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数万民工退潮之后,我因失去林玉芳等女民工的粮票接济,很快就成了无助的羔羊。由于难见油浑和繁重而无效的劳动煎熬,每月单靠三十九斤定量口粮乃是绝对支撑不起我的正常生存的（工程下马后即从四十三斤减少了四斤）。

我敢断言，他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宣告天下，带头两年不吃红烧肉,那是因为他可不分昼夜地穿起睡衣在后宫混日子，减少了能量消耗。这是他絶对不会患上水肿的絶对奥秘，且莫说自他伊始的各级党政头目还有一系列的特殊供应。

在难熬的饥饿中,我只有不时向母亲呼救了。但母亲每月也只能从牙缝中省下两三斤全国粮票寄给我，这于我的辘辘饥肠犹如杯水车薪。我的食量开始大得惊人,简直可与催膘出槽的生猪媲美,一顿可唏哩哗啦地吞下满满一洗脸盆捞什子,尽管都是用清水对三、四两米饭进行的再加工，间或添加一些红苕叶和萝卜茵，这在刚刚吞食完毕的那一刻，要论感觉么，当然好得无法形容了,哪怕胀破肚皮也是无所谓的,只要肚子不是饿得更快，痨得更凶，就会觉得美极了。然而十分不幸，结果反而饿得更快，痨得更凶了,撒了几趟尿水后，又觉得阎王爷爷催命来了，眼睛发黑，四肢无力，而皮下的厚度却陡然增加了，不仅肤色发黄，而且也开始发亮了，一按一个窝，很难冒起来。我是患上了营养奇缺的深度水肿。其实，林玉芳要求带上我的“种子”还乡那一刻，我已经患上轻度水肿了，估计乏力“播种”了，并非纯粹替她保全“处女红”。

自从到鱼嘴打“歼灭战”以来,咱们采沙队一直驻扎在临近青城大桥的河滩地上,河风有时括得像刀子,简陋不堪的篾席工棚时常被吹破。一九六零年的冬天正在检验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极限。川西农民在富饶而荒芜的田野上，正在迅速走向死亡高峰，不少人都是在潺潺溪水旁边，啃着草根、泥土死去的，尤其是啃食了灭蛆的“打破碗花花”……

我把母亲为我购置的帆布箱子和衣物也陆续换成红苕、南瓜吃光了。之后,我就只有乖乖地默默地向着死亡靠近着。晚上小便也常常失禁了,多半是在梦想吃一顿饱饭，最好还有甜、咸烧白的情形下尿湿被窝的。

有一次,我曾力图保持尿的热气,但，无奈这项宝贵的臭熏熏的热气资源还是很快消失殆尽了。于是,涌入被窝的河风很快就把我推进了冰窖,僵硬得无力动弹了,觉得慢慢沉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被黑暗压迫得严严实实的,在一阵阵难以言状的窒闷之中,漫漫地失去了知觉……从而留下关于死亡的第一次体验。至于是如何生还的,我反而记不明白了，只依稀觉得有烫的和稠的东西渐渐进入了食道,使我渐渐生出了力气,俟至能够睁开眼睛时,才依稀认出了彭班长,于是，我就像劫贼般地夺过了他手中的土粑碗,唏哩呼噜地把浠饭喝得精光,连碗底也是舔得干干净净的，之后，仅在顷刻之间，一股难灭的青春活力又终于撑起了我肿得发亮的身体,继续迎接着铺天盖地的大饥荒、大死亡……

彭绍清班长汉大心直,善良得无法形容。我同这位开山石匠是老乡,他非常看重这份尘缘,每年返渝探亲时，他都会去看望我的母亲,并常常向我重复着一句口头禅：“我要对你妈妈负责哦”。经过这次死亡光顾之后,他如勒令般地要我把每月的饭、菜票交他保管,免得月底断炊,活招罪。我没理由怀疑他的此番好意,尽管他也患了水肿。

我因属于严重水肿患者,鱼嘴毁坝之后也只剩下了一些善后事宜，甚至无事可干,故医务室的革命人道主义就敢于多给一点给我了,竟一次性地给我开了半个月的病休证明。

不知是否属于缘份,这期间，食堂养的黑娃子竟与我结成了莫逆之交。这家伙的首要任务是看守食堂粮倉，天天比炊二哥都吃得好，肥肥的，黑得发亮,晚上竟乐于钻进我的被窝，同我背抵背,十分慷慨地将他富裕的火炉般的热量馈赠于我。这生灵仿佛知道我的命运不济,自从与我成了挚友后，他绝然不准别人随便靠近我。而对我，他总是摇头摆尾的,汪汪汪地同我亲热着,时而拉长舌头舔舔我虚胖的脸。作为回报,我则喜欢亲亲他额头正中的一小撮白毛,并雅称他为“一点雪”。继后，我是费了好大功夫才使他终于接受了这个文诌诌的新名字的。日子稍长，他就干脆不理睬别人唤他“黑娃子”了。工人师傅都笑称这条大黑狗同我结有前世情缘，有人还从天地玄黄、阴阳八卦方面作了纵深切入，讲得有板有眼的。我听了很高兴，但不敢多笑，一笑，脸皮子就发痛，有时好像被撕裂。每逢大雪天,我就会背上“一点雪”抵御严寒，感到十分缓和而惬意，觉得他胜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件贵重的貂裘大衣，因为我背负的裘衣具有生命和灵性，实在棒极了。每当受到被偷杀的威胁时,“一点雪”就会一头钻进我的被窝,呜呜呜地祈求着我的保护，并瑟瑟发抖。我当然是他的第一保护神,不停地拍着他的肥屁股。而彭师傅则会从工棚内骂到工棚外,十分严厉地警告着哪个缺德的龟儿子，或龟孙子，敢来动动“一点雪”！

每当危机过去之后,“一点雪”就会钻出来尽情地添我了,并向彭师傅摇尾巴。这家伙真是精灵极了。我们在饥寒交迫之中相依为命,结下了无比悲怆的难解之缘。不久之后，他就真正成了我的大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