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梁立昌，男，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系，主要研究领域：韩朝政治外交和韩朝关系。

摘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构建东北亚地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朝鲜因素是一个重要变量，有必要从朝鲜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外交和统一诸多领域客观评估朝鲜因素及其地缘影响，由于朝鲜因素的不确定性，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朝鲜实施战略转换，从基本内容、基本保障和基本手段三个方面调动朝鲜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中朝关系的生产性和效率性，重建两国实质性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中朝关系；朝鲜因素；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由此，“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利益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视野来看，东北亚国家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合作国家。”[[1]]

在这一战略运筹之际，重新评估东北亚国际局势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朝鲜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施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由于朝鲜接二连三的核试验已经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和中朝关系不协调，这给中国实施这一战略带来一定挑战。如何调动朝鲜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中朝关系的生产性和效率性已经成为推动这一战略取得进展的关键。

一、重新解读中朝关系的必要性

中朝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岁月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朝鲜观和对朝情感，“朝鲜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与中国有着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2]]然而，时过境迁，中国人的对朝认识和两国特殊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对朝鲜的内政外交政策越来越缺乏认同。

如何看待两国关系的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当前两国关系的现实，乃至于未来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均是近年来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研究的重点课题。从宏观层面，学界对朝鲜的认识和对中朝关系的关注大体不脱离三种基本视角：一是地缘文化视角；二是地缘政治视角；三是地缘经济视角。不管从哪一角度看，中朝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于未来都具有重要性。

冷战时期，经过朝鲜战争的洗礼，中朝两国建立了深厚的地缘政治合作关系，尽管对两国同盟和传统友好关系存在质疑，但两国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7月-2021年7月）迄今是牵动地区格局的一个潜在变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意识形态外交开始出现弱化，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经济外交，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更趋于冷淡。因此，如何重新定位双方新关系成为两国同时面临的一项历史考验，2000年5月金正日访华，以及次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朝，双方才确认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关系方针，中朝关系才在冷淡中恢复。胡锦涛政府时期，中国努力将两国关系引向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方向。然而，在“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指导下，朝核危机和核试验严重动摇了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致使双方无法建立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关系。

2013年2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导致中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面对更加严峻的局面。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打破外交惯例访问韩国凸显中朝关系持续走低。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来，中朝两国在国家利益的判断和实现方式上不无重大分歧，两国关系进入到一个不安定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对朝政策再次迎来重大调整。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的对朝政策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一个谨慎的过程，充分考虑到了中朝关系的特殊性。从发展的基本趋势看，两国关系自从中国政府启动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事实上开始脱离特殊关系的发展阶段，而转入一般正常国家关系发展的新时代，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两国关系不再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战略目标为基础，而是回归到了以现实的国家利益和相互的战略需求为根本指针”[[3]]。由此，维护发展国家利益成为中国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发展的核心指导原则。

在朝鲜多次核试验以及朝鲜半岛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大量反思对朝政策和重新认识中朝关系的声音[[4]]。批评者认为，执意进行核武装的朝鲜已经成为地区不安定的因素，给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造成严重干扰，朝鲜的“战略讹诈”行为也损害了两国关系，朝鲜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5]]。不难看出，在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中朝关系正丧失原有的凝聚力。不过，有舆论认为，当前中国不具备大规模调整对朝政策的条件，只能寻求中立性维护现状的政策来积极应对朝鲜半岛的变局，还不能放弃朝鲜。[[6]]考虑到朝鲜半岛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舆论和研究者主张以国家利益为基本诉求，需要采取灵活的方式调整半岛政策或者对朝政策促进中朝关系发展和维护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7]]与“战略负担”论和舆论的分析比较，这一观点主张以相对温和渐进的、有原则的方式实现对朝政策的转变，争取对朝关系的主动权。然而，由于朝鲜核试验、越境刑事案件等事态的消极影响，国内对朝舆论出现恶化则是不争的事实。

基于国内对朝民意的变化，有必要严肃思考21世纪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有哪些，在朝鲜半岛又是如何体现的，以及如何实现这些利益。如此，才能更好地调和对朝政策上存在的不同观点，凝聚共识。十八大召开后，中国政府对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到21世纪中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有力支持。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正式介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互联互通谋求共同发展，重塑欧亚和亚太地缘战略格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方案，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同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可以说，这一战略反映出习近平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的综合判断，体现了对未来国家利益的宏观认识。

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通过破解“新东北现象”实现东北新一轮振兴。据《南风窗》报道，2014年东三省经济“GDP增速位列全国后五位，经济骤然低迷，成为全国四大板块中经济总体指标最低的区域。2015年一季度，三省的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低，GDP增速仍处于全国后五位，其中辽宁以1.9%全国倒数第一。”[[8]]在经济新常态下，东北经济的大幅滑坡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继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视察东北以后，习近平主席同年7月再次去东北进行实地调研。按照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规划，当前和未来东北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大块：一是以“长吉图开发先导区”和珲春对外通道建设为主体的吉林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二是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主体的黑龙江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三是以“辽宁沿海经济带”和“北黄海经济带”建设为主体的辽宁省“一带一路”战略规划。

在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对象国中，朝鲜难以忽视，石源华指出，“没有朝鲜参加的东北亚区域合作至少是不完备的，甚至谈不上是真正的东北亚区域合作。”[[9]]因而，在实施这一发展战略进程中，朝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是，中国对朝“阳光政策”持续遭受朝核阴霾的严重挑战，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实现。金强一建议，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战略必须以合作为基本战略指向，重视解决朝核问题，推动朝鲜融入地区经济进程，甚至可以支持朝鲜半岛统一，降低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消极影响。[[10]]就朝鲜这一变量而言，中国政府不仅需要克服朝核危机带来的短期挑战，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带来的长期挑战。有主张认为，中国应“抓住朝鲜问题的经济本质，帮助朝鲜尽快回归地区安全体系和区域经济合作体系，来缓和、改善并化解朝鲜问题带来的种种对抗性思维和隔绝状态。”[[11]]如此，朝鲜这一变量则有望对中国政府主导的这一发展战略形成助力。

中韩关系发展的经验证明，经济联系形成的共同利益成为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重建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变量。如果中朝关系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周边外交将会实现突破，整个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建设将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有力支点和翼臂。在东北亚地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外部关键变量是朝鲜，而朝鲜因素的最大变量则是核问题，在这一现实下，需要重新定位中朝关系和审视对朝政策。换句话说，以东北三省为主体构筑的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应成为中朝关系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

李文断言，“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东北亚唯一正确的历史选择。”[[12]]未来，如何才能让朝鲜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和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对中国来说，需要准确评估朝鲜因素及其潜在地缘影响，并从“一带一路”战略高度，深度挖掘中朝关系发展的潜力，加大政策调整和关系重构的力度。

二、朝鲜因素及其地缘影响评估

分析朝鲜这一变量需要建立一个简便的评估框架（表1）。由于中朝关系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领域，同时，中朝关系在外部环境方面还受美韩两国的影响，因此，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朝鲜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统一五大领域的变化，并依据不同构成因素的变化方向对其潜在的地缘影响（分为积极影响、不确定性/现状维持和消极影响）进行定性判断。

朝鲜政治的核心议程是权力世袭和体制维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金日成便提出了包括“主体思想”、“唯一指导体制”和“革命领袖观”等一系列治国理念，金正日则从90年代提出了“红旗思想”和“先军政治”等新的统治理念。2012年4月，金正恩正式执掌大权后，将“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为基础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以“领袖政党论”和“白头血统论”为核心的唯一指导体制。金正恩时代开启后，朝鲜政治的决定要因主要有三：一是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更加复杂。2012年以来，金正恩弃用部分政界元老级人物强化最高统治权，暴露出国内权力斗争的极端复杂。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2013年，朝鲜提出“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路线并启用改革派，这与社会市场意识的苏醒和渐强有关系，也揭示了朝鲜经济的困难程度。三是对外防御性体制阻碍了朝韩关系以及朝美关系的改善，朝鲜难以融入国际社会。总体上看，朝鲜会继续维持保守体制。根据历史经验，保守体制很难进行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朝鲜坚持拥核自保，不仅会加剧国内社会矛盾，还会加剧和国际社会的对立招致严厉制裁，导致政局动荡。由此，这些矛盾将成为朝鲜为缓解统治危机加强中朝战略合作的动力。

为维持体制稳固，朝鲜可能采取有限度的经济改革措施缓和矛盾。进入90年代后，朝鲜政府加大了经济调整的力度，受第一次朝核危机和国内政局以及半岛局势的影响，这一尝试很快遭受重大挫折。金正日1998年正式执政后，虽提出“强盛大国”战略，但未能打开经济困局，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2002年、2009年和2010年到2011年推出的几项改革措施鲜有成效。在金正日时代，经济改革的体制性制约因素有：一是目前的经济指导思想和改革理念，使得朝鲜难以融入地区经济秩序；二是军事优先的战略造成资源配置错位和基础设施落后；三是集权体制下政权巩固优先于经济社会改革；四是受国际制裁难以引进资本和技术。有观点认为，金正恩时代朝鲜的改革进程将会加速，在数次新年演说中，金正恩多次强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重要性。2012年4月，朝鲜将经济管理权转移到内阁，谋求内阁经济正常化。2013年3月，朝鲜还推行以“经营权下放”和“按劳分配”原则为核心的“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2013年至2014年期间，朝鲜还在中朝边境和沿海地区建立了19个经济开发区（图1）。[[13]]从趋势看，朝鲜只能推动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如果朝核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中国仍将是朝鲜唯一可以依靠的合作对象。

朝鲜因素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是否放弃核武器。冷战结束后，朝鲜对国际环境的威胁认知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由于“先军政治”事关朝鲜体制的生存，金正恩会继续固守这一政治军事路线，2012年宪法修正则表明了朝鲜决意进行核武装的意图。第三次核试之后，朝鲜弃核形势更加严峻。2015年7月28日，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声称，朝鲜是名副其实的拥核国。朝外交部此前已声称，“核问题关乎朝鲜国家主权和关键利益”[[14]]。迄今，朝鲜弃核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朝鲜执意进行核武装的根本原因在于确保世袭体制的绝对安全，甚至试图以拥核打破韩美同盟的封锁，扭转美国的对朝政策。由于朝鲜军备技术落后，难以和韩美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对抗，唯以核武器实施有限威慑。但实际上，朝鲜还不具备任何可以付诸实施的战略威慑手段。如果朝鲜决意进行核武装，拒绝参与六方会谈进程，朝鲜体制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还会造成地区国际关系复杂化，诱发地缘政治冲突。结果，“朝核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给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地区局势走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使得中国的对朝外交、朝鲜半岛战略乃至东北亚战略均面临着严峻挑战。”[[15]]

在不弃核的情况下，朝美关系很难摆脱对立状态。“美国是影响朝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美可以解除朝深切的安全忧虑。改善对美关系，是朝生存与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日益成为朝鲜外交的核心内容。”[[16]]朝鲜对美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促使美国放弃遏制政策，缔结和平条约，解除经济制裁，加大对朝经济援助等。此外，朝鲜谋求实现朝鲜半岛的均势，甚至在外交上平衡中俄两国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出于本国地缘战略利益考量，遏制依然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基本特征，这集中体现为美国政府的“无赖国家说”、“邪恶轴心说”和“失败国家说”[13]，逼迫朝鲜弃核、改革、改善人权是历届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目标。2009年5月，朝鲜第二次核试验中断了朝美双方缓和进程，奥巴马政府则以“战略忍耐”应对朝鲜反复无常的政策行为。朝美不仅在“先缔结和平协定，还是先弃核 ”等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而且在人权和主权、霸权和安全利益诉求上也有很大的立场差异。对美国来说，迫使朝鲜妥协的软着陆政策很难实现，导致奥巴马政府对朝失去耐心，2015年初奥巴马甚至断言朝鲜终将崩溃，所以，美国实施对朝政策的最佳方式是继续巩固和发展韩美同盟。自2008年以来，韩美双方为应对朝鲜挑衅围绕作战指挥权、萨德系统等诸多安保议题进行密集磋商，持续加强军事合作体系建设。因此，朝鲜谋求改善朝美关系保障本国安全的做法不现实，更难以实现“亲美远中”的战略。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根源在于朝鲜半岛的分裂结构，这一结构决定了韩朝关系不是一种和谐共存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竞争关系。冷战结束后，韩国金泳三政府以朝鲜体制行将崩溃作为对朝统一政策的核心内容，借助韩美同盟对朝施压。即使是金大中－卢武铉进步政府十年期间，韩朝关系也没有实现真正和谐共存，朝鲜依然运作其核项目，还时而制造紧张。李明博－朴瑾惠新保守政府执政后，民族共助被韩美同盟所取代，显露出韩朝关系的竞争实质。一方面，朝鲜在统一战略上排斥美国的军事影响和韩国的自由体制，所以韩朝双方无法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取得共识。为了获取经济实利，朝鲜以民族共助的名义持续要求韩国提供大量物质援助，选择性接受韩国经济合作方案，这就决定韩朝关系只能取得有限成果；另一方面，韩国的和平统一战略其实质依然是军事“胜共统一”和制度“吸收统一”的继承发展。无论是进步政府还是保守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其原则不会偏离韩国宪法规定。所以，“韩国主导的统一意味着朝鲜体制的危机甚至瓦解，如此，韩朝关系从根上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进而导致统一的急迫性下降，安保的重要性不断上升。”[[17]]2015年8月发生的“木盒地雷事件”再次显示出朝鲜半岛局势的突发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展望未来，除非韩朝双方均做出根本性战略调整，实现关系发展的制度化，否则，双方和解合作难以为继。必要时，中国需要及时介入稳控局面。

评估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意愿及其动向，离不开对其政治、军事、外交和统一等诸多领域的全面考察，在内外结构的制约下，朝鲜因素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对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形成有力支撑。

三、政策调整与中朝关系再构筑

为实现和平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中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同有关国家的分歧和摩擦，同时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努力维护同周边国家关系及地区和平稳定大局。”[[18]]

当前和未来，对朝政策的调整和中朝关系的重构必定是中国政府未来数年极为重要的对外课题。从“一带一路”战略视野看，对朝政策的核心目标应是采取强力措施引导朝鲜实施战略转换，从基本内容、基本保障和基本手段三个方面调动朝鲜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中朝关系的生产性、效率性。（图2）

第一，提高经济合作的生产性和效率性是中朝战略合作关系构筑的基本内容。

冷战时期，中朝经贸合作主要从属于政治需要，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19]]。冷战结束以后，中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国被动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方式得以维系，对朝外交存在推动朝核问题取得进展以及稳定朝鲜政局的考虑。但大量的支援也损害了国际关系的利益交换原则，使中国失去了对朝政策的有用杠杆。而朝鲜的对外贸易受制于“自立民族经济”意识、“先军政治”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使得本国未能充分发挥其地缘经济区位优势和借助国际产业分工等有利条件推动对外开放。从“一带一路”战略视野看，需要调动一切有有力因素促使朝鲜加大对华经济合作的步伐和放宽经济合作领域，深化双方经济利益纽带。

中朝加强经贸合作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其一，由于朝鲜坚持核武装，美日韩等国家势必继续对朝维持各种严厉制裁，朝鲜主要依靠中国获取战略资源以及民生消费物品，只能继续扩大对华开放。其二，两国经济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尤其是以丹东－新义州和延边－罗先为中心，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体系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其三，朝鲜已采取一些有力的经济贸易调整措施，相关经济法规不断完善，对外支付能力和信誉不断提高，市场力量和市场意识有所增强等。其四，中国正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大战略，得到韩国和俄罗斯的正面响应，有利于带动这些国家的资本、技术和资源投入，从而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由于朝鲜体制的特性，对朝经济合作需要以“政府主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为导向，采取一些具体措施：1）根据国家战略方向，结合朝鲜的对外开放规划，由两国政府签订长期经济条约在新义州、开城、元山和罗先以及西海岸等地划定两国产业合作示范区。这不仅利于“一带一路”战略与韩日俄三国对接合作，还利于朝鲜的产业布局和加快对外开放。2）充分发挥中国资本的的力量，引导民间富余资本进入战略性行业领域，面向韩日俄周边地域市场进行前沿布局兼顾朝鲜基本民生项目的规划。3）在重大合作项目上，加强对中资的规范化指导，采取法律等手段保障中国资本在朝鲜不受政治军事等各种因素的消极影响，以及建立风险保障机制消除中资风险。4）消除朝鲜和周边国家的战略疑虑。由于多边经济合作困难重重，所以，宜先谋取双边或者三边合作，如建设“中朝韩经济走廊”以及“中朝俄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示范区”等三方合作项目。

第二，提高安全事务合作的生产性和效率性是中朝战略合作关系构筑的基本保障。

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一直奉行防御性国防战略和不干涉外交政策。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国际安全事务上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必将成为中国外交新常态。王逸舟主张，中国外交的转型“在国际方面应该选择性、建设性、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20]]。对于中国来说，中朝军事交流合作具有管控地区危机的必要性。冷战结束后，中朝两国除了象征性的纪念活动，并没有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计划[[21]]，这也是中朝关系弱化的一个原因。

为此，双方需要建立共识，妥善处理重大分歧，首先避免朝核问题进一步恶化。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核心议题，也是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先决条件之一，对于朝鲜来说，应当尊重“9.19”共同声明文件，加强和有关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破除本国安全困境。冷战结束后，在“先军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朝鲜加快了核武装的步伐，不仅恶化了与美韩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承受更大的国际制裁压力。因此，通过中朝双边军事交流与合作摸索弃核后的安全保障，建立两国应对危机的防御性合作体制，不失为一种防范地区危机的折中措施。

考虑当前中朝关系实际和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建议对两国和地区安全议题采取如下措施：1）以修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契机，重建中朝战略合作新框架，就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双方立场，明确两国关系发展的蓝图。2）加强边境安全预警机制的现代化建设和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边界领空领海的全天候监控和有效管理，防范军事安全事态和各种越境刑事案件发生，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3）为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两国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安全战略对话机制和开展正常的军方交流。为应付突发危机事态，中国军队应实现中朝边境和黄渤海一带军事演习的制度化和常态化。4）以朝鲜弃核为前提，对朝鲜的安全利益诉求给予理解与支持，继续协助朝鲜改善与美韩的安全关系，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建设，为朝鲜弃核铺平道路。

中国还应重视和美韩两国的战略安全对话，明确反对美国对朝鲜进行核讹诈，敦促韩美克制大规模军事演习，建议朝韩双方进行裁军谈判，确保朝鲜半岛的权力均衡，消除朝鲜的安全忧虑，使朝鲜投入更多资源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为此，敦促朝鲜做出弃核决定，如果朝鲜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甚至发起局部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三，加强对朝援助的规范化管理和提高援助的生产性是中朝战略合作关系构筑的基本手段。

冷战结束以后，朝核危机愈演愈烈，地区国际关系动荡不安，中朝关系也面临极大难关。由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朝制裁的力度，朝鲜对华战略物资依赖不断加深。过去对朝经济援助上，中国政府投入过多资源，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政策反而导致国家核心利益被侵蚀。考虑到朝鲜体制动荡的后果，也未能充分利用国际施压的有利氛围强化制裁，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管控地区危机的能力，不利于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由于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因此，对朝援助是实现中朝关系转型的一个重要杠杆。根据有关统计[[22]]，在朝鲜所有出口对象国中，中国的比重从2003年的50.9%提高到2013年的90.6%，显示朝鲜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另据专家们估计，朝鲜90%的能源，80%的消费品和40%-50%的农产品来自于中国，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中方的任何一种经济制裁的手段，都将奏效。[[23]]在对朝制裁选项面临诸多顾虑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对朝援助的规范化管理。

对朝援助要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市场原则进行，兼顾国际惯例的一般性和中朝关系的地缘性，形成对朝援助的规范化和“一事一议”的特殊安排。加强对朝援助管理的目的就是让朝鲜切实体会到发展中朝关系的利害得失，增强对华合作的自觉性，从而提高对朝援助的生产性。1）以朝鲜精英为主体，继续提供各类针对性援助项目。同时，设立地方政府合作基金引导和支持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合作。2）大幅增加对朝人道主义援助规模，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实施具体的救援性质的民生项目，从根本上强化睦邻友好关系的民意基础。3）科学规划贷款援助和开发援助项目。利用这些援助项目，支持中国企业和朝鲜有关部门和产业机构直接进行合作，由中资企业根据两国发展需要直接控制资本的合理使用，注重长期效益。4）和有关国际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两国各种援助和政府合作项目设立有效监管机制，确保援助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正能量。针对上述对朝援助，要求朝鲜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总之，中国政府应把发展合作性、战略性的中朝关系作为对朝政策的主要诉求。同时，反思所谓“不战、不乱、不垮”[[24]]的政策基调，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条件，采取有力措施打破中朝关系发展的被动模式[[25]]，以积极的介入措施推动朝鲜走向战略合作轨道，支持一个无核、改革和开放的朝鲜。如此，朝鲜才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正能量，中朝关系才具生产性、效率性和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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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俄专家：中国为何对朝鲜不满却不打压.[ EB/OL] .[ 2012-12-19].http://phtv.ifeng.com/program/comment/detail_2012_12/19/20315766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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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