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二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发生了诸多争论，仅是明代“四大奇书”，许多基本命题都受到挑战。作品著作权不同程度地遭到怀疑，作品问世年代时见新说，版本嬗变也被重新检讨。《金瓶梅》研究的纷争曾甚受关注，“文人独创说”遇上对手“世代累积说”，作者考证的可能性又为逻辑推理所反对。至于各书主题，则是众说蜂拥而至。鸟瞰整个领域，争端头绪繁多，此伏彼起，如历来就是多事之地的红学界，围绕脂批真伪就曾掀起大波澜，至今有些红学家对此还耿耿于怀。
约二十年前，关于《西游记》的著作权以及作品主题的争辩颇引人注目，因为它们都在质疑多年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命题。后来类似的现象又连续不断，它们汇合成一种强烈要求：重新审视已有的基础，获取研究突破的动力。
一、应该如何判断《西游记》的著作权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吴玉搢 (1698-1773)《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阮葵生(1727-1789)《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章培恒先生的论文发表后，引来了一阵商榷或反驳，可是那些论文都总有三条绕不过去：
1、无法否认《淮安府志》著录《西游记》时未说明其性质。
2、无法证明《千顷堂书目》将吴承恩的《西游记》归入地理类是错误的。
3、无法指责根据《淮安府志》与《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判断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游记的逻辑是错误的。
如果章培恒先生的论文早六十年发表，其时鲁迅、胡适先生刚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不久，年仅三、四十岁的他们尚未有如今日这般极受尊崇的学术地位，整个社会也没形成将《西游记》与吴承恩融为一体的思维定势，这时章文以推断严密显然可占上风。但六十年后的局面正好相反，将吴承恩研究为基础的《西游记》研究者对此也不能容忍。章培恒先生继而又写了《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三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辨析与考证更深入。未见《西游记》研究者再有正面回应，而电视剧《西游记》冠以“吴承思”之名却极广泛地扩大了声势，强大的群体惯性实际上已将章先生的意见“淹没”了。面对六十年来形成的社会思维定势，难道即使正确也只能感慨“我生也迟”？
二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
围绕《西游记》的主题也有一场争辩。建国后较长时期内盛行阶级斗争说，作品前七回大闹天宫等故事便被认作“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其后取经途中斩妖除怪的故事，“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恶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乐观精神”。这种主题转化说曾在较长时期里定于一尊，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思想解放运动鼓舞的研究者开始表示异议，有篇论文就提出，既然大闹天宫可比附为农民起义，那么取经途中许多被打杀的妖魔也应视为农民起义军，只要前一比附正确，根据逻辑推理，孙悟空就避不开那顶“叛徒”的帽子。这一结论使人感情上接受不了，那个逻辑推理却又绕不开，后来一些研究者干脆不再与农民起义挂钩而另寻主题，于是“市民说”、“安天医国说”、“诛奸尚贤说”、“歌颂反抗、光明与正义说”与“‘破心中贼’说”等接踵而出。鲁迅曾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但它故事幻诞，思想复杂，故而“皆得随宜附会”；胡适称此书“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并没用什么微妙的意思”。与《西游记》著作权的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大家都不愿理会鲁迅、胡适的意见，因为人们从小学开始就被训练着对每篇课文概括中心思想，如果若大的作品竟无主题，岂非咄咄怪事？
何为主题？倘若是指作者通过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思想，问题将变得较为麻烦。记得读过一篇英国小说，说是某科学家发明了能使古人来到今世的装置，他最崇拜莎士比亚于是便召来了他。莎翁惊讶地发现书房中有许多研究他的书，当听说科学家的朋友在大学开设“莎士比亚研究”课程后，便欣然前去注册听课。学期结束时，科学家向朋友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本学期确有一个古怪的老头来听课，态度极认真，还时而露出惊讶或迷惘的表情。可是考试时，他对莎士比亚的创作过程与思想都胡说一通，我只能判他不及格。科学家闻言大惊，很后悔未及时将真相告知这位莎学研究权威。他赶紧开动装置，可是莎士比亚却再也召不来了。这篇科幻小说很有点讽刺小说的意味，我们目前的一些研究状况，很不幸地颇像被讽刺的对象。尽管一些研究者反复沉潜，句栉字比，进入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甚至与作者合而为一的境地，可是却没有客观方法能证明这确为作者的意思，所能见到的只是研究者本人的直觉与自以为排除了一切主观偏见的自信，而人人都如此，结果只能是种种主题说并存。倘若主题是指读者看出的作品的主要思想，那么谁都可以看出个主题来，见智见仁、千人千面更是必然的事。目前中国古代小说中几部最重要的名著都有七、八种甚至十余种主题说相持不下，实都由上两种情形造成。
于是就得追究“主题”这一概念是哪里来的。古今中外有相当多的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无异议的一目了然，主题就是对这样一种创作现象的概括，而这概括本身已包含对概念适用范围的规定，但后来人们不加辨析地无限制地反复使用，竟使它成为超越范围的理所当然。既然创作中存在着无主题的现象，那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抽象出相应的理论或概念，或根据作品实际情况恰如其分地运用“主题”概念，如对《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等不同片断自可得出相应主题，但对整部《西游记》来说，似还应认同鲁迅与胡适先生不作“主题”的硬套。
文学研究中的照搬套用远不止于“主题”之类概念，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搬弄西方文艺理论名词与概念的大竞赛则是更典型充分的表现。搬弄者忘记了学术研究应切实解决问题的宗旨，且又不清楚那些名词与概念的出现是针对当时当地何种特定问题的解决，其运用需相应的条件与背景，更何况其间还相隔了翻译一层。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使不少学者视此为既可吓人又可成名的速成通道，形成的局面则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言必称“斯基”，争先恐后照搬苏联的理论相类，所不同者，当年是政治上积极上进的一种表现，今日则在表示对时尚与时髦的追赶。由此又可联想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照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八十年代热衷“新方法论”时从自然科学领域搬用名词概念，甚至数学公式。尽管今日搬弄西方文艺理论者颇为鄙薄前几次的搬弄，但精神与思想方法实是一脉相承，拉大旗作虎皮的手法实是五十年未变，而一旦形成风气，一些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纷纷卷入，乐此不疲。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有句名言：“从来如此，便对么？”现在似还应再加上一句：“大家如此，便对么？”
这里决非反对向外国或其他学科领域作借鉴，而是痛感名词概念的炫耀多，有助于研究切实解决问题的太少。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都是人类从不同方面、通过不同途径探索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认识的结晶，它们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借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决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任何学科研究的进行其实都有三个层面，最高层是哲学思想的指导，它抽象但适用于任何学科；其次是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方法论，各学科因性质不同而各异，但互相可以借鉴；再次是直接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它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时只适用于某学科中的特定问题。现在多见的是最低层的名词概念的搬弄，故而常常是文不对题、削足适履或干脆是硬性镶嵌。跨学科或领域时应该是中间层面的借鉴，而每个学科的方法论思想都有其独特的智慧之处，如对“亦此亦彼”阶段的承认，对以量变完成发展变化的途径的揭示等，都可以电光石火般地给人以豁然开朗的启迪。而且，借鉴时又何必凸现标记让人钦羡，化其于无痕，与本学科融为一体地解决问题方可真有畅快之感。
三、重新审视研究基础的意义
关于《西游记》的上两则讨论以及后来的实际情况，都涉及到学风、学术环境与学术机制问题，同时，它们又是对研究体系基础重新审视的开始。对任何学科来说，质疑基础的提出与增多，意味着体系已走到需有突破性发展的边缘。如物质运动与时空关系以及粒子运动是对被誉为尽善尽美的牛顿经典力学的质疑，重新审视其体系及基础核心的结果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诞生；几何学典型地靠几条公理推演出一个体系，“过一点可以且只能作一条己知直线的平行线”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它的质疑长时期被讥为“奇谈怪论”并备受打击，但人们最后还得承认非欧几何的正确，而欧几里德几何所刻画的只是有限空间里的特殊状态。对基础的重新审视也可能导致体系更替，如天文学中哥白尼体系取代托勒密体系。现在地球绕太阳转是常识，可是早几百年这样说就会被活活烧死。总之，体系动荡变革将随全面审视基础而至，这并不是灾难，相反，学科的飞跃发展往往由此而来，人文社会科学的进程也不例外。
二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发生了诸多争论，仅是明代“四大奇书”，许多基本命题都受到挑战。作品著作权不同程度地遭到怀疑，作品问世年代时见新说，版本嬗变也被重新检讨。《金瓶梅》研究的纷争曾甚受关注，“文人独创说”遇上对手“世代累积说”，作者考证的可能性又为逻辑推理所反对。至于各书主题，则是众说蜂拥而至。鸟瞰整个领域，争端头绪繁多，此伏彼起，如历来就是多事之地的红学界，围绕脂批真伪就曾掀起大波澜，至今有些红学家对此还耿耿于怀。近年“新说”的出现似在加速，相当多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卷入各类争辩，主张新说者未必是莽撞、缺乏宏博基础的青年人，甲问题上旧说的艰苦捍卫者，也可能在乙问题上对旧说作勇猛批判。战线犬牙交错，争辩因涉及基础而愈显凶险性，而这些出现在近二十年又有其原因。
古代小说研究可大致分三个层次：钩稽考辨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本事源流及版本嬗变等；分析作家作品艺术上成败得失及思想倾向；宏观考察各创作流派乃至整个小说发展历程、特点与规律以及种种文学现象。后层次研究须以前者为基础，反之，只有在后层次研究中也能得到合理解释，先前的成果方可得到认可。该学科的始端《中国小说史略》是宏观考察，但鲁迅长期的艰苦准备中已包括前两个层次的工作，故而能展现出古代小说有规律的运动状态。当时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使许多细节尚不清楚，于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后来者展开了互有分工的深掘式研究，基本完成第一层次的框架性工作；建国后，研究重点转至作家作品的艺术与思想分析。数十年来的成果需进一步升华乃是必然趋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宏观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同时研究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渗透。体系的缺陷正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暴露，而对具体问题的追踪辨析，常会导致对某个基本命题的质疑，这对研究体系来说决非小事。
古代小说研究体系的构建始于鲁迅、胡适与郑振铎等人，他们为各特定问题提供了答案，寻求答案的过程演示了发现与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这些成果与思想方法是体系的基础核心，后来者以此出发作常态推进，成果的积聚形成环绕核心的保护层。其时种种商榷辩驳都展开于保护层，它的组成部分须首当其冲地受到检验，不断调整乃至更换，处置标准则视其是否与核心相符合。随着一、二层次框架性工作基本完成，保护层的动荡渐趋稳定，整个体系也相应巩固与成熟，基础核心因不断得到强化而渐成“硬核”。在此过程中，对开山宗师的尊崇孕含着将其绝对化、偶像化的危险，如将解决特定问题的方式神化为不可置疑的法规，各具体命题升华为天经地义的真理，甚至连宗师尚还存疑的判断，也迫不及待地当作定论接受。宗师总是从这样或那样的疑难与困惑中走来，鲁迅先生就曾因“时虑讹谬”而将《中国小说史略》的书稿“久置案头”，不付排印。即使体系已开始形成，那些疑难与困惑也并未全数消除，硬认定为业已解决，甚至列为研究的基础，结果矛盾的暂时掩盖更增强了日后面临挑战的严峻性。而且，任何体系都有“度”的限制，但体系又本能地不断扩张，在运动过程中总想将与之相关的问题与现象全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如古代小说研究已开始与民俗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法学相结合，原有命题与研究方式超出其适应范围便无法应对。
这些年来，一些批评已直指体系的“硬核”，而非保护层的某些内容。尽管学者们只是各自质疑某个命题，切入角度与侧重方面也不尽相同，但质疑的汇合却形成要求重新审视以往研究基础的倾向。这一要求遭到激烈反驳是情理中事，因为一旦某些公理性命题被推翻，相关研究便将陷入灾难性混乱。大量著述因失去依据而化为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学者们数十年的心血也将随之付诸东流。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多年研究成果的保卫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挑战态势由三部分内容汇合而成，一是确为击中基础缺陷的要害，一是情形不明，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一是哗众取宠，故作浮躁不实的惊人之论。可是不管结果如何，原先的一统天下已不再宁静，人们的怀疑不断被诱发，曾被视为公理性的诸命题不得不走上理性的审判台，或申辩存在的理由，或放弃自己的生存，而研究体系将因基础的调整组合而趋于相对完善。
章培恒先生等人的论文刚发表时，人们关注的是《西游记》的著作权或作品主题，原先的体系似未感到威胁，人们也没料想到各种质疑随研究深入会接踵而出。如果说二十年前是天空依旧晴朗，只是天际边飘过一小朵乌云，那么现在已可听到滚雷的轰鸣了。纵观这些年来争辩的发展，章培恒先生论文的意义便不再仅是考辨《西游记》的作者，它实为挑战体系态势形成的始端，这也是今日重提这篇论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