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16日在北京宣告开业。这说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与诸如设立亚投行等机构的相关倡议，已初步取得成功。从另一个层面看，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发展进程显示，中国已渐渐具有了西方所称的“思想领导力”，即制定国际经济政策章程的能力。下文将分析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的原因。

一带一路在亚洲之外也颇具影响力，并凸显着其重要性。欧盟最近顺应中国早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容克计划”（Juncker Plan）。欧盟负责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事务的欧委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访问北京时强调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中欧经济融合。中国与欧盟成立了一个包括欧委会与丝路基金（the Silk Road Fund）专家在内的联合工作组，推进此项工作与其他形式的合作，以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欧盟希望“容克计划”对接一带一路的原因显而易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表现对比鲜明。从2007年第三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的八年间，欧盟GDP总增长2.7%，即GDP年均增长率为0.3%。同期中国GDP总增长88.8%，即GDP年均增长率为8.3%。也即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速是欧盟的近28倍。

中欧经济表现差异巨大的原因毫不为奇。最新数据显示，从2007年至2014年，欧盟GDP增长所有组成部分的增长率均低于2007年水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同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0%。欧盟经济因为投资下降而陷入停滞，中国经济因为投资增长而快速增长。“容克计划”拟通过新增3150千亿欧元的投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欧盟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诸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与《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等西方知名经济分析人士也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金融危机后西方摆脱增长放缓的关键。萨默斯呼吁“趁当前经济减速期，更新与扩建我们的基础设施”，沃尔夫则呼吁“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容克计划”是欧盟照此方向迈出的的第一步。

显然，欧盟新推出的“容克计划”理念与中国早前倡导的一带一路理念有所重合。稍微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理念，聚焦于基础设施与贸易。

二战后直到创建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美国主导的所有贸易倡议，重点集中在关税和法律改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理念，以基础设施投融资作为核心要素，体现了中国在“思想领导力”方面的创新。

尽管受到美国的反对，中国的新式倡议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功，继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加入了亚投行。涉及更多欧洲国家的“容克计划”应运而生，与一带一路趋同的理念也为中欧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

乍看起来，“基础设施与贸易紧密挂钩”的理念不是先由西方提出来，可能会显得奇怪。贸易与投资两者相关性所带来的积极正面影响，在经济学上早有论述。哈佛大学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华纳（(Andrew Warner）两位教授对开放型经济优势所作的研究发现：“开放型经济体投资占GDP的比重明显较高，其投资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与一带一路首次明确将投资与贸易挂钩，体现中国具有“思想领导力”。

第一个方面是实践——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相较西方具有优势，这是由于中国吸取了西方教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向奉行“私企好国企坏”。因此，萨默斯、沃尔夫等提出的“由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建议，从意识形态层面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同时西方也几乎不存在这样的结构，足以实施此类政策。

中国则正好相反，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中国经济结构是由国企与私企组成，不过国企占主导地位。因此，国企能在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与中国的实际优势相并行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创建以基础设施发展为基础的学科。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 2013年所著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中指出：“全球应进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但出于同样的原因，正如萨默斯与沃尔夫的建议遭到拒绝一样，林的建议也未被西方国家采纳。

中国新型智库所提出的同样的建议，正在被中国政府所采纳，并付诸实施。我的中国同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全体同仁在执行院长王文的带领下，提供了许多研究报告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一带一路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关注：先是吸引媒体与经济出版物的关注，然后欧盟付诸实施，推出“容克计划”。这个明确的过程说明，中国的“思想领导力”在重大的经济政策领域开始有所体现。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中国在经济思想领导力方面的总体经济地位与发展地位。

林毅夫在其任职世界银行期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总体框架，随后他回到中国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新结构经济学分析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本将不断增加，产业将不断升级。基础设施投资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理念与同为中国人首创的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总体框架相吻合。

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过程也如出一辙。2014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呼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并指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他还强调，智库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人大重阳为一带一路的最终出台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西方一些人宣称，习近平的提议不可能实现，中国智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阻碍智库的思想原创性，智库具有中国而非西方特色会抑制其全球性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会阻碍新智库的发展。但正如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影响显示，他们的说法彻底破产。

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一家中国智库如果只会对西方思想鹦鹉学舌，根本引不起国际人士的兴趣——如果中国的某个人主要模仿西方思想，那么西方读者阅读美国或者欧洲的原版书籍，会比阅读中国的二手山寨作品更有兴趣。所以，只有中国特色智库才可能拥有全球影响力，正如一带一路一样。

此外，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框架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更有助于理解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西方经济学中，“贸易”与“投资”是单独的分类。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贸易”与“投资”并不是分开的，而是“劳动社会化”发展的例子——贸易是劳动分工的直接形式，投资是生产过程中的间接劳动投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有助于理解一带一路理念。也即是说，一带一路、亚投行和其他倡议的政策意义与思想领导力，源自中国经济与其理论框架的实际经验。

当然，中国的经济思想领导力要在西方形成影响力，仍然面临现实的困难。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语言。只有少数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成最广泛的国际语言——英文。稍微多一些的其他中国经济学家的作品则只能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而且非常之贵。因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所著的卓有价值的作品应被人知晓，而不是仅仅因为缺乏翻译而不被国际知晓。中国智库——人大重阳正在筹备的2016年北京G20峰会，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见解被更多的国际同行知晓。但要全面克服这些实际问题，让中国经济学家的声音常态化地在国际讨论时出现，则需要数年时间。

一带一路能引起广泛影响，是因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理论模式，而且对中国与其他国家来说是一项涉及数千亿美元投资的实际政策。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具有付诸实施的动力，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这是一带一路与相关倡议不仅具有实际政策影响，而且能体现中国经济思想领导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