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33年10月，卫三畏为印刷《中国丛报》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负责《中国丛报》印刷出版工作14年；他积极为《中国丛报》撰稿16年，共撰写114篇文章，是该刊位列第二的撰稿人；他长期参与《中国丛报》编辑工作，并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丛报》第三任主编；他负责《中国丛报》经营发行工作，取得较好的业绩；卫三畏成为美国在华宗教新闻事业的守护者，他伴随《中国丛报》逐步停刊，是《中国丛报》停刊的亲历者、见证人。

【关键词】美国在华宗教新闻事业 卫三畏 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持续出版近二十年，是鸦片战争前后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刊物，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卫三畏为印刷《中国丛报》而来，负责印刷出版工作时间最长；他为《中国丛报》撰写了大量文章，成为地位仅次于该刊创办者裨治文的撰稿人；他是《中国丛报》的第三任主编，成为它无奈结局的“送终人”。卫三畏对《中国丛报》的印刷出版、编辑发行和停刊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美国在华早期宗教新闻事业的守护者。

一、东方召唤，为印刷《中国丛报》来华

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全名塞缪尔·韦尔斯·威廉斯，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纽约州伊萨卡（Utica）。青少年时期，他先后在新哈特福德就读于主日学校和帕里斯希尔村学校。1831年2月，他宣誓入教，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看待上帝就像苏格拉底看待他的守护神一样，他的这一习惯一旦形成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体验中蕴藏着宗教的真正含义和他整个事业的动力。[1]1831年夏，卫三畏前往特洛伊伦塞勒学院求学。

当时，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1801—1861）正积极呼吁美部会运送印刷机和铅字到中国扩大文字传教。1831年底，美国商人奥立芬提供印刷设备并运抵广州，建立起印刷所，但缺乏熟练的印刷工。因此，又向美部会要求派遣一位印刷工来中国帮助出版《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1832年4月，美部会找到卫三畏父亲，请他帮他们物色一位前往中国管理传教会印刷所的年轻人时，父亲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卫三畏。他父亲认为：“对他儿子来说，传教工作并不陌生，对上帝和他的事业的热爱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把福音传给异教徒是为主效力的最好办法。”[2]于是，父亲立即写信给卫三畏，建议他前往中国照管传教会印刷所。

在伦塞勒学院求学的卫三畏接到父亲来信后，于1832年4月23日致信他父亲表示愿意前往中国，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在十月份课程结束以后，是否可能让我好好学习一下印刷方面的业务，以便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在这里一切结束以后，如果我能够完全学会我现在还是一无所知的那门印刷技艺，我愿意去，而且非常荣幸自己能够这样为耶稣的事业效力。”[3]7月20日，他写信给美部会秘书安德森，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您肯定也不愿意送一个不称职的人去。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我必须学习印刷和管理，以及其他一些业务——当然前两者是主要的。目前我所具备的关于印刷的知识都是在做其他事情的间隙中学来的，我需要全面的复习和学习。……美部会需要的是一个熟练工人，而不是一个学徒。”[4]《中国丛报》正式出版后，裨治文更加需要一名熟练的印刷工人。7月28日，他写信给父母抱怨说：“印刷工是一个葡萄牙人，英语不好，这使得我很难理解他的语言。”[5]12月，他请求美部会调遣一位熟练印刷工来华的愿望比以往更加强烈。1833年2月16日，他向总部去信，再一次强烈请求美部会派遣一位“负责、虔诚、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刷工人”前来中国。

此时，大学毕业的卫三畏已经学习印刷事务。尽管印刷工作相当单调，但他乐在其中，决心在派往中国前尽可能学会印刷和包装的所有技艺。他信心百倍。他说：“一旦作出承担这项工作的决定，我就丝毫没有怀疑过最终的胜利，或者后悔做这件事。”[6]1833年4月，在他父亲的印刷所经过六个月的学习，完成了书籍制作所有环节的训练。他随着排好的铅字从排字间来到印刷厂，从那儿随着印出的校样来到负责校对的地方，然后学习使用折叠机、缝纫机，以及装订的整个过程。[7]

1833年6月15日，卫三畏和美部会派遣的传教士伊拉·持雷西（IraTracy），乘坐“马礼逊”号从纽约港出发，经过一百多天的航行，于10月25日下午抵达广州。卫三畏的到来，受到了《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的热烈欢迎。“对卫三畏来说，有这么一位前辈是非常幸运的，他们脾气相似、兴趣相仿，所以在中国共事的多年当中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他们的工作联系紧密——编辑和印刷《中国丛报》，这使两人一开始就关系密切。”[8]在生活上，“他们同住在商行后面的一个拥挤的地方，就像一家人一样。”卫三畏到任后，立即接替了孤军奋战、疲惫已极的裨治文，成为印刷所里的主要印刷工。他俩很快就成为亲密的好朋友与高效的合作伙伴。裨治文年纪稍长，所接受的教育稍多，理所当然地成为卫三畏可信赖的良师益友。裨治文开始帮助他学习汉语，共同担负着沉重的工作。按照卫三畏的说法，“真该为裨治文的榜样和影响感谢上帝！[9]

二、卫三畏负责印刷出版《中国丛报》

卫三畏到达广州后，立即承担起管理印刷所的重任，投入到《中国丛报》印刷出版工作之中。《中国丛报》创刊时，利用奥立芬捐赠给美部会的印刷机和活字建立起自己的印刷所（TheOfficeoftheChineseRepository）。卫三畏在印刷所的工作首先遭到语言困难。因为“他的印刷所里的许多工人都是来自殖民地澳门的葡萄牙人，……为了指挥印刷工人，他发现他自己首先学习的是葡文而不是中文。”但工作任务较轻，“印刷《丛报》是当时印刷间里唯一固定的工作”。[10]

当时，印刷所条件简陋，卫三畏写信给父亲抱怨说：“我的印刷所相当冷，因为露天部分的地面上铺的是石头，且没有壁炉。你也许知道这里从12月到4月都生火，因为天气又冷又湿。”[11]1834年10月，美国商人奥立芬回到广州后，花费250元在商馆后面为印刷所盖建了一间办公室，中国丛报印刷所环境得到了改善。但由于中外时局出现严重危机，卫三畏等考虑将印刷所转移到清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地方。1835年12月，卫三畏将印刷所转移到澳门。

中国丛报印刷所迁至澳门后，卫三畏租下一栋独楼，共12间房，每间约二丈见方，比原来在广州时只有一间办公室的条件大为改善。该楼位于山坡上，一边为两层，另一边为三层，印刷所设在中间。人员也比以前增多，共雇有守门人一名，买办一名，厨子一名，男佣一名，印刷工人一名，为五人；另外有小孩四名，九岁左右，是卫三畏收养的学生。后来，随着印刷增加，印刷工人增加到五名，其中华人三名，葡人二名；后来又增加了一名遇难被救的日本人。[12]1839年1月26日，卫三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介绍澳门印刷所情况：“我的印刷所有多么古怪是你想象不出来的，我确信它很奇特。首先我们这里有中文铅字，它们被安放在屋子四周的架子上，正面朝上，因为只有将铅字一个个看过去才能找到其中需要的那一个。我们还有60盒大号铅字——大小相当于四个12点活字，共25000多个，几乎没有两个是相同的。小号铅字一盒一盒地放在架子上，共20盒，其中的间隔用18点铅字填充。所有的铅字都是背面朝下、正面朝上的。中文铅字占了半个房间的面积，关于它就说这么多。我们这里还有笨重的英文印刷机，是用钢铁制造的，有三个排字架。”[13]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割占香港岛，《中国丛报》于1844年10月19日迁往香港出版。随着广州局势的稳定，1845年7月，《中国丛报》迁回广州出版。在卫三畏主持下，中国丛报印刷所添购一些印刷活字和设备，不断改进印刷条件。1845年，返美途中，他在巴黎购买了一套满文铅字和字模，“这样我们就可以印刷任何想印的东西了，而且美观程度决不亚于皇家印刷局的水平。[14]

《中国丛报》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刊后，一直连续出版，直至1851年12月31日停刊，共出版19年又8个月，总232期。对于前四年的出版情况，《中国丛报》曾作过总结，“第一卷印刷了400册；第二卷400册，第三卷800册；第四卷1000册；因此第五卷将超出1000册。第一卷512页；第二卷576页；第三、四卷都为584页；类似于印刷了总数为2256页的八开本书籍。每卷都附有一个总目录。”[15]

《中国丛报》出版时间作过两次调整。1832～1840年前八卷出版时间均为上年5月至下年4月；第九卷作出调整，从该年5月出版至12月，8期为一卷，但总篇幅没有减少，与第八卷持平，均为648页。第十卷开始到终刊，每卷从该年1月至12月为一卷；仅有第二十卷例外，仅有8期，8—12月合刊出版。

在19年又8个月中，《中国丛报》共出版232期总12356页，平均每卷617.8页，每期53页有余。篇幅最长的一期是第20卷第7期，多达168页。篇幅最短是创刊号，为32页。在每卷内页码连续，每卷装订成套，成为合订本。如此的篇幅，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篇幅最大的期刊。

另外，每卷《中国丛报》合订本，卫三畏都会按照字母顺序制作索引（index），附在卷首，一般长达5～6页。从第十三卷开始，又增加了内容目录（contents），按每期Art排列，一般也长达3～4页。特别在第二十卷首，还发表了长达4页、类似“停刊词”的“社论通告”（editorialnotice）。此外，中国丛报印刷所还对前期第1～5卷的《中国丛报》进行了重印，以满足各地读者的需要。“《丛报》一共印刷出版了21000册[16]，全部用当地的纸张印刷。卫三畏还给这套杂志作了总目录，每年度的合订本都附了一份。目录将全部文章的题目分类列出，并注明了文章的作者。仅这份总目录就有168页。”[17]

1833年10月，卫三畏到广州时，《中国丛报》已经由裨治文出版至第二卷第六期，从此，他掌管中国丛报印刷所，负责印刷出版《中国丛报》直到终刊。期间，仅因1844年11月至1848年9月返美，《中国丛报》由詹姆斯·裨治文（JamesGrangerBridgman）负责印刷出版。即便返美期间，卫三畏也忙于为印刷所购买活字和设备。因此，卫三畏负责印刷出版时间长达14年之久，为《中国丛报》的印刷出版工作居功至伟。

三、卫三畏成为《中国丛报》位列第二的撰稿人

1833年10月，卫三畏到广州后，印刷出版《中国丛报》是当时他唯一的固定工作，使得他有大多数时间来学习语言和研读字典。同时，开始尝试为《中国丛报》写稿，“几个月后卫三畏开始为《丛报》写稿子，之后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丛报》停刊。”[18]

1834年2月，《中国丛报》第2卷第10期在“杂录”专栏中刊登了卫三畏两篇文章。第一篇为《中国的度量衡制度》（ChineseWeightsandMeasure），篇幅为三页（第444～446页）分三部分向国外读者介绍了中外国贸易过程中中国使用的度量衡制度。第二篇是《广州的进出口货物》（ImportsandExportsofCanton），该文篇幅较长，达26页（第447—472）。按照字母顺序介绍了广州港口主要货物的进出口贸易情况。这是卫三畏在《中国丛报》首次发表文章，成为该刊撰稿人的开始。他的写作范围不断扩大，“其后几年他写了一些关于中国自然史方面的文章，因为这个题目他最感兴趣。后来随着中文程度的加深，以及阅读能力的提高，他对中国文学和建筑也发生了兴趣。”他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升，并不断受到认可。“虽然这些早期文章的风格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是通过它们卫三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人所知。他意识到自己文字表达的笨拙后就尝试改进和提高，为此他师法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查尔斯·兰姆。他试图用《关于烤猪》的笔法来描写广州生活的情景，结果其幼稚和拙劣的模仿使裨治文先生看后笑出了眼泪，他要求卫三畏烧掉那篇美妙的文章并回到平实持重的风格上来。卫三畏来中国以前在自己本国语言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通过后来的勤学苦练他在双语字典的编撰中写出了一个个充满力量和表现力的句子。虽然他的长篇著作总是避免不了一些笨拙的遣词造句，但是他撰写的字典词条却以其精练和明快受到了众多学者的称赞，同时也为语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

根据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停刊时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二十卷总目》统计，卫三畏为《中国丛报》撰写了114篇稿件，仅次于该刊创办人、第一任主编裨治文之后；《中国丛报》20年内共发表1256篇文章，卫三畏占9%强。从以上粗略统计明显可以看出：第一，卫三畏长期为《中国丛报》撰稿。他撰稿时间跨度16年，与《中国丛报》出版仅差一年；即便是在1844年11月至1848年9月返美期间，虽然撰稿数量减少，但他仍然坚持为《中国丛报》（第13至17卷）撰写了9篇稿件。第二，1848年自美归来后，他撰写稿件57篇，占总数的一半。

卫三畏撰写的114篇文章按照《中国丛报二十卷总目》30个主题内容分布四大板块：第一，76篇文章介绍中国国情。主题文章分布为：1、地理（63/17篇），2、中国政府与政治（81/4篇），3、岁赋、军队、海防（17/4篇），4、中国人民（47/10篇），5、中国历史（33/0篇），6、自然历史（35/19篇），7、艺术、科学与工艺（27/11篇），8、游记（27/2篇），9、语言、文学（94/13篇）等九方面。第二，15篇评论中外关系。具体主题文章分布为：10、商业、贸易（60/3篇），11、航运（26/0篇），12、鸦片（55/2篇），13、广州、洋行（36/3篇），14、中外关系（34/4篇），15、中英关系（38/0篇），16、中英战争（74/1篇），17、香港（22/0篇）18、中美关系（21/2篇）。第三，7篇介绍中国周边国家的概况。主题文章分布为：19、日本、高丽（24/7篇），20、暹罗、交趾支那（21/0篇），21、其他亚洲国家（18/0篇），22、南洋群岛（36/0篇）。第四，16篇记载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进展，讨论和评价基督教在华的发展得失。具体主题文章分布为：23、异教（43/2篇），24、传教（102/4篇），25、医务传教（48/1篇），26、圣经修订（40/5篇），27、教育会（31/0篇），28、宗教（29/1篇），29、传记（38/3篇），30、杂俎（37/0篇）等。根据以上统计，可以得出：卫三畏撰写文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介绍中国国情方面，如自然历史（19篇）、地理（17篇）、语言、文学（13篇）、艺术、科学与工艺（11篇）中国人民（10篇）。其实，发表在《中国丛报》上关于中国国情各个方面内容，成为他1848年出版《中国总论》的重要基础。

四、卫三畏主编《中国丛报》

1848年6月1日，卫三畏带着新婚的妻子离开纽约，经好望角前往中国，9月1日到达广州，历时90天。此时，裨治文已由1847年6月赴上海开辟新的教区，《中国丛报》由第二任主编詹姆斯·裨治文（JamesGrangerBridgman，1820～1850）主持。卫三畏回到广州安顿后，凭着资历和威望，他接任《中国丛报》第三任主编，一人负责该刊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中国丛报》的工作就完全落在了卫三畏一个人身上。他一个人负责编辑出版的全部事宜，直到停刊。由于该报的许多支持者都迁居别的沿海城市或者去了欧洲，它的发行量大大减少了，并且开始资不抵债。除了极少数文章是由以前的支持者们撰写的之外，大部分稿件都出自卫三畏之手。甚至有一期从头到尾都是卫三畏的手笔。”[20]确实，随着五口通商、传教重心北移之后，撰稿队伍流失，《中国丛报》编辑工作越来越艰难，卫三畏只好自己多写文章来保证刊物的出版。

1849年2月24日，他致信弟弟W.F.威廉斯牧师说：“《中国丛报》占用了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来到这里以后，一切事情都是由我来处理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不过还是在尽自己所能做好一切，希望能够支撑下去。”[21]

卫三畏主编《中国丛报》，工作异常繁忙，以致只能用上帝的旨意宽慰自己。他说：“我忙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同时正在编一个英汉对照词汇表……我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即使在吃饭时也会时常离开餐桌，去看看那些正在印刷的东西是否有问题。印刷室就在客厅隔壁。虽然事务繁忙，但是我想，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22]

五、卫三畏负责《中国丛报》经营发行

卫三畏来华后，不仅印刷出版《中国丛报》，而且负责它的经营发行工作。为了使得《中国丛报》顺利印刷出版，卫三畏开始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以这种经营方式补贴《中国丛报》的印刷开支。如中国丛报印刷所出版《华番通书》（Anglo-ChineseCalendar）。这是一本八开、篇幅大约100页到120页的年鉴式书籍，内容是简要介绍上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提供一些官方的数据资料，并附有居住在开埠城市的外国人名单。卫三畏把他编的每一种都印刷300册，并把出售所获得的微薄利润用来补贴印刷所开支。[23]

从1832年中国丛报印刷所在广州建立，中经澳门和香港，最后迁回广州，到最后被大火焚毁，印刷书籍如下：

1832～1851年，《中国丛报》20卷，8开本，23000卷（含1～5卷的重印卷数）。

1837年，麦都思，《福建土话词典》，4开本，300册。

1841年，裨治文、卫三畏，《广东方言中文文选》，4开本，800册。

1842年，卫三畏，《拾级大成》，8开本，700册。

1844年，卫三畏，《中国地志》，8开本，200册。

1844年，卫三畏，《英汉对照词汇表》，8开本，800册。

1844年，卫三畏，《商务指南》第二版，8开本，100册。

1845年，《中国与英、美、法三国条约》，8开本，600册。

1847年，裨治文，《马若瑟〈中国语文札记〉》，8开本，600册。

1848年，卫三畏，《商务指南》第三版，8开本，800册。

1849～1856年，卫三畏，《华番通书》，8开本，8册，共2000册。

1849年，密迪乐，《英译满文资料》（木版印刷），8开本。

1854年，博尼，《广东话词汇和口语习惯用法》，8开本，800册。

1856年，若特尔，《英国、印度、中国货币汇率换算法》，8开本，300册。

1856年，卫三畏，《英华分韵撮要》，8开本，800册。

1856年，卫三畏，《商务指南》第四版，8开本，1000册。

以上印刷品共计约38000册（卷）。此外，印刷机构还多次承印了印刷各种小册子。25年来，出版物和其他业务盈利超过12000美元。[24]

卫三畏也非常重视《中国丛报》的发行工作。1834年2月23日，它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一向遵循的准则——一次做一件事——还是让我做成了许多事。《丛报》是最艰苦的工作，但是否是最有益于传教的工作还有待观察。如果它能让基督教世界了解到传教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费。教导那些赞助这项伟大工作的人们，应该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因此请传阅送往伊萨卡德《丛报》，让你手上的3份起到30份的作用。”[25]从这可以得知，《中国丛报》已经飘洋过海，在卫三畏的家乡流传。

另据《卫三畏生平及书信》统计：《中国丛报》出版总数为21000卷，即每年合订本约1000卷，每期（月）平均发行800余册。1851年，只有300人订阅。1856年广州商馆区发生大火，库存的6500册毁于一炬。[26]1851年，五口通商后，传教士、外国商人大量涌进中国，但五口加上香港六处的外侨共计也不过1007人。[27]可见《中国丛报》在中国外侨中的受欢迎程度。

《中国丛报》每月平均800余册的发行量在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报刊的发行纪录中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业绩。在中国近代报刊中，中文报刊面对人口众多的中文读者，大多数中文报刊发行量却只有几百本的发行量，而英文报刊的读者就更少了。《中国丛报》同时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号初印600本，不久加印300本。在广州拥有很多的中国读者，但订阅的很少。”[28]同为英文报刊的《广州纪录报》，“据1836年统计，每期有280份运往南洋、印度地区和英美一些主要商业城市。该报馆还附出《广州行情周报》，1836年每期印320份。”[29]在世界报业中，以美国繁荣的纽约为例，19世纪上半期，“最大的几份报纸每期发行量可达4000份，而发行量在1500至2500份的报纸则要常见得多。”[30]

六、卫三畏是《中国丛报》停刊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851年12月，《中国丛报》出版第20卷第8期（8～12月合刊）后宣布停刊，并于12月31日在第20卷的合订本目录前发表了由卫三畏执笔、裨治文和卫三畏合署签名的停刊《通告》（EditorialNotice）。在这篇幅长达两千五百多字的停刊《通告》中，卫三畏自豪地肯定了《中国丛报》的成就，“本刊可以达到而且已经达到的成就在于：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激发对中国千百万人的精神和社会福利的兴趣；指出对中国人状况和特征尚有很多地方需要了解；以及记述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和变化。我们为《中国丛报》发行时所定的目标显而易见达到而感到满足。”[31]最后郑重地宣布：《中国丛报》正式停刊。由此，卫三畏是《中国丛报》停刊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1847年6月，裨治文奉美部会之令，前往上海参加《圣经》修改工作，并负责开辟上海传教站。而此时卫三畏远在美国，刊物只得由裨治文堂弟詹姆斯·裨治文接管。人员的变化，带给《中国丛报》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创始人裨治文的离开，使刊物失去了主心骨。在其堂弟主编期间，由于其来华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导致刊物质量有所下降。到1848年9月，卫三畏美国度假归来，立即接手《中国丛报》的全部工作。但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即：第一，撰稿人数减少。《中国丛报》撰稿人越来越少，到《中国丛报》停刊时，新来的传教士仅有三人为《中国丛报》撰稿，而此前来华的传教士却是这个数字的十倍。第二，出现亏损。

1849年9月12日，卫三畏写给弟弟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中国丛报》停刊的想法，“我一直在考虑停办《中国丛报》，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办一本中文杂志。我相信，即使《丛报》的确有存在的必要，另一份杂志也应该立即创办。现在这里的商人们对中国的情况不再像从前那样关注了，《丛报》也处于负债运行的状况，这也是我觉得应该停办的理由之一。我很愿意编这样一份报纸，但是又觉得我做这样的工作不是很合适，我比较倾向于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帮助中国人。”[32]在信中，卫三畏开诚布公地说明停刊理由：第一，想办一份中文杂志，第二，商人不支持，致使《中国丛报》亏损。第三，自己喜欢用“更直接的方式帮助中国人”，即参与世俗事务，如外交活动等。这些信息表达出卫三畏对主办《中国丛报》的态度发生了动摇。

1850年6月22日，卫三畏已经决定停刊《中国丛报》。他在写给詹姆斯·达纳教授的信中说道：“我很快就可以从繁忙的编辑工作中抽身了，因为几个月之内，《中国丛报》就将停刊。它在读者中受到的冷遇让我们觉得劳而无功。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它所带来的亏损都由我们其他业务的赢利来填补。但是现在，我们开始许多新的工作，这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我们已没有时间来精心料理《中国丛报》了。”[33]在信中，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停刊《中国丛报》的决心，也给出了解释：第一，劳而无功，读者不欢迎；第二，亏损；第三，其他新事业。在信中，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使读者感受到了《中国丛报》即将停刊的命运。

卫三畏决定停刊，但并没有立即执行，《中国丛报》继续出版。一年以后，读者在1851年6月底出版的《中国丛报》第20卷第6期卷末发现了一张小附页，标题为《敬告读者》（NoticetoSubscribers），提出了停刊的具体时间表。全文如下：“随着这一期《中国丛报》的出版，我们停止工作了。这一期发行后，我们计划的7月第七期，将拖延出版，为了找出版面发表两个在手上的消息，并插入一个别的信息。该卷的题录和附录也将随之出版。这一卷的其他部分将出版包括20卷所有主题的总目录，以感谢所有期待的读者。《中国丛报》总目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准备和进展，我们将尽快发行。对于那些近来的订户，或许会发现这一期比第一期有更多的页数，内容也比第一期和第二期多得多。同时，总目录预期超过200页，这使得这一期比以前任何一期更加巨大。一些人可能希望20卷总目录装订在一起。全套的《中国丛报》还有库存，读者不足部分可以低价补充完整的一套。”[34]在这则启事中，卫三畏没有再解释原因，表示按惯例1851年7月底出版的《中国丛报》第七期将推迟出版，而且已经停止了编辑工作，只是将手头的文章和消息整理发表；同时，《中国丛报》总目录已经开始整理编辑。因此，《中国丛报》停刊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了。《中国丛报》的出版已经进入不正常的尾声时刻。

正如附页所言，《中国丛报》第20卷第7期首页标明的出版时间是1851年7月，但该期真正的出版日期被拖延到11月1日，而且该期篇幅也如前面所言，在20年的刊期中，篇幅最大，多达168页。编者在该期最后的“告白”中交代，“这期《中国丛报》一直拖延到11月1日才出版，原因是出版工作停止前，插入诸如此类的消息，以解释其出版日期和该期日期之间的明显差异。”[35]最后插入的两则消息是美国商人奥立芬和传教士郭士立去世，这两人对《中国丛报》都有巨大的贡献，一个是资金和设备的赞助者，一个是创办《中国丛报》的助产婆和主要撰稿人。

1851年12月25日，卫三畏在致W.F.威廉斯牧师的信中写到：“我最近已经停办《中国丛报》了。等我将《丛报》的索引出版以后，我就会开始考虑开办一份新的中文报纸或别的什么刊物。”[36]卫三畏再次表达了他创办中文报刊的想法，而且提出了一些思路，“活泼一些，宗教色彩少一些”，这说明他对《中国丛报》严肃的学术性、宗教色彩和英文等原因导致不受读者欢迎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否则不会提出如此的想法。

1851年12月底，卫三畏出版了《中国丛报》第20卷最后一期，即8至12月的8～12期的合刊。这在该期首页清楚地表明“Vol.XX.——Aug.toDem.，Vol.20.Nos.8to12.”[37]《中国丛报》就此停刊。仔细阅读12月31日刊登的停刊《通告》，似乎蕴含着向读者或某机构解释、申明之意，意味着停刊背后还有一些深层的导致停刊的原因，使他倍感压力。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停刊后同友人联系的信件中，逐渐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1852年6月21日，他致信W·F·威廉斯牧师，谈到《中国丛报》停刊的真正原因：美部会的要求。“我们远在波士顿的可敬的秘书已经打算关闭我的印刷所，并把所有的出版工作交给别的印刷机构去做。安德森博士看来意欲停办所有的印刷机构、学校和医院，要这里的传教团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布道中去。我们现在和国内进行着长篇累牍的通信，他们已开始催促我赶快接受圣职——就像我在美国一样。”[38]

因此，通过上述对《中国丛报》停刊过程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前人论及的各种停刊原因，卫三畏都已交待。不管是中外关系的变化导致时局的变化，基督教新教传教中心的北移；还是《中国丛报》自身面临的资金、新闻业竞争，编者自身的个人因素，都成为导致《中国丛报》停刊的因素，它们都逐步地影响到《中国丛报》的顺利发展；其中，美部会的不支持和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去世，使得《中国丛报》失去了精神和物质支持，成为它停刊的直接原因。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造就了《中国丛报》停刊的必然。卫三畏也成为《中国丛报》最后的“送终人”。

七、结论

卫三畏为印刷《中国丛报》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负责《中国丛报》印刷出版工作达14年之久；卫三畏积极为《中国丛报》达19年之久，共撰写114篇文章，成为该刊仅次于创办人裨治文位列第二的撰稿人；他长期参与《中国丛报》编辑工作，并临危受命成为《中国丛报》第三任主编；他负责《中国丛报》经营发行工作，使该刊发行海外，取得较好的业绩；随着五口通商带动传教新局面的变化、美部会直接传教的指令以及该刊人事、经济亏损等原因，卫三畏伴随《中国丛报》逐步停刊，成为《中国丛报》停刊的亲历者、见证人和最后的“送终人”。在《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书中，作者卫斐列很好地总结了卫三畏与《中国丛报》的关系：“《中国丛报》在发行其20年之后停刊，这在卫三畏的生平事业中是一件大事。自从卫三畏到广州后，他为这份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在他旅居中国的日子里，他一直都在为此而忙碌。”[39]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丛报》在卫三畏的守护下，逐渐成为美国早期在华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刊物，是当时西方人了解和观察中国的最权威的、最详细的外文报刊，也是中国人认识西方、了解西方，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最重要桥梁和窗口。卫三畏在停刊时就充分认识《中国丛报》的价值，满怀自信地说：“刊载有价值的译文，保存史实，《中国丛报》仍将起着永久地保存有关中国和概述中国的记载的作用。”[40]在守护《中国丛报》的过程中，卫三畏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积极为《中国丛报》撰稿、编辑，成功出版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著作《中国总论》，奠定了他美国汉学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后来集传教士、外交官和汉学家于一身，成为美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

【参考文献】

[1]（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2]（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3]（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0页。

[5]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6]（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7]（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8]（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9]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页。

[10]（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11]（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12]王树槐：《卫三畏与〈中华丛刊〉》[A]，《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M]，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13]（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14]（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15]EuropeanperiodicalsbeyondtheGanges[J]，ChineseRepository，Vol.5.p.159.

[16]这里恐怕有误。因为该数字在该书的第155页则变为23000册；还有该译者用“册”，容易引起读者误会，书籍一本称之为“册”，可以。但因为《中国丛报》为每月出版，每月出版一册，一年则合订一套，称之为“卷”。

[17]（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18]（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19]（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

[20]（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21]（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22]（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23]（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24]（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25]（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6]（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27]ChineseRepository[J].Vol.20，.11.

[2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

[2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4页。

[30]（美）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展江、殷文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31]EditorialNotice[J]，ChineseRepository，Vol.20.

[32]（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33]（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34]ChineseRepository[J]，Vol.20.No.6.

[35]ChineseRepository[J]，Vol.20.No.7.p.512.

[36]（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37]ChineseRepository[J]，Vol.20.No.7.p.513.

[38]（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5页。

[39]（美）卫斐列著，顾钧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3页。

[40]EditorialNotice[J]，ChineseRepository，Vol.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