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任何历史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学，这是大多数历史学者的共识。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从70年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演进观察，什么时候重视理论研究并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中国的史学研究就发展顺畅；什么时候忽视理论研究并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中国的史学研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厘清新中国70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与遭遇的挫折，编辑部约请了四位在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绩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资深学者，请他们对新中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进行回顾与评点，从而促进相关研究更好地向纵深发展。
一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社会人文科学领域也是如此。下面，我们着重谈谈其中的一个“学科”即“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专业、一个分支“学科”，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得到确立的，因此，这是一个“新学科”。它在成立以后获得很大的发展。毫无疑问，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史学取得的一大成就。
关于“史学理论”的定义，在初期的讨论中已经得到确定。例如陈启能提出：历史理论“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譬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而史学理论“则是指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家瞿林东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划分同样适用于中国史学。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种划分，在世界各国是很少见到的，也有可能是独一的。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我国“历史”和“史学”是互有联系却又各自独立的两个“词”。这样要区分开就比较容易。不像在有些语言里，两者是同一个“词”，要区分开就比较困难。最明显的就是英语。在英语里，“历史”和“史学”都是同一个词“history”。这个“history”，有时当“历史”讲，有时当“史学”讲。那么如何区分呢？只能靠上下文的联读，从内容上来区分，也就是靠读者的解读。这就大大削弱了文字本身提供信息的功能。举个例子：譬如史学史，在这里就应是history of history。这对缺少史学知识的读者来说，就会感到不解。这是什么意思？历史的历史？
至于具体到“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就更困难了。只有用加字的办法。如“历史理论”就用theory of history，而“史学理论”就用theory of historical science，而这显然不是妥当、方便的办法。
要明白上述概念的意义和区别，其困难不仅在文字上，而且在内容上。应该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史学理论”概念时，西方还没有使用。当时比较接近的是“历史哲学”，可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大体说来，“历史哲学”既对作为整体的历史过程进行抽象的研究，以阐明历史过程的变化发展及其规律；又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研究历史学家在探索和思考历史过程中使用的程序和范畴，与史学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实践来看，在以前很长时间里，历史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和影响不是很大。原因是西方的历史哲学基本上是由哲学家从事的，脱离历史研究的具体要求较远，因而历史学家不大感兴趣。简言之，“历史哲学”属于哲学学科，它是从更高的、更抽象的层次对历史和史学进行反思，而且大多是哲学家从事的工作。
不妨再看看苏联的史学。苏联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强调研究“历史方法论”（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и）。学者们为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进行了许多新的研究尝试。科瓦利钦科建立了计量史学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古列维奇详细介绍了法国年鉴学派和他们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巴尔克等主张改革此前史学中的一些陈旧的范式和概念，如“形态”应代以“文明”等。但总的情况是，当时苏联史学界的讨论和革新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未能充分展开。
在西方上述问题的解决是普遍使用另一个词“historiography”，以区别于“history”。也就是用“history”一词指代历史，而用“historiography”一词指代历史学。“historiography”一词我国原译为“历史编纂学”，现在已主要译作“史学”或“历史学”。苏（俄）的史学中，虽然依然保留историческаянаука的用法，但是истортография已用得越来越频繁了。
在出现了专有名词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就表述得很清楚了，分别是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和истори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theory of historiography和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但习惯上总是把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放在一起，成为：history and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和история и 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огпафии。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不论在西方，还是苏（俄），这种用法的出现都晚于我国，大致在20世纪末。
二
“史学理论”概念提出后，我们同时就付诸行动进行研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关于历史学研究必须加强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明确提出了，院长胡绳就指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都必须立即成立史学理论研究室，而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的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三个研究所的理论研究室必须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并在此指导下加强各自的业务研究。
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成立于1986年。从1987年起就编辑出版了《史学理论》季刊。我实际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我们编辑部决心要把杂志办得有特色、有新意、有声势、有影响。杂志的《代发刊词》指出：“改革的时代，必然是创新的时代，探索、开拓、创新，便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要改革，必须要开放，要开放，就要‘引进’，要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
《史学理论》在这样的办刊方针指引下，除专题论文外，设置了不少栏目，如“圆桌会议”、“专访”、“理论沙龙”、“信息之窗”、“书讯与简讯”、“专题研究”等。有些栏目很受读者欢迎，如“圆桌会议”、“专访”等。“圆桌会议”每期都选一个有新意的题目，邀请有关专家来座谈，有时特意邀请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参加。它不是出个题目请学者们笔谈，而是面对面的讨论。这样的讨论才生动活泼，才可能有交锋并产生火花。“专访”栏目是编辑部专门邀请身在国外的或出国访问的学者对外国著名史家进行访谈，因此很受欢迎。其他如“专题研究”栏目等也都获得好评。在“专题研究”栏目中，我们有时会就某一专题同时发表两篇持不同意见的作者的争鸣文章。
刊物的这些做法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有一期杂志的“读者评刊”中不少读者反映了这种心情。如有的读者说：“人是有个性的。刊物也应当有自己的特色。从这点上说，《史学理论》是成功的。”也有读者说：“在全国众多刊物中，《史学理论》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好刊物。这个特色就是‘新’，具有新观念、新视野，浓厚的时代特征。”
除了办刊物外，我们还与其他单位合作举办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从1984年开始，开始是一年一次，每次讨论一至两个专题，影响不小。后来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会。这些措施都推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史学理论》杂志在1990年到1992年期间停刊两年。在停刊期间，我们编辑出版了三本书：《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从叙事史的复兴看当代西方思想的困惑》和《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比较研究》。三本书的出版虽然也受到一定的好评，但毕竟不能代替一本杂志的作用和影响。于是我们接下来全力争取重新出版有关史学理论的专业杂志。最后，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不少友人的帮助下，经过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1992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终于得以出版。
三
经过《史学理论》杂志的努力，特别是各高等院校教师们的推动，“史学理论”作为一门专业，影响已日益扩大。不少大学陆续开设了“史学概论”一类的课程。
“史学理论”影响的扩大，说明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实证性的学科重新发挥出它理论上的特性。历史学无疑是一门实证学科，并不是专门的理论性学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实证学科并不是不讲理论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考察历史学在我国和西方的发展以及它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就目前来说，至少在西方和苏俄史学中确实可以看到有一种重视理论的趋向。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应该看到，历史学自然需要重视史料，需要建立扎实的史料基础，但这绝不是全部。要看到，理论才是历史学的命脉。当然，这个理论应该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历史学的。历史学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这并不是说，需要干巴巴的理论说教，而是说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都必须要说明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必须要注意学习理论，学会理论思维，具有更多的理论素养。
我们应当重视的是，理论才是历史学的命脉。
作者简介：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