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的关键部分，海陆兼备的地缘特征十分突出。但对于中国到底是以陆权为主的国家还是陆权与海权并重的国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审视中国的地缘政治天赋及其战略选择需要采取全方位的视阈。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具备陆权大国的天然素质，同时具备海权大国的基本潜力；地缘政治环境也因此而较为复杂。只有更完整地认识中国海陆地缘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避免海陆二分以及实现海陆统筹，并在战略选择上权衡好大陆与海洋、海权与陆权及东向与西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从地缘政治方面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
海陆兼备的地缘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陆疆和海疆都十分辽阔的大国，其海陆地缘的空间特征取决于疆域结构、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也取决于一些动态的空间条件。鉴于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是地缘政治经常发生变化的场所，分析其海陆地缘环境需要同时兼顾静态的地缘因素和动态的地缘因素。
海陆度值① 是一个从静态比较角度衡量一国海洋属性和大陆属性的差比值，因而成为是否具有海陆兼备特征及海陆兼备程度强弱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海陆度值越大，一国的海陆兼备特征越明显，海洋属性甚至超过大陆属性；反之，海陆度值越小，则一国的海陆兼备特征越弱，甚至仅仅具有大陆属性。中国便是一个海陆度值较高、兼具陆地大国和濒海大国双重身份的地缘政治实体。中国的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和亚洲面积的1／4，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在陆地的空间跨度上，中国南北相间长约5500公里，跨越30多条纬度线，东西相间宽达5200公里，陆地边界长达22800公里。在陆地的地缘形势上，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大片国土与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如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紧密相连，并具有延伸到欧亚大陆腹地的伸张性。就此来看，中国的大陆属性是很强的。但如果以海陆度值来看，中国的海洋属性也并不弱。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属于中国拥有和管辖自然资源所有权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相当于陆地国土的1／3。中国的沿海地区面临着朝向世界最大海洋——太平洋的地理形势，拥有一个朝东和东南凸出的、南北距离达4000多公里的辽阔弧形海域；而其海岸线长达18400余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沿海岛屿有6000多个。如果把相关因素换算成海陆关系的重要参数，海陆度值高达31％以上。这说明，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海陆兼备特征十分突出的大国，大陆属性和海洋属性均很强。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在拥有海陆两种地缘条件的同时，海陆兼备特征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所谓“边缘地带”是处于“心脏地带”与海洋之间的通道地区，是间隔海陆、同时也跨越和连接海陆的动感地带，具有把海陆关系集中起来并促使其变化的巨大潜力。虽然中国西北部和北部衔接着欧亚大陆腹地，其中部分领土本身属于“心脏地带”；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拥有背陆靠海的地缘形势，相当部分国土恰恰处于欧亚大陆向东和东南延伸的关键部分即“边缘地带”，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地位显著，因而“边缘地带”是它在地缘政治上所具有的一个较强属性，至少这一属性并不弱于它所具有的“心脏地带”属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海陆兼备的地缘特征不仅为“心脏地带”核心大国所不具备，也是那些仅具纯粹海洋属性的岛国所匮乏的。例如，尽管中国与俄罗斯一样也是一个“心脏地带”大国，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作为一个“边缘地带”大国，中国利用海洋地缘的条件更为优越。而英国和日本等海洋国家则不像中国那样具有可以利用陆地地缘的条件。“边缘地带”的属性很强，说明中国既是一个欧亚大陆大国，也是一个太平洋大国，而且是世界上少有的能把二者连接起来的大国。
从动态角度看，中国海陆兼备的双重属性已经变成了一个更为显著的现实问题。由于冷战结束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板块运动大都集中在围绕中国全境的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中国的地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已经由南北方向转向东西方向，并促使海陆地缘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南北方向为主轴，北有“苏修”陈兵百万，南有“美帝”打越南战争，加上短时期内与两个地区性强国即印度和越南关系的紧张，中国主要受到呈现为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因此地缘战略考虑的焦点是南向和北向怎么样。但进入后冷战时期，由于北向苏联解体、俄罗斯自顾不暇，南向美国早已撤除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加之中越关系的改善，南北方向的地缘政治威胁基本上消失或大幅度减弱。但与此同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东西方向面对的地缘政治威胁明显增长。在东向，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主要来自于美日安全同盟强化、朝鲜半岛危机和台海局势紧张及潜在的东海问题等重要事态；在西向，则主要来自于苏联解体、北约东扩、中亚地区关系重组和美国进军中亚等连锁性事件。由此观察，伴随中国原来面临的那些旧的地缘交集点在南北方向的消失或大幅度减弱，在东西方向一些新的地缘交集点已经大量出现并强势成长。围绕它们，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轴实际上由南北方向转到了东西方向，结果是中国所面临的海陆关系被全部集中起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以南北方向为地缘政治主轴的时候，中国主要局限于“心脏地带”，海陆关系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或半封闭状态，而在以东西方向为主轴的情况下，由于西向的变化与大陆心脏直接相关，东向的变化基本上处在海洋和“边缘地带”的范围，所以海陆关系在横向间的对比清晰度大大增加，二分对应的地缘政治形态更加凸显。并且，“边缘地带”与海陆两种属性的关联性更紧密，既促使了海陆一体化的态势，又使“边缘地带”得以向海陆两个方向伸张。这些情形意味着，在中国的东西两向已经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结构，海陆地缘时空具有极强的可塑造性。
可以看到，海陆兼备即同时具备大陆与海洋两种地缘形势及比较完整地处于“边缘地带”，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因而就地缘政治属性而言，中国兼具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双重身份。就此，既不能仅仅把中国看作是大陆型国家，也不能牵强地强调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更不应单以陆权国家或海权国家片面定位中国的地缘政治属性。同时，中国的海陆地缘既包含着静态的因素，又包含着明显的动态因素。从静态的认识发展到动态的认识，并对这两个方面加以综合分析，会加深对中国海陆地缘的完整理解。
优势和劣势的比较
中国具有海陆兼备的地缘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海陆关系中总是可以高枕无忧的。相反，海陆关系的复杂性使其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利弊兼有。中国的优势地位得益于海陆地缘的天赋条件，但对其施加制约的不利因素，也主要来自于海陆地缘方面。历史上，中国既遭到过来自大陆方向的入侵，又遭到过来自海洋方向的入侵；既直面过来自“心脏地带”陆权的压力，又直面过来自“边缘地带”海权的压力。每当中国在其间选择失当，就不仅会失去两者的好处，而且会使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历史同样说明，无论是来自哪个方向的强国对中国都可能产生压力，但也都可能受制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反作用；中国如果在两者之间选择得当则可兼得两者的好处，为自己营造有利的地缘环境。
在海陆地缘优势方面，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中国是一个版图涵盖辽阔陆疆和海疆的大国，其地缘政治潜力首先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国家规模效益。这就从天赋条件上保证了中国在整个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优势位置，使其具有发挥世界性影响的历史惯性。以历史眼光看，虽然在近代以来经历过盛衰交替的反复过程，但中国作为世界上版图结构最大的国家之一，地缘政治潜力基本上处于保持不变的延续状态。以现实来看，中国的地缘实力在性质上带有很强的独立性，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发展而不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就能锻造出地缘实力，也具有独自承受和因应地缘政治变动的能力。因此，仅就国家规模效益及由此产生的内在潜力来讲，中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海陆地缘位置发挥作用；而一旦遇到更有利的条件，其海陆地缘优势还会自然产生放大效应。在这方面，中国跟印度、巴西、印尼之类的其他发展中大国不在同一档次，并且重要性将超过日本、俄罗斯和加拿大。②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地缘大国，既可以借重陆权制衡海权，又可以借重海权影响陆权。从陆权势力的对比看，尽管中国的领土面积在欧亚大陆次于俄罗斯，但它的陆地空间跨越性很强，可以避免“心脏地带”始终被围堵于内陆的局面，并拥有问鼎大陆腹地和占据大陆边缘的双重优势。这些都给中国发挥陆权大国的作用，并以战略纵深牵制、消耗和阻止外部海权势力的侵扰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空间条件。同时，中国又正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央部分，掌握着欧亚大陆通向太平洋的枢纽，由于海陆度值较高所带来的海陆关系的开放性，具备面向海洋、控制海权的便利位置。这意味着它显然是一个具有海权潜力的重要国家，并可以海权之便影响和制衡陆权。在这方面，中国与那些陆权或海权属性过于单一的大国有着相当的不同。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使中国既不像19世纪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那样被限制在陆地国家的包围之中或者像俄、德那样为寻找出海口而苦斗，从而招致缺乏陆权的有力支撑。依托陆权寻求海权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国自己身上，主要是影响和控制狭窄通道（如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问题。而海权依托陆权的重要性在中国这里，体现为不是简单地建立军事同盟或扩大势力范围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自身独立自主的影响力的问题。总之，中国是具有海陆两种地缘优势的大国，背负欧亚大陆可以向大陆腹地伸张，俯瞰太平洋可以向海洋纵深发展；作为陆权和海权的天然交汇点，它能够综合运用陆海两权达到相互制衡的结果。
进而言之，横跨“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尤其是“边缘地带”属性突出，使中国具备整合海陆关系的优势条件。中国在“心脏地带”占有重要地位，是它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也是它能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持续性影响的基本条件。但地处“边缘地带”还可使其获得其他“心脏地带”大国所不能得到的好处。例如，俄罗斯虽可充分利用“心脏地带”的堡垒作用，但因被封闭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常常对“边缘地带”作为海上侵扰和围堵的通道存在着天生的恐惧心理，也常常不得不为反弹外界安全压力而进行耗费国力的扩张。按照斯皮克曼的观点，中国和俄罗斯是欧亚大陆两个最主要的大国，二者间有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俄国的问题在于如何化解自己的不安全感，中国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发展和统一。由于中国处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是“边缘地带”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之一，其战略取向是陆权和海权势力消长的关键因素。③ 它可以完整地依托“心脏地带”来保持自己对海权大国的战略优势，可以在欧亚大陆发生冲突时与陆权势力保持某种间隔；不仅如此，它还具备利用海陆的双重价值，进而整合海陆关系的有利条件。究其原因，乃在于其“边缘地带”和海陆兼备的地缘现实存在着消解海陆间隔的不利情形，并对之进行整合的内嵌结构。特别是，一旦国家实力强大起来并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就将在“边缘地带”上崛起，并以占据“边缘地带”之势激活这种内嵌结构。
在海陆地缘劣势方面，主要存在地缘结构和历史困境两个问题。在结构上，恰恰因为海陆兼备和处于“边缘地带”，中国地缘政治在整体上的二分对应特征十分突出，所以在海陆地缘方面也可能出现被二分切割，尤其是被阻滞于大陆的情况。换言之，海陆兼备也有可能变成海陆二分，从而使海陆关系处在失调状态。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国家规模效益就会被消耗，海陆两种地缘潜力就会被分散，由此，既不能充分发挥陆权的优势，又不能充分利用海权的潜力。加之处于“边缘地带”可能带来这样一种结果：既是不同地缘政治势力借重的对象，又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在地缘外交运用不当时常常会受到海陆两种势力的挤压。一旦如此，中国在海陆关系中便很难找到战略着力点，也很难左右逢源。中国虽然具备作为地缘大国的必要条件，但海陆关系和“边缘地带”的二分属性有可能增加和汇集那些复杂的不利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带有持续性时，中国在海陆地缘方面的劣势就会增大。④
伴随这种结构问题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困境。在欧亚大陆上，既有俄罗斯这样曾经充当陆权霸主的大国，又有印度和蒙古等潜在的陆权强手，加之周围还存在日本等海权国家，因此，中国在处理海陆关系时并不总是能够游刃有余，甚至还可能遇到无从下手或力不从心的情形。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在问鼎大陆心脏腹地和向太平洋纵深发展的时候，始终面临一个典型的“历史困境”：优先发展陆权，会引起俄印等大陆国家的不安全感；优先发展海权，会导致美日等海洋国家的疑虑（同样的难题曾困扰过历史上海陆兼备的地缘政治大国：法国、德国和苏联。它们的对外战略一直在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徘徊，以至于顾此失彼，在不同的地缘政治角逐中都归于失败）。这样，在不同时期，海陆关系的处理难度经常伴随着地缘外交的开展，如果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失当，就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不利处境。
综合而论，中国地缘政治的突出特点在于，海陆兼备和海陆二分的特征均很强，二者的关系相当于一个铜币的两面，既可能分离排斥、转好为坏，又可能彼此整合、统筹兼顾，从而化险为夷。因而这些特征包含着双重性含义。一方面，就最大限度整合地缘政治的潜力和权力而言，中国具备世界大国的天赋条件。海陆交叉的要害位置和“边缘地带”的属性，使它既是陆权走向海权的跳板，又是海权依托陆权的靠山，是资运用海陆两种权力资源。加之中国自身单独的分量大，规模效益强，在地缘政治上拥有得以挥洒的很大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又有受限于地缘政治极大制约的一面，如果海陆二分的情况不能得到改变，就会被地缘政治的惯性所驱使陷入被迫招架的地步。所以，中国首先要做到的是趋利避害，在充分认识所面临的海陆兼备和海陆二分现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中的正面效应，特别是需要以主动和超越姿态进行海陆统筹整合，才能求得地缘政治的最优化结果和增值效应。
在海陆地缘中的复合型战略选择
中国的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地缘战略目标及选择方向。就地缘战略目标而言，保持强大的陆权，发展强大的海权，特别是以稳居“边缘地带”之势综合运用海陆两权，是中国谋求地缘政治权力之所必需。就地缘战略选择方向而言，需要兼顾大陆与海洋之间、陆权与海权之间及东向与西向之间的关系，以把海陆二分转化成海陆统筹，真正发挥海陆兼备的正面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应做出复合型战略选择，即虽然中国在海陆地缘的空间特征上是一分为二的，但在做战略选择时则必须合二而一。
第一，应该确立海陆统筹的全方位观念，改变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大部分国土受限于陆地的现实，国人重视大陆国土而轻视海洋国土，关注大陆权益而怠慢海洋权益，更谈不上有海权意识。不用说秦汉的“长城意识”、明清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都是封闭性很强的典型大陆意识；就是当代我们所熟知的“一边倒”和“大三角”等政策，实际上也受到大陆意识的左右。在这种意识下，长期以来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停留于陆权思想，而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海权思想。事实上，海陆兼备和海陆度值较高的地缘现实、国家利益的延伸和地缘实力的增长，要求我们必须以海陆统筹的全方位思维取代重陆轻海的传统单一思维；在强调大陆国土意识、陆地权益意识和陆权意识的同时，特别要确立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海权意识。与陆地国土一样，海洋国土是中国国家领土和地缘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陆权益相比，海洋权益是中国国家利益在地缘政治上的深化；海权则与陆权一样都是中国地缘实力的必要保障。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就此滑向“海权论”的思维模式，它仅仅是在与过去的思维习惯对比的意义上来说的。要言之，重陆轻海或重海轻陆都带有屈从海陆二分现实的片面成分，于中国而言有害无益，均不可取。与此决然不同的是，海陆统筹是一种全方位思维，它跳出和超越了海陆二分的自然限制，以海陆关系的整体作为考虑地缘战略的出发点；海陆统筹思维还是一种整合式思维，它不会重复清朝末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语）的机械论意识，与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均分气力的路数不同，它是对海陆关系进行全盘整合的新思路。无论是保持强大的陆权还是发展强大的海权，都仍要以海陆关系的整体作为依托；同时发展强大的陆权和强大的海权，更是如此。
第二，保持陆权优势和发展海权是中国地缘战略相互倚重的两翼。依地缘政治的惯性，陆地空间是中国地缘实力的基本来源，中国能够作为地缘大国，在于陆权资源所提供的积存已久而且颇具纵深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依托陆权是其地缘战略必不可少的一翼；在当今变化的形势下，应以巩固在“心脏地带”的地位和发展强大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系统来继续保持陆权的优势。⑤ 另一方面，以全方位的战略视角看，中国需要在发挥陆权优势的同时，转以海陆关系为背景把发展强大的海权放到战略位置，因为发展海权已成为自己增强地缘实力的关键。由于历史缘故，中国在海权方面一直处于潜存状态，可开发性极强。根据马汉所说的“海权国家”要素，⑥ 中国内部有着很强的战略纵深，海陆关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一切早就预示着一种从陆权向海权转变的前景。考虑到今天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对海洋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中国海区和沿海岛屿蕴藏的丰富资源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它们作为太平洋经济圈的主要通道、国际航道要冲和军事要地对中国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而这些仅仅依靠陆权是不能加以保证的，所以发展海权是一个事关中国发展前景和安全保障的战略问题。不仅如此，发展海权还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在后冷战时期，北约东扩、美日安全同盟强化和美国进入中亚，加之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欧亚大陆“黑洞”问题，已使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陆权方面的难题不在于俄罗斯衰落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而在于作为海权势力的美国直接进入了欧亚大陆腹地；中国在海权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更是与美国在海洋方向的布局有关。因此，海陆关系中的最新问题，涉及如何发展中国的海权，以因应陆权和海权之间的不平衡。而如何发展海权，必须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上认清海军力量与海权重要性的关系，海军力量的发展关乎中国能否成功地获得海权。从这一角度看，海军力量的发展应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来加以对待，其功能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御，而必须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防卫；其行动能力也不能仅仅受限于第一岛链之内，而应该突进到第一岛链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海军要在提高第一岛链内近海综合作战能力的同时，逐步转向远海防卫型，提高远海机动作战的能力”，满足获取海权的战略目标。如果只能达到前一个目标而不能达到后一个目标，中国不仅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中无法与美俄匹敌，也会落后于日本和印度。由于保卫海洋国土和保证海洋权益与中国的崛起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必须有自己强大的海权来加以保证，因此，中国应该加强海权的实体建设，并使之与已有的陆权优势相匹配。当然，处理海陆关系应力求在海权和陆权之间取得全方位的平衡，不要偏重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也不要搞平均主义。所谓全方位的平衡，首先需要的是保持强大的陆权，其次是发展强大的海权；但在一定时期，发展强大的海权可放在更优先的地位。
第三，适应地缘政治主轴的变化，中国应在整体上平衡东西两向。东西方向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要走势和进行地缘结构性安排的主要方向，平衡东西两向当然包括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在陆权与海权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说在以南北方向为主轴时，中国的海陆关系主要是自闭的问题，那么在现在以东西方向为主轴时，在客观上所应极力消解的是出现海陆关系被二分切割的情况，避免由此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战略风险及产生的战略摇摆。就此而言，所谓平衡东西两向意味着从海陆二分走向海陆统筹，即超越海陆二分的现实，以更具扩张力的行动统筹海陆关系。平衡东西两向，还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处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特别是要对“边缘地带”的战略安排进行调整。在后冷战地缘政治的板块移动中，“心脏—边缘”两大地带的关系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它们都出现了大幅度的重新整合。从较早时间看，“心脏地带”的整合比较剧烈，而近期“边缘地带”进入了关键的整合期，并且已经显现出一种很强的外张力，主要表现在它对欧亚大陆整体的外推作用更强，其走向海洋方向的前沿价值和连接海陆的战略联动价值也更为突出。人们注意到，在“心脏地带”的“黑洞”现象不断显露的同时，“边缘地带”及其周围在东西两向出现了联盟体系重构和大国重新洗牌等战略组合变化。例如，美日安全同盟强化、中俄美日印大国关系的变动等，直接提升了“边缘地带”在东西两向的外张力，并使其范围得以扩大。借助这种惯性，“边缘地带”可能会左右东西两向的地缘走势，包括牵动海陆关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即如何利用“边缘地带”的核心位置保持已有优势，并把“边缘地带”在战略上的全部潜力挖掘出来。中国有机会利用在“边缘地带”的枢纽地位，特别是利用“边缘地带”的外张力扩大自己的实质性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在“边缘地带”发生的东西正反方向推力运动中，唯有中国可以起到合力的作用；在“边缘地带”所连接的一分为二的海陆关系中，唯有中国占据着合二而一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有利的态势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需要中国根据东西两向的地缘结构作出有系统的安排，其第一个层次是通过自我发展和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建立起攻守自如和具有相当弹性的战略纵深，第二个层次是在“边缘地带”更大的范围建立起稳固的战略防御体系。在相当的意义上，中国有意识地在“边缘地带”构建某种类型的战略组合，是在地缘政治整体上造势的必要之举。因为只有当“边缘地带”的战略组合形成时，才能突破或至少降低其他大国或大国战略联盟的战略遏制，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在东西地缘变动情况下被动应付的局面，转而变得可以主动造势和富于进取。当然，所谓战略组合并不意味着重复结盟、搞集团政治等旧式做法，而是指造就比较稳固和长期的结构性、制度性安排，包括战略伙伴关系、军事互信机制、安全共同体、区域化经济安排和各种合作进程、国际制度及国际协议等。例如，中国在西向可扩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功能和范围，并与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地区性大国共同作出战略合作的机制性安排；在东向可修好与美日及东盟等的关系，并通过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降低或抵消美日同盟对“边缘地带”的影响力，阻遏外部势力在“边缘地带”找到突破口并进入“心脏地带”，并尽量把它阻挡在“边缘地带”的外侧。总之，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地缘优势，加上资源和潜力，使其具备趋利避害从而获得两面好处的潜在条件；但只有加强在“边缘地带”的地位，利用“边缘地带”的宽广活动空间和外张力，并增加地缘外交的灵活性，中国才能取得左右借重和相互平衡的效果。毋宁说，平衡好东西两向孕育着这样的历史机会：改善中国的海陆地缘环境并营造出更富有进取性的地缘态势，将利益消耗型的地缘政治转化为利益倍增型的地缘政治。
最后，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根据对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关系的综合分析，中国需要在国内发展方面也采取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的均衡战略。这是理顺国内发展与地缘政治合理关系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国内发展布局与外部环境而言，国内理论界发生过“走西口”⑦ 还是走向太平洋的争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从地缘政治上考虑争论的性质，但问题的尖锐性实际上已经涉及在地缘战略选择上到底是依托海洋还是依托大陆。针对有关争论，邓小平同志曾有预见地提出，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要兼顾东部和西部，这是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大局。20世纪90年代末“开发西部”和“中原崛起”及“东西均衡”等新型国内发展战略纷纷提出，它们不仅使国内发展的布局更加合理和均衡，而且使其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衔接得更紧密。从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的经济重心目前在东部沿海地区，海洋方向（东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仍有两个原因涉及内外关系的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以东西两向为基点进行整体选择。一个原因是，按照经济发展梯度推移理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也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性，虽然它带有后发性特点，但会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占据更大的分量；⑧ 只有内陆跟着东部完成崛起的过程，才能实现中国完整意义上的崛起。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高经济成长地带离东向风险区近，而离西向缓冲区远，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西向的地缘政治比东向更带有后冷战的特征，这就使得中国的地缘战略在东西两向进行选择具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特别是，这两个方向对中国而言，都不仅具有回应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挑战的含义，且都具有回应地缘经济和战略资源方面挑战的含义。因此，中国在国内发展方面以东西两向进行布局，兼顾东部和西部两个大局，在国内意义上可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变得更合理、更均匀，并实现东部和西部相互扶植、彼此呼应的均衡目标；在国际意义上可以适应东西方向地缘政治变化的张力，包括以海陆关系的整合来考虑经济发展布局和地缘政治布局的关联，并促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兼容。总之，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既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又涉及中国地缘政治的平衡。要使国内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关系更具有适应性和弹性，中国必须充分兼顾东西两个大局，实行东西并举、梯度跟进发展的均衡战略。
注释：
① 国家的海陆度值＝海洋国土面积÷陆上国土面积×K（修正参考系数）。此公式及其解释可参见陈力：《战略地理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276页。
② ［美］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田斌译：《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序，第1页。
③ ［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62、100页。关于中国的发展和统一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还可参见Ralph A.Cossa,The New Pacific Security Enviroment: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1993,p.103.
④ ［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著，柯雄等译：《长城与空城计》，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⑤ 麦金德和斯皮克曼等认为，空中力量的出现有利于陆权。后来的地缘政治理论受此影响，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核武器和导弹的发展将提升陆权的重要性。见E.W.吉尔伯特1947年为《历史的地理枢纽》所作的引言对麦金德晚年思想的评析，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引言第16页；斯皮克曼的观点见《和平地理学》，第85—87页。关于技术发展和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对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进一步参见Peter J.Hugill,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Tor Bernhardsen,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John Wiley & Sons,Inc.1999.
⑥ ［美］马汉著，萧伟中等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007年第29页。
⑦ 一个明确而正式的表述是“开发大西北”。
⑧ 西部的地理概念如果仅指所谓“大西北”，就包括达300余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相当于5个半法国；有9000多万人口和近20个民族。西部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摆脱落后面貌的问题，更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战略安排问题。在政治意义上，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及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原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7年第8期 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