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宣告将于本年度正式辞去校长职务，成为哈佛史上罕见的“短命”校长之一。尽管导致萨莫斯去职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他关于“女子学理不如男”的言论至少也是触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有些人认为，真正导致萨莫斯事件的“元凶”是他倡导的哈佛改革，因为触动了许多教授的利益，故而被投以压倒性多数的不信任票，其实，这种解释又过于简单化了。哈佛历来被视为美国名校中的改革先锋，从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到博克，几乎每一次改革都曾面临过传统与变革间的激烈争锋，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但极少会有校长为此而去职。也就是说，就此次事件而言，改革本身绝非主因，如果说一定与改革相关，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问题，而是部分改革所彰显出来的萨莫斯的个人价值取向乃至偏见，这就是他骨子里所具有的对非洲裔文学和文化以及女性的轻视。二○○五年一月他在全国经济学家会议上对女性的“出言不逊”，让许多原本对他价值取向和偏见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一种印证。他的言论所伤及的绝非他言论指涉的人群（女性）本身，而是作为学术界自由派大本营的哈佛之风范，这无疑让众人感到作为老大的哈佛由此在学术界“很没面子”。
一位校长对女性的偏见何以会让哈佛“很没面子”？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起眼的个人观念问题，在美国学术界却非同寻常。它实际上关涉学术界的“政治”规则，这就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底线——“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政治正确”可谓是独存于美国学术界或学院圈子中的一个专用语。有意思的是，它虽发端于激进左派，但在今天不要说保守派，包括温和的自由派和各种左派都从未对之表示公开的认可。其原因在于它的原生态太具有激进的“革命”甚至“暴力”色彩，在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激进运动中，那些钟情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和斯大林主义等的形形色色学生派系，在争论中为驳斥对方的观点，最为习惯使用的“灵验武器”就是指责对方“政治的不正确”。然而，尽管有这样在今天令大多学院人蹙额的根源，有趣的是，在此后长达近三十年的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却以一种为人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地衍生为一种大学学术活动和实践中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涉及种族和性别差异、环境生态、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差距，以及强势与弱势者和多数与少数派间的差异等议题上，永远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即你要么保持缄默要么就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整个八十年代，在民主和平等成为主流的价值诉求乃至现实制度建构基本原则的语境中，这种学院圈子中的潜规则可以说已经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更少有人质疑它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如阿罗诺维茨（St a nl eyAronowitz）和吉鲁（Henry A.Giroux）认为，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政治正确”才再次成为一个有其特定内涵并广为人们所关注的术语。一九九○年十月，《纽约时报》文化专栏的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报道了发生于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个事件。该校教师们通过了一个新的写作课程项目，要求所有学生在涉及“差异”的写作中必须以有关歧视、肯定性行动和民权的案例为基本文献来源，结果受到该校英文教授格里本（Alan Gribben）的抵制，他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不能告诉我在课堂中，我必须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意义上的思考来打分。”报道发表不久，外界议论纷纷，结果行政层最终否定了该计划。正是以该事件为开端，“政治正确”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潜规则开始被众多保守派乃至部分自由派视为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并伴随九十年代美国“右转”倾向的抬头和得势以及学术界中“文化战争”的展开，而成为一个十分醒目的“热点”。
对“政治正确”十分嫌恶并大加鞭挞的是保守派。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的诸多重量级人物如阿伦·布鲁姆、威廉姆·本奈特、弗朗西斯·福山和艾尔文·克里斯托弗等纷纷出场。布鲁姆认为，“政治正确”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术界的潜规则，根本原因在于，六十年代的造反学生已经成为学术界精英的主流，他们基本控制学术界的各种资源，并把六十年代的“街头政治”逻辑和风格带入大学学术活动实践之中，因此，这种潜规则不仅纵容了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的泛滥，而且把大学变成了一个政治化的场所，严重损伤了大学的高雅品位和学术自由的精神；本奈特则认为，正是“政治正确”，才导致了低俗文化（少数族裔的、妇女的和同性恋的等等）对精英和传统文化（西方经典）的颠覆，以及美国大学校园的巴尔干化；回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克里斯托弗则声称，随着苏东的瓦解，“我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要好上加好，我们就要把目标转向国内，目前的敌人不再是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我们自己，即把美国民主置于危险之中的我们内部的敌人，因此，他号召要打一场文化意义的战争。在此，克里斯托弗所指称的“内部敌人”，显然就是持多元宽容立场的自由派，特别是关注差异、推崇大众文化的学院左派（或称文化左派）。
面对保守派的攻击，自由派和学院左派虽然在基本立场上一致对外，并捍卫“政治正确”的准则。然而，两者对“正确的政治”的内涵以及政治斗争的形式的意见却大相径庭。美国当代自由派（罗蒂称之为改良左派）的代表人物罗蒂认为，正确的“政治”的含义应该是来自惠特曼和杜威旨在塑造一个民主的美国的社会改造主义传统，即知识分子应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去，关注美国社会中现实的贫困、失业等问题，与工会等各种组织团结在一起，共同应对来自全球化所可能导致的新的美国社会危机。这种应对的基本策略是实用主义的具体行动，如推动旨在建立宏观的政治民主的积极投票行动，发动工人阶层旨在改善自身待遇的罢工等，其最终目的是推动美国社会实质意义的平等，颠覆现行的社会世袭的等级秩序，把美国筑就成为一个虽然没有终极目标但永远处于进化过程之中的民主国家。
他不无反讽意味地指出，从六十年代激进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当下学院左派所关注的“正确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受害者的政治”，在经过六十年代的激进运动后，他们如今已经“从行动主义的立场撤退到只搞理论的旁观立场”，陷入到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思辨和语言解构游戏之中。罗蒂认为，学院左派对美国社会改造的贡献虽不能说是乏善可陈——譬如，至少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美国社会要比过去文明和宽容得多了，这无疑与学院左派对“受害者”如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受压制状态的关注有关；又譬如，大学教师们通过在课堂中引入族群屈辱史，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至少能够让学生克服施虐心理，并抵制任何意义上的种族歧视。罗蒂指出，比起那些责难学院左派的“政治正确”，但却回避甚至漠视现实社会问题的新保守主义精英分子，学院左派无疑厥功甚伟。然而，由于学院左派过于关心抽象的理论建构，或仅仅奢谈国际化中的后殖民议题，没有对美国社会提出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因此没有什么理论对美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政策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影响。
与此同时，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等的正统左派或新左派，对学院左派的“正确的政治”也同样不屑一顾，在某些方面甚至与右派持有同样的立场。英国学者富里迪（F r a n kFuredi）把如今大学中的大众文化、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等的研究一概斥之为没有思想甚至是反民主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庸人主义，它们过于关注女性的特殊知识、个人的私人的主观知识，结果是知识与日常洞见的界限模糊了，真正的学术知识的权威性反而受到挑衅和威胁。最终是大学成为媚俗文化的场所，而教学也不再是有益于激发学生智趣、发展他们智力的教育，而是一种迎合弱者要求的心理“治疗术”，大学也就此成为“医疗中心”，如此一来，普通人平庸的感官享受得到极大满足，而严肃的、创造性的思想和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精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被驱逐。他甚至刻薄地指出，这表明大学正在被纳入到一个“弱智化”的进程，在此公众被视为儿童，而学生则是极其脆弱并有着“特殊需求”的“病人”，因为对弱者的关爱有加和对“平庸”的所谓“包容”，大学和学术都在自我矮化。
吉特林（Todd Gitlin）等人则认为，现代大学围绕性别、性、种族和表征（representation）政治而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诉求，实际上是对“真实世界”中经济不平等、阶级和劳工等议题的替代，他们给“政治”带来了一个很坏的名声，“正确的政治”不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社会民主、平等和解放的阶级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政治，这种脱离以经济为阶级基础的学院左派所谓的文化政治实践，实际上也仅仅是关涉文化而不是政治的实践。他认为，在文化与阶级之间，我们只能择其一，而不可能兼顾二者。学院左派关注广泛的文化（包括种族、同性恋以及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在放大了视野的同时，却分散了对造成严重社会不公的内在和根本原因的注意力，最终则表现为在现实社会政治中的苍白无力和极其疲弱的状态。
总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传统改良左派）还是传统左派，他们对学院左派的指责和抨击，几乎都是先为其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而后便大加讨伐。透过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体会到其中的多种意味：第一，九十年代后的“政治正确”其实并不是学院左派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反对者“赠送”给他们的一个标签。因此，更多带有贬损的色彩。特别是如保守派这样的反对者之所以有此偏好，有其更深层的动机，一是如此一来便可以让人们产生一种联想，把当代风头正劲的学院左派精英们与六十年代让众多美国人感到多少有些恐惧的激进分子联系起来，而保守派们也便合乎逻辑且无所顾忌地为学院左派扣上各种激进的帽子，如新的“纳粹青年党”、“左的思想警察”和“煽动家”等；二是把矛头实际指向自由派和左派主导的大学，因为无论如何，“政治正确”与大学更为根本的“学术自由”准则是相背离的，而破坏学术自由正可谓是学术界中的最大“恶行”，这样势必会引起大学内外相当部分的人对学院左派的“同仇敌忾”，并赢得人们对保守派的同情，进而为右派以及他们的思想进入大学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学院左派虽然并不认领“政治正确”的标签，但反对者的抨击却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自七十年代以来，在平权运动大潮的涤荡下，美国的日常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批少数族裔和女性涌入校园，不仅带来校园内部身份的更加多元化，而且在左派文化精英的直接参与下，大学内部关于究竟应该传授什么知识、谁的知识都成了疑问。传统课程特别是经典乃至科学都被视为西方话语霸权而遭到一定的抵制。人们不仅在学术活动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而且在日常生活之中，都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否则就容易触及雷区而被指责为具有歧视倾向。在美国不乏一些著名学者，如社会生物学学者威尔逊尝试以生物界动物的习性来研究人的行为，赫恩斯坦等试图对不同种族IQ分布曲线展开研究，他们的成果尽管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但也惹来了更多的争议，不仅成果乃至作者本人都因此而声名狼藉，这种代价足以让人们不得不加倍小心。因此，可以这么说，学院左派虽然反对“政治正确”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学术界就没有设置一个底线，或者共同建构了一个潜规则。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哈佛校长萨莫斯所面临的尴尬。
第三，反对者对学院左派的“政治正确”的责难，不仅意味着在当下的美国，具有一定民粹基础的新右派正试图对大学这一堡垒进行全面宣战，因而，左与右间的对峙格局以文化战争的方式开始形成。而且，它还意味着左派内部以及左派与自由派间，开始出现难以弥合的鸿沟。在究竟是关注文化政治还是真实政治、究竟是务实地参与公共事务还是据守象牙之塔做一群愤世嫉俗的学院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就目前情形而言，他们还远未达成对“正确的政治”的共识。而没有这一共识，就无法在学术界形成一个广泛的联盟，更不要说在民间获得广泛的支持了，这对右派无疑是利好局面，有可能方便他们将对手各个击破。而这一点也正是罗蒂等人所担忧的。
学院左派多年来的成就有目共睹，除了罗蒂所提到对社会风尚的转变有很大贡献外，美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环境氛围应该说是最值得左派自我宽慰的，譬如目前无论大学还是中学的课程，都已经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体现了对不同族群、女性文化身份的认同，甚至美国民间著名考试机构ETS，也已经开始把黑人文化和妇女文学纳入到SAT和GRE的考试内容之中。然而，美国正在出现的趋势却并不令人乐观，不仅经济领域和公共福利领域已分别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导，社会两极分化拉大，而且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新保守主义已渐占上风。即使是由自由派和左派所主导的教育领域，市场也正在缓慢地侵入各个环节，而有关教学和教育内容也因为宗教性质的民粹主义兴起，正面临危机。譬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民间宗教力量的卷入，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备受争议的内容。当下美国的学术界也许还不至于是自由派和左派的最后堡垒。但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判断，如果学院左派依旧醉心于学术理论的精心建构或对日常生活现实的激进解构，无论他们的理论多么精致，不管他们的立场在“政治”上多么“正确”，也不过是为右派留下更多讥讽与嘲弄并以此进一步操控民意的可资利用的反面教材。当然，这并非表明学院左派所做的工作已经毫无意义，而关键在于他们如何能够适当淡化理论建构旨趣和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激进批判，更关注于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微观日常生活层面的问题，把宏观社会权力结构与微观日常生活压制勾连起来，并主动参与到宏观的公共事务中去，付诸具体的行动，如此才有可能抵制右派借“政治正确”帽子的非难。不然，甚至是否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和保证最后的城池不失都可能成为一个悬念。
回到开篇的萨莫斯事件，不妨做这样的假设和推断：如果退回到八十年代，作为堂堂的哈佛校长——一个显赫的公众人物，萨莫斯是否会有这样的“口误”？我妄自推断：可能不会。换言之，萨莫斯事件的发生看似是一个纯属个人偏见的问题，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语境的变迁才给予了他不假思索地制造这种“口误”的勇气。进而言之，萨莫斯事件的结局看似是学院左派的胜利，但在我看来，就它的发生语境而言，它恰恰可能预示了左派的危机，这不啻是向左派敲响了警钟！
（《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美国左派思想》，理查德·罗蒂著，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六年版，14.80 元；《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Stanley Aronowitz，Henry A.Giroux，Education Still Under Siege，Bergin & Garvey，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