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宗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国家。据盖洛普（Gallup）调查，2001 年美国人口中超过90%的人信仰宗教，而其中新教人口占55%，天主教占24%。[1]也就是说，基督教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美国民间主流宗教。基督教既然如此深入美国民心，它的影响就不可能仅仅止于日常私人的生活层面，而是往往扩及到社会公共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纵观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整个的教育改革过程，几乎每一点滴变化都与之密切相关。

一、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社会运动

美国的基督教右翼主要包括天主教与新教中福音派保守主义。福音派属于美国最大的新教教派，进入20 世纪后，人们甚至认为它是美国的“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据普林斯顿宗教研究中心2000 年通过抽样调查显示，相信“个人重生”（福音派基本立场之一） 或视自己为相信福音的基督徒的美国成人人口比例占45%。[2]福音派在美国有自己的电视频道以及其它各种媒体，有各种联盟和组织，因此对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不可小视。传统上，福音派一般不太主张介入政治事务。然而，20 世纪70 年代后，针对美国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开放和宽容，家庭破裂、性解放、未婚先孕、堕胎、同性恋、吸毒以及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病象的出现，福音派中的保守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其宗教倾向带有一定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特征：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笃信耶稣的神性和其它历史性的基督教教义；强调个人重生的体验；专注并投身于福音的传播活动。[3]

著名的基督教右翼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Coalition）执行董事里德（Ralph Reed）在其代表作《革命之后》一书中，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醒目的标题，系统阐述了基督教右翼的美国社会观：在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眼中，这应该是一个安全的、犯罪率下降的世界；是“一个孩子尊重父母、年轻人尊敬权威、更多公民尊重法律”，家庭在社会中起核心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而不必总是担心会在校园中遭遇枪击和刀伤的世界；是一个低税收而少公共权力介入的小政府世界；是一个公民热心于参与投票的民主世界。里德在此所谓的“世界”无疑是一个传统而且有着浓厚宗教道德纯洁色彩的上帝之城，而要塑造这样一个“和谐”的世界，在他看来，基督教教徒就不能对政治冷眼旁观，而需要去热心参与，去通过积极投票和动员广泛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来达到目的。正如他所言：“基督徒们拥有每一项权利，事实上也是义务，去投票，参与他们对政党的选择，游说被选举的官员..”，进而通过这样一系列政治行动来维护和实现充满仁慈、和平、和谐的上帝之城。[4]

里德在此绝非是虚言或者仅仅是动员令，而是对于基督教参与政治议程的肯定。事实上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福音派保守主义就已经广泛介入了美国政治事务，而且应该说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林赛（D.MichaelLindsay）认为，20 多年来，在福音派精英和领导者的成功动员下，通过利用各种宗教组织的力量以及资金优势，福音派已经从原来的“社会分层系统”的弱势和边缘地位，进军至高等教育以及文化领域，甚至从容地出入“白宫”。[5]福音派保守主义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便是通过寻找有关宗教、文化、教育以及许多现实社会问题认识方面的共同点，与其它教派特别是与传统上互存敌意的天主教派达成共同立场，并形成广泛的联盟。譬如里德领衔的基督教联盟便是一个福音派与天主教的联盟组织。如里德所言，它拥有5，800 万的天主教徒和2，400 万福音派教徒，“是选举中最大的独立阵营，它号召教徒们为共同的事业而与‘好战’的世俗主义、堕胎、安乐死和色情艺术去战斗，并倡导学校选择、宗教自由、在学校中开展犹太- 基督教价值教学、种族公正和自由市场经济”。[6]

这番言论简直就是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世俗人文主义讨伐的檄文，充满浓烈的火药味。然而，尽管这种政治策略偏于右倾和激进，在现实中却产生了其理想的预期效应，不仅实现了有效的选民投票动员，而且通过各种基层组织的发动，在一系列特别是教育改革议题上与保守的民众形成良好互动，为美国右翼的一系列与堕胎、同性恋、死刑、教育的宗教性有关的政策出台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福音派保守主义成功策略之二，便是与党派结盟，寻找自己的政治代理人，通过选民动员把符合自己愿望的党派和政治领导人推到政治舞台，从而达到相互利用的目的。20 世纪80 年代共和党的里根上台，特别是老布什执政以及后来的小布什执政和连任，都多少程度不同地与福音派保守主义运动存在关联。如早在1980 年的选举前，里根就应邀出席了达拉斯2 万之众的福音派教徒集会，在发言中他提到，“我知道你们不能认可我，但是我认可你们以及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并声称，他也同样反对进化论，以迎合福音派的胃口。[7]投桃报李，福音派对里根也予以选票上的支持。据统计，在1984 年的选举中，里根获得了80%的宗教右翼的选票。[8]而1994 年的中期选举，国会两院共和党大胜，里德指出，选举中其中33%选民认为自己是福音派或者天主教教徒，其中70%投了共和党，而投民主党的只有26%。[8]

基督教右翼与共和党间的联姻，固然具有相互利用的成份，但是，关键在于两者间在一系列文化趣味、政治主张和经济动议上，具有相互间的偶合性。在政治上，共和党信奉列奥·斯特劳斯（LeoStrauss）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强调绝对正义；在文化上，倡导回归经典、传统，特别是清教传统；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市场至上，即新古典自由主义。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教右翼的主张暗合，如绝对正义与基督教右翼的理想天国相合，而文化上回归传统正迎合了基督教右翼对文化价值多元的嫌恶，经济上的自由市场对基督教右翼而言，正是他们试图动摇福利国家制度根基，进而为宗教进入公共领域打开缺口最好不过的工具和手段，这一点在教育的公共性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此以来，来自草根阶层的基督教保守的民众与基督教精英、政治精英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经济、文化和教育议题都升格到政治层面，美国社会的右转格局也就基本形成。

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教育主张与行动策略

1791 年生效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基本确立了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建国先父们确立政教分离精神的基本宗旨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避免因为政治，特别是国家机器的介入而带来纷争。此后，随着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形成，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宗教不得进入公立学校也理所当然成为由政府负责管理的公共教育机构议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在此过程之中，一些教派特别是天主教始终对其存有异议，但总体上，该原则基本得以顺利延续下来，成为美国公立学校相对稳固的传统。

然而，20 世纪70 年代后，伴随社会公众对公立学校各种问题频出的不满，基督教保守主义逐渐地与天主教联合起来，开始协同挑战这一基本原则。80年代里根共和党政府执政后，一个有利于宗教群体利益的政策环境开始形成。里根时期，联邦政府曾提出一系列如学费税收免除（tuition taxcredits）、学券制（voucher system）议案等，这些议案很显然都体现了一种对宗教学校间接意义上的支持（因为增加了教育的可选择性），尽管由于国会的阻挠而未能成功，而事实上它们基本为后来共和党长期执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9]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基督教保守主义是如何撬动起被视为美国公立学校基石的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呢？斯宾（JoelSpring）所引用的一个资料对此给了一个极好的诠释：在对关于“城市学校为何考试分数很低”的回答中，教师工会的解释是因为教师的低收入没能留住好教师造成的，还有人的解释是因为学校较低的学术水准，而最耐人寻味的则是基督教右翼的解释，它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放弃了传统道德伦理的教学”。[10]

那么这里的传统道德是什么？显然它所指的就是传统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价值传统。如在里德看来，公立学校的问题根本在于学校所传授的与学生在家庭中接受父母的教育不一致，它充斥太多的如“价值澄清”或“产出为本教育”这样的中立课程。[11]放弃宗教价值和保持中立，就纵容了世俗人文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而是对暴力、未婚先孕、同性恋和色情等的纵容，并带来学校秩序混乱，其最终结果是不仅解构了家庭而且危及社会。

与基督教联盟立场针锋相对的美国进步主义组织PFAWF（thePeople forAmericanWayFoundation），就基督教右翼的教育主张概括为以下方面：（1）“反对学校预防艾滋病和避免怀孕的教育”，因为基督教右翼无法容忍学校开展性教育，认为它实际是对性放纵的宽容；（2）“支持学校管理机构举办有组织的祈祷活动”，而这显然是与公立学校政教分离原则相违背；（3）支持“在科学课程中传授创世论而反对进化论”；（4）支持“管理机构审查无线广播节目和艺术”，绳之以基督教的道德纯洁标准；（5）支持“对生育自由实施新的控制”，即反堕胎，反未婚先孕；（6）支持“减少Head Start（一个对学前儿童、孕妇以及他们的家庭提供资助的联邦政府项目）和其它学前项目”；（7）“诽谤同性恋和其他边缘人群”。[12]由以上几点，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右翼之所以要介入教育，是因为他们把教育本身就视为延续、维护其宗教传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的公立教育现状，在他们看来，方方面面都不合乎宗教伦理准则，甚至亵渎和污染了宗教的神圣，正是这种排除了宗教信仰的教育带来美国社会的百弊丛生。斯宾认为，为抵制排斥宗教的公立学校，20 世纪70 年代，一些新教教徒就开始拒绝让子女进入公立学校而模仿天主教建立新教学校，故而，70 年代是美国私立学校的快速发展期。

但是，进入80年代后，他们改变了策略，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在公立学校中恢复传统基督教价值教育。这种斗争策略实际上也代表了他们关于教育的行动主张。[13]其斗争策略是自下而上的路线：首先是利用社区草根阶层的家长对公立学校的不满，动员家长以协会等组织的方式，要求更换与宗教伦理相违的教科书或者剔除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进而将通过建立更大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组织，来构成更大的反对力量，对教科书的选择施加影响。阿普尔（MichaelW.Apple）在其《文化政治与教育》和其它近年著作中，便对这种组织机制的发育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14]类似这种范围比较广泛的基督教右翼组织如CEA（Christians forEducationExcellence）、NACE（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Educators）、WCLRF （the Western Center for Law and ReligiousFreedom）等，它们不仅反对公立学校中带有现实主义的教学内容，而且也反对各种奇幻故事。认为前者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是“压抑”和“暴力”，而后者则是与恶魔相关的联想。[15]

在具有一定的群众性基础之后，因为对公立学校的批判立场存在相似性，特别是因为有着共同的利益趋向，基督教右翼很快便又与其它各种如美国众多私立学校或教师联合组织等宗教性以及非宗教性的右翼组织，达成比较松散的联盟。与此同时，通过联合宗教界和文化界精英文化机构，如80 年代开始对美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保守主义文化组织、著名的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General No.205Foundation）等（PFAWF 统计出在美国大约有300多个有影响的各种右翼组织），来建构一套知识和理论话语，试图对地方乃至全国教育的公共政策形成巨大的影响。摩根（HubertMorken）等对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基督教组织FOTF（FocusOn theFamily）的政治运作过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1996 年，该组织年收入超过1 亿美元，其中有600 万用于出版杂志、宣传品和有声传媒，它拥有公开出版的政策杂志和研究员。

1996 年，FOTF 系统阐述了它的教育政策哲学，比较全面地表达了基督教右翼的政策主张，故在此将其主张转述如下：“基本原则：上帝创造了儿童并赋予其探求真理和形成美德的理性能力，教育应帮助学生两方面齐头并进。家长是最基本的教育者。教育选择：教育政策必须尊重广大家长的世界观，为家长选择如其所愿的公立、私立和家庭学校提供空间；基督教伦理要求政策必须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可选择的和竞争性的基础上，以满足所有孩子特别是那些贫困的以及有着特殊性要求的孩子的需要。家长和教育者：教学的责任是存在等级的，首先是家长，然后是教师，最终才是学校委员会；教师在家长之后，根据家长的要求来承担传授‘正派和真理’的角色。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公立学校应该继续为大多数孩子提供教育，但是，它不应该接受华盛顿的帮助和介入，因此，教育部应该取消。州控制应该压缩，要继续维持可测量的学业优异标准，联合会机构（指教师工会组织———笔者注）应受到抵制；学生自愿性的宗教信仰表达应该得到允许，而且学校要教育学生尊重美国的宗教传统。特许学校的发展是一种好的态势，特别是那些基于一种特殊的教育哲学而创办的学校。私立学校和家庭学校：卓越的私立学校是最有价值的，可以为所有学校树起榜样并有助于它们的改进。基督教学校由富有责任心的教师和精神志趣（指宗教———笔者注）相投的学生构成，教师以身示范，师生相互激励。家庭学校使得基于个人需要的教育成为可能。对接受家庭学校教育的儿童评估和考试证明，他们比其他孩子学到的东西更多。非政府学校必须受到保护并免于受到政府条例的威胁。

FOTF 在教育政策方面的角色：该组织鼓励把学校的可选择视为向所有学校提供帮助以及减少教育内部冲突的最好方法，这些冲突因为强迫家长接受他们所憎恨的教育而加剧，严格的学术训练、道德品格养成、对家长的尊重以及宗教自由是学校之本。特许学校、私立学校和家庭学校将推动人们对那种只存在唯一适合模式认识的抵制。”[16]

FOTF 关于教育公共政策的主张应该说在基督教右翼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其政策主张的基本核心其实无非就是教育的可选择性。因为他们很清楚，在一个依旧由自由派意识形态主宰的社会政策框架下，要彻底变革整个公共教育传统和推翻政教分离的原则并不太现实，但是，他们却善于审时度势地利用各种利益群体对教育的不满，在行动纲领上采取求大同的策略，即倡导教育的竞争性和可选择性。这一点对于保守主义的文化精英（强调卓越的教育标准）、新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推崇者（支持市场化，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美国新中产阶级群体（支持减税） 都有着相当的诱惑力，而且，即使对于美国社会中的底层少数族裔群体，它的学券制和特许学校政策因为主张多少开放选择机会，也有着一定的鼓惑力。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鲜亮包装，即“可选择性”正所谓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精神实质。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网络关系建构，基督教右翼由关注社会风化层面而进军教育领域，甚至触及到美国公共教育敏感的底线，并继而进入到政治层面，与共和党相互利用，最终促成了80 年代特别是90 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的议程。

今天，尽管学券制、特许学校、家庭学校、标准化考试等改革并没有完全普及全美，传统公立学校依旧占据主导，但是，这期间的教育格局变迁以及有关公共教育理念的嬗变却是巨大的。以往我们往往更多关注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美国教育改革的影响，而通过对基督教右翼的行动策略分析，我们才会真正理解，在选票政治的美国，只有精英阶层的推动而没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任何政策都很难成功。而美国目前的教育改革走向，便在很大程度上是草根阶层的宗教以及其他保守派民众与政治、文化精英互动的结果。

从中，我们或许还可以体会到另外更深层次的内涵：美国的教育也是一个民主政治领域，基督教右翼的兴起，的确受惠于民主也体现了民主，但它同时也可能为社会民主以及教育带来威胁。

三、美国社会对基督教右翼教育政治议程的忧虑

应该说，美国基督教右翼的教育议程进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政府提交的旨在迎合右翼意愿的学费税收免除议案，先后几次修改提交国会都被否决。[17]90 年代后，特别是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右派进程提速，教育可选择计划开始在全美许多地方迅速扩展，但它依旧受到巨大的阻力，如加利福尼亚州等许多州，其有关学费税收免除、学券制等方案，先后被公民投票否决。

如上所述，直至今日，美国传统公立学校依旧是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其实，这也正反映了美国民主政治的特点，右派的兴起既然本身是利用民主的结果，它同样也会受到民主本身的约束，而不可能完全得势。

右派可以结盟，但反对派如自由派（包括基督教自由派）、左派的结盟力量同样强大，更何况还有来自教育领域人们的抵制，特别是如美国最大的教育协会NEA，就与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而如PFAWF 类似的组织，其组织的基本宗旨就是反右翼的政治和政策主张，并与基督教右翼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基督教右翼的教育主张，大多反对者，如自由派的批评主要出自对右翼的教育选择计划所带来的教育公共性受到损害，从而会引发教育不平等加剧的忧虑。NEA 的批评则不仅涉及到教育公正问题，而且还担忧因为一系列恶性的竞争以及标准化开始等带来的对教师的控制以及教育生态恶化等问题。另外，所有反对者还有一个共同的忧虑，就是它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政教分离原则。批评最为激烈的是美国社会中的左派阵营。

美国批判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阿普尔、吉鲁（HenryA.Giroux）、麦克劳兰（PeterMcLaren）等，都对基督教右翼在教育领域的兴起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最尖刻的批评来自吉鲁，吉鲁认为：随着小布什的连任，宗教“基要主义”所界定的“政治”议程进一步加速，并宣称要向“好挑衅的世俗主义偏见”开战。于是，一系列极端言论和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如参议员山托姆（RickSantorum），一位右翼天主教徒，他把堕胎比作奴隶制，主张回归传统而对夫妻全职的家庭肆意谩骂，并声称他更垂青宗教学校而不是公立教育机构；有人甚至认为，福音派右翼分子、FOTF 主席多森（James Dobson）身上的基本标识是“政治、恐吓、仇视和宗派主义”，因为他把同性恋婚姻比作纳粹，支持那些呼吁要对堕胎提供者处以极刑的候选人，鼓动基督教徒让孩子退出公立学校系统。他甚至警告布什和共和党，如果要获得继续支持，就必须在联邦政府启动他的极端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议程；福音派领军人物罗伯逊（PatRobertson）声称：女性主义者就是“离开她们的丈夫，杀死她们的孩子，施展巫术，摧毁资本主义并成为同性恋的女人”。

由上述言论，不难发现，基督教右翼在社会道德和文化上表现出一种极端的狂热和坚决不宽容的立场。而这种极端倾向却得到一些保守政治家和布什政府的纵容，如许多政客支持学校中抵制进化论而倡导创世论教学，认为所有真理都来自上帝。在诸多议题上，一些州越来越趋于保守和传统，如得克萨斯州通过了禁止同性恋夫妇收养孩子的法案。[18]吉鲁认为，对美国民主最大的威胁是“基要主义”信仰与政治结合而形成的政治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ism）。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社会由宗教狂热而升格为政治激进，社会的民主和公正，甚至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出现危机。从小布什的一段对话中，不难体会到这种隐忧存在的合理性。“我觉得上帝要我去竞选总统。我不知如何解释，但是我感到我的国家将需要我..我知道这对我和我的家庭都不容易，但是上帝要我去这样做。”在另一对话中，涉及到外交政策时他甚至说，“我正在同天父商量”而不是他的国务卿鲍威尔。[19]

这段对话的确发人深思，因为它会让人们联想到宗教狂热与一系列极权灾难间的历史关联。由信仰而催生的政治专制主义在教育中所带来的可怕结果是，学校作为民主机构的性质发生畸变，知识因为信仰的介入而走向独断、霸权和反智主义，教育者和学生的理性、批判思考的能力和空间被剥夺和侵占，学校作为多元化、宽容、自由的民主公共场所而面临挑战，在宗教政治、道德绝对主义的高压下，校园生态面临危机。如吉鲁指出，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柯班（TomCoburn）不仅公开声称应该对做流产手术的医生处以死刑，而且荒唐地认为，俄克拉荷马州的学校女同性恋盛行，学校官员应该只允许一个女生进入浴室。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德明（JimDeMint）表示：他不想在公立学校中看到“任何与男朋友生活在一起的单身孕妇”承担教学工作，并提出要禁止男同性恋者承担教学工作。[20]

总之，吉鲁不无警示性地指出，目前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如此盛行，它与市场、政治、军国主义（militaristic）“基要主义”结合在一起，已经对美国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动摇了美国民主政治的根基。[21]作为激进左派的吉鲁，对基督教右翼的批判无疑难以消除它自身的“激进”色彩。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得不认识到，近20 年来美国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众多变化都与基督教右翼间存在关联。这一点常常为我们的研究所忽视，因此需要尤其关注。至于基督教右翼的一系列文化、政治和教育主张是否会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强劲的态势，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

笔者的基本理解是，美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不受约束和抑制的力量，与之相左的各种社会组织如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PFAWF、NEA 等都对之予以激烈的反弹。在文化界、学术界，主流精英分子绝大部分坚持自由派和左派立场。即使在民间，基督教右翼的营盘也并非铁板一块，更何况它还受到基督教自由派的牵制，如在2006 年11 月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胜之后，美国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大小媒体，都关注到福音派内部出现的投票倾向变化。阿普尔教授也乐观地认为，美国社会总体趋势上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e）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会多少偏左或偏右，但不可能完全走向极端。需要提及的是撰写此文的基本初衷。在近年国内关于教育市场话语中，对英美新自由主义，许多人因为过于强调经济因素而视之为大势所趋，岂不知这种话语背后有着很深刻的文化动因。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与英美文化传统差异如此悬殊的国家，撇开文化差异而盲目地仿效和制度跟进，即让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来主导，可能带来的是更严重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公共教育的制度变迁及其副效应已经足以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