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入大学，课余写作便几乎成了他养活双亲和弟弟妹妹们的唯一手段。1884年大学毕业后，他大概也不得不靠业余写作补贴家用。 因此在写作上便难免急功近利，追求数量，发表的大量作品大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至今脍炙人口的佳作，如《一个小官吏之死》、《变色龙》等。当时契诃夫对自己的作品也并不看重——发表时从不署自己的本名，而是使用了契洪特等四十多个笔名。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1822—1899）从他的作品里看出了他的天才，1886年3月2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尊重自己的天才，并建议他写精品署自己的本名，往大杂志上投稿，而且答应帮他找到稿费优厚的刊物发表。契诃夫深受感动，接受建议，开始严肃对待自己的写作， 结果便产生了许多传世名篇。
我觉得应该把格里戈罗维奇的“尊重自己的天才”这句话，转赠给我的那些可敬的文友们 。
怎么尊重自己的天才呢？
格里戈罗维奇在当时以及后来 给契诃夫的信里提了许多建议， 主要精神概括起来就是 ：不要把天才浪费在写无价值的东西上，不要草率，要打造精品。
怎样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想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重视题材和主题思想提炼
歌德说过：“对，还有什么比题材更重要的呢？如果题材不合适，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1页）
鲁迅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里建议：“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我觉得鲁迅这句话，是他自己创作和观察别人创作的心得，语重心长，也含有重视题材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技巧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高出多少，而是因为他们写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没有涉及的、读者关心的重要题材。
中外文学史上都可以找到很多事例来证明我们的论断。
如俄国果戈理《死魂灵》的出版之所以震撼了当时的俄罗斯而且成为世界名著，就是因为它让俄国人第一次看清了统治俄罗斯的是一帮什么样的卑劣龌龊的地主和官僚。
再如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之所以轰动一时而且流传后世，我看就是因为她写了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推动了黑奴的解放。《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该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方面起过重大作用，被列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内战爆发后，斯托夫人来到华盛顿，1862 年11月25日会见了林肯总统。传说，林肯总统一见面就说：“噢，您就是那位用写的一本书引发了这场伟大战争的小妇人咯。”
再举中国文学的一个例子。鲁迅的《阿Q正传》之所以能轰动一时而且流传后世就是因为它深刻揭露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
好的题材往往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这里就包含着提炼题材的意思。
题材产生主题思想，主题思想指导提炼题材，而提炼题材又会加深主题思想。作家的写作过程，就是提炼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经历过长期酝酿、不断提炼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过程。详见拙著《〈罪与罚〉论纲》和《这里魔鬼在跟上帝战斗》——在网上可以查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应当是思想家。文学史告诉我们，大作家都是大思想家。
二、单纯写故事还是为塑造形象而写故事？
写小说当然要写故事。但是写故事却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是单纯写故事，另一种是为塑造形象而写故事。
单纯写故事，是心里有个故事然后根据故事的进展写人物，人物是为说明故事而存在的。
为塑造形象而写故事， 是心中先有人物形象，然后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改造心中的故事或编写新的故事，故事是为揭示人物性格而存在的。
两种写法，两种结果。用单纯写故事的方法写的小说，当时也可能很吸引人，但很快就会被遗忘。张恨水大概可以做为一个例子。他在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三千多万字，中长篇小说达一百一十部以上， 但人们看过就忘了，连故事梗概也难以记全。人们能记住的大概只有作者名字和一些书名而已。
鲁迅写小说，可以说用的是为塑造形象而写故事的方法。他写的小说不多，收在《呐喊》和《彷徨》里的也不过是二十几篇，但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至今仍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人们可能记不清楚小说的故事情节，但是都记得这些形象。
中外一些著名作家大都是用为塑造形象而写故事的方法写小说的。有些人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这种创作方法，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鲁迅等。有些作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曹雪芹 。他在《红楼梦》开头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可见他创作之前，心中已有了一些人物形象，而是根据这些人物形象来创作故事的。
三、典型性问题
不仅写小说塑造形象需要典型性，写诗歌和散文也需要注意典型性。
抒情诗，虽是诗人抒发个人感情，但是这种个人感情也应该有典型性。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里有好多词句经常被人引用，就是因为它有典型性，能引起不同时代各个地域众多读者的共鸣。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圣，我看就是因为他的诗反映了战乱时代人们的痛苦感受，而且具有强烈的典型性。中国现代新诗有一些曾经轰动一时，如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如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也都是因为反映了当时广大读者的典型感情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外国的例子。
美国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在巴尔的摩目睹了英軍對麥克亨利堡的進攻和美軍的英勇抵抗。1814年9月13日凌晨，他透過炮火的硝煙，看到一面美國國旗仍然在城堡上迎風飄揚，他被這景象深深感動，隨手在一封信的背面寫下了一首短诗詩。这就是后来有名的 《星条旗之歌》（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一发表就引起轰动，旋即被谱成歌，很快就傳遍全美國，1931年被正式定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歌。他之所以成功，我看就是他的感情反映了广大美国人民的感情。
再举苏联西蒙诺夫的一个例子。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后，他随苏军奔赴前线，在前线写了《等着我吧》这首诗。据他的女儿回忆说，这首诗是西蒙诺夫写给他的妻子的。他热爱妻子，祈求妻子等待他。这首诗在《真理报》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战士就用这首诗作为家信寄给妻子，妻子则把这首诗作为家信寄给丈夫。据说当时凡有红军战士的地方都能听到有人朗诵这首诗。接着，这首三十几行的抒情诗被拍成了故事片，中文片名译为《待我归来》。他之所以成功，我看就是因为诗人的个人感情代表了广大苏联军民的感情。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喜欢写诗的朋友，应该从这些事例里得到有益的启发。
不仅写小说和诗歌需要注意典型性问题，写散文也一样需要。
举朱自清《背影》为例。这是一篇写父爱的散文。这篇散文长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有评论说：“可以说这篇文章跨越了时间、空间，感动了一代代人，与每一个阅读者形成了共鸣。”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就证明这种感情是有典型性的。
四、打造精品
再好的材料，你把它做成夹生饭，半生不熟，火候不够，你都要挨骂的。英文有句谚语：Haste makes waste（逐字译：匆忙制造垃圾——顺便说说，德国汉学家顾彬就把文学次品称为垃圾）。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写作的人应该时刻用它提醒自己。
抓住一个好题材就应该下功夫去精雕细刻，把它打造成精品。只有精品可以使作者成名。艺术只承认精品，次品在艺术上没有地位。 次品只能败坏作家的声誉。一些大作家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绝不肯让次品见到读者。《红楼梦》里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曾七易其稿，每稿究竟修改了多少遍，没有人能说得清。
打造精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错别字，可能破坏一篇好作品给人的印象。这个问题， 虽然大家都注意到了，但是现在的作品里仍然有很多错别字败坏读者的阅读兴趣。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标点符号，感叹词，象声词，语气词，看似简单，但也常出错。改正的办法：要多怀疑自己。怀疑就会去查考 ，有许多辞书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也可以上网查查——这是非常便捷的。
附记:
最近偶尔读到谭璐写的一篇访问张扬的报道《张扬再握手仍不合时宜》(见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11263639)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地下曾流传过一本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曾因此1975年被捕，内定为死刑，因四人帮垮台，幸免于死。1979年，这部小说正式出版，发行量达430万册，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话剧，风靡一时。其后有许多家出版单位跟他联系，表达了重印、再版或收进各种“文库”的计划或期望，都被被他谢绝了——他在一片赞扬声里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自己的作品写得不好，需要重写。直到27年后重写出版。我认为张扬这种对读者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值得走红的作家学习。作家们要打造精品大概也离不开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