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热烈讨论。中国国内反应非常积极，境外则对此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为“事实胜于雄辩”这句格言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范例而已。事实是，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虽然美国的政治媒体和以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者试图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搞清楚它们阻止投资流入中国的企图及其落空的原因，对于判断国际经济形势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它解释了为何共同富裕政策会提振中国经济。笔者将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阐述事实，然后再对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磁石”
共同富裕引起大讨论的全球宏观经济背景是——中国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而美国却深陷疫情泥潭，这使得国际经济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
为避免2020年疫情数据失真，笔者将中美近两年的GDP数据进行比较：从2019年第二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11.4%，美国经济增长2.0%，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美国高9.4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8.2%，美国经济则增长29.0%——中国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
鉴于中国自疫情中复苏的速度远快于美国，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国投资的“磁石”，甚至美国国内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被视为美国最顶尖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7月份得出的结论——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的情况根本没有发生，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有价证券投资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随着中国继续引领全球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中复苏，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正在加倍。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下降近40%，但中国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则增长了10%以上，达到2120亿美元。因此，2020年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达到四分之一，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这一衡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广义指标包括新增的非金融投资、现有非金融外国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以及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外国投资和再投资。
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继续加速，第一季度达到980亿美元，几乎是2020年第一季度的三倍。笔者估计，中国2021年的直接投资流入总额将创出历史新高。同时，对中国的投资组合流入也在激增。截至2021年8月，国际权益类投资者已经买入了约350亿美元的中国在岸股票，比2019年高出50%。而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政府债券的购买量甚至更大，截至2021年8月，达到750亿美元，也比2019年高出50%。
事实上，美国公司也看好中国，纷纷为进一步加大对华投资做准备。正如彭博新闻社2020年9月在题为《华尔街也想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共同基金行业分一杯羹》的文章中指出的，40多家跨国公司已经成立了合资企业……贝莱德刚刚获准在中国设立全资共同基金公司。瑞银集团也表示正考虑在华扩大经营。2021年，美国顶级公司纷纷加大对华投资。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宣布将为一只新基金筹集10亿美元，用于对华投资。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也一直呼吁加大对华投资。
而乔治·索罗斯撰文唱衰外国对华投资，并试图论证共同富裕政策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其实是为了呼应美国的对外政策。在进一步分析索罗斯关于外国对华投资的谬论和类似观点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索罗斯所言经不起推敲。对于索罗斯认为的“财富应该集中在富人手中”，笔者认为，首先，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索罗斯的言论令人反感；其次，如下文分析所示，这样做在经济上是低效的；最后，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社会动荡——美国近期内政动荡不稳就是明证。
共同富裕政策将提振中国经济
实现共同富裕并不仅仅关乎狭隘的经济问题。作为中国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一部分，共同富裕政策将通过提振中国经济，最终实现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目的。
在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急剧上升。1974年，美国50%的底层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9.8%，2019年，这一比重降至13.3%；同期美国1%的最富有者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从10.4%升至18.8%。至于财富方面，同期美国50%的底层人口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从2.1%降至1.5%，美国1%的最富有者这一比重则从23.7%升至34.9%。但就同期经济增速而言，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3.1%降至1.7%。不平等加剧与经济增长变慢不无关系，反之亦然——这与索罗斯的观点正好相反。美国经济的这些现状在理论上很容易得到解释。这些问题也显示出为何共同富裕政策是有益的。
马克思固然已经用最简洁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但这些数据同样也清晰地遵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指出，消费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必要的消费——这维持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购买能力来自普通民众的工资和其他收入。但是，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并非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财产——在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来自公司利润。这种财产收入可以用于两个方面：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者购买奢侈品。马克思认为奢侈品消费是一种非必需品的消费，是只有资本持有者才能进行的另类消费，“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
有必要指出的是，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讲，“奢侈品消费”不仅仅是指购买奢侈品（跑车、皮衣等）的行为，而且还指将财产收入用于消费（尤其是收藏名人字画等艺术品），而非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行为。财产收入的不同用途将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投资是生产性投入，因此会促进经济增长——每个经济体系都需要投资。但奢侈品消费既非生产投入，也非经济增长投入，因此，任何奢侈品消费都会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入。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学视角来看，只要资本持有者将其财产收入用于生产性投入，那么它就是在投资。然而，一旦资本持有者沉溺于奢侈品消费，那反而是在不断消耗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提振大众消费占经济比重，或是用于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可期。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尚无法完全消除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这种现象，只能将其最小化。
这一经济原则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众所周知的。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以瑞典、挪威、芬兰和丹麦为例——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奢侈品消费和不平等，同时允许资产阶级进行高水平投资。也就是说，在“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中，将财产收入用于投资被视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用于奢侈品消费则被视为不利于经济增长。众所周知，以“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发展的国家，其民众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在世界排名最高——如果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00%，那么丹麦为82%，芬兰为81%，瑞典为79%。这一框架清楚地说明了为何美国的不平等加剧令经济增长放缓而非加快。美国财产收入占经济比重有所上升——私人公司的净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从1974年的21.0%升至2020年的24.6%。但是，这一不断增长的财产收入并未用于投资——同期私人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从21.8%降至17.8%。也就是说，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财产收入用于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用于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则有所上升。因此，正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财产收入占美国GDP比重上升和不平等加剧导致了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显然，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将财产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费是一种浪费。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或两者兼而有之）购买提高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和对社会有益的资源，也可以用于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这并非首要目标，但如果两者皆可达成，那么这将使中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外国投资目的地。
索罗斯那些人的观点认为，更大程度的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因此，不平等有可取之处。但从事实出发，综合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考虑，再与美国近期发生的情况进行对比，索罗斯的双重谬误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中国走共同富裕之路，减少用于奢侈品消费占经济比重不会损害中国经济，相反会提振中国经济。从经济理论和美国经济事实出发，索罗斯的谬论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而他唱衰外国对华投资的主张终究会落空。
罗思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21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