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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很不平静，最近有两件事搅动了国际政治，一件事美国大选川普脱颖而出；一件事是英国公投结果选择脱欧。这两件尚在过程中的事情彼此之间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如果细究就会发现它们的内在机理极为相似。这种相似性并不体现为世界进入到某种奇境，发生了被现成理论无法解析的政治现象。反之，这两件让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恰恰反映了政治哲学的一般原则，机理并不复杂。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说，类似的戏剧性事件曾经无数次上演过，人们之所以反应不过来，只是一时找不到把过去与现在、把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的逻辑线而已。
自负的人类经常需要常识的提醒，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有关的常识。
我先分头说这两件事，然后再综合到一起，阐述我想强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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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公投脱欧，正是所谓众说纷纭，在多种议论中，多维新闻网2016年6月26日刊载的署名霍娜的新闻分析，我认为比较精当，比较准确，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件事情——
英国6月24日揭晓的公投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直到当地时间24日凌晨选票开始统计的时候，从分站两派的政客到全英各大媒体，还都在纷纷给出“留欧派会赢”的预测，但从桑德兰大区出乎意料的票数对比开始，“脱欧派”势不可挡，最终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结论。
对此结果深表不满的那部分英国人在社交网站上愤怒指责这是“老年人的胜利”，但社交网络上舆论的一边倒态势其实正揭示了这次公投出人意料的结果的主要来由：真正充当投票主力，并在公投中取得了胜利的那部分民众，与社交网络的用户群体重合率并不高。换言之，积极推动英国离开欧盟的选民们并不太会上网。公投结果显示，从地区看，支持留欧的主要是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特别是苏格兰全境没有任何一个选区企图离开，支持留下的平均比例达到了相当惊人的62%。支持离开的则是除伦敦等大城市外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广大地区，其中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西米德兰兹郡成了全英最倾向于脱欧的地区，当地支持离开的人数达到了59.3%。
从社会阶层的统计来看，中产阶级中留与走的比例为52%：32%，而在工人阶级中，这个比例分别是36%和50%，对比强烈程度几乎与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呈现出的地区分裂相当。从受教育程度看，在大学毕业生中，约有70%支持留欧，而在持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人群中，有68%支持脱欧，另一个可能与此存在相关性的数据是，34岁以下选民支持留欧者达到55%，55岁以上的选民群体中这一比例则只有33%。
不难发现，大城市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中产阶级等一系列“精英”标签都在这场公投中具有了倾向性意义，而与此相对，支持脱离欧盟的人群也有了相对清晰的形象：一言以蔽之，英国中低层人群，或者更加形象的表述则是，“草根阶级”。
如果考虑到欧盟对一个国家经济各个阶层的不同影响，这种分裂局面丝毫不难理解：欧盟的一体化市场等条件对上层精英极为有利，但却无助于改善中下阶层生活——英国尤为典型，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廉价劳工压低了底层工资水平并挤压了工作机会，而在难民危机爆发以后，因难民安置带来的社会与安全成本又要求这些身处底层的英国公民一体承担。从地区角度，支持脱欧的地区例如英格兰中部北部传统工业区，长期经济不振，是英国工业的“生锈”地带，伦敦等城市的情况则与之完全相反。就此而言，尽管总体来看英国脱欧有害无利，但选择离开欧盟，对于英国底层民众来说却绝对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真正的问题在于，此前并没有人意识到英国的阶层分裂已经达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而草根阶层的诉求并未获得充分注意。被忽视的人群最终在公投中找到了复仇机会。一场脱欧，呈现出的是不同地域间、政党间、城市与乡村、高知中产与普罗草根的整体性分歧，是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的投票比拼。当初卡梅伦提出脱欧公投问题不过是打算在选举政治中渔利，但精英政客却意外输掉了这场本以为万无一失的政治游戏。这是一场草根对精英的意外胜利。
这篇文章的“眼”在于，指出了英国公众选择脱欧的内在动力：英国的阶层分裂。这种分裂既有来自欧盟的因素（例如移民政策、难民安置政策），又有英国国内的政治因素（经济不振总是会伤害到底层民众的尊严和利益），它们由来已久。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底层民众在此次公投中用脚投票，选择脱欧，用文章中的话说：“被忽视的人群最终在公投中找到了复仇机会。”
我不评价这种“复仇”是否理性，是否会带来对底层民众的利益带来进一步损伤，我只想强调一种共通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底层民众的利益一再被伤害，如果他们表达诉求的愿望一再被压抑，那么就会淤积成一种消极的社会情绪，或者说负面情绪。这种消极负面的情绪最初是蛰伏的，然而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宣泄的机会。一旦找到宣泄口，理性的堤坝就将是脆弱的，无以抵挡巨大冲力，而且消极社会情绪将无任何方向性可言，将带有“将婴儿和污水一起泼掉”的社会运动的特点。
民粹主义，这个最近才被人们重新提起的词汇，才是英国和整个欧洲都感觉到精神疼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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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才刚刚开始。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迅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6月27日，荷兰自由党领袖怀尔德斯在推特上宣布说：“下面轮到我们了。”他说他将在政党竞选中将荷兰脱欧公投列为政策选项之一。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47%的荷兰民众希望进行脱欧公投，43%赞成脱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荷兰，倾向于进行脱欧公投的同样是教育程度较低者，这部分人的比例达到69%，而教育程度较高者则仅有31%。怀尔德斯试图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
著名投资家索罗斯有自己的观察，他断言：“欧洲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在强调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时，索罗斯着意指出，欧洲难民危机与英国民众退欧情绪淤积齐头并进——“成千上万的难民聚集在法国加来，急于以任何方式进入英国”；“德国总理此前作出向难民敞开大门的决定……并非深思熟虑，因为这项政策忽视了难民涌入的拉动效应。”“大量难民的突然间涌入，让全欧洲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干扰。”推而论之，“整个欧洲包括英国都因失去共同市场以及共同价值而遭受痛苦，而这两者都是欧盟设立之初所要捍卫的东西。”而英国恰巧有这么一次公投的机会，于是民众毫不犹疑遵从于自己信念，做出了脱欧的选择。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看得更高远一些，他在《英国退欧的政治悲剧》(2016-6-27)中首先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试图从党派政治中寻找端倪：“英国政界的右翼发现了一个令全世界人民心悸的问题：移民。部分保守党连同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抓住了这个问题，把它作为脱离欧洲运动的核心……左翼和右翼冒充一场反政治权威集团的民众起义的领袖，它们的运动可以成规模、高速度地扩散和增长。”“右翼攻击移民，左翼则怒斥银行家，但对这两个极端阵营来说，叛乱的精神、向当权者发泄愤怒、执迷于用具有煽动性的简单方式解决复杂问题，都是一样的。”布莱尔一针见血：“在英国退出欧盟投票之前，现代民粹主义运动可能会掌控政党这一点就已经很清楚了。当时不清楚的是，它们是否能控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我们知道了，它们可以。”
布莱尔从英国公投脱欧中看到了“民粹主义运动”的魅影，而这个魅影的出现与政治家的煽动不无干系，甚至可以说，它直接就是民众情绪被政治家利用的结果。我认为这很重要。也许是文章篇幅所限，布莱尔没有具体解释民粹主义是怎样滋生并进入英国社会和英国政治进程的；他也没有解释享有充分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英国民众为什么要借助于民粹主义来表达利益诉求；他更没有解释英国政治家为什么能够煽动起这场看似偶然的民粹主义运动……而所有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比单纯看到民粹主义本身更加重要。
我们先把英国公投这件事放下，再来看看美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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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2日凌晨，一个叫奥马尔·马廷的人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夜总会开枪打死50人，打伤至少53人，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马廷是美国公民，29岁，生在纽约，父母来自阿富汗。据说枪击案发生前不久马廷曾拨打911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袭击发生数小时后，伊斯兰国发表声明宣称对此事负责。
我不议论奥兰多枪击案本身，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家对枪击案的反应，观察枪击案对美国大选选情的影响。有必要指出，美国的国家政治与我们迥然不同，政治过程对民众情绪的反应极为灵敏。在作为国家政治过程的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之际，枪击案势必会成为民众观察参选人的一个视点，并且一定会形成可以看到的民意表达，而观察这种民意表达，恰恰与本文试图考察的事情息息相关，有利于我们辨识清楚那些常识性的政治学问题。
2016年6月15日，纽约时报网站发表题为《枪案之后川普再次发飙攻击穆斯林》的文章，说：“在移民和恐怖主义问题上的煽动性主张推动了川普的初选，现在他继续坚持这些主张……建议对穆斯林采取一系列打压性的、无视美国多元化传统的措施。”
这篇带有倾向性的文章特别强调：“川普没有提及主流穆斯林和伊斯兰恐怖分子之间的区别，表示所有穆斯林移民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呼吁禁止那些来自‘有据可查存在’针对美国或其盟国‘恐怖主义历史’的国家的人移民。”文章翻川普的旧账：“川普去年秋天第一次建议禁止穆斯林移民……这种建议在宪法上是站不住脚的。”文章继续追踪：“本周一他把伊斯兰极端主义形容为一种遍及全球的威胁，由于对移民不加核查，这种威胁正在渗透进美国。”“他反复夸大事实，形容美国已经被危险的移民侵占。他宣称国家的‘移民制度不允许我们知道，我们都在让什么人进入我们的国家’，视整个海关和移民执法体系如无物……川普指名道姓地攻击了稳获民主党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责她支持移民的政策会导致大量潜在的圣战分子涌入美国，他警告称这将‘比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更厉害、更庞大、更恐怖’。”
美国总统大选的另一个参选人希拉里是怎样看这件事的呢？还是这篇文章：“当天早些时候希拉里在克里夫兰讲话时表示，使用‘煽动性的、反穆斯林的言论’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无益……她在演讲中没有提川普的名字，然而在说到‘对无辜者的屠戮令我们心碎，冲击着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怒不可遏’时，她表示有关禁止穆斯林移民的提议是令人反感的，只会起到反效果。她说：‘一个人人相信自己是国家与文化一分子的美国，才是最强大的美国。’……希拉里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主流选民的默认选项……她强调执法部门与美国穆斯林建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是我们对抗恐怖主义的本钱，不是负累。’希拉里说。”
两相比较——由此可以上溯川普选情不断上涨的过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希拉里表达的是美国政治精英的观点，无论谈话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是精英的，传统的“政治正确”的，她像一个绅士，优雅地谦让他人，优雅地谈吐，优雅地使用刀叉；而川普则更像是一个粗人，一个疯子，一个闯到瓷器店的公牛，言论粗鄙，挥舞着刀叉喧哗，吐沫星子乱溅，怎么看都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据此认为川普智商有问题，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认为这个家伙必定会被选民抛弃，那就大大地错了，至少是有些草率——我们不预估美国大选最终结果，只看过去：究竟是何种因素让谁也不看好的川普成为了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最大的一匹黑马？是何种因素使他获得了那么大的民意支持？如果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政治正确”，那么，可不可以认为川普的横空出世意味着“政治正确”在底层民众中并非那么贵重？可不可以认为底层民众另有一套以他们的感受和自身利益为标尺的价值尺度？可不可以认为底层民众的感受（至少在这一次）直接推动了美国总统大选选情的戏剧性变化？
我认为可以。本篇以“民粹主义是对政治正确的反运动”作为标题，正是源于欧洲和美国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两件事情所含蕴的内在机理，而这种机理在政治哲学范畴又属于常识，常识往往是被人忽略的。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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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说，民粹主义起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民粹主义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制度之后，出现了由精英贵族还是一般民众来掌握政治的争论。支持精英主义的人认为，人民易于被煽动，有从众心理，缺少知识，没有思考能力，容易受感情影响，从而提出不切实际、过于理想化的主张或采取不理性的行动，认为政治应该由具有专业能力的精英（贵族或官僚）或拥有特殊能力的个人（国王或僭主）做出决策并推动实施，否则政策推行将陷入被动，形成所谓的暴民政治。支持民粹主义的人则诉求直接民主与草根民主，认为政治精英只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决定政治事务。
自此之后两千多年，虽然民粹主义的外延不可避免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它的内涵始终如一：它一定是精英政治的反面。换言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精英主义所代表的都是政治正确。譬如，封建专制主义形态下的皇帝及其家族集团的统治，是政治正确的；极权主义形态下的一党专政及其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强制，是政治正确的；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国家政治精英所依赖的自由民主信念与主张，是政治正确的；君主制形态下的君主及其附属的精英集团的国家策略，是政治正确的……这种泛政治正确甚至与政治是否真的正确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才是导致我们目前看到的自由民主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不约而同面临几乎同样的国家政治问题的最根本原因。
但凡涉及国家政治，中国人都甚为在意政治是否正确。孔子同志根据鲁国史书修订编纂《春秋》一书，提出“正统”（法统、道统、礼仪之统）的主张，说白了强调的就是“政治正确”四个字，所以《汉书》才说：“《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正统”即“政治正确”好还是不好呢？尔后的孟子同志认为是好，老人家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赞赏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部史书竟然能够让“乱臣贼子惧”，可见“正统”即“政治正确”这个东西确实很好，好得不得了。
什么东西一好到绝对，恐怕就要出问题。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应物，这就犹如宇宙中有物质就会有反物质一样，它们彼此依存，相互获得定位。在我们的话题中，民粹主义是作为精英主义的对应物而存在的，反之亦然。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当精英主义显赫于舞台之时，民粹主义居于何处？它是在何种条件下由“隐”转变为“显”的，就像我们从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中看到的那样。
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强化了理性、正义等观念，而理性和正义一定是以压抑人性中非理性、非正义作为其存在条件的。柏拉图当年设计理想国，出发点和归结点也在于此。然而就像波普尔指出柏拉图应当为极权主义承担思想责任一样，理性、正义观念也同样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在强调“正统”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所谓非理性、非正义很有可能被泛化，将底层民众正当的利益诉求以政治不正确的理由给以压抑，此种情形，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现实当中更是司空见惯。这甚至不仅仅是我们所痛陈的极权专制主义全面控制社会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就是在自由民主国家,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政治正确也不可避免造成对一部分人的压抑，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当然首先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的政府控制的尖锐批判，然而在他全部学术生涯中，实际上他也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提醒自由民主社会制度下也同样会由于体制、政策上的原因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妨碍。他说他的理想是让更多的个人“有机会和平而自由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他特别强调指出：“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教条。组织我们的事务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利用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尽可能少地诉诸强制，这条原则在具体应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深思熟虑地创造某种可以使竞争发挥有益作用的体系，与被动地接受现有的制度，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在一次谈话中，哈耶克说得更直白：“国家的有些活动是极端危险的，因而我的整个著作就是要区分正当的政府活动与不正当的政府活动……只要政府的计划是为了促进竞争，或者是在竞争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采取行动，就不应当予以反对，但我相信，除此之外的一切政府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转引自【英】阿兰·爱博斯坦：《哈耶克传》）我再补充半句：即使是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亦是如此。
接收移民、安置难民，当然是一种“政府活动”，这种政府活动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信念或者说普世价值之上，因此它在政治上当然是正确的，默克尔的坚持以及希拉里对于穆斯林群体的辩护，正是基于这种政治正确，因此它在理论上是无可挑剔的。然而社会的运转不仅仅依赖理论，不仅仅依赖信念，在无数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具体的利益往往比理论与信念具有更强劲的社会驱力。比如我是一个英国工人，以往我的工资、福利都逐年增长，我的未来幸福是可以预期的，然而现在东欧国家移民依照欧盟条例不受阻碍地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他们穷怕了，可以接受低到难以想象的工资标准，结果我的工资增长就停滞了。这种情况如果仅只是一两年之内的事情，我可能会选择隐忍，政治正确嘛，有什么说的呢？然而在长达20年时间里情况都是如此，我可能就要想：“草泥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单是我一个人这样想倒也罢了，现在是所有生活受到影响的底层民众都在这样想，于是，一种我称之为社会情绪的东西就开始氤氲和积聚，等待时机进行宣泄和表达。好在英国、美国都秉承自由民主理念，给了你表达的机会，结果你就把这种不满和对未来的另一种寄望表达出来了——这就是英国脱欧公投之所以产生那样一种结果的内在机理；这也同样是怎么看都不像那么回事的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道路上蹿行如此久远的内在机理。
为了对这种内在机理形成更清晰的概念，我们再换一种方式说这件事情——在应对东欧移民和中东难民的过程中，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治正确”的接收主张之所以使她付出极高的政治代价，就是底层民众“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因为接收移民和难民而被伤害”的利益诉求通过曲折的通道向上延伸，在欧盟国家范围以内发挥了作用；英国民众在公投中选择脱欧，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对欧盟一系列依赖于“政治正确”而制定的内外政策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社会状况也是整体的欧盟国家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川普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精确地计算到了民众的利益算计在国家政治过程中将会为他创造多少政治收益，娴熟地利用了这样一种对政治正确默默进行反叛的态势，大声喊出由于害怕违拗政治正确而不敢发声的人的内心声音，所以，这个在精英集团看来政治很不正确的地产大亨才一路高歌，在竞选的道路上奇迹般走到了今天——请记住，这是在民意而非权力决定政治过程的美国，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底层民众的默默支持，川普无论多么智慧，多么狡猾，多么恬不知耻，也绝对走不到今天。
于是民粹主义这个词汇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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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景顺理成章地导致了我想要表达的观点：民粹主义是精英政治的对应物，民粹主义是对精英政治的政治正确的反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它不可避免，应当把它的存在看成常态。
很难对民粹主义下“好”与“不好”或“是”与“非”的判断，比如你就不能指责说底层民众的利益表达是狭隘的，因而是不正当的；你也不能认为国家应当坚持政治正确的政治方向，抵制这部分人自私自利的利益主张；同样，你也不能认为民粹主义是自由民主的真谛，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要毫无约束地给每一个人提供利益表达的空间，让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条件进入国家政治过程……这两种态度都是偏颇的。
那么，怎么办才是个好呢？
我只做观察，不提供建议。我认为，不管英国的或者美国的政治精英如何蔑视民粹主义，既然它在那里，你就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了，你甚至也不能给它贴上是与非的判断标签了，因为民粹主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同样具有“民意”的品格与特性，而民意又直接决定着国家政治状态，对于权力来源于人民通过选举而授予的政治家来说，你固然可以继续标榜政治正确，就像希拉里目前正在做的那样，然而在随后的政治作为中，你绝对要注意到这种民意的存在，尽管你也许认为它是偏颇的狭隘的，你也要注意到，做出必要的妥协与调整，非如此，你的政治生涯就将要受到不可知因素的挑战，在最终意义上损害你的政治信誉和你为之服务的国家的利益。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一定会对民粹主义的利益表达做某种程度的让步，意味着即使是欧盟也不得不对移民和难民政策做某种程度的微调。一个社会只有在利益均衡的状态下才可以达到国家政治的平衡，作为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好就好在有一个进行这种利益均衡微调的国家体制和政治机制，因此，即使民粹主义对国家政治正确形成反运动，也不至于从根本上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无论英国、欧盟还是美国，日子都将会继续过下去，而且过得未必就会比我们差，这是需要注意到的。
有人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中看到异动，于是沾沾自喜，手舞足蹈，弹冠相庆，喧哗说民主制度出了致命的问题，丫可他妈要完蛋了，老子这下子要当老大了……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自由民主机制对社会危机的调节能力已经为其20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环球时报》之类的媒体目光有些短浅，情绪性表达有些浅薄，气质做派也有些让人鄙夷。蔑视敌人确实有英雄气概，挺好的，然而如果一个人盲目自大，甚至到了瞽目的程度，既看不清敌人，又看不清自己，他的英雄气概到头来是祸还是福，还要两说呢！
“陈行之先生，我是一个不怎么关心别人事的人，只想着怎样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能不能说说我们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啊？”
也是，他人的酒浇不掉我们自己的忧愁，我确实不是没事闲得慌才谈论在欧洲和美国发生的事情的，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是想循着民粹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内在机理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在我看来“看”就是一种提醒，这种提醒在当下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无论对“政治正确”的精英集团还是“政治不正确”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
我们还是从英国公投脱欧的话题入手。我前面引用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观点：英国最近的民粹主义思潮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家煽动的结果。我已经说过，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除了我前面说的“民意”的特点之外，民粹主义更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的汇集和淤积虽然来源于国家、社会的政治运行，但是你必须看到，民粹主义并不总是一种正常的政治反应，人性中的消极部分经常就会渗透进其五花八门的主张之中，而政治家出于与底层民众切身利益无关的政治目的所做的煽动，恰恰迎合和鼓动了这个消极部分，因而在某种社会条件下，民粹主义会成为一种盲目的破坏性社会力量，此一点必须引起警觉。
民粹主义的消极部分在开放社会容易被国家政治过程消解，使之变为少害或无害；然而在封闭社会，民粹主义却有可能被政治集团完全操纵，甚至成为政府操弄社会的手段。举例来说，弥漫在台湾社会的台独主张，大陆网民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具有政治盲目、无方向性可言的特点，而这样的情绪性的东西却不断受到鼓励和纵容，这就不免让人产生忧虑：如此这般下去，我们将奔向何方？我们将收获什么样的国家后果和社会后果？
由于某些不方便的原因，关于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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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个整体，犹如蝴蝶效应，地球这一端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在另一端产生影响，同样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同样作为政治正确的反运动而进入国家政治过程，多看一看英国、欧洲和美国随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我们终于看到那些狗日的自由民主国家最终没有被民粹主义打垮的时候，回味一下他们是如何消解民粹主义消极部分，对国家政治进行有效微调的，更有好处。这种好处，国家统治的政治精英应当汲取，底层民众更应当汲取，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标志。
20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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