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4年，为解决粮食问题，赫鲁晓夫在中亚、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乌拉尔等地发起垦荒运动。该运动是苏联、更是中亚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垦荒对中亚的社会经济发展、社会政治进程、现代化进程乃至地缘政治方面都带来深刻后果。中亚地区在经济、社会方面受益，现代化进程加快；同时，垦荒也提高了中亚各共和国在苏联的地位，在中苏关系从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垦荒在客观上具有地缘政治意义。

【关键词】中亚垦荒  粮食问题  现代化进程

评价1954年赫鲁晓夫发起的垦荒运动（从1954持续到1960年，被称为苏联“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始终与对赫鲁晓夫个人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曾几何时，垦荒是一项光荣神圣的、实践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创举，其收效立竿见影，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任领导人都因垦荒而在政治上受益；千万人的青春岁月、个人命运与垦荒联系在一起，在感情上高度认同垦荒运动（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据估计，该国有三分之一国民是垦荒移民）。另一方面，垦荒运动在不同时期曾招致非议和诟病。反对垦荒的主要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例如，莫洛托夫从经验理性出发，认为垦荒虽有必要，但是太早，主张在欧洲部分垦荒（包括莫斯科近郊），且规模不宜过大[①]。莫洛托夫在失势后仍执着地给苏共中央政治局连篇累牍地写信，对其所属的“反党集团”在垦荒问题上的立场进行辩解，批驳赫鲁晓夫的经济数据、新计划体制。赫鲁晓夫确曾在内政外交方面表现出缺乏深思熟虑等品质，连带地，垦荒也自然被归入此属。其次，垦荒问题承受着环保主义意识形态的猛烈攻击。1960年代苏联爆发的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坐实了垦荒的恶果，也成为苏联后期环保运动攻击挞伐的对象。再次，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垦荒的主要舞台哈萨克斯坦（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涉及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已成为独立国家，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垦荒乃是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的“殖民”行动，导致主体民族成为少数民族——至今仍有学者在认真探讨苏联时期的哈萨克斯坦是否是殖民地。然而，这些看法都并非是对垦荒的严肃研究。

  1991年至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乌拉尔地区）及哈萨克斯坦，每逢周年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学者和政治家多着眼于垦荒的种种消极后果，论述已颇充分，本文不欲争论和涉及（例如，纳扎尔巴耶夫遍述的垦荒“重大错误失算”：粮食浪费、农机损失严重；居民点安置不当；严重的生态灾难；800万公顷新垦地失去肥力；许多低产土地靠国家补贴；安置居民点欠考虑）[②]；对于垦荒过程中的问题，也应从头梳理（1954年1月赫鲁晓夫计划垦荒1300万公顷，一月后已垦荒1500万公顷，表现得急躁冒进）[③]；以及垦荒对解决苏联粮食问题的贡献（1963年、1965年，苏联都动用黄金储备购买粮食，表明垦荒的贡献有限。但是，除了垦荒地倚赖气候条件、收成不稳定外，也由于苏联的工业化模式、需持续向东欧国家提供粮食以维系关系等结构性矛盾[④]）。本文尝试从较长的历史时段，重新考察中亚垦荒运动对苏联乃至后苏联中亚新建国家的深远影响（农业发展、工业化、人口进程等等）；而中亚垦荒运动与中国的高度关联性，此前也少有学者论及。

一、垦荒运动与中亚的经济发展

垦荒是赫鲁晓夫对帝俄时期、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政策的继承和沿袭。一般而言，学界对赫鲁晓夫发起垦荒运动的初衷并无异议，但一些因素有时被刻意无视。垦荒不是赫鲁晓夫的发明，也并非其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对传统政策的沿袭和继承，对中亚边疆的开发建设乃是必然举措。莫洛托夫在当年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件中指出，开垦生熟荒地并非赫鲁晓夫首创[⑤]。帝俄时期就已经计划在修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对新归并领土进行垦殖，尤其是帝俄急需耕地扩大棉花种植。1890年3月8日，哈萨克族人士马穆贝塔里?谢尔达林•舒贝托夫对此提出抗议：哈萨克草原自古就从事畜牧，因而没必要农耕，而只应发展畜牧业，强行发起农耕活动只会将草原变成荒漠和半荒漠——因为哈萨克草原缺乏黑土，也缺乏水资源以保障农业收成。1885年和1890年，俄国政府在“饥饿草原”（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也包括乌兹别克斯坦一部分）修建灌溉系统，为垦荒作准备。但是，修建的干渠直到1913年才投入使用，且最多只能灌溉1.2万公顷土地[⑥]。1890年代，列宁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俄帝国对高加索等新归并领土的开发并未完成：“俄国在经济上征服这些地区比政治上征服这些地区晚得多”，并表述了开垦哈萨克斯坦东北部、西西伯利亚、突厥斯坦荒地的构想，认为俄国的亚欧边疆有大量闲散、可开发土地，条件比西方更优越[⑦]。从列宁开始，苏联政府不间断地实施垦殖中亚的计划。1918年2月，列宁曾组建专门委员会，准备在中亚推动灌溉工作并开垦数万俄亩土地。5月17日，列宁下令拨款五千万卢布用于在中亚修建水库、干渠等，灌溉“饥饿草原”数十万俄亩荒地[⑧]。苏俄内战期间，有彼得格勒的工人移居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组织土地公社，堪称是苏联垦荒的最早尝试。1920年代末，斯大林也试图大举垦荒，但是未能实施[⑨]。从1913年到1953年，俄罗斯移民委员会研究了哈萨克斯坦的土壤，获得了许多宝贵资料，并且开垦了550万公顷荒地[⑩]。

1945年后的数年间，苏联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打算在哈萨克斯坦等地扩大种植面积，并下令生产新型农业机械。1946年11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举行会议，将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地“扩大春小麦的播种面积”列入议程，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柯西金、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等人参加了会议；而12月份的会议议程包括：在乌兹别克斯坦搞水利建设、开垦可灌溉耕地等。1946-1947年间，苏联政府多次提及，从哈萨克斯坦等已完成粮食计划的丰收高产地区扩大粮食收购[11]。但斯大林生前并未开展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可见，赫鲁晓夫只是从前任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了搁置的现成构想。

其次，垦荒是苏联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的途径。1920年代、1933年以及1946年，苏联都曾爆发严重饥荒，导致许多人饿死的惨剧。其根源既有天灾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人祸（例如，1922年饥荒主要是由于内战和剥夺农民粮食；1933年饥荒主要是由于强行集体化；1946-1947年饥荒是由于战后土地撂荒、缺乏劳动力，又遭遇大旱，而苏联政府故意隐瞒灾情导致严重后果）。数次饥荒凸显了苏联粮食安全缺乏保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现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土地上，因1932-1933年饥荒（哈萨克民族称之为“大朱特”）死去的哈萨克族人口达175万到200万[12]，成为哈萨克民族沉重的历史记忆。而从战后到1954年，苏联人口快速增长（其中，完全不从事粮食生产的城市人口增长了1700万人），到1950年代初，每年人口净增长300万[13]，粮食需求迅速增加。1953年，苏联只生产了3110万吨谷物，即使大量动用国家储备粮，也无法应对巨大的需求，必须迅速增加粮食生产。如果继续开发旧农业区，其土地肥力已经下降，而苏联政府又缺乏资金恢复地力，且当时的化肥工业不发达，也很难调动农民的劳动热情。苏联存在着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农业缺乏效力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单位产量不能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扩大播种面积就是一个最简便实用的办法了。这就是赫鲁晓夫垦荒的出发点。

垦荒还是农业改革的重要环节。在苏联“赶超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剥夺农民和农村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段来发展工业，导致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扩大。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进一步提高农业税，农民负担加重，生产积极性降低，尽管城市实行非常严厉的身份证制度，还是有许多人逃往城里，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1949-1953年间，苏联集体农庄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减少了330万人（该数字不包括西部省份）[14]，农村一片衰败，原来的农业政策难以为继。到斯大林晚年，苏联高层已经认识到必须改革。马林科夫推行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修正以往政策的偏颇（赫鲁晓夫以此为借口攻击马林科夫，之后却推行了与其相同的政策）。苏联党和政府将改变农业政策、快速发展农业，提升到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高度。例如，苏共十九大决定快速发展农业，并认为这可以“进一步巩固构成苏维埃制度坚固基础的工农联盟”，还以中国、保加利亚等国的相关实践作为佐证[15]。

  其三，垦荒等农业新政也是苏共内部政治斗争的逻辑结果。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等最高权力的觊觎者都在农业、民族政策、平反、外交等问题上展开竞争，希望占据主动。马林科夫是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有力对手。据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提议赫鲁晓夫做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被赫鲁晓夫断然回绝。当时农业形势非常严峻，而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做报告时曾宣称：苏联的农业问题已“完全解决”。让赫鲁晓夫做农业问题报告，意在让其陷于尴尬，使其威望遭到打击[16]。据莫洛托夫回忆，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关于农业政策的发言令赫鲁晓夫恼怒：赫鲁晓夫自认为是农业专家，不能容忍他人在该问题上出风头。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期望在解决农业问题方面作出重大成就，为政治斗争赢得主动，并立即组织班底（李森科、本尼迪克多夫等），就垦荒构想展开调研。他在1954年1月份的会议提出，必须通过开垦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生熟荒地来解决粮食问题。除了高层有反垦荒派之外，地方上也对垦荒存在对立意见，如：哈萨克斯坦、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奇卡洛夫等地反对，而阿尔泰边疆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则支持，形成博弈[17]。赫鲁晓夫最终顶住各方阻力，完成了帝俄时期和斯大林时期都未能实现的构想，堪称重大突破。赫鲁晓夫表示：“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和最迅速的办法，就是扩大谷物播种面积”，即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西部、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和其他若干地区开垦生熟荒地，但并不否认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意义[18]。1956年8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农业部长弗•弗•马茨凯维奇表示，生熟荒地的谷物生产比其他地区人力、物资的耗费要少得多。假定1954年全苏集体农庄每生产一公担谷物的花费为100，则西伯利亚西部集体农庄的花费为43，哈萨克斯坦为49，西伯利亚东部为69[19]。通过垦荒提高粮食产量的效果显著。1956年11月，时任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的德•阿•库纳耶夫指出，1956年哈萨克斯坦谷物产量是1953年的4倍，截止到10月10日，已向国家交售粮食10亿普特，相当于以往11年交售粮食的总和[20]。这也证明，垦荒的初衷已经实现。

当然，不同时期对垦荒存在着刻意歪曲：例如，在肯定垦荒正当性的语境下，勃列日涅夫贬低赫鲁晓夫在决策和组织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称垦荒创意的作者并非某个个人，而是“苏联共产党的伟大思想”[21]；而当需要攻击垦荒的失误时，则又认为完全是赫鲁晓夫个人一意孤行、好大喜功导致的恶果。赫鲁晓夫是垦荒的决策人和“总工程师”，虽非原创，但行动力强大，否则，要将构想变成现实恐怕还将推迟。

垦荒使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和畜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的重要产粮区，成为仅次于乌克兰的第二粮仓，是赫鲁晓夫垦荒运动的明星。由此，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农牧业并重、农牧业同样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并急剧改变了经济结构。此前，哈萨克斯坦境内主要是牧业人口，主要经济门类是转场畜牧业，严重倚赖气候等自然条件，较为脆弱，且畜牧业的商品化程度低。垦荒后，农耕占了主导地位，哈萨克斯坦成为苏联重要的产粮区，播种面积达2550万公顷（全苏播种面积到1986年为2830万公顷）。除了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向日葵等经济作物，以及大量饲料作物。到1990年，哈萨克斯坦的饲料作物种植面积达1100万公顷，1990年生产饲料4百万吨[22]。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哈萨克斯坦的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1955年，哈萨克斯坦有400万头牛，1800万只羊，到1983年达到900万头牛，3600万只羊。畜牧业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为58%。从1954年到1979年间，苏联为垦荒投入了211亿卢布，但是谷物生产产值达到272亿卢布。在30年时间里，国家从哈萨克斯坦收购了3.48亿吨谷物（212亿普特）。农牧业快速发展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向国家供应肉、蛋、奶的基地。

垦荒使哈萨克斯坦农业至今受益。垦荒后五十年内，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产量总共为6.4亿吨，平均每年生产1300万吨，能够保障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23]。1991年独立至今，为稳定和发展农业，哈萨克斯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土地法》（2001年）、《谷物法》（2001年）、《土地私有法》（2003年）等；政府还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各种扶持。哈萨克斯坦始终是一个农业稳定、发达的国家，农业成为哈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在1990年代，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严重，哈萨克斯坦靠农业自给自足的人口曾达到200多万[24]。这就表明，农业不仅为哈国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缓解了城市就业难题。在独联体范围内，哈萨克斯坦的农产品产量排第三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人均谷物产量达2000公斤以上，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匈牙利等国并列，成为农业大国。此外，哈萨克斯 坦小麦是硬小麦，蛋白质含量高，出口很有优势；该国已跻身世界十大谷物出口国行列，粮食是出口大宗，即使在歉收年份，哈萨克斯坦仍可将70%的农产品用于出口。哈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优势是所有中亚邻国都无法比拟的——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等国都需要从哈国进口粮食。除独联体国家外，哈国还向阿富汗、伊拉克等40多个国家出口优质谷物。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小麦产量达2500万吨[25]。2013年2月，美国农业部预测当年哈萨克斯坦的粮食减产到984万吨，但推断该国仍能够将其中的650万吨用于出口。2014年哈国粮食产量1700万吨，预计2014-2015年度谷物出口量为900万吨[26]。粮食成为该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而其农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垦荒运动所赐。

垦荒不是单纯、孤立的经济活动。对中亚边疆地区垦殖开发、加强控制乃是持续的政策，也是必然步骤。同时，伴随着垦荒还实施了其他许多重大项目。在赫鲁晓夫看来，垦荒是之前想做而未能做到、最后在自己手中得以实现的壮举[27]。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与垦荒紧密关联的，是在中亚等地实施了一系列大型建设项目（如贝—阿铁路的修建，以及大量新兴工业基地在中亚的建立）以及许多重大社会政治、社会经济进程，堪称是对苏联边疆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活动。中亚地区也由此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跨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持续了近30年。垦荒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开发、发展项目并不因赫鲁晓夫时代的结束而中止，而是具有相当的连续性。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政敌酝酿宫廷政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为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准备了“波良斯基报告”（因罢免赫鲁晓夫相对顺利而未宣读），列举了赫鲁晓夫在内政、外交、个人品质等方面的重大错误，关于农业问题和失误也谈了许多（赫鲁晓夫被指不让他人插手农业，似乎只有他是农业专家；1963年爆发严重粮食危机，国家被迫拿出860吨黄金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原定农产品增长计划没能完成；农业劳动者收入增长慢，等等[28]），但是没有否定垦荒本身，这是垦荒成果得以延续的政治前提。就个人政治生涯来说，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垦荒运动的受益者。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政绩为其仕途上升奠定了基础，他因此对哈萨克斯坦情有独钟，而由垦荒开启的经济、社会进程在哈萨克斯坦等地也因此而得以延续。1978年勃列日涅夫出版回忆录，专门记述了在垦荒地的活动。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两年（1954-1956年），与库纳耶夫关系良好，成为政治盟友。1955年8月，库纳耶夫提议推举共和国党的副书记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1964年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立即将库纳耶夫官复原职，并擢升其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哈萨克斯坦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勃列日涅夫对在哈萨克斯坦的岁月始终心怀感激，且对阿拉木图有特殊感情[29]——这在哈萨克斯坦几乎尽人皆知。勃列日涅夫对哈萨克斯坦多方关照，财政补贴总是很充足，竭力使其成为“工—农业共和国”，并使阿拉木图成为苏联最漂亮的城市之一[30]。

因此，垦荒运动开启了双重转型：由工业优先（且重工业被置于头等重要地位）转向工农业并重，补助脆弱的农业，这也是对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此前，苏联的工业和经济中心集中在欧洲部分，现在向东部、南部和东南部边疆倾斜。在垦荒运动中，苏联运用大量工业成就到农业领域，机械化程度很高，对农业扶持力度大，苏联自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

二、垦荒运动与现代化进程

与垦荒运动相伴随的，是中亚地区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还有巨大的人口迁移进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斯大林以后的显著趋势是：苏联开始重视中亚等边疆地区的发展。垦荒开始后，在中亚实施了许多大型工业化项目。垦荒开启的建设进程使哈萨克斯坦变成现代化的工—农业共和国，而此前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始终集中在欧洲地区。苏联时期中亚的工业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8年-1940年）。在该阶段，苏联开始了快速工业化，中亚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开启，但在全苏范围内，欧俄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最快，中亚是苏联的边缘地带，仅有的一些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煤、铁等矿业开采领域，其经济功能主要是为其他地区提供原材料。

第二阶段（1941年-1953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化快速推进。大批军工企业疏散到哈萨克斯坦，许多失去家园的苏联西部公民也陆续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地区，为中亚现代化带来重要机遇。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经济和文化迅速繁荣。从1941年7月到1942年10月，西部142家大型企业（包括重型机械制造厂、中小型机械制造厂、纺织工厂、制鞋厂等，都携带成套设备和原料等等）疏散、迁移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战时总计重建了西部迁移工厂300多家[31]；同时，还有15所高校和技校、近20家科研院所以及20多所文化设施（包括电影制片厂等）也迁移到此地，使中亚的工业基础大大加强。乌克兰的糖厂、拖拉机厂疏散到中亚，苏联得以保存大量熟练工人和工业设施。战时的企业和设备疏散，使哈萨克斯坦几乎成为苏联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苏联国内经济格局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再平衡。

第三阶段（1954年-1984年）。1954年开始的垦荒运动，加上工业中心的继续向东倾斜，是中亚现代化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大量高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乃至大量资金调配到中亚地区。1954年到1958年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新建并投产的工业企业达730家。苏联还为垦荒配套建设了大量的大型工程项目，例如修建贝—阿铁路和大量的水利灌溉工程等。1963年9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要对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共和国的配套工程和工业发展做出明确规划，指出：“要在哈萨克共和国、中亚各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进一步增加畜产品产量，灌溉荒漠、半荒漠和高山地区大片牧场并改善其利用状况，具有巨大意义”[32]。苏联政府做出详细规划：1964-1967年间，在畜牧业地区兴建3004.5万公顷新牧场的灌溉工程，及3403.2公顷已开发牧场的灌溉设施改造工程。中亚成为苏联经济增长的新亮点。赫鲁晓夫十年中，苏联经济高速发展：1955-1965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112%到116%，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33]；工业高速增长，从1913年到1958年，工业增速每年达10%以上[34]。这也就是赫鲁晓夫提出要“赶超美国”的乐观口号的现实前提。而中亚为苏联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65年，哈萨克斯坦生产了全苏10.6%的高压设备、6.5% 的轧制设备和10%的采矿设备。1981年到1986年，哈萨克斯坦境内建起400多家企业，机械制造和冶金是主要工业部门。阿拉木图生产的重型机械销往50多个国家，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的重型机器厂还生产各型中程导弹。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立即打报告，建议中止20项大型建设项目：土库曼运河、乌拉尔河—伏尔加河运河以及许多铁路、公路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多集中在欧洲部分，少量布局在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35]。垦荒开始后，中亚、西伯利亚的建设项目明显增多。有人认为，垦荒颠覆了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是对俄罗斯推行“去工业化”、甚至是“农业化”进程，导致俄联邦工业发展慢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甚至慢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36]。这种结论较为偏颇。例如，1956年苏联制订的经济发展计划仍强调：鉴于美国因朝鲜战争而加强军备竞赛和工业生产，苏联也必须加强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37]。但苏联的资金、项目向边疆倾斜却是事实。经过快速工业化进程，苏联经济布局的“中心—边缘”模式有了很大改观。1972年，勃列日涅夫骄傲地提及中亚的建设成就：1922-1972年间，哈萨克斯坦的工业生产增长了六百倍，塔吉克共和国增长了五百多倍，吉尔吉斯共和国增长了四百多倍，乌兹别克共和国增长了二百四十倍，土库曼增长了一百三十倍。哈萨克斯坦的粮食生产增长了二十九倍[38]。

苏联还完成了对哈萨克斯坦矿产资源的勘探工作。哈萨克斯坦是苏联矿产资源最丰富、储量巨大的共和国，拥有发展工业所需的大部分矿产，也是苏联唯一有单独的有色金属冶炼部的加盟共和国，其有色金属冶炼在当时已经举世知名。

垦荒运动带动了社会快速发展。由于垦荒人口剧增，必须加快住房和医疗、教育设施的建设。垦荒后20年内，硬化的公路里程增长了13倍，铁路增长了2500公里。敷设了9万公里输电线路，其中8.5万公里是在农村。哈萨克斯坦的农村与邻近共和国相比是最现代化的。

垦荒运动的组织和展开方式类似一场军事行动，短期内取得惊人成就，许多人因垦荒而获得勋章和奖章。垦荒运动以及对中亚的开发和建设，具有军事战略色彩。1955年2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草原建设苏联国防部五号“科研试验场”，用于导弹试验（代号为“泰加林行动”，即建设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39]。该发射场为苏联的航天事业、导弹技术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至今仍被俄罗斯所倚赖，俄罗斯75%的航天发射任务是在这里执行的。1991年后，俄罗斯仍然设法与哈萨克斯坦签署租赁该发射场的协议，合同期直到2050年。哈萨克斯坦为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化进程使中亚各共和国之间联系加强，互相倚赖，也将中亚与苏联腹地紧紧联系，苏联对中亚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垦荒运动伴随着巨大的人口迁移进程，急剧改变了哈萨克共和国境内的族群比例，欧裔人口大量进入，人口结构发生剧变，深刻影响了当地的政治进程。列宁曾阐发过关于政治经济学上的“移民区”概念（移民容易获得的未被占据的闲地的存在；世界市场形成，移民区可以生产农产品以交换工业品）。按照这些论述，欧俄南部、俄罗斯东部、高加索、中亚都属于移民区[40]。从归并俄帝国之日起，中亚就一再成为俄帝国和苏联的“移民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俄组织了多次向哈萨克斯坦移民。例如，1899年在图尔盖州库斯塔奈县建了10个俄罗斯村庄，1900年建起了50个俄罗斯族移民村；1904年成立移民局，负责国内移民事务。同年还颁布法律，自愿从欧俄部分向哈萨克斯坦移民可享受优待条件[41]。但是，直到1940年代，哈萨克斯坦仍是苏联人口密度最低的加盟共和国，这是向此地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中亚成为大后方，许多人口疏散至此，中亚人口格局发生急剧变化。1942年2月1日对疏散人口进行统计，哈萨克斯坦接收了大约60万人，乌兹别克斯坦接收了大约71万6千人，吉尔吉斯接收了10万8千人，其他中亚共和国接收了8万7千人[42]。由于疏散人口的到来，中亚的工人和职工数量显著增加：与1940年相比，1943年工人增加了7%，职工人口增加了54%。中亚的工人、职工占全苏工业人口的比例从1940年的3.5%增加到8%[43]。战时总计有53.25万来自西部的人口被安置在哈萨克斯坦[44]，还有5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来到此地，97万多名波兰人和日耳曼人也被遣送到这里[45]。此外，1944年，苏联政府将数十万车臣人、印古什人等族群作为“背叛民族”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

垦荒再次推动了对中亚的移民进程。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间，哈萨克共和国人口年均增长3.1%；1959年到1972年，中亚（即除了哈萨克斯坦之外的四个中亚加盟共和国）接收移民53万多，哈萨克斯坦接收78万人[46]；从1959年到1989年，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增长了78%——同时期全苏人口增长了37%[47]。大量人口涌入，改变了哈萨克斯坦人口的社会文化特点，中亚地区更多了现代文明的成分和特色。与垦荒者一起到来的，有医生、教师、机械师、农学家、建筑工人，等等。许多垦荒者在当地扎根，族际通婚增多，俄罗斯族与哈萨克族等民族融合加快，哈萨克斯坦不再是纯中亚族裔的地区，大批欧裔族群的到来，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多民族的加盟共和国，当时有诗人称荒地乃是一个“新的星球”。这种人口迁移进程急剧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打破了原有的族际平衡，在外来族群之间、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之间也引发了多起尖锐的族际冲突。

垦荒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苏联在二战期间牺牲了大量青壮年男性。苏联政府以爱国主义为号召，首先将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口号是“帮助国家解决粮食问题”），复员军人和青年学生等成为垦荒骨干，他们带动大量人口前往中亚和西伯利亚。苏军经过数次大幅裁减后，1960年1月2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第74号令，决定将这些复员军人派往远东、西伯利亚、中亚、乌拉尔等地从事经济建设：复员军人首先应该在工业企业、建筑工地、交通运输部门和农业部门安排工作，要特别重视那些愿意去北方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以及哈萨克斯坦生熟荒地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和定居的复员军人的组织工作。共青团中央建议首先将复员军人派往工地和企业；责成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Глав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и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在复员军人中做好解释工作，强调他们参加建设工业企业、铁路、电站、农业设施等工作以及在生熟荒地定居的重要性[48]，堪称是一种军民合一的做法。当时安排大量转业军人困难很多，而军人的组织性好，将他们组织起来垦荒可一举多得。1960年3月，苏联国防部和陆海军总政治部还发布23号令，建立复员军人职业技术培训体系[49]。将如此数量庞大的军队转业，本身就是为了获得建设所需的劳动力，而垦荒急需大量年轻的、组织良好的劳动力。

犯人也成为垦荒地的人口来源。1954年7月14日，苏联政府通过法令，允许那些服刑期超过三分之二、表现良好的罪犯提前释放[50]。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为了安置已获平反的富农，因为他们原居住地的土地和房屋被占，垦荒能够缓解矛盾[51]。苏联政府甚至把原来的劳改营直接改造成国营农场。此外，苏联政府还将外国留学生（来自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中国）组织起来，组建各种青年突击队，到中亚垦荒地参加劳动[52]。

除了用共产主义理想召唤垦荒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也运用了经济刺激、奖励等手段，依照距离苏联核心地带的远近而规定了对移民的优惠差别。赫鲁晓夫承认他借鉴了斯托雷平的做法来鼓励移民。

垦荒在中亚导致了双重的人口进程：大量农业人口的出现和大量农业人口转入工业领域，与列宁论述的帝俄时期边疆的情况相类似[53]。垦荒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1955年到1985年，哈萨克斯坦境内新建了卢德内依、艾基巴斯图斯、舍甫琴科等43座城市。大批牧民失去了牧场，被迫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转为农耕或进入城市。这首先符合苏联的意识形态。多年来，苏联政府致力于让游牧民定居、农耕，宣传说游牧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而实际上，这样做有利于国家加强对这些人口的控制，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社会政治功能之一就是将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农牧人口进入城市，也提供了工业所需的劳动力。1939年到1959年间，哈萨克斯坦的城市人口从27.7%增长到43.7%[54]，到1989年增加到了57.1%[55]。同时，城市化使更多的人口有可能参与到社会政治进程之中，民族精英逐步形成。由于苏联对中亚的资金倾斜，导致各共和国激烈争夺：当地民族精英都希望俄罗斯族移民少进入，反对“俄罗斯化”政策，同时希望更多资金进入本共和国。赫鲁晓夫为苏联国家的同质化作出新尝试，关闭了许多哈萨克语学校，并将许多哈语的土地设施和水利设施改名[56]，但这些做法遭到民族精英的诟病。

库纳耶夫是当代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活动家。他在哈萨克共和国担任领导人28年，几乎与勃列日涅夫同始终、共进退。1991年后，凡是被积极评价的活动家都是哈萨克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库纳耶夫就是一位被褒扬、称颂的政治家。库纳耶夫强化哈语地位，关闭了大量的非哈语学校，俄语人口的语言、文化发展面临困难，许多俄语青年宁可到乌拉尔南部上大学。垦荒及与之相伴的经济、社会进程培育了中亚的民族精英，在苏联解体进程中，他们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到苏联末期，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中，哈萨克斯坦是除了俄、乌、白三个斯拉夫国家外影响苏联解体进程的另一个关键的共和国。

哈萨克斯坦堪称是因垦荒而受益最多的中亚共和国。1990年9月，亚•索尔仁尼琴曾指出：苏联时期的划界丧失理智，划给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太多；曾几何时，哈萨克斯坦曾属于俄罗斯联邦；哈是俄罗斯的软肋，应及早摆脱，而哈国北部省份应归还俄罗斯，等等[57]。索尔仁尼琴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俄、哈学界和媒体就此展开论战。索尔仁尼琴在全俄乃至全世界都荣耀无限，独独在哈萨克斯坦成为“民族公敌”。垦荒之后，苏联领导人有意将哈萨克斯坦的部分领土划给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联邦。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划转已实施，而对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的土地划转则因遭到反对和抵制而被迫作罢，而原属于俄罗斯的领土也意外地划给了哈萨克斯坦。相对来说，哈萨克斯坦在划界方面也因垦荒而受益。  

三、垦荒与地缘政治

中亚垦荒与中苏关系的急剧变化在时间上重叠。垦荒为中亚快速发展带来机遇。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称垦荒是“20世纪无与伦比的、宏大的社会经济工程”。实际上，在推动社会经济工程的同时，还实施了庞大的国防—战略工程、地缘政治工程。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领导人的十年内，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恶化的急剧转变。而在中苏关系恶化并陷入对抗之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加盟共和国成为对抗的前沿。而随着垦荒和中苏对抗加剧，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例如，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地位上升至第三（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而军事—战略地位则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联邦）。赫鲁晓夫时期苏中关系从短暂“蜜月”转向迅速恶化，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双方开始全方位对抗，这样，垦荒、移民、加速开发中亚边疆，客观上就成为苏联防范和对抗中国的步骤。可以说，正是垦荒及与之同步的对中亚的开发建设加强了苏联对中国方向的实力，成为苏联对抗和威慑中国的基础。

垦荒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西方学者最早隐约提出：垦荒是针对中国的。曾经有人推测，垦荒除了苏联政府强调的经济动机外，“另一种可能的想法或许也起了作用，即想在20世纪末预料中国人口问题爆炸以前就把这个地区住满了人”[58]；还有人指出：即使从战略考虑，中亚的人口也应该更稠密一些，需要更多的欧洲人口[59]。当然，至今并无直接证据表明，赫鲁晓夫垦荒的初衷是为了防范中国，该推论虽不能被证实，但也未被证伪，需要史学家继续努力，寻找和发掘相关的档案资料。但是，可以从垦荒及中亚开发建设的后果为基础，进行分析。这种大规模开发活动显然具有地缘政治后果。斯大林曾采取许多步骤，以削弱中国、巩固苏联的安全，例如，对新疆进行渗透，打“疆独”牌牵制中国，后因局势急速变化而最终放弃。伊斯玛因•尤素波夫（苏联时期曾经担任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回忆说，斯大林因局势发展而放弃支持“疆独”的计划，而赫鲁晓夫上台后曾重新探讨过以“疆独”牵制中国的可能性[60]。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赫鲁晓夫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沿袭了斯大林的做法（在国内斗争中，赫鲁晓夫常常借用斯大林、乃至政敌的现成主张并付诸实施），因而不能完全排除赫鲁晓夫有借垦荒加强国防的动机。

苏联垦荒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9年后，苏联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都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中国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也产生了相似的消极后果。例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虚报粮食产量，而1957-1958年苏联农业中也存在浮夸风[61]；中国关于个人副业（自留地等）的政策也与苏联类似；此后，1961年、1962年苏联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被迫恢复废弃多年的食物配给制[62]，而中国则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垦荒之初，中国各界反应积极，对苏联的做法感到新鲜和好奇，做了大量报道。例如，1954年底发行了连环画《苏联青年参加垦荒运动》。此后多年，《人民日报》等报刊都跟进报道苏联垦荒成就。和苏联一样，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最初也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因而在边疆（东北、西北）和内地进行垦荒。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曾前往东北，希望沃野千里的东北变成大粮仓，而将苏联远东地区变成重工业基地，与中国互通有无[63]。为此，苏联向中国赠礼：包括供展览的机床和农业机械83件，及“可以开垦三十万亩荒地的大型国营谷物农场所需的全套机器和装备等”，中国政府对此高度评价[64]。这堪称是赫鲁晓夫垦荒事业在中国的延伸。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垦荒，中国的垦荒拉开序幕。1956年中国成立农垦部，负责北大荒等地的农垦。1957年2月19日，邓子恢报告称：国营农牧场和农垦部的任务是“发展农牧场，扩大耕地面积”，将垦荒作为扩大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65]。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把1949年后王震主导下的新疆屯垦、1954年赫鲁晓夫中亚垦荒以及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尤其是1968年后）三个事件放到一起考察，相映成趣。新疆屯垦首先是为了发展边疆的社会经济，同时，考虑到此前外部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屯垦活动客观上有助于充实国防。差别在于：苏联垦荒者并不负担向群众学习的任务，而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类似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到智慧、正确的群众中接受再教育，同时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三场运动都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中苏交恶后，那些到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的知识青年负有充实国防、防范苏联的使命，甚至直接参与了军事对抗[66]。

在中苏对抗时期，中亚承担着威慑和对抗中国的功能——与之对应，中国新疆与苏联的中亚地区一样，成为对抗前沿。1963年后，苏联在远东加强了军事力量。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署新约，在中蒙边境部署数十万苏军。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苏联调整军区设置：1969年6月24日，将之前在中亚设立的突厥斯坦军区和草原军区重组，从突厥斯坦军区分离出中亚军区（САВО），总部设在阿拉木图，管辖驻扎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部队。新建的中亚军区主要针对中国，突厥斯坦军区则主要防御阿富汗方向。与此同时，在哈萨克斯坦建起了大量军工基地、导弹试验场、航天发射场等，部署了大量核武器。在近30年时间里，苏联将大量经济、军事资源调动到东南方向，对其国运产生深远影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在《苏联能坚持到1984年吗？》一文中写道：由于苏联与中国长期对抗，无法在欧洲捍卫自己的利益，将被迫允许德国统一[67]。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1990年德国统一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重叠，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判断。

在中苏对抗中，中亚还承担了炮制、散布对华舆论的重要功能。苏联调动学术资源和宣传机器，强化对华宣传。中亚成立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中国通和汉语人才：如1966年，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东方学所；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了东干学（Дунгановедение）部；哈萨克斯坦则成立了维吾尔问题研究所。这些机构沿袭帝俄的汉学传统，同时承担对华舆论战的功能，如论证佛教传播路线是印度—阿富汗—中亚—中国，即“中国从我们手中接过了佛教”；论述清代中国对中亚的入侵、中国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等等。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曾是反华宣传骨干，1991年后仍有很大影响。

中亚还是苏联侦测中国、对华谍战的基地。苏联的中亚地区曾接收大量逃苏中国人。“文革”中逃亡中亚的华人雷光汉在《苏联逃亡记》中以其亲身经历指出，中苏交恶后，赫鲁晓夫将许多人口迁到中亚充实边防；苏联情报部门也利用逃苏华人作线人，伺机派回中国刺探情报。

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国建交后，一方面，许多国民对中苏友好岁月怀有美好感情，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也一度泛滥。这些消极舆论的成因之一，是中苏对抗时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其后果在短期内难以消除。1997年，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1961-1992年间名为切林诺格勒，意为“荒地城”、“垦荒城”）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阿拉木图诚然不是哈国地理中心，迁都首先反映了因垦荒开发而改变了的经济地理现实（垦荒主要在哈北部展开，主要工业中心也在北部），这是迁都的物质前提；有人提出旧都阿拉木图过分邻近中国令哈国不安，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苏对抗时相邻期边民互相恐惧、防范的延续。作为政治行为艺术，迁都或许亦可看作是垦荒及中苏对抗的当代遗留和回响。

结论

垦荒运动实现了帝俄时期以来开发“饥饿草原”的夙愿，加快了对苏联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的粮食危机，推动了中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使得苏联国家的经济地理格局趋于合理。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垦荒堪称苏联的创造性实践，在此过程中，人民的创造热情迸发，涌现出许多人间奇迹。同时，垦荒本身还具有认识价值，是后苏联地区人群的巨大精神财富。

然而，垦荒运动与中苏关系从友好到恶化的进程在时间上重叠。现在已知，中、苏两国依据对抗逻辑而采取的许多举措都很无谓，两国都为此浪费了许多资源，付出了巨大代价，迟滞了现代化的脚步，甚至影响到国运，堪称是一个悲剧。

今日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都继承了中苏关系的遗产，而其中一些消极问题也需要在中苏关系史中寻求根源，重新认识和梳理。

中、俄是欧亚大陆上两个最大的邻国、两个强大的地缘政治存在，两国至今在中亚也有利益交叉和竞争。在该地区，双方如何建立起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互信，始终是一个严峻的课题。以垦荒运动为视角，可以汲取历史教训，以寻求互信和友好相处的智慧。

【Abstract】In 1954, in order to solve food problems,Khrushchev launched land reclamation movement in Central Asia, Siberia, theNorth Caucasus and Ural. The movement is a big event for both the Soviet Unionand especially for Central Asia as to its contemporary history. Landreclamation has brought about profound changes for Central Asia’s social and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gress, modernization and evengeopolitical aspects. Central Asia has benefited bo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with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 Meanwhile, land reclamation also improves theCentral Asian republics’ posit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 Objectivelyspeaking, land reclamation has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for Sino-Sovietrelations from friendship to confrontation.

【Key Words】Land Reclamation in Central Asia, Food Issue, Modernization

【Аннотация】В 1954г. с целью разреше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проблемы Хрущёв начал кампанию осовенияцели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ибири, на СеверномКавказе, Урале и в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Данная кампания как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так 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ла важным событи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Освоение целины оказало важноевлияние н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развит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ю идаже на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регион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добилась успехов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и социаль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процес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ускорилс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осовение целины повысило статус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а впроцессе перехода от друж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ю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Китаем осовениецелины обладал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значение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Освоение цели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процесс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