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西方传记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记的现代化与精神分析的介入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实践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精神分析开辟了现代传记叙事的新领域、新角度，并将一系列重要的传记理论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富有科学色彩的对人性、人情、人心进行深度解释的方法，作为曾广泛应用的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以及作为一场颇有声势、影响遍及各个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运动，在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从传记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传记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的专业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在1997年与1998年接连推出了两期和传记相关的专刊，其中谈到此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双向利用和相互启发。戴维·胡德森认为，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在今日已经密不可分了，精神分析与传记是“构建生命叙事的两种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构、记录其病人的个案史时常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当代的传记家则往往必须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1](P324-325)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则从文体风格的相互影响这一角度指出：“许多文学类别，尤其是传记与自传，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与观念浸透了；而我们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写作中追溯一下文学惯例的话，其结果将把我们引入一个难以把捉的双重镜像之中。”[2](P255)但客观地说，这一影响虽是相互的，但并非对等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传记从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来用以改变自身的因素，远比精神分析从传记那里所获取的东西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的实践进行总体描绘，并对精神分析的传记遗产做出评价。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历史性相遇
正如“现代”这一概念本身一样，“现代传记”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记的“现代性”也很难做出确切的界定。但就迄今为止的传记史而言，学界一般认为，现代传记大致上就是指20世纪传记，“传记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然它有其伟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3](P209)我国学者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也将20世纪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划归为“现代传记”，并认为现代传记“把表现心理真实看作更重要任务”[4](P425)。美国当代传记家詹姆斯·斯特劳斯对于现代传记也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过去，传记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众经验，而对于传主内心的、情感的动力因素则甚少注意。”[5](P86)通过考察传记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认为，现代传记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学因素在传记中的凸现；作为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理论参与并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
简单追溯一下西方学界关于传记的归属问题看法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看法。1683年，约翰·德莱顿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传记”(biographia)一词，将其界定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动、战争、谈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务”的领域。[6](P1 7)及至19世纪晚期以及整个20世纪，几乎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传记作品的文学属性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心理学的洞察力对于传记写作的重要作用。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勃夫很重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作品的影响，把自己写作的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性作品称作“心理图像”(psychography)。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首次将以人的精神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作“精神学科”。狄尔泰非常重视传记，他尤其喜欢撰写思想家的传记，在他心目中，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心理学是诸精神学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学科”，[7](P2)而“传记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在问题中的应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发展及其命运变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8](P27)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一定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但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而由于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发展，更有学者认为，现代传记在整体上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传记。[9]根据西方20世纪传记的实践情况，心理学对传记发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的影响。
弗洛伊德发表于1910年的《达·芬奇》，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正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弗洛伊德对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不满意传统的圣徒传记，也不赞成对那些创造性艺术家进行纯粹病理学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达·芬奇》并算不上典型的传记作品，但它对后世的传记写作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无可置疑的传记史意义。首先，《达·芬奇》将传统传记很少涉及的人生阶段(童年)、人性领域(性、精神病态)与心理层面(无意识动机、幻想或梦)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传记的表现范围，增加了传记的透视深度。其次，《达·芬奇》一反传统传记中重事实轻解释的倾向，将解释置于传记写作的核心，由此带来了传记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从关注外部行为的真实到追求心理真实、深度真实。再次，在结构模式、叙述风格方面，《达·芬奇》更是开一代新风，为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呈现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全书六章打乱了传统传记作品以时间为线索编织传记材料的直线形式，而是以“秃鹫幻想”这一中心图景组织全篇，形成一种放射状的结构模式，而对于传记材料的解释更常常是多元线索相交织。《达·芬奇》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范例。
弗洛伊德之后，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即精神分析传记(psychoanalytical biography)应运而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应用精神分析方法写作传记一时成为风尚，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都已经被精神分析“研究”了至少一遍。[10](P194)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为精神分析给传记发展带来的新气象和契机所鼓舞。他们相信，传主“行为背后的动机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11](P34-35)，认为精神分析的介入将有助于传记家“从圣徒传记那里夺取自由”[6](P141)。法国传记家安德列·莫洛亚在1928年的讲演中说，弗洛伊德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或人类参与的事件要比以前所相信的远为复杂。……他一往深处看，就会发现一种常常被忽略的神秘生活，而他正是这一生活的主人”[12](P25)；美国批评家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nford)在《现代传记的任务》(1934)一文中也指出，对于现代传记家来说，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对于无意识的研究者”；历史学家哈里·艾尔莫·巴纳斯(H. E. Barnes)则不无偏激地认为，1900年以前写的传记由于缺少“有效的心理学”而都是“花言巧语，一无是处”。[10](P194)
但这个时期绝大部分传记作品对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利用总体来看还是十分粗糙。其一是简化和僵化的倾向，诚如利昂·艾德尔所说，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原材料被加以简单化，有创造力的个性处理成了陈套”[10](P194)；其二是作品中精神分析和病理学术语的滥用，这尤其表现在那些专业精神分析学家的作品中。历史学家雅克·巴增对此批评说，传记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利用有些“饥不择食”，他们“运用‘神经症的’、‘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的’这些术语，幼稚地认为这些就是解释了。”[6](P158)弗洛伊德最早的法国学生之一勒内·拉福格(René Laforgue)写作的法国第一部精神分析传记《波德莱尔的失败》(1931)，就被批评家讽刺为“一份疾病的纪录”。[13](P69-70)
在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精神分析传记中，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及英国著名“新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的某些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传记作品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多注重对传主的心理探索。这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他在《三个描绘自己生活的诗人》中，用“俄狄浦斯情结”对传主进行了解释。在结识弗洛伊德之后写作的《玛丽·斯图亚特》等作品中，精神分析的色彩更为浓厚，艾德尔因而称茨威格的一系列传记作品“是把精神分析引入传记文学的最初尝试”[14](P583)。斯特拉奇尽管在成名作《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记》中，处理传主的方法主要不是心理学的，但在探索“真实内容”这一点上，其结论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他虽没有深入传主的“原始场景”，但给他的读者提供了关于传主隐秘一面的一种“半专业的、半弗洛伊德式叙述”。[15](P107)而其后期作品《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的精神分析影响已比较明显。
经过20世纪40年代短暂的停顿，接下来的50年代到70年代是精神分析传记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由专业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所写的传记作品中，出现了琼斯(E. Jones)的《弗洛伊德的生平和工作》(1953-1957)、埃里克森(E. Erikson)的《青年路德》(1958)以及《甘地的真理》(1969)；而在由文学批评家所写的作品中，派因特尔(G. Painter)的《马塞尔·普鲁斯特》(1959-1965)与利昂·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1 5卷，1953-1972)，都堪称经典之作。
尤其是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与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在传记史上更有其独特的地位。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通过这部作品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专注于童年经验的对于传主的解释模式。在埃里克森的解释模式里，自我理想和身份危机代替了俄狄浦斯情结和性，他在强调生物学因素和家庭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影响，从而“将弗洛伊德主义看待个人的观点从重复延伸到成长”，[16](P188)由此开启了“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力比多动力学模式到目前更为常用的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变”。[17](P126)他的心理历史理论由于沟通了精神分析和传统的传记方法，对于传记家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尤其在以历史人物为传主的作品中更成为一种经典范式。
利昂·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所取得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文学传统的结合上。艾德尔对詹姆斯兄弟竞争主题的挖掘、对传主小说中人物名字深层意义的考察、对传主梦的解析以及对传主愧疚感的探索等等，都显然受精神分析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利希滕伯格报告了一个令人叹服的事实：“一个由精神分析学家组成的小组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后认为，艾德尔这部包罗万象的亨利·詹姆斯传记作品综合了传记家对于传主生平和作品透彻了解、对传记艺术的精到把握以及精神分析不断发展的核心关注和探索精神。”[18](P52)西方学界给予这部传记以极高的评价，在第2、3卷出版的当年就获得普里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被公认为是20世纪西方最优秀的传记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的传记研究者也试图对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总结，如埃里克森所提出的“心理历史”，艾德尔所主张的“文学心理学”，法国批评家夏尔·莫隆为代表的“精神批评”，以及美国新精神分析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倡导的“文学精神分析学”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对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深层联系进行系统探讨，以及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传记写作实践本身进行深入研究，都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1981年北卡洛林纳大学教堂山召开了“传记的心理学”研讨会，1982年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精神分析与传记的跨学科研究”，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传记写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探讨。这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对传记与精神分析关系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方法论的争论。来自历史、文学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等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合作，对传记与精神分析的关系的理解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面。通过从“外部”引入精神分析学家这一角色，传记操作过程的主体因素以及传主与传记家的复杂关系首次以精神分析临床实验的方式得到颇具深度的揭示和理解；传记家对自己的主体因素在传主身上的投射现象也有了更为敏锐和清醒的认识，为传记家更加深入准确地描画传主的“个人史”与写作一种更为敏锐精细的、富有心理学洞察力的现代传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到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尽管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相遇作为一个“事件”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但探讨仍在继续。2003年美国《精神分析年刊》杂志出版了一期“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专刊，对自50年代以来的心理史学(其中主要是精神分析传记作品)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主编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在将“精神分析视野应用于传记写作”方面，“总会有新的方法出现，总会有新的改进和提高的空间”[19](P3)。但在传记写作实践中，作为一种传记类型的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目前基本上已经被专业的心理学家所“归化”，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常常被看做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工具”，并不具有完整的传记特征，①而在那些将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的当代传记家那里，也往往有意淡化精神分析的“理论”色彩，而更多地强调和其他心理学流派相融合，并有意引入诸如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进行多元阐释。有的作品甚至极力反对和消解传记中的精神分析的解释。②
尽管不无争议，回顾精神分析与传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相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经由精神分析的冲击和渗透，西方传记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于精神分析传记的巨大影响，由于当代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日益倾斜，有学者甚至声称：“在一般传记与精神分析传记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不同了”。[9]此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传记还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塑造了读者对传记作品的期待，这就是对深度解释的强烈要求。传记理论家艾尔姆斯说，一部令人着迷的传记作品需要“审视个人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困惑与矛盾，解释从前难以解释的那些跳跃和扭曲。”[20](P21)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未来
精神分析对于20世纪西方传记的影响是巨大、深远和整体性的。20世纪西方传记的现代化与精神分析的介入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精神分析开辟了现代传记叙事的新领域、新角度，现代传记对传主的童年经验、精神病态、梦、性欲等问题的重视，对传主的身份认同、个人神话、无意识动机和深层人格等问题的探讨，无不与精神分析的启发和灵感密切相关。在传记叙事和解释策略方面，精神分析对“时间”和“记忆”问题的一系列洞见也更新了传记家对“传记事实”和“传记证据”的看法，启发了现代传记家打破传统的传记叙事模式，在过去和未来、事实和虚构、现实和梦幻之间建立了复杂的关联，通过对传主“精神地形”的层层描摹，传记家对传主的人生做出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在现代传记的叙事伦理方面，精神分析解释了或者说“合理化”了那些容易引发伦理论争的有关传主生活的主要方面，从而使得传统传记的伦理功能逐渐让位于现代传记对于复杂人性的理解，推动了现代传记叙事伦理的转向。此外，精神分析对传记作品及传记操作过程的研究和探讨也为理解传记家与传主之间捉摸不定的关系这一长期以来困扰传记理论界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洞察力。所有这一切，都将一系列重要的传记理论问题的探讨推向了深入。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就西方传记在20世纪的新发展而言，弗洛伊德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传记家说，“即使弗洛伊德不出现的话，我怀疑我们也必须创造一个他出来。”[5](P87)传记理论家约翰·格拉提(John A. Garraty)早在50年代就曾从传记史的角度为这一介入做出了定位，称之为“自18世纪以来在传记写作中最为重要的新发展”。[21](P112)美国当代学者查尔斯·斯特泽尔(Charles B. Strozier)也指出，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没有比精神分析本身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传记的了”[22](P281)。
精神分析已经改变了20世纪西方传记的整体面貌，那么在新的世纪里，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位置在哪里？对于这一问题，精神分析学家约瑟夫·利希滕伯格的意见对我们仍有启发：
传记家要重视他自己伟大的人文传统的遗产，这一传统建立在一种关于人类的知识基础上，他总是和他身在其中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而今天，随着精神分析的到来，这一新的看待人类心灵发展的洞察力已经改变了或者说已经构成了这一时代精神。[23](P62-63)
利希滕伯格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站在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总体、时代精神以及整个人文遗产的层面上来理解精神分析对于传记实践及传记惯例的改变；精神分析在当代传记中应处的位置说到底其实也就是精神分析在当代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知识传统、在人类关于自身的知识总体中所应处的位置。历代优秀的传记家所取得的成功也都是和他们充分汲取其所处时代的优秀文化精神分不开的，普鲁塔克是这样，鲍斯威尔是这样，艾德尔也是这样；而艾德尔的成功显然得益于他对精神分析的优秀成果的创造性利用，这归根结底是他和自己的“时代精神”融为一体的结果。
与利希滕伯格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坎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则认为，优秀传记和所谓“时代精神”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张力。他的看法是，一个时代的传记的质量取决于这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心理意识水平”与这个时代所接受的关于生活的“陈旧观念”(established attitude)或“官方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优秀的传记作品应该挑战与颠覆种种陈旧观念。[24](P144)
我们认为，一方面，精神分析对曾经控制人类生活的种种“成见”作了强有力的颠覆和瓦解，更新了我们看待人性和人生的“知识气候”，③为我们的“时代精神”添加了新的要素，从而为传记家提供了探察人性的深刻眼光，极大地拓展了传记家对人类精神自由的理解，它的传记遗产理应为未来的传记家所继承和汲取；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随着它本身已经或正在形成种种“成见”，精神分析也已经或正在对认识世界和我们自身状况的视野构成新的遮蔽。这在不少现代传记中精神分析方法对传记材料的模式化处理，某种“码砖式”的机械操作中早已表现出来。[25](P3)同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相对于过时的时代精神的颠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潜伏着对这一颠覆力量的抑制。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种将欲望拖入绝境……的虚幻之物。……是一种反生命的东西，一种死亡、戒律和阉割的颂歌，一种超验的渴望，一种教士的神职，一种教士的心理。”[25](P164-165)他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向，不无偏激、偏颇之处，但对于那些过度依赖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家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提醒。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敢于突破他们自己也从属于其中的关于人性的现成观念而做出某种真正原创性的构想。
在当代，对于传记“科学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我们讨论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地位时，这一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杨正润先生认为，传记文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而“精神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都是有益的”；[27](P94)高鉴国先生认为，有三种专业知识是传记作者需要掌握的，即“历史学、文学和心理学”；[28](P83)当代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在论及弗洛伊德的传记写作时则特别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他结合了历史的、科学的和文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经验”，而其他人没有做到这一点。[29](P28)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思想与文学和艺术的亲近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而有保证的”，但他却没有把握对弗洛伊德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样的保证。[30](P219)实际上，围绕着心理学科的“科学性”问题，精神分析学派与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延续至今的“百年大战”，[31]“差不多在弗洛伊德开始发展精神分析的时候，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正致力于将心理学弄得像是一门严格的科学”。[31]弗洛伊德拒绝以实验的方法验证其理论，而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学的尊严。
针对这种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诺曼·霍兰德在《精神分析作为科学》一文中，为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作了一些辩护，希望有利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他指出，从实验证据来看，大量研究证明了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结论(当然也有一些未获得支持)；而从方法论来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holistic method)，而这种研究方法在许多社会科学甚至“硬”科学领域(hard science)也广泛采用。他认为，争论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学”还是“解释学”，或仅仅是“文学”，其实这一划分本身表现出的就是一种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错误观念，[31]他暗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无谓的论争，消除学派、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精神分析的敏锐洞察力与建立在严格实验证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所说：“我能够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最好未来，乃是一种来自精神分析和神经系统科学洞见的融合。”[32]
这一看法也适用于传记的精神分析解释。新世纪的传记写作需要将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心理学成果融入传记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去，同时，也正是在传记的历史和文学传统以及当代科学所构成的“时代精神”中，精神分析才能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传记文学实践也表明，越是成熟的影响，就越是隐蔽的影响，就越少模式化和教条性的因素。这里尤其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优秀的、堪称20世纪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无不是充满创造性的，远非我们自以为熟知因而感到已失去新意，但实际上仍是一知半解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条条框框所能包容。或许和所有充满生命力的理论一样，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激励下，精神分析理论自身也具有某种自我发展的前景和与时俱进的潜能。我们相信，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有能力将这种潜能发掘出来，描绘出富有人性光泽的、令当代读者惊叹不已的人生图案。我国的传记文学在20世纪出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21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良好前景。有学者大胆预言，21世纪的中国传记文学将会“产生优秀的伟大作品，出现优秀的、伟大的传记文学家”，但他同时也指出，要出现这样的诱人景象，中国的传记文学家必须“在借鉴国外优秀传记文学的经验的同时，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33]而20世纪国外优秀传记文学的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来自于精神分析的成功介入(当然也有不成功的实践所带来的反思和教训)。目前在我国传记界，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精神分析心理学视野的传记作品。但总的来看，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精神分析诸多合理因素还远未为我国传记写作者所充分吸收。在我国传记的现代化过程中，精神分析仍大有可为。我们需要总结并借鉴西方传记实践的成败得失，将我国优秀的传记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传记方法结合起来，将传记的文学、历史传统和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提高我国传记文学的健康发展与整体水平。
【注释】
①从威廉·T·舒尔茨主持的“心理传记”网站http：//www.psychobiography.com/biblio.html上提供的1999-2005年的“心理传记”研究的目录来看，主要是单篇的论文，传记专著很少，而论文则主要是心理学对于传记材料的“利用”。
②谢尔登·诺维克在1996年出版的一部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中就对艾德尔的经典作品《亨利·詹姆斯传》中的精神分析色彩表示不满，“艾德尔写的不是詹姆斯的生活，而是无意识以及机械般的俄狄浦斯冲突”，他认为，艾德尔对詹姆斯“同性恋”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现在看来已经非常老套了”。Sheldon M. Novick, Henry James：The Young Ma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 xiii.
③乔治·莫里蒂斯说，“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通过那些特殊人物的生平来表达我们情感，界定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传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知识气候”。Sumuel Baron et al. eds, Introspection in Biography, The Analytic Press, 1985. p.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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