的创建者努尔哈赤曾是明王朝正式任命的官员，历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乃至被明王朝晋封为龙虎将军，担负为明朝管理下属、守卫疆土的职责。“新清史”将“满洲”称为中国之外的“异族”，缺乏事实根据。
按照“新清史”的逻辑，既然“满洲”是“异族”，那么其入主中原、开疆拓土都是“侵略”，它所建立的王朝自然成了“帝国”，中国也只能是其中一部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近代国家观念在鸦片战争后才逐渐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观念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均是如此。
其次，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或兼并的这些政权，并不都是汉族政权，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也不都是汉族。清朝皇帝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皇帝，康熙甚至以身为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为荣。晚清时期，为抵御外来侵略，“满洲”不仅将西方侵略者称为“夷狄”，而且与之进行长期、艰难的斗争。这种斗争无可辩驳地是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斗争，也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权益的斗争。“新清史”将清王朝统一中国歪曲为“侵略”，又不顾事实，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恐怕“满洲”自己都不会同意。
最后，尤具深远意义的是，当面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的“驱除鞑虏”口号时，清帝不仅退出帝位，而且期望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因此，“新清史”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事实，又误导广大民众。其客观效果，只能是分离中国各民族关系。
“满洲中心观”一叶障目
“新清史”领头人物罗友枝1996年向何炳棣发起挑战时，提出所谓清史研究中的“汉族中心”和“满洲中心”对立问题。她主张“采用满洲中心而非汉族中心视角”来研究清史。欧立德甚至断言，“用纯粹的‘汉族中心观’去研究清史是行不通的”。
事实是，中国清史研究基本忠实于历史资料，没有所谓以“汉族”为中心或从“汉族”视角研究问题，而是如实研究和复原了下列问题：清代历史上的满汉关系；“满洲”自始至终占据统治地位，汉族及其他民族处于下属或服从地位；清王朝军事、政治乃至经济权益的分配；各民族关系，等等。
就“新清史”宣称的所谓“满洲中心”或强调“满洲视角”来说，我们认为，历史研究出发点不应是哪一个“民族”或“族群”，也不应该单纯依靠某一方面或某一种文字记载。如清王朝定鼎中原后，为展示受命于天，极力切割与明王朝的联系，刻意抹杀他们曾经臣属于明王朝的历史。在清人撰写的《明史》中，读者看不到“满洲”臣服于明王朝并称臣纳贡的记载。而在明王朝实录（如《明神宗实录》）和官绅记载中，却有这些内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应该相信《明史》，还是相信《明实录》及时人的记载？自有公断。“新清史”企图以“满洲中心观”为视角，或仅强调利用“满文资料”，则很难看到这一历史真相。
“新清史”从“满洲”视角出发，很大程度上否认“满洲”“汉化”，并以此作为强调清朝与中国区隔的基础。清朝统治期间，正是中国各民族加强沟通、了解、相互影响、融合的时期。清入关前和入关时，强迫汉族民众剃发、易服，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文，适应“满洲”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汉人“满化”。“满洲”占据统治地位后，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高压政策，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强调“国语”、“骑射”。但是，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满洲”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满族民众也在学习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
“满洲”发展初期，仿照蒙古文字，创立满文。入关后，学习和承袭明朝统治制度，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招徕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等。同样，汉族、蒙古族等民族也加入八旗，与“满洲”并肩作战。这说明，各民族整体上走向新的融合。但也不容否认，中原地区“汉族”文化占有巨大优势，中原地区的“满洲”也在潜移默化中演变。如果说“满洲”完全汉化，不符合事实，但“新清史”完全否认满洲的“汉化”，同样也不符合事实。
肆意歪曲历史真实
“新清史”学者将清王朝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原地区，二是亚洲腹地。中原地区指汉人集中居住的“中国”，“亚洲腹地”则指新疆、西藏、蒙古及东北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按此逻辑，“新清史”认为中国不能与清朝画等号，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有关“中国”与“清朝”的关系，已有诸多史学家对“新清史”的诡辩进行了有力回击。这里要强调的是，“新清史”将清王朝的“亚洲腹地”即新疆、蒙古、西藏等地排斥在“中国”之外，别有用意。
清王朝经历康雍乾三朝，基本实现统一，不仅奠定了广阔疆土，而且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边疆民族的认可与欢迎，边疆地区的新疆、蒙古、西藏等民族，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清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不单是军事征服，也包括政治联姻、宗教共享、经济互惠、文化交流等。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清王朝声望日隆、大一统局面呈现时，有的民族甚至主动请求归顺。乾隆时期，远在中国西北边陲之外的哈萨克曾明确请求归顺清朝，乾隆帝出于历史传承的考虑，并未接受。需要郑重指出的是，清王朝对疆域已有精确表述。在《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著述中，记载了不同时期清王朝疆域的变化及管理方式，但从未将自己的领土划分为“中国”和“亚洲腹地”。
清王朝依据各地、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宗教和习俗，创造性地实施不同管理制度，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用各民族便于接受的方式实施统治和管理，八旗驻防与省府州县管理相结合，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度，对新疆实行将军及伯克制度，对东北地区则实行将军管理制度，对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和黄教宗教领袖管理制度，对西南地区采取驻地官员与土司并存制度等。但不论管理方式如何，始终维持和保证了清王朝政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盛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在清代史料中，我们从未看到如“新清史”那样将版图与臣民分为两类的记载。“新清史”使用“亚洲腹地”一词，看似有“世界视角”的“新意”，实则歪曲清代疆域与主权的真实面貌，不足采信。
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但创新必须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超越”，而不是脱离实际的自我标榜。它需要对研究对象深入了解与剖析，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名词或概念。历史学的最基本特点是要凭事实讲话，一旦离开真实可靠的、全面系统的资料，任何观点、思想就失去存在的必要。就清史研究来说，仅靠“满洲因素”就期望对“清史”得出全面性的看法，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不全是“满洲”组成的，还有数量远远超过“满洲”的其他民族。“新清史”忽略甚至根本不考虑其他民族或群体，不考察他们的相互关系，就对中国历史妄加评论，显然缺乏基本常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