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的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变迁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天下中心”观为核心、具有鲜明等级色彩的世界秩序观弱化了国家的发展意识、影响了现代化的启动方式。西方入侵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了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一种旨在实现国家间正义平等的世界秩序构想随之展开，它的发展带来了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和模式的不断调整和改变，也影响了现代化进程中有效政府主导作用的建立和发挥。把握近代中国世界秩序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和谐世界秩序追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意义。
世界秩序观是国家发展的世界观，涉及一个国家对内自我发展定位和对外国际交往准则与规范的确定等方面。自秦汉以来，在以等级鲜明为特色的“天下中心”观指引下，我国历代王朝实现了对内对外的和谐有序，成功地维持了政治和文化的延续性。及至鸦片战争，西方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冲垮了旧有的世界秩序观，随之开启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石的对正义平等世界秩序的孜孜追求。在民族主义意识的催动下，为了实现正义平等的世界秩序，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作出了多方面的调整和转变。基于此，对近代以来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变迁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作用给以探析，有助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全面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以等级鲜明为特色的世界秩序观的发展阻碍了现代化的自觉启动
等级鲜明为特色的世界秩序观的核心是“天下中心”观。“天下”的概念源自于古代中国人对方位的界定，是思想家们构建出的最大的空间单位，且他们认为，这种空间的运作模式是由内而外、由中心向边缘。因此以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也就成为历代帝王的政治观念以及观察和解释世界的主要方式。
“天下中心”实质是以中国为圆心，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共同的文化认同为半径所画出的中国统治圈。朝贡体系成为维系这一统治圈延续性和完整性的有效手段。这一世界秩序观在保持中国社会的政治连续性和文化传承性、凝聚民众向心力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及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其弊端逐渐显现出来，进而演化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现代化自觉启动的重要因素。
(一)弱化了国家的发展意识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家庭和宗族利益高于一切，人们终其一生努力追求的目的是光宗耀祖。统治阶级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和制度以保证家庭和宗族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护。王位作为“国家”的象征，并不具体代表某一社会组织或团体的利益，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将民众的态度和行为引向统治者所划定的轨道，更替的目的在于能够将这种统治更好地延续下去。因此，“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取代“发展”成为国家的主要目标。
在以“天下中心”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的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自主发展的内陆体系。这一体系强调的是帝国对现有统治秩序向心力的维护，对内主要强调内亚大陆的国境和军事安全；对外主要是指周围“不太开化的野蛮人的国家”遵照某种礼仪和制度表现对中华帝国的臣服。所以，为了延续自认为和谐有序的统治，帝国将军事安全置于首要位置，以期实现对四周边陲的扩张和朝廷对中国腹地的集权统治，这样，经济发展问题就成为帝国社会秩序中一个发展较慢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西之间的交流自古有之，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交流多限于商业和文化方面，政治上始终没有接触和往来。由于缺乏同外界的频繁的双向交流，加之自身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不仅局限了人们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而且使国家的发展更易自满。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晚清帝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制度和国际交往有很强的单边主义色彩。在中国人的视野内，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经济领域，数千年从未有一个国家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在中国与他国之间的任何交往中不可能有丝毫真正的平等，因为平等都将使中国人构建的一统乾坤之最的根本前提成了问题。”［1］(P19)正是在与邻国的不平等关系中，中国形成了“天朝大国”的外交观，导致了其在与其他早期文明中心的联系中，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借鉴并不存在，加之文化引进意识淡薄，致使进入中国的文化也被更多地看做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隶属。只是在与分属异质文化的西方资本主义接触后，才受到严重的挑战。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清王朝仍以同质文化圈的外交观对待因国家实力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中的异质文化，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近代中国血泪史的开端。
(二)影响了现代化的启动形式
即使是在16世纪，中国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领先于欧洲世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对自身历史发展的方向始终有着自主选择权。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尽管西方世界想尽办法与中国相抗衡，但是都没能成功。甚至在西方势力席卷了东南亚和南亚之后，仍然无法将其势力渗入中国内陆。但是，受鲜明等级秩序观的影响，中国对这一时期西方商人热衷于东方贸易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意识到此时在东西贸易方面握有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于是，闭关自守日甚，终于错失良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预言：“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地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2］(P247)严复后来也指出，中国在中西贸易问题上的不当处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之间造成不可弥补的大失误。这种转变导致在世界的发展由大陆转向海洋之际，中国贻误了发展机会，留给的自主选择权便大打折扣。
鸦片战争是中西军事文明在近代的首次正面撞击和全面较量，也是中国传统朝贡制度与西方自由贸易制度的对抗，在这场对抗中，西方通过赤裸裸的炮舰政策与强权政治，强迫中国清政府接受他们的贸易制度和国际法，并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强制中国市场的自由开放。统治者对严峻的西方挑战毫无认识，并未从西方的侵略中嗅到世界的发展潮流。在面对西方入侵和内患迭起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外交原则完成了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完美”反映，统治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内患，认为内患的解决自然会使外患消弭。清王朝对现代世界认识的严重滞后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难以估量的因素。这一时期世界秩序观的影响最终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启动由自主走向被迫，一段本可以内发的现代化启动逐渐被依靠外来力量启动的现代化所取代，其间充斥着民族的危亡、主权的丧失，成为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一个世纪的发展，使中国等级鲜明的世界秩序观受到了挑战，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的构想必然随国家重建而展开。
二、以正义平等为目标的世界秩序观的建立促进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探索
等级鲜明的世界秩序观是中国借助自身文明优势实现对其统治地位的肯定和维护。自中国被迫卷入世界潮流后，在民族主义的激发下，在对以西方为轴心的世界秩序的认同与怀疑交织的、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展开较量进而逐步明确自身定位，这一历史过程便是对正义平等世界秩序构想的追求与实现过程。等级鲜明的世界秩序观依靠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使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意识的产生具备了心理基础。但是，这一世界秩序观所产生的民族情感与现代的民族主义存在很大区别。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惨败后，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作为对欧洲中心体系的默认与服从。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刺激和西方列强侵华所带来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感，激发了中国人改造自己的“天下观”而接受西方人的“民族观”。平等世界秩序观的建立要求近代国家概念的明朗化，近代国家的诞生首先需要成熟民族观的出现。由民族概念的发展衍生出国家概念的产生，弥补了“天下中心”观中空间概念的模糊性，使国家的范围清晰化。民族主义精神随之依附产生。“历史的事实是，具有逆反作用的民族主义———即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3］(P243)
民族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对正义与平等世界秩序观的建构与追求，现代化在其促动下逐渐演化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进而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推进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方式的调整与转变
以“天下中心”观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随着国家主权遭到破坏、民族文化受到怀疑而逐渐瓦解，一场旨在获得与西方平等政治话语权的现代化探索被迫展开。
可以说，西方的入侵是国民帝国优越感的腐蚀剂，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责任感，由一部分地主士绅所发起的洋务运动掀开了近代中国近代化追求的帷幕。但是，受到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的影响，对西方技艺的最大限度的接受也仅在于将其视作修复中华帝国统治地位的工具，而不是一种自我认可的先进文明。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御侮图强式的现代化随着西方入侵的加深最后宣告失败，变法图强的现代化随之产生。一系列条约制度所划定的现实的国家地理空间日渐清晰，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现代国家意识逐步确立，它推进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国家发展日趋明朗的目的性，促进了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观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变异观，成为中国知识界认识世界、观察世界新的思想武器。在这一新的思想武器的指导下，近代中国进入了革命图强式现代化的探索阶段。这一方式是在对西方文化更深的认可与吸收的基础上展开的，它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结合，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的来说，在现代化探索方式的调整与转变时期，尚不存在明确世界秩序观的有效指导。旧有世界秩序观被打破，一种新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认识是在逐渐认同、接受、吸收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国家重建而展开的。民族主义是这一探索的催化剂和诱发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探索的直接产物。正是国家民族意识的确立，才使得前进中的中国民众开始明确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准确的国际定位，开始谋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个旨在获得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世界秩序构想的诞生，消除了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注入了对正义和平等的追求，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促进有效政府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形成及其主导作用的发挥
政府在维护现代化秩序，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失去了政府的主导作用，现代化进程就等于失去了导向标和保障系统。虽然晚清时期，帝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萌发出现代化的因素，但“由于缺乏外来限制，家庭就趋向于最大限度地增殖人口，最大限度地扩大收入。宗族观念的排他性和归因于继承方式的高度社会流动性，模糊了社会的界线，削弱了变革的潜力。由于家庭被认为是一个不容争议的实施控制权的单位，国家就不能更有力的坚持自己的权威”［1］(P150)。这样，一个苟且偷安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尝试利用广泛的国内资源来谋求社会的发展，没能肩负起对现代化发展特别重要的领导作用。并且随着条约要求口岸开放，中国政府的权威被破坏，新型文化生活使人们对政府的批评日益增多，进而引发了民众的民族主义反应，使民众逐渐开始意识到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能控制和分配资源的有效中央政府，“就中国而言，有效的政府尚有待于国内条件的成熟，即中国人须把宗族利害关系置于政治利害关系之下，私人考虑必须服从公众的考虑”［1］(P220)。
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率先将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置于宗族主义之上，并希冀通过接触、吸收西方的文明来实现忠君匡国的目的。西方入侵的深入、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促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呈现出明显的种族和政治色彩。辛亥革命结束了反满的种族问题，但国家被分割成为以短期生存为目标的大小军阀政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政府”。
到20世纪初，民众已经意识到一个良好政府在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推进现代化方面的重要性，要求中国统一和民族强盛的呼声就压倒了其他的社会目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下层的新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公众的情绪就成为之后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对正义世界秩序、平等国际地位的追求，激发了民众自下而上形成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构想，并在此促动下开始形成民族共识以及参与感和全面的紧迫感。同时，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家庭和宗族形式受到了冲击。这种情势，迫使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儒家的忠君转变为民族主义推动下的爱国主义情绪，进而激发民智、凝聚民力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最终，20世纪20年代国民在民族目标方面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国家统一成为了头等大事，民众指望随着民族的统一能够摆脱列强干涉，进而恢复民族权利。
但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民众效忠焦点的转移，更进一步推动了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此坚定了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偏离这一方向后，迅速扭转形势，在50年代完成了建立有效政府的目的，开启了中国现代化探索新的征程。对中国而言，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与传统王位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观念不谋而合。这样一个政府剔除了传统政权的不作为转而依靠自身权力所带来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完成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进而获得平等的世界地位，更好地走向现代化探索的征程。
三、以平等和谐为追求的世界秩序观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
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受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环境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更多地表现为和平、发展、合作。客观形势的变化促使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观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
2005年，胡锦涛访问俄罗斯，在与普京共同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将建设和谐世界秩序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寓于一体。和谐世界理念认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归宿在于世界的普遍和谐，它试图为人类整体提供一个可供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所以它不受政治性、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局限。它并不寻求对现实世界的革命性变革，而是在承认、融入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推动它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建立以合作共赢、和谐共进为主要内涵的新型世界秩序。
和谐世界秩序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人类数百年的发展史表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走向现代化时，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必然导致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从经济形态上看，既有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也不尽相同，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应该也必然是多线条的。因此，我们要维护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使人类更加和睦幸福，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4］和谐世界秩序提倡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要求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
平等和谐世界秩序理念所描绘的和谐世界还只是关于未来世界秩序和状态的一种科学设想，还不是现实。建设和谐世界应量力而行。平等和谐世界秩序理念不仅仅是我们一代人的理想，也是子孙后代的追求目标，而且建设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有序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在明确的平等和谐的世界秩序观的指引下，才能更加明确中国的国家责任、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英］杰拉尔德·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M］．谭崇台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4］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