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彰显的时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贫困之境，学术自主性不足，学术研究的空间也往往受到越来越多的其他力量的牵制。而作为学术场域边缘之传播学更因为长期没有获得知识界的认同，而显得尤为焦虑，相关的学术反思活动也没有停止过。传播学理论的建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力量作用的结果，制约性的力量既有来自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规训与诱惑，也来自学术场域日益严重的官僚做派以及学术场域内位置与权力之争，甚至还有其他学科的冷遇与抵制。长期的边缘学术地位，使得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受到严重挫伤。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进行自主性的反思，打破学科壁垒、重视概念再造、注重学科交叉、直面人类的困境与苦难，努力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揭示和建构知识统一的理论体系。
1959年，雷尔森教授就指出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不过，那时的传播学界还充满着新生的朝气，所以雷尔森教授的文字时常被人提及，但似乎批评者多而反思者少。就在雷尔森文章发表的同一期刊物上，编辑还特意安排了施拉姆和其他两位学者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在笔者看来，虽然雷尔森的观点有些悲观，但冷静地反思传播学本身存在的危机，在繁荣热闹之中探寻可能无法收拾的败像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二十多年后施拉姆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到20世纪80年代，“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
为深刻研讨传播学的困境和发展方向，美国《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躁动的场域”（FermentintheField）和“场域的未来：分裂与凝聚”（TheFutureoftheField：BetweenFragmentationandCohesion）为名，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组织过两次大论战，两次讨论规模都不小，分别发表了35篇和48篇文章。两次讨论都涉及“学术身份”和“研究范式”等这些核心问题。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经指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即试图“连根拔起”传播学研究的深层危机问题，也就此提供一些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传播学的危机
第一，学术知识中，传播学的贡献相当低。美国著名的新闻传播刊物《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在1999年冬季号上曾刊登一篇文章，该文介绍说，自该刊1924年开办“新闻学公告”（Journalismbulletin）栏目以来，先后评介过5000本著作，那么，如此众多的学术著作中，哪些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呢？该文通过调查业内专家，列出了35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学著作”，这些著作包括英尼斯的《传播的偏向》、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等等。这些著作，确实可以说是传播学领域的一时之选。不过，笔者通过美国社会科学文献检索系统（JSTOR）检索发现，除了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被社会学、营销学和农业推广学之类的学科广泛引用外，其他的传播学著作被传播学之外的学科引用的量并不大，有些著作甚至没有被人引用过。
这一问题曾引起过一些传播学者的关注，如休梅克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在理论上，传播研究者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假设，也有一些研究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明显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因此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而不是依赖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二是我们自己研究得出的理论常常被同行们忽视，我们引用其他社会科学期刊的次数明显比他们引用我们学科的多，因而，我们必须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中建立联系。在效力上，传播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受到公众和传播业界的双重质疑：你们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吗？它们到底是什么[5]？
第二，方法论的贡献同样不能高估。随着学界对传播概念的理解的变化，研究方法的选择也由创立之时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独爱到当下多元方法并存。但这些方法大多源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传播学尚没有发展出本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来。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科总是在研究方法上争论不休，则表明这个学科本身是不成熟的。传播学正是这样一个在研究方法上还争论不休的学科领域。
第三，缺少统一的范式。鲜有人能说清楚传播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分析不同的传播学教材即可发现，基于编著者个人的喜好，编写出的教材内容相差很大。安德森曾经对7本传播教科书中的相关传播理论数量进行统计，发现总共出现249个不同理论，其中有195个理论是仅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中，而同时出现在两本教科书中的只有22％，至于同时出现在三本以上的则不到7％[6]。从这一结果看，传播学“理论”样态多而散。此外，本尼格也曾统计过传播相关理论被引用的次数，试图找出最核心的传播理论，但结果令其失望[7]。
这一结果表明，传播学科的知识内涵不明、缺乏核心理论。究其原因，实乃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尚无共识。学界的分歧表面上是观念之争，实则是学术场域权力之争。因为，“在文化资本的类型与社会学的形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作用，不同的研究者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又把自己所采用的社会学的形式作为唯一合法的形式来加以维护”[8]，在这样的学术场域权力之争中，合纵连横，谁都想夺得霸主地位，认真坐下来商讨学科的进步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同样，似乎也没有一个学者能告诉学生们，未来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传播与技术？传播（媒介）批评？文化研究？健康传播？修辞研究？传播政策？话语分析？沟通与认同？抑或是传播的无奈？未来的传播学研究是要回到芝加哥学派的视角，还是继续现有的行政研究方向？基于个体的测量更能代表传播学的方向，还是强调社区或社会的研究才能真正揭开人类的传播现象之谜？
科芮普多夫教授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对“传播”的六种隐喻（Metaphors），即容器隐喻、渠道隐喻、控制隐喻、传输隐喻、战争隐喻、舞蹈仪式隐喻。通过对这六个隐喻的分析，作者告诉我们，对“传播”的理解需要有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重点，因此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论建构[9]。应该说，他的这篇文章与凯瑞（JamesW.Carey）那本《作为文化的传播》提供的传播意义的论述，同样有着较大的启发意义，惜乎中国大陆学者关注不多。在美国，他们的观点似乎亦非主流。
第四，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传播在芝加哥学派那里是解决移民社区的融合问题，在施拉姆以及其他四大奠基人那里是为解决传播效果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对现实生活都有很强的关照。但现在的传播学逐渐成为象牙塔里的苦思之作，许多成果成了空洞的符号堆砌，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布尔迪厄曾指出：“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但十分遗憾的是，今天，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模式，其基础恰恰就是具体研究和纯理论家的‘无对象理论’之间壁垒森严的区别和实践中的相互脱节。”[3]214传播学领域似乎更甚，为在学术场域中获得一席之地，一些学者忙于建构各种各样的理论，至于这些理论解决了什么现实问题就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了。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要追问的是：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何在？我们这些所谓的传播学者的出路又何在？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进而为人类知识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二、传播学如何走出危机？
制约学术进步的首要因素是体制因素，这包含评级制度、发表制度、出国访问的选拔机制等等。这种体制“以行政管理的手段将学术强制纳入国家权力的轨道；它奴役我们的思想，践踏学术的自主和自觉，也即在窒息学术”[10]。不过，学术生产者自身也存在大量问题。邓正来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每当一些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或热点问题凸显出来时，总有些论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乐此不疲地紧随其后，不经科学地思考，甚至未经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其中的许多研究“在学术上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不仅没有在前人就此问题而形成的知识脉络上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证明或证伪，也没有作出理论上的创新，成为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研究此一问题的知识基础，更没有对这些问题转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前提作出追究”[11]。这一现象在传播学界似乎相当普遍，那么传播学如何走出危机呢？我想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正视的：
其一，传播学研究需要走出学科的迷障，以研究问题而不是学科定位为出发点。人类的特长之一，就是有严格的事物分类能力，正是这样的分类能力和命名能力，将混沌的世界变得秩序井然。但问题亦潜伏于此，因为这样的分类与命名左右和控制着我们原本可能更为有力的洞见。人类的知识划分也是如此，被划分的学科使每个进行科学研究的人可以各安其位，同样也秩序井然，但这同样会限制我们的创新能力，试看，许多重要的知识创新不就是由一些学术的流浪汉们完成的吗？
布尔迪厄一直反对早熟的科学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琐碎的劳动分工。在他看来，非此即彼的选择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为唯理论主义那些空洞无物却言之凿凿的抽象概括和实证主义虚有其表的严格观察，提供一个正当性理由，对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分工而言，是将他们在能力上的局限合法化。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也对学术科层制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他认为受现代化推动所产生的社会科层化问题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活力，学术科层化不利于思想沟通和碰撞，更不利于开阔学术眼界，由此，理性化的恶果蔓延到社会研究领域。
所以，传播学千万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小学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精于调查方法，工于效果分析，行政管理研究导向比较明显（而近年火暴的健康传播研究和一直兴盛的政治传播研究，就是因为这两个研究方向有大量的经费支持）。在笔者看来，美国的传播学刊物无外乎这样的同义反复，真正的范式创新似乎遥遥无期，就算近几年盛行的传播心理学研究趋向，也不见得会有范式革命的力量。诚如米尔斯在批判美国社会学界时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对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变成对一定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也不大重要的事实的罗列。而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趋于成为调查所有事物方法的专家，在其中某些人那里，方法已变成了方法论。其结果是，因为拘泥于特定的研究程序而导致想象力的丧失。相反，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研究的形式，而是从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洞察现实生活，我们的理论创新之树才会长青。
卡茨教授曾在一篇文章写道，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骚动来自多种学科的“入侵”以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回归。他认为，首先，内容研究最能反映出传播研究范围的拓宽和短期效果研究的后退。内容分析的单位从文本（text）转向了类型（genres）。其次，“历史”再次进入了传播研究的视野，这就使长期效果，如媒介技术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走到了研究的前台[12]。罗杰斯和查菲曾合写了《传播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凝聚还是分离？》一文。罗杰斯认为，传播学正从内部开始学科建设，传播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统一理论；查菲则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13]。
著名的华人传播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潘忠党教授一次和笔者聊天时说，“我从来不考虑我是什么学科的学者身份”。这样的话，社会学家戈夫曼在一篇访谈文章中也说过，“Ican'ttakeanythatlabelingveryseriously”。罗杰斯在其著作中还这样描述过被称之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H.D.拉斯韦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学家来培养的，但是他的思想如此兼收并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以至于他不适合任何学科的束缚。”[14]看来，大师们的想法是相通的。
其二，传播学需要关注一些人类普遍关心但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们一道，回答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不能自说自话。在笔者看来，诸如“自我”、“善”与“恶”、“快乐”、“需求”、“权力”与“权利”、“结构”与“秩序”、“时间”与“空间”、“真实”、“自由”、“民主”、“正义”、“平等”、“发展”、“共同体”、“阶层”与“社会网络”等等都是人类普遍关注的知识，但传播学似乎很少为这些知识提供理论基础。
社会学出身的塔奇曼教授，花了一些精力研究了新闻生产领域中的权力问题，便立即引得我们击节共鸣（她的著作也被列入20世纪最重要的传播学著作之中），那是因为她的问题问得好，她是从微型权力的角度去分析新闻生产问题的，此前，传播学家们虽然也关注新闻生产过程，但很少从这样的角度来寻求问题的答案。而正是缺少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知识的持久关注，导致传播学科许多成果看起来很精细，也很有功力，但一旦放到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就会发现，这些研究的贡献并不大。笔者不认为传播学界没有这样的野心，实则是我们学界限制了自己的眼光。
其三，需要传播学家们分析梳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并建立一个相当开放的学科体系。指出传播学家要走出传播学狭小的天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些相对集中而又能体现本学科特色的概念体系来支持。在本人看来，传播学研究需要立足于自己学科的核心框架来关照人类的普遍知识。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有自己的身份定位，但另一方面又要将自己的分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
在库恩看来，理论就是明确的概念体系。传播学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按照库恩的说法，当然就谈不上理论了。纵观传播学领域，“理论”之多令人无所适从，以至于有学者追问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传播理论[15]。诚然，传播学有各种所谓的“研究的里程碑”，也有众多的学术星光在闪耀，但这些理论片断、学术星光，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链。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基本的概念抑或理论框架，都给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仿佛只要装进篮子里的都是菜，传播学就成了一个大杂烩，看不出什么是主菜。这样的结果可能会使我们迷失。
那么，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呢？在笔者看来，杜威笔下的“沟通”，米德那里的“符号互动”或者萨林斯笔下的“文化象征体系”，福柯、西敏司、杜赞奇等人笔下的“权力”或“权力网络”，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公共空间”，哈耶克、伯林的“自由”，卡斯特笔下的“网络社会”，葛兰西笔下的“文化霸权”以及卢卡奇笔下的“意识形态”和布尔迪厄笔下的“社会资本”都是可以参考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研究进路来再造这些概念，就像布尔迪厄对一些既有概念和理论进行“转移调用”进而达到理论创新一样。
其四，学术研究的目的终究是服务人类自身，其研究对象的核心总离不开一个大写的“人”字。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曾谈到思想必须关照人类自身时说：“要是真观念对生活没有好处，或者要是关于它们的认识的确不是有益的而只有错误的观念是有用的话……如果世界是那样的话，我们的责任毋宁说是逃避真理了。”[16]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指出：“我把我放到作为中心点的生命概念里去；从这里开始，有道路一方面通往灵魂和自我，另一方面通往观念，通往宇宙，通往绝对……生命显然是我们作为有灵魂的主体所能直接接触的最外在的客观性，是主体的最辽远和最坚实的客观化。连同生命一起，我们就站立在自我与观念、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宇宙之间的中点上。”[17]
人的生命和尊严，是人自身珍惜的对象，当然也是学术研究应该珍惜的对象。这应该视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公理条件。因此，从传播的角度看，平等的对话、充分的商议，是我们这个社会运作的基石。是以，当我们的研究沦为特定阶级阶层的代言人，或者可能成为国家机器剥夺人们过有尊严的生活的鼓吹手，甚至可能成为部分人借以愚弄大众而获得私利的工具之时，我们应该反思。以边沁的观点来看，提升最大范围内的人的最大快乐，也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而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更是传播学研究的关怀核心。因此，带有一个关怀之心，以容忍之胸怀来研究人类自身的交往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平衡与互惠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基本关怀，我们就会剔除许多伪学术问题，比如是否应该限制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问题，是否应该公布个人隐私问题，是否应该“给”公民以自治权或民主权问题。
其五，与政治权力和商业权益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学术理性思考的前提，也是学术获得独立尊严的保证。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思想，主要有三重向度——学术向度、道德向度、政治向度。布尔迪厄认为这三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社会学对人类的苦难和时代的困惑无动于衷，或服从于政治权威，那么其学术品性便无从谈起。但自从芝加哥社会学派独立与批判的研究立场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退场之后，美国的整个社会学研究就步入了行政管理研究的圈子。因为“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这是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有关的过程。而芝加哥社会学‘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经常和官方出于政治原因奉为神圣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受到保守派主流文化的压制，逐步趋于衰落”[18]。这种学术场域内的权力转向很快就对新生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立即主动加入战时传播方面的研究，他们“服务于政府机构如战时信息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国会图书馆等，乃至投入反对极权主义的宣传战……‘机构操纵’作为宣传分析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消失了，学者们更聚集于能使信息产生态度与行为效果内部过程、机制及因素的研究，效果不光写在研究小组的《备忘录》中，而且在学者们的实际研究中被不断强化和凸显”[19]。这一转向从正面来看，传播学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并很快在高校获得广泛普及；从负面来看，传播学一开始就失去了学术的自主性，主动成为政治权力的奴隶，进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学术尊严。
当年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应邀参加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时，被该项目“类似于工厂一样的气氛”所震惊，他写道：“我对业已进行的研究的第一印象是：完全没有任何详尽理解的痕迹……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和同事们交谈，听到诸如‘喜欢和不喜欢的研究’和‘某个节目的成功或失败’之类的话语，对于这些说法，我一开始几乎就听不懂……”①阿多诺对此类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学术研究的进行应该推进知识的新领域，而不是为了使富有的媒体巨头能够变得更加富有”；就研究方法而论，“认为在刺激物中发现的社会含义与体现在‘反应’中的社会含义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一致性，这是天真的做法”②。李金铨教授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20]
我们大陆的一些所谓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沦为被动的政策解读者（之所以用“解读”，是因为我们甚至很少有创造性的“阐释”），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评立场；而今天，他们又华丽地转身——投进金钱的怀抱——为商业营利者出谋划策，学术成为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隶。可怕的是，这样的“研究”似乎越来越成为大陆学界的主导，自由的研究越发变得弥足珍贵了。如果我们看一下某些社科研究基金的资助项目指南或者一些人撰写的著作，应该不会太难发现这样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社会学教授郑也夫直言，他从来不申请什么社科基金这样的东西。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的混乱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学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学术性的。企图忽略这个事实，正是引起进一步混乱的原因之一。”[21]82这就意味着，学术界不但要在“科学上”和“学术性”的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在“道德上”和“政治性”层面进行反省。
这不由令笔者想起了韦伯。在笔者看来，韦伯的“价值中立”不仅仅是要祛除研究者的主观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彻底把社会科学从为当权者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为了强调研究者有权利、有义务独立解决问题，而不必考虑所得出的结论对国家事务有利还是有害。韦伯认为，在成熟的讲究方法的研究中，价值中立可以把社会科学从政策制定者的巨掌下解放出来。它会结束社会科学的无自由权状态，为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扫清道路……”[22]9布尔迪厄也一再强调，社会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要想增强科学场域的自主性，只能诉诸旨在巩固社会科学中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而要想改革沟通结构，只能依赖一种现实主义的科学理性政治，方法是协助改变那些生产科学的领域的作用方式，改变在这些领域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的性情倾向，从而改变在形塑行动者性情倾向中发挥最为重要作用的制度机构，那就是大学[3]。只可惜，中国的大学也越来越行政化，蔡元培先生那样“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已渐行渐远了。
其六，主义可以拿来，问题须土产的，但理论的关怀应该是全球性的。秦晖教授曾认为：“‘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23]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即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利用西方的理论来关照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会是一种双赢结果：一方面，我们能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并为我们选择的西方理论提供另一种注释；另一方面，我们又解决了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说，这样的选择对长期处于表象上的“主义自明”（实则思想封闭）的中国学者们来说，有利于增强其学术对话意识，走出自说自话的学术场域。但当我们希望自己的理论进入世界学术话语圈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我们虽然拿来了主义，也可能解决了现实问题，但理论的创新很少。怎么办？
布尔迪厄以其杰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主义可以拿来，问题是土产的，但理论的关怀则是全球性的。布尔迪厄一生研究的素材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也就是说，他的问题是土产的，但其理论建构不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启示意义，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启示意义。比如他研究的法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法国的电视与知识分子、法国的科学场域以及基于兴趣而产生的社会区隔等等，案例和问题几乎都是法国本土的，但其解释的力量却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传播学研究只有胸怀这样的志趣，方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提供理论支持。
总之，传播学的荣与枯已经是相当紧迫的问题了。我想真的是需要传播学研究者好好思考了。
注释：
①TheodorAdorno，“ScientificExperienceofaEuropeanscholarinAmerica，”转引自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②同上，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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