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大学：郝志东、刘栩、刘晨
本文讨论一次从河北到山西路段堵车的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启发。我们澳门大学的老师和社会学博士生共三人，于2015年12月23日3点多离开石家庄往山西做田野调查。本来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却走了19个小时。表面的原因是这个地段的两条高速都因雾霾封路。所有的车辆都被逼到国道、省道和乡村公路，结果造成拥堵。但是即使如此，也不应该堵那么长时间。毕竟还有其他那么多条路可走。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下面是我们的所思所想。
1.堵车的直接原因。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前面的车，多数是运煤的大卡车，停在路边不动，逶迤排列在国道、省道、乡村公路上，显然前面的路被堵了。而对面来车的路比较畅通，所以超车前行。走着走着对面也来车了，自己又回不到原来的路上去，于是两边的车便都走不动了。堵车发生了。这正是我们所遇到的情况。
2.公权力的缺位。显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很多司机不按行车规则办事，逆向行驶，结果大家都走不了。那么公权力为什么没有出来干预呢？比如，平时违犯交通规则的事情是否很多？如果是，那么公权力是否进行了有效治理？违法行为蔓延是否和管理不善有关？就如在我们在石家庄去广州的高铁上，发现广播员经常提醒大家不要吸烟，但只是劝导。为什么不说如果吸烟的话，将如何处罚（从广州到珠海的轻轨上就有广播员提醒说抽烟会造成列车事故，抽烟者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公权力的赏罚不明，管理乏善可陈，交通违规自然会层出不穷。
又如，尽管有雾霾，但是能见度仍然有至少两百米左右，而且山西路段的雾霾并不严重，可以开放高速公路，但需警车引导、编组慢行。慢行总比不行好。但是，交通警察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的司机说山西交警有时候会这样做，显然两地交警并没有协调应对办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也不做最保险。）只有当大巴行驶到某市之后，才看到交警队岗拦车登记。公权力在应该出现的时候又没有出现。
在上面所述的低速公路上，公权力就应该出现，在堵车的时候去疏导交通。但是，它还是没有出现。据说是因为村里的小路，归村里管，县里的交警管不了。但是这个理由似乎很难说得过去，因为从理论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法律管不到的地方。恐怕是因为某些原因不管、不想管而已。
还有，我们其中的一人在他的微博上艾特（@）山西与河北的交警官方微博至少三次，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在微博上，我们告知他们因为堵车，我们在车上待了10多个小时，寒冷无比、困顿乏力。但是，公权力始终没有回应，更别说有所作为了。公权力和公民这时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了。
联想到其他社会问题，比如雾霾问题，其原因恐怕也是公权力的缺失。它在该出现的时候没有出现。
3.暴力解决问题。在公权力缺位，而问题又必须解决的时候，人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这会衍生各种问题。比如，暴力问题。在堵车的情况下，有时候沿途村里的农民自己会出来疏导交通，但是过往的小车要交10元，大车交20元。这种收费或许可以说合理但是不合法，所以必然会引起纠纷。
当晚，我们看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几位农民向一位大卡车司机要钱，但是后者不给，所以其中的一个农民就和司机打了起来。前者先是冲进大卡车的驾驶楼和司机撕扯、互打。后来又下车打。司机到驾驶楼里打电话报警（在问题最终解决的半小时之后，警察也没有来，我们后来在该路段也没有见到警察。）该农民见他要报警，几次操起大石头要砸他的汽车，但是被村里其他人拦住。他又折了一根大树枝子来砸驾驶楼。最后司机还是下了车，不过在众人（主要是村里人，有一位是该农民的父亲，看起来也像是村里的干部）的劝说下，两人和解，司机给了农民100元，后者才甘休。血流了，但死人的事情还好没有发生。
联想到在农村发生的其他暴力问题，其实哪一个不是由于公权力的缺失而由一个小问题发展成为一个大问题的呢？比如农民工讨薪不成，而以暴力和老板对峙，甚至引发命案的例子。这些悲剧之所以产生，公权力的缺失是主要原因。
4.乡村政权的疲软。我们在临晨三点多最后一次被堵，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六辆大卡车，在它们的前面，有一辆大卡车，车头是冲我们的，停在我们前进的路上。我们敲了很长时间的车窗，发现里面没有人。听说该车辆属于本村的农民。可能那是他的停车位。司机在停好之后，回家睡觉去了。平时车辆稀少，上行车可以绕过它。但是在下行的车道已经被堵死的情况下，上行车便无路可走了。
那么为什么这辆车可以违规停车呢？显然，又是公权力的缺失。如果说这里是交警不管的地方，那么村里的政权呢？显然，他们也不管。我们听说现在乡村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村里政权的瘫痪。公权力在村里瘫痪之后，大家所遵循的就只能是丛林法则了，弱肉强食。在人类的世界，拳头就是真理。只要我有权有势，就可以我行我素，横竖不讲理。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应有的景象。
5.非暴力自救。当然，在公权力缺位的情况下，老百姓自救也不应该使用暴力。比如，我们的车最后能够突破重围，是因为天亮之后，我们车上的有几位热心人，去劝一个个还正在酣睡的司机将自己的大卡车往前挪一下，让出来一个空档，使上行的车能够绕过那辆停在我们的道路上的大卡车，顺利前行。
但是这种非暴力自救，是有前提的。第一，一定要有几位热心人出面，一个人是不够的。其实在凌晨三点我们被堵的时候，我们的司机和一两位乘客就下去了。但是我们走散了，一两个人去敲那些在睡梦中的司机，效果不佳。有些人还恶言相向，说"为什么让我挪车？就不挪！"所以，一定要有几个人同时去劝说，形成一股力量。第二，在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情况下，还要柔性劝说，就像我们之前几次那样。先劝人家说大家都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大巴上的人已经在车里呆了一天了，大家都很累。希望司机能够理解。人家挪车之后，我们还一个劲地说谢谢。这样一辆车一辆车地劝说，直到将前面挡我们路的司机将自己的车开到自己的路上、我们能够前进为止。
无论是暴力自救，还是非暴力自救，都是政府公权力缺失而形成的一种地下秩序。但是这种地下秩序是不可靠的，有时是充满危险的，随时可能引发危机，需要引起公权力警惕，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6.规则问题。这次堵车事件使我们想到一些世界文明发展的问题。正如张维迎所说，"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也就是不接受人类的普遍价值，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类合作带来的好处，就相当于开车上路人家靠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马上就死定了"（张维迎，"中国是主动全球化的赢家"，载于《南方周末》，2015年2月3日）。如果大家同时走在路上，相互之间又互不相让，也协商不出来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么结果就是只能以暴力相向。如果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至少是萨伊德所说的无知的冲突。这些冲突会造成人类的灾难。所以，大家需要坐下来，想想解决的办法，制订大家都需要遵守的规则，比如行人车马靠右行，否则小冲突会演变为大冲突，演变为暴力。
7.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自从石家庄出发起，司机就一直通过对讲机和另外两个同公司的客车司机交换道路信息，以便能够选择较为通畅的道路。他想前面那位司机可以告诉他自己走的那条路是否畅通。这里的理论是只要前面那位司机的路通了，那么我就去走那条路。但是未曾想该路之前的确可能没有堵，但是后来堵了。这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时我们掉头走那条路的时候，也有人说到时候也可能堵车，不如就走原路，至少原路离目的地更近一点。司机也犹豫，但还是掉头走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前面是堵着的。结果走不多久就被那辆"横亘"在我们的路上的大卡车堵住了，导致大家在车上呆了一晚上。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采取了柔性的劝说和疏导交通之后，在克服了那个困难之后我们才能顺利前行。可见，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尽管要有，但是也不能太自信，还是要随时调整，而且即使道路正确，也会有阻力，也要想办法克服。
在克服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听别人的劝告，相信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好，不要老是说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有一次堵车的时候，我们下去疏导交通。客车前方的货车司机因为前方的路太狭窄而不愿冒风险继续前行。于是，我们中的一位去查看了路况以后，上去劝说，"开的过去"，可是货车司机不相信，好像我们要害他一样。于是，我们再一次劝说，并鼓励他大胆地开过去，这次货车司机选择了勇敢前行，且成功了。于是乎，后面的客车也就跟着这辆货车开走了，我们顺利地又解决了一次堵车，之后便是一片坦途。听人劝，吃饱饭。对你对大家都好。
8.社会运动的机理。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主动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人是少数。多数人是搭便车的。我们的车上有26位乘客，其中还有退伍军人，但是他们多数人都没有出面，也不参与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我们三、五个人在想办法，并下车去疏导拥堵的车辆。这其实是社会运动的常态，在其他运动中也是这样，大多数人心里有数，但是保持沉默。或者认为自己没有力量去解决问题，或者害怕参与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所以他（她）们保持沉默。在堵车问题产生的时候，更多的乘客在车上沉睡、大声吐糟或陷在手机屏幕里。于他们而言，想法可能是，堵也不是堵我一个人或这又不是我的责任等。但如果大家都对自己的事情漠不关心，那又该指望谁？其实就是看到别人打架，自己也应该做点事情去劝架。比如我们尽管没有用武力去劝架，但是还是高呼大家不要暴力，要和平解决问题。旁观的人们多少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只有这样，这个社会的正气才能上升，邪气才会变得没有太大的市场。
9.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人们可以用对讲机、手机、互联网等等方式和外界取得联系。在交通方面有高铁、高速、国道、省道、乡间公路。如此等等，不可谓不方便。但是居然连一个本来利用公权力可以顺利解决的问题却就是解决不了。我们听说这样的堵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解决不了呢？显然，公共服务的硬件不可谓不强，但是公共服务的软件与之相比，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如何保证这"最后一公里"能够畅通无阻，恐怕没有制度性的变革，似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最后一公里"，或许是"最后几公里"的问题。
11.农村问题。我们刚才谈到了貌似"路霸"的现象。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坏人，若有更来钱的职业，路霸也不是天生就愿意干这个违法的行当。一路走来，掩映在山中的村庄尽皆破败不堪，多数的院落都已人去屋空。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该何去何从？一个个村庄青壮年入城打工，留下的多是老幼，他们该以何为生？总不能靠开个小卖部，靠被堵在路上的人们买东西来维持生活吧？留在农村的青壮年何以为生？入城的青壮年又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显然，这些都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或许也是上文所说的"最后几公里"的问题。
12.工业问题。望着长长的车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喜者，煤炭市场低迷，仍然有这多车运煤出去，显然，这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山西煤炭企业是一个好事情，尽管可能是赔本赚吆喝，但至少企业不用停产，工人不用下岗；所忧者，资源型产业从根上说吃的是子孙饭，既不环保又不长久，如果煤炭市场一直低迷下去，山西的经济该何去何从？而这么长的车队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于企业而言，煤炭市场好时，企业无需转型，因为钱挣得很容易；煤炭市场差时，企业又无力转型，因为钱太难挣了，没有转型可以依赖的资本积累。那么当市场无力调节时,政府是否应当对产业的升级与转型负上更大的责任?
于政府而言，转型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理念，自于幼军时代起，山西的转型发展就成为当政诸公关注的焦点。然时至今日，以煤为基、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仍未得到根本的转变。转型之难，可以想见。山西这些年来频繁地更换第一把手更使得山西的情况雪上加霜。
真的离了煤不行么？历史显然不是这样的。山西尽管有很长的煤炭开采史，但晋商的繁盛却与煤无关。清末民初晋商的几百家票号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包括朝鲜和日本，汇通天下并非一句虚言。想来所差者，在于历史上山西人稠地狭，非商业不足以活，故而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闯出一条路来，执天下边贸与金融业之牛耳；而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再无地狭人稠食不果腹之忧，得资源之利便可活得不错，因而缺了那么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当然，转型并非易事，其所涉及的技术、人才、资金、结构等等都需妥善筹谋。
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若当下仍采取不思进取之策，恐怕也只能留待将来，或是死中求活，或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据最新报道，山西GDP的增速为全国倒数第二，一吨煤卖不过一方沙子，超过八成的县发不了工资）。
13.悲观中的乐观。在路上被堵的丝毫不能前行的时候，大家不得已就睡觉了。但是有一个打鼾的、大约50多岁的男士，鼾声如雷，而且富有节奏，韵律高低明显。坐在他前面的一位女士，善意地提醒他，打鼾已经影响到全车人的休息。他却狠狠地说了一句，"你觉得我影响你了，你回家去睡啊！"说完以后，他继续安然睡去。但是，说归说，在这之后，他的鼾声确实小了，甚至没有声音了，或许是怕影响别人而自己决定不睡了吧。而且，他也是下车去疏导交通的积极分子之一。看来，大家都是好人，有缺点也可以克服。
在乡村的公路上，我们在夜幕下望着那些凭借车的灯光而看到的乡村图景。在被堵停下的时候，我们欣赏着那一轮悬在天空中的明月。她特别得圆，特别得圆。望着月朗星稀的天空，呼吸着淡淡的晋霾，想着山中何人初见月，山月何年初照人？世上人事颇复杂，但正如习主席所说，办法应比困难多（2009年1月11日下午，习近平在珠澳跨境工业区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发表简短讲话时说，"正像内地常讲的一句话，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详见人民网，2009年1月12日。）。韩愈"雪拥蓝关马不前"不知是如何的惆怅。车行燕赵，夜堵太行，山中明月，静夜长思。虽无可奈何，但胜在经历丰富，启发连连，也值得了。
原载《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