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昔程伊川有性即理也之语，朱晦庵承之，乃谓天即理。《论语》获罪于天。《集注》亦解作获罪于理，大为清儒所讥。陆王改主心即理。要其重视理字，则程朱陆王无大别。故宋学亦称理学。然考先秦古籍理字，多作分理条理文理解，亦或作治理言，实未尝赋有一种玄远的抽象观念，有形上学之涵义，如宋儒所云云也。清儒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辨此甚详尽。《孟子•告子上》篇：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戴氏之说曰：
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孟子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明理，明其区分也。精义，精其裁断也。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
此戴氏谓理字在中国思想界，赋与以一种形上学之最高抽象涵义，其事实始于宋人也。窃谓戴氏之说是已，然其间实有一段甚长之演变，固亦非直至宋儒，乃始重视此理字。且宋儒所提此理字之涵义，亦非前无所承，全由特创也。
窃谓理字观念之重要提出，其事实始于道家。庄子与孟子同时，其书亦曾用理字。《养生主》有曰：
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天理二字，始见于此。韩非曰：“理者，成物之文。”成玄英疏：“天理，天然之腠理。”《庄子》书重论自然，喜言万物，故其书中用理字，虽仅此一见，而后起治道家言者，不期而多用理字，如《庄子》外杂篇，及吕览韩非淮南皆是，此一宗也。
其又一宗为晚出之儒家，亦由会通道家义，而屡用此理字，如荀卿《易传》《小戴记》皆是，此为又一宗。荀卿《非相篇》有曰：
类不悖，虽久同理。
此实为先秦诸子言理字之最扼要者。盖言及理字，必偏主于事物，事物有类可分，乃始有理可指也。清儒焦循说之曰：“理者，分也，各有分焉，即各有宜也。”物理通于事理则曰宜。事之宜不宜，亦由分类而见。《老子》书始提象字，象即今语之抽象，此即荀卿分类之说之所由承也。故荀卿书亦屡言象字，此皆其思想递禅痕迹之可见者。
《易•说卦传》有曰：
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又曰：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说卦传》亦后出书。道德连文始《老子》，和顺二字，为庄老所爱用，而儒家袭取之，故荀卿及《小戴礼》皆多用和顺字。性命之理，则亦谓人与万物所禀受之天性，各有其分理可循也。
《小戴礼•乐记》篇有曰：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郑玄注：
理，犹事也。
今按：《乐记》篇又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又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盖谓出于中者为同，作于外者为异也。作于外乃就事物言，故曰：“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盖物各有分，斯即物各有理也。其分各可归类，以类相动，则理见于事矣。郑注理犹事也，实为后人理事对言一观念之始起也。
《乐记》篇又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郑玄注：
理，犹性也。
盖人之性亦分赋自天，故人性亦有其自然之分限，此种自然之分限，即所谓天理也。若人不能反躬自节，而外骛物欲以求穷极，则越乎其所赋之分限，而天理灭矣。灭天理，即谓违失其性，故郑氏以性注理，此又为后人性理两字互释之原本也。
又按：《荀子•正名》篇：
志轻理而不重物者，无之有也。
上引《乐记》语，似实本此。重物即是穷人欲也。荀子又曰：
礼义文理，所以养情也。
又曰：
心之所可中理，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欲虽寡，奚止于乱。
荀子特以理欲对文，而《乐记》增成之为天理人欲。盖理见于外，故曰天。欲起于中，故曰人。荀子之所谓中理，即《中庸》之所谓中节也。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即荀子所谓情得其养也。故《中庸》虽不言理字，而实与《荀子》《乐记》大义相通也。
至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有曰：
气同则会，声比则应，非有神，其数然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也。
此又以理数互言。盖理见于分，分之最易见者莫若数，故理之最易征而知者，亦莫明于数也。仲舒始以数理观念代替先秦道家之自然观念，谓宇宙间一切事象物质之变化，其背后皆有一种数与理之作用引生而推动之。盖凡事物之同类者，积至于某程度，某数量，即可引起某种变化，此乃自然之理，实即一种使之然之理也。仲舒此说，盖由荀卿类不悖虽久同理之观念引衍而出。仲舒之所谓使之然之理，亦即郑玄之所谓事理与性理也。故可谓理字之观念，至汉儒而又有新发展。而此种新观念之展出，大体实仍自道家思想之系统下引衍而来，此亦甚为显白也。
惟特别重视此理字，一再提出，以解说天地间一切自然之变化，而成为思想上重要之一观念，则其事当始于魏晋间之王弼与郭象。弼注《周易》与《老子》，象注《庄子》，乃始时时提出此理字，处处添入理字以解说此三书之义蕴。于是遂若缺此一字，天地间一切变化，皆将有无从解说之苦。此一理的观念之郑重提出，若谓于中国思想史上有大功绩，则王郭两家当为其元勋。亦不得谓宋儒绝不受王郭之影响。此下特就弼注《老》《易》，象注《庄子》，遇其以理字为说者，为之逐条录存，以证吾说，此实为治中国思想史者一重要大题目也。
（二）
王弼注《易》，括其大义于《周易略例》篇，首《明彖》，即谓“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又曰：“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此即一切统会之于理也。物不妄然，必由理而然，此即董仲舒理使之然之说也。故其注文，常多特增理字。如乾卦，“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注：
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理，未之能也。……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实皆可知也。
此谓天下一切物之动，皆有其所以然之理。而统其宗会其元者，则为至理也。又坤卦“六五，黄裳元吉”，注：
体无刚健，而能极物之情，通理者也。以柔顺之德，处于盛位，任夫文理者也。
此以理为文理，又称极物之情，故能通理，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说理字，都如弼此注。又讼卦“九四，复即命，渝安贞，吉”注：
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命，安贞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
此谓一切事有本理，即固然之理也。此理字地位，已超命字上。不仅孔孟重视命，即庄周内篇亦重视命，此后宋儒始以天理观念代替天命观念，弼之此注，已启其端。又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注：
明祸福之所生，故不苟说。辩必然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不终日明类。
此谓理有必然也。所以然之理，本然之理，与必然之理，为理字涵义三大纲，王弼均已举出。皆承董仲舒使之然之理以为言也。而就其统宗会元者言，则为至理。此后宋儒言理，亦无逃此范围矣。又噬磕卦“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艰贞，吉”，注：
噬乾胏而得刚直，可以利于艰贞之吉，未足以尽通理之道也。
此所谓通理之道，即上所谓极物之情也。理相通，故得统宗会元而循其至理也。又睽卦，“睽，君子以同而异”，注：
同于通理，异于职事。
此条最当注意。厥后以理事对立，唐代华严宗最畅其旨，而语实本此。郑玄注《礼》，谓理犹事，盖不能如弼之此注之畅析也。何以谓同于通理，此即《略例》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既天下事皆统会于一理，则众理自通，不得不同。按《周易》本文，“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则所同者在事，所通者在志，而弼注则谓事由分职而异，理由共通而同，其越出正文，自辟新解，岂不甚显。又解卦初六象传，“刚柔之际，义无咎也”，注：
或有过咎，非其理也。义犹理也。
今按：义就行事者之立场言，理就事之本身言。故义可说为无咎，理则无所谓无咎也。弼之此解，显非《易》文原义，此与朱子解获罪于天作获罪于理，更何异乎？又夬卦初九象传，“不胜而往，咎也”，注：
不胜之理，在往前也。
今按：《易》文本义，谓事不可胜而往为咎，弼转增理字释之，谓不胜之理，在于往前，此亦清儒所讥增字诂经之一例也。又丰卦象传，“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注：
文明以动，不失情理也。
按王弼言理，或以事理对举，或以情理连称，其《周易略例》首明彖，即专言理，次明爻通变，即专言情。一切人事，情理二字足以尽之，此弼注《易》之大旨。清儒戴震焦循颇喜言情理，章学诚则转言事理，其实弼之注《易》，已兼举之。若就《周易》上下经本文论，惟“黄中通一理”语一见理字，而弼注用理字上如举，凡九处。盖古人注书，非尽随文训诂。亦有特创新解，越出所注本书范围，而卓然自成一家言者。弼之注《易》，亦可谓是弼之一家言也。
（三）
又按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引王弼注，虽只鳞片爪，亦时见理字，兹举其要者。《里仁》吾道一以贯之章，弼曰：
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
此注与《周易略例•明彖》所谓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显然异语相足。会之有元，即指理之可会通归一也。《论语》本言道，而弼注转言理。大率言之，唐以前人多言道，宋以后人多言理，以理的观念代替出道的观念，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为一大转变。王弼可谓是此一转变之关捩也。弼又曰：
忠者，情之尽也。怒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
理极无二，即为后来竺道生顿悟义所本，亦即犹宋儒濂溪之言太极也。故王弼言理，既为释家辟路，亦为宋儒开先。而清儒戴焦言理，则尤与弼之此条意近。
又《述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章，王弼曰：
温者不厉，厉者不温。威者不猛，猛者不威。恭则不安，安者不恭，此对反之常也。若夫温而能厉，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
今按：此条尤见弼之援老释孔，汇通儒道之深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凡可名者皆有对反，苟有对反，则非大通。故大道必无名，以其会归合一，更无对反也。自汉以下，渐以理字代道字。此一转变，至弼而大定。魏晋间人好言名理，即犹老子言名与道也。理极无二，即犹老子以一说道也。会归合一，始为大道，始是至理，而遂不可复名矣。弼此条又以中和释至理，此后释家及宋儒，遂群尊《中庸》，亦可谓由弼启之也。
又《子罕》大哉孔子，博学无所成名章，王弼曰：
譬状和乐，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
此亦以《老子》书之无名，释《论语》之无名也。古人言理皆主其分，弼之言理更主其和。会通合一则和矣。和则更无物物之分，将惟见其为一理也。然则晦翁之以天释理，岂不与弼之说有相似乎？
又《阳货》性相近习相远章，王弼曰：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虽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热，而即火非热。虽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能使之热者何，气也，热也。能使之正者何，仪也、静也。
今按：弼之此条，谓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即火非热，而能使之热。此其意，殆已隐涵一种体用观念之分别，特未明白剖言之耳。盖火即体也，热即用也。弼又言性使之然，此犹言理使之然也。则言理事即犹言体用，此皆在魏晋当时人观念中已露其端倪，而特未能如后人之剖划透彻耳。又弼曰，能使之热者气，则在魏晋人观念中，显尚不如朱子时之理气两分，严明剖别，而转陷于以死人骑活马之讥。然则言辨之演进，亦有愈后愈精而转失之者，此亦治思想史者所应知也。
（四）
弼之注《老子》，亦多平添理字以为说者。如其注“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云：
我之教，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夫自然，举其至理，顺之必吉，违之必凶。故人相教违之，自取其凶也。
此条不用大道字，而用至理字。《老子》书明言道，弼注必改言理，此正弼注之越出原书而自有其贡献之所在也。又理与自然并举，即为自然之理。庄老言自然，而弼注改用理字，其事可谓始于董仲舒，然不得不谓其至于王弼，而此一观念始臻显白也。又如注“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云：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同归也，虑虽百而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
常道字为《老子》书所固有，理字为弼注所新增。殊途同归，虑百一致，此弼援《易》注《老》也。宋儒晁说之谓：“弼本深于老子，而易则末矣。其于易，多假诸老子之旨，而老子无资于易者，其有余不足之迹断可见。”今按晁之此说，似犹不知弼之注《老》，乃亦假诸其《周易略例》之所得也。以余观之，弼之注《周易》，其功尚远出于其注《老子》之上。晁氏曰：“呜呼！学其难哉！”则诚矣其难矣。又如其注“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云：
得物之致，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然则弼之言理，有所以然之理，有本然之理，有必然之理，有是非之理，此皆越出《老子》本书以为说也。《吕览•离谓》篇：“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此为弼言是非之理之所本。
又按：《老子》五千言无理字，而弼注平添理字为说者如上举，观其注《周易》注《老子》，即知其对于理的一观念之重视矣。
（五）
弼之后有嵇康，亦治庄老，而最善持论，其集中亦常言及理字，然尚可谓其乃自抒己见。至郭象注《庄子》，乃亦处处提及理字，一似弼之注《老易》，而犹有甚焉。兹再逐条列举如下：
《逍遥游》：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于其间哉？
此谓理属自然，而又必然也。弼之注《老》，已屡提自然字，又以理与自然并举。象之注《庄》，乃益畅发自然之义，而始显明提出自然之理一语，则弼注所未及也。
又：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
弼始言事理，象又足之以物理。理有至分，宋儒谓之理一分殊。物有定极，宋儒则谓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此皆从王弼统宗会元之说来。然则乌得谓王郭言理与宋儒理学，在思想进展上，乃一无关涉乎？
又：理至则迹灭。顺而不助，与至理为一，故无功。
至理字袭王弼。理迹对言，理属形而上，迹则形而下。则犹弼之理事并举也。
又：但知之聋瞽者，谓无此理。
又：推理直前，而自然与吉会。
推理直前，语似宋儒。
又：小大之物，苟失其极，则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则物皆逍遥也。
《齐物论》：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
董仲舒始言物有使然之理，此为儒家义。郭象言物物各有自然之理，更无使之然者，为道家义。其言理虽殊，其重理则一也。
又：理无是非，而或者以为有。
又：至理尽于自得。
又：至理无言。
又：万物万形，同于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无所言。
又：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此条极似晦庵。晦庵《大学》注，本云：“物，事也。”其《格物补传》，乃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物字亦可作事解。事理物理，理本相通，始是至理。而宋儒言理，远同魏晋，亦于此可见矣。
又：夫物之性表，虽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则未尝以感圣人也，故圣人未尝论之。
按象言物物有理，此与程朱意合。谓理非性分之内者，未尝以感圣人，则与程朱意异。故象谓至理尽于自得，惟专重于性分之内。程朱则主格物穷理以尽性而至命，则必由统宗会元而达。由此以观，可谓伊川晦翁较近王弼。而郭象之言，则似较近明道也。
又：将寄明齐一之理于大圣，故发自怪之问以起时。
又：务自来而理自应，非从而事之也。
理应之说，亦始王弼，而极为宋儒所乐道。
又：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
理有至极，即太极也。物之自然即理，是犹性即理也之意。
又：是非死生，荡而为一，斯至理也。至理畅于无极，故寄之者不得有穷。
至理畅于无极，即犹云无极而太极也。推郭意，似主性分之内即是一无极。亦即物物一太极义也。
又：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
郭象既言自然之理，又言独化之理，此皆王弼所未及也。戴氏《孟子字义疏证》，申明理字古义，亦未尝及此等处。凡此皆郭象所新创也。
又：亦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
《养生主》：养生者，理之极也。
又：忘善恶而居中，任万物之自为，闷然与至当为一，故刑名远己，而全理在身。
全理字亦像新创。全理在身，仍即物物一太极义也。
又：夫养生非求过分，盖全理尽年而已矣。
又：尽理之甚，既适牛理，又合音乐。
尽理即穷理也。牛亦有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也。
又：直寄道理于技耳。
《庄子》书只言道，象注特增理字。
又：未能见其理间。
又：但见其理间也。
又：司察之官废，纵心而顺理。
纵心顺理，极似宋儒语。
又：不中其理间也。
又：理解而无刀迹。
理间与理解字，为戴氏《疏证》所主。此即所谓文理，乃理字之古义。至王郭与宋明儒所重言之理，则断非此文理一义所能限。读者通观此文之前后，自知宋儒言理，亦非尽宋儒所首创也。
又：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爱也。
又：指尽前薪之理，故火传而不灭。
《人间世》：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婴儿之直往也。
又：当理无二。
当理无二语，亦极似宋儒。竺道生顿悟义，由此入。
又：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
又：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则事济。
又：理无不通，故当任所遇而直前耳。
又：不复循理。
又：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
象之注庄，颇好言中庸字，而《中庸》之书，亦特为宋儒所乐道。知王郭之与宋儒，其间固多相近可通之处也。
又：顺理则异类生爱，逆节则至亲交兵。
此条顺理与逆节对文，故予谓《中庸》之言中节，即犹荀卿之言中理也。郭言顺理，则犹庄子之所谓约分也。
又：付之自尔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
理自生成，则可谓有生成之理，实即自然之理也。此义为后来王船山所乐道。
又：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闻也。
《德充符》：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取舍，性情知能，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
此条与晦翁天即理也之说，遥相符会。其实亦即自然之理也。
又：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为而任其自生。
又：华薄之兴，必由于礼，斯必然之理。
又：欲以直理冥之，冀其无迹。
直理字，又象新创。
又：自然之理，行则影从，言则响随。……故名者影响也，影响者，形声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则名过可遗。
魏晋时人好言名理，而象之注庄，则独少言名理字。据此条，知象之言理，远较其同时好言名理者为深至矣。似象此意，实自王弼所谓不可名之理来也。
又：其理固当，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违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也。
此条由理通命，其所谓命，乃指一切遭遇言。庄子此处本文正言命，象注乃转由命而推本之于理，此即朱子天即理也之说，而朱子言命，亦多指遭遇言。从此等处参入，可悟魏晋与宋儒说理，正有许多相近可通处也。
又：苟知性命之固当，则虽死生穷达，千变万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按《易•说卦传》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象之此条近之。王郭盖皆求以老庄会通之于儒说者。宋儒乃不期而与之近。
又：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又：既禀之自然，其理已足。……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
据此条，知象之言理，实本原于弼。惟谓其理已足，不待乎外而可尽，此则为郭象注庄之特著精神处也。
又：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又：生理已自足于形貌之中，但任之则身存。
按宋儒必言天地之性，必主格物穷理，而郭主理自足于本身，此其异。生理字亦象新创。此后王船山好言生理，乃转近郭义。
《大宗师》：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为或不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
此条极有深趣。象之所阐，重在至理自足，此所以越出王弼，而自成为一家言也。
又：理固自全，非畏死也。
又：理当食耳。
按此处本文仅谓“其食不甘”，而象注以理当食耳为说，试问与朱子注《论》《孟》横添理字处，又复何异乎？
又：寄之至理，故往来而不难。
又：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则天理灭矣。
此条原本《乐记》，而《乐记》此语特为宋儒所乐引，又可证王郭之与程朱，实自有其相近可通处也。
又：本至而理尽矣。
此仍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义。惟孔孟统会之于天，老庄统会之于道，而王郭则统会之于理。而郭象则尤主以一己性分之内者为之本。程朱则可谓又自王郭而求重反之孔孟。后世尊程朱，斥王郭，是为未脱门户之见，实未足以与语夫思想演进之条贯也。
又：人之有所不得而忧娱在怀，皆物情耳，非理也。
明道言，“人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又曰：“明理可以治惧。”怒与惧皆物情而非理，此义象已先言之。
又：自然之理，有积习而成者。
此条有深趣。后惟王船山时发此旨。
又：死生犹寤寐耳，于理当寐，不愿人惊之。
于理当寐四字，极似宋儒语。
又：适足捍逆于理以速其死。
又：理有至极，外内相冥。……乃必谓至理之无此。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
明道谓性无内外，即理冥内外也。
又：遗物而后能入群，坐忘而后能应务。愈遗之，愈得之。苟居斯极，则虽欲释之，而理固自来。
此又与宋儒虚实之辨，主一之说甚相似。
又：以自然言之，则人无小大。以人理言之，则侔于天者可谓君子矣。
人理字，《庄子•渔父》篇有之，此条以人理与自然对文，亦理一分殊也。宋儒不喜用人理字，因理既统宗会一，则不宜再分天人也。
又：尽死生之理，应内外之宜者，动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按此条近宋儒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之辨。
又：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须冶锻而为器者。
此条有深趣，船山最喜于此等处深说之。
又：任之天理而自尔。
又：嫌其有情，所以趋出远理。
《应帝王》：应不以心而理自玄符，与变化升降而以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
按《庄子》内篇七篇，理字惟《养生主》“依乎天理”语一见，而象注用理字者如上举共七十条。可见象之自以理字说庄，此即郭象注庄之所以为一家言也。
（六）
《庄子》外杂篇用理字始稍多，而象注用理字处更多，兹再逐条录之如下：
《骈拇》：令万理皆当，非为义也，而义功见。
万理字，亦郭创。
《马蹄》：缺。《胠箧》：缺。
《在宥》：赏罚者，圣王之所以当功过，非以著劝畏也。故理至则遗之，然后至一可及也。
又：当理无悦，悦之则致淫悖之患矣。
当理无悦语，似宋儒。
又：神顺物而动，天随理而行。
按此处本文为“神动而天随”，象注横增理字，乃谓天随理而行，以此较之朱子注《大学》格物为穷格万物之理，其为增字诂经，不尤甚乎？其谓天随理而行，较之朱子天即理也之说，理字之地位，亦不啻更高一级矣。
又：理与物皆不以存怀，而暗付自然，则无为而自化矣。
又：事以理接，能否自任，应动而动，无所辞让。
此处本文为“接于事而不辞”，象注事以理接，此理字显是于原旨外添出。
《天地》：一无为而群理都举。
按：本文，“通于一而万事毕”，象注以群理易万事。群理字，亦新创。群理犹云万理也。
又：夫至人，极寿命之长，任穷理之变。……故云厌世而上仙也。
按本文：“千岁厌世，去而上仙”，象注乃谓因其任穷理之变，故厌世。盖任理则无欲，因曰厌。象意如此，岂不可与宋儒立论相通？
又：亦不问道理，期于相善耳。
《天道》：伦，理也。
又：各司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
无为之理，即自然之理也，亦新创。
又：言此先后，虽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来，非圣人所作也。
人事皆在至理中来，此即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也。
又：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适。
《天运》：故五亲六族，贤愚远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
又：仁孝虽彰，而愈非至理。
又：非作始之无理，但至理之弊，遂至于此。
又：弊生于理，故无所复言。
按：至理之弊，弊生于理，皆宋儒所不言。
《刻意》：泯然与正理俱往。
正理字亦新创。
又：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又：天理自然，知故无为乎其间。
按：此处本文为“去知与故，循天之理”。云循天之理，则所重犹在天。云天理自然，则所重转在理。
又：理至而应。
按：此处本文曰“不豫谋”。注云理至而应，为深一层说之。
《缮性》：二者交相养，则和理之分，岂出他哉？
按本文“和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
又：道故无不理。
按本文“道，理也”。
又：无不理者，非为义也，而义功著焉。
按本文：“道无不理，义也。”
《秋水》：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则理分有素，跂尚之情，无为乎其间。
理分字，象特创。象注又屡言性分，宋儒性即理之说，象注已寓。
又：物有定域，虽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将以申明至理之无辨也。
又：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矣。
又：应理而动，而理自无害。
按本文“动不为利”。象注应理而动，转入正面。
又：理自无欲。
本文曰：“不贱贪污。”象注转深一层说之。理自无欲语，大似宋儒。
又：任理而自殊。
本文曰：“不多辟异。”象注特增理字。而用意特重于分殊，故曰任理而自殊矣。
又：夫天地之理，万物之情，以得我为是，失我为非。适性为治，失和为乱。
按本文：“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情理兼称，似为王弼注《易》之所本。
又：达乎斯理者，必能遣过分之知，遗益生之情，而乘变应权。
按本文：“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
又：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
按本文：“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注文以天理代天字，此犹朱注《论语》获罪于天云天即理也之先例也。惟象此处，所谓天理，重节限义。仍是重于理之分。
《至乐》：未明而概，已达而止，斯所以诲有情者，将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按本文：“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注以理字代命字。
又：斯皆先示有情，然后寻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无情，故能无忧，则夫有情者，遂自绝于远旷之域，而迷困于忧乐之竟矣。
按：王弼主圣人有情，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惟应物而能无累于物耳。郭象承之，而足之以理遣。
《达生》：性分各自为者，皆在至理中来，故不可免也。
此即程子性即理之说。
又：任其天性而动，则人理亦自全矣。
此又性即理之义。人理全即是天理全，郭注一贯注重分殊，此乃郭之一家言也。
又：守一方之事，至于过理者，不及于会通之适也。鞭其后者，去其不及也。
此条又是以《中庸》说理。
又：欲瞻则身亡。理常俱耳，不间人兽也。
此条俨似宋儒语。
又：忧来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达理也。
此亦性即理之义。
《山木》：缺。
《田子方》：缺。
《知北游》：物无不理，但当顺之。
按本文：“果蓏有理。”
又：志苟寥然，则无所往矣。无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则理未动而志已惊矣。
按本文：“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注特增理字。
《庚桑楚》：意虽欲为，为者必败，理终不能。
又：理自达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按本文：“敬中以达彼”，注特增理字。
又：天理自有穷通。
按本文：“若是而万恶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注文以理释天，即是以理代命也。
又：善中则善取誉矣，理常俱。
又：平气则静，理足顺心，则神功至。
《徐无鬼》：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按本文：“反己而不穷”，注文以理释己。我理字，特创。有天理，有人理，有我理，此皆理一分殊也。
又：至理有极，但当冥之，则得其枢要。
按本文：“冥有枢”，注特增理字为说。
又：若问其大搉，则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为而惑若此也？
按本文：“阖不亦间是已，奚惑然为。”
《则阳》：物理无穷，故其言无穷，然后与物同理也。
按本文“与物同理”。
《外物》：此言当理无小，苟其不当，虽大何益。
按本文鱼乞水，而注以不当理说之。此理是分限义。
又：情畅则事通，外明则内用，相须之理然也。
又：当通而塞，则理有不泄而相腾践也。
又：通理有常运。
按本文：“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注通理字袭自王弼。此又是以理释天之例。
又：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按本文：“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
《寓言》，理自尔，故莫得。
按本文，“莫得其伦”，《天道》篇注，“伦，理也。”然此处注语甚曲强，盖象自好以理说庄，未必与庄书原义触处可通也。
又：理必自终，不由于知，非命如何？
按本文：“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注以理释命。
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尔，而后命理全也。
按本文：“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注谓命若有意，即非自然，故以理释命，而谓是命之理。命理字，特创。此可与以理释天各条同参。象既畅发自然之旨，故不好言天言命，而专提出理字。王弼注《易》，已曰：“天，形也。”王郭两家，所以必言自然言理者，其意居然可见。此为魏晋宋明所以重言理字一大原因，作者已另文阐发，此不详。
又：理必有应，若有神灵以致也。
按本文：“有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无鬼也。”注文以理说事物之应，又以神灵字代出鬼字，较庄书原文，遥为深允矣。若《寓言》作者先悟得此，必不云若之何其无鬼矣。此亦可见思想进展之迹，而郭注有超出《庄子》原书者，亦即此等处而可睹。
又：理自相应，相应不由于故也，则虽相应而无灵也。
按本文：“无以相应也，若之何其有鬼邪？”原意，天下事，有相应，亦有无相应，故若有鬼，若无鬼。注文以理说之，则理无不相应，故此条本文明说无以相应，而注文必说成理自相应而不由于故，不由于故则属自然矣。自然相应，故曰自然之理。既不由天命，亦非由鬼神。王弼之注《易》，郭象之注《庄》，特提出一理字，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之贡献，诚不可没，看此条更显。
又按：董仲舒论同类相动，谓其理微妙，实非固然，此分自然与理而两言之也。郭象此注，则并自然与理而一言之。故郭象特提出自然之理一语，不得不谓是象之特创也。
又：推而极之，则今之所谓有待者，率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彰矣。
独化之理，亦即自然之理。此乃理字之深趣，虽可与分限之理相通，而不当以分限尽独化。此乃郭象注《庄》之特著精神处也。明乎此，则戴氏《疏证》所释古书理字本义用以驳击宋儒者，洵为浅之乎其说理矣。盖戴氏不仅不识宋儒，乃亦不识王郭，专恃训诂家法，终不明得理趣，此又郭象之所以不喜言名理也。郭象不喜言名理，此即郭注之所为深有得于庄学之精神也。
《让王》：缺。
《盗跖》：缺。
《说剑》：缺。
《渔父》：夫孔子之所放任，岂直渔父而已哉？将周流六虚，旁通无外，蠢动之类，咸得尽其《所怀》，而穷理致命，固所以为至人之道也。
《列御寇》：理虽必然，犹不必之，斯至顺矣，兵其安有？
按本文：“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又：理虽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见，则众逆生。
按本文：“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注文以理代必字。夫既云理所必然，圣人亦岂犹不必之乎？宋儒所以异乎孔孟者，孔孟常言天命，天命不可必，而宋儒喜言天理，理则必然，故宋儒说理，转若有固必之嫌。今象以顺理释原文之不必，其为曲说甚显。盖既主一切以理说庄书，宜有其扞格而难通。而注文之所以自成为一家之言者正在此。此又学者所不可不深玩也。
《天下》：民理既然，故圣贤不逆。
按本文：“皆有以养，民之理也。”民理语犹人理。
又：谓自苦为尽理之法。
按本文：“以自苦为极。”极字岂可解作尽理之法乎？而注文必如此说，此其所以成为一家言也。
又：聏调之理然也。
按本文：“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亦安不得一理字。
又：惟圣人然后能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愚知处宜，贵贱当位，贤不肖袭情，而云无用贤圣，所以为不知道也。
按本文：“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注文谓惟圣人始能循天之理，然则圣人固非块然为无知，于是有晦翁致知在格物之说。
又：常与道理俱，故无疾而费也。
按本文：“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注文横增入道理字。
又：委顺至理则常全，故无所求福，福已足。
按本文：“人皆求福，己独曲全。”象以顺理解曲全。亦曲强。
又：理根为太初之极，不可谓之浅也。
按本文：“以深为根”，语本明显，而注文必以理字说之，乃有理根之语。理根为太初之极，即谓宇宙万物皆出于理，是即濂溪《太极图说》之先声矣。
又：至顺则全，迕逆则毁，斯正理也。
又：其言通至理，正当万物之性命也。
按本文：“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安不上理与性命字。注文则谓至理正当万物之性命，亦与宋儒程朱语相吻合。
又：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弈者。
按此指惠施历物之意以下及于辨者言，当时即目之为名理，以辨名为析理，此象之所不喜也，故此注言之如此。
按外杂篇郭注用理字者如上举，共七十六条，其正文本见理字者，已随条备列，较之注文，比数不足十一。此外则皆郭注所横增也。此外《庄子》外杂篇本文，尚有言及理字处，然非王郭及宋儒言理之主要义，此不备引。顾后人独知宋儒以理说孔孟，却不知王郭以理说《易》《老》《庄》，何也？今若谓提出此理字之一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则王郭两家，实先于宋儒，而又为其前所未逮，此功实不可没。余故备列两家原文，以供治中国思想史者之参证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