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自从韦伯提出“新教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说后，大量的文献对此进行了检验，并试图揭示新教促进经济繁荣的不同渠道。Ying Bai 和James Kai-sing Kung近期在JEEA上发表的“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一文，就新教会对1840-1920年中国的经济有何与众不同的影响进行了严格地实证分析。他们发现，每万人中新教信众增加1人能够带来城市化率18.8%的提升（在城市化率均值处衡量），而这一提升的90%可被教会建立学校和医院带来的知识传播这一新渠道解释。
作者利用Stauffer（1922）对清代长城以南的14个省1175个县的基督教调查实录，使用其中的城市化率作为度量经济发展水平的被解释变量，每万人中新教信众数量作为度量新教传播的关键解释变量，发现新教而非天主教的传播对城市化率的提升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关系在控制了初始经济条件、西方的宗教和经济渗透、政治、地理以及人口等其他影响城市化率的因素后仍成立。接着，作者对1841-1915年间每五年的新增现代企业数与新教传播存续时间的关系，进行固定效应（FE）回归，同样证实了新教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为了消除新教传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利用1900年“义和团运动”导致的传教活动差异的冲击，以“东南互保”(Yangzi Compact)和与最近的教案发生地距离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由于在“东南互保”覆盖的区域，传教士的人生安全会得到官方保护，给定传教士逃离教案发生地的距离一样，其逃到“东南互保”区域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导致了传教活动地区再分布差异。以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显示新教传播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更大，每万人中新教信众增加1人能够带来城市化率18.8%的提升（在城市化率均值处衡量）。
传教士在中国除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之外，还建立了各级学校和医院。因此，作者将每万人的教会初小学生数、高小学生数、中学学校数量和医院数量作为教会活动度量的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发现新教传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再显著，而教会活动对城市化率的影响主要来自于高小、中学和医院，而不是初小。初小主要是扫盲教育，高小和中学则提供职业培训和系统的西方科学知识教育，而医院则带来了西方的医疗知识，由于所有的信众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不足0.1%，因而作者认为新教对于经济繁荣的影响不可能是来自工作伦理或识字率，而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作者通过进一步控制读经学校的数量，发现宗教观念的传播对城市化率没有显著影响，证实了“知识传播”假说的稳健性。随后作者通过一个三阶段估计发现，新教对于经济繁荣的贡献90%来自于知识的传播。
虽然韦伯认为新教可能不会像在欧洲那样在中国起作用，然而本文证据表明，新教传播对20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但这种贡献不是来自识字率的影响，而是来自于教会建立的学校和医院传播了大量现代经济增长所需的“有用”知识。由于上述故事发生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不利于经济增长知识的背景下，这使得本文关于知识传播的观点更为可信。
【论文来源】Ying Bai and James Kai-sing Kung,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Journal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Volume13,2015,Issue 4, pages 66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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