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高尔基吗？
记得，记得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母亲》、《在底层》、《童年》、《我的大学》、《海燕》等等作品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奠基之作。
还记得高尔基的《海燕》吗？
记得，许多人至今还能全文背下来——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
——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
看吧，它飞舞着，象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象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然而，你可能熟悉高尔基的许多作品，你会朗朗上口地背诵他的许多名篇，你却根本不知道这只勇敢的“海燕”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之后被扼住喉咙的痛苦经历。
那只高傲的“海燕”，她真正遇到了能将她置于死地的“乌云”。
当布尔什维克的暴风雨真的来临之后，这只“海燕”再也不能笑了，它也像海鸭一样呻吟着，“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他遭受了“暴风雨”的劫难，悄无声息地到了安乐世界。
一、高尔基出国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 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特别在经济上。在列宁还不出名的时候，高尔基早已是斐声世界的名人了。
一边是地地道道的文人，另一边是专心夺权的政客，结局是不难预料的。
后来，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
二月革命后，高尔基与列宁的关系发生变化。高尔基认为现今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列宁则坚决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爆发前夕，10月31日，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无法沉默》，公开反对暴力革命。
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布尔什维克的暴力所震骇，在《新生活报》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七十年后才得以同读者见面的高尔基的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便是他同布尔什维克抗争的记录。高尔基关心的是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反对、反抗以至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不管他是否是知识分子或在文化领域做过多少贡献。高尔基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力关心、帮助、保护、拯救知识分子，并不看重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
面对大批的作家的劫难，高尔基不能沉默。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高尔基的这种立场十月革命后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
当今在俄罗斯走红的宗教作家罗扎诺夫，1918年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求救的信：“……屋里没生火，没有劈柴。女孩子们望着冰冷茶灶旁边最后的一块糖。半瘫痪的妻子躺在床上，两只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孩子惊恐的眼睛……马克西姆什卡（高尔基名字昵称），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已给你写过很多信，都撕了，这封马上寄出，不然我又撕了。我写了20本书出不来，书商罢工了吧。马克西姆什卡，你能否想办法让书出版……马克西姆什卡，我抓住你的手不放，……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高尔基收到信后立即给罗扎诺夫女儿寄去一笔够三四个月用的钱。高尔基很早就认识罗扎诺夫，但两人并非朋友，因为高尔基从不赞成罗扎诺夫的哲学观点。
不认识高尔基的人向他求救，他也有求必应。一位年轻女诗人生了孩子弄不到牛奶，找高尔基要。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发给她牛奶。为了加强效果，在信中末尾说明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后来许多年轻妇女找高尔基要牛奶，高尔基在信中一律说是他的私生子，以致引起供应部门人员的怀疑：高尔基哪儿来的那么多私生子？
为了帮助、营救著名作家、学者，高尔基跑断了腿。诗人勃洛克病倒，必须出国治疗。高尔基同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行动起来。高尔基亲自给列宁写信，由卢那察尔斯基转呈。但迟迟不见下文。高尔基携带医生诊断书面见列宁，列宁让他找明仁斯基。明仁斯基在肃反委员会里负责出国事宜。明仁斯基也爱惜革命诗人勃洛克，但认为不需要出国治疗，只要改善生活条件就行了。他所说的改善生活条件是增加勃洛克的口粮定额。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又分头找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后终于批准勃洛克到芬兰治疗，但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便死了。
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塔甘采夫叛国案被捕，高尔基联合各创作协会上书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保释古米廖夫，“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这对契卡当然不是理由，古米廖夫被枪决了。
这是两个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无法一一列举。用他好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话说：“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真是好人。”
高尔基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口饭吃，巧立名目，成立了许多协会和出版机构。以1918年秋天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为例。这个出版社吸收懂各种外语的人，既不确定选题，也不规定交稿日期，译什么书都行，译多少字没人管，但参加出版社便能领到一份口粮，同后来正规出书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同。
这时，高尔基开始同布尔什维克第三号人物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列宁和政府迁到莫斯科后，他便是北方最高领导人，炙手可热，权力无边。季诺维也夫对高尔基所作所为极为反感，认为高尔基在他的地盘上跟他作对，多次在报刊上指责高尔基。高尔基也不示弱，在1918年4月9日的《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抨击季诺维也夫。语气之激烈，言辞之尖刻，实属罕见。此文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竟抄了高尔基的家，高尔基到莫斯科向列宁告状，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名人墓》中写道：“高尔基寻求列宁的保护，经常给他打电话、写信或亲自到莫斯科见他。应当说列宁竭力帮助他，但也从未真正制止过季诺维也夫。列宁当然很看重高尔基，但只是作为作家，他同样倚重季诺维也夫，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对他更重要。”季诺维也夫碍着列宁面子，不敢对高尔基下手，但处处跟他作对，直到高尔基无法再在彼得格勒呆下去。
列宁下令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促使高尔基再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呆下去了。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从1918年开始的历时3年的武装干涉给苏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各种物品匮乏，公共设施遭受破坏，持续的干旱又使各种作物难以生长。在这一年里，这块土地掀起史无前例的粮荒，波及苏俄的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人。在这些地区，每天都能看到有人饿倒在路上。
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帮助苏联抗过了这场灾难。
自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立刻视之为洪水猛兽，开始进行疯狂的武装干涉，力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英法美等国连续的武装干涉下，苏维埃政府和人民进入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人们面临着无粮糊口的日子。
在饥饿的威胁下，人们纷纷吃树皮和草根，那些动物们也成了饥民们的口粮，在塔本县等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至于粮荒的原因，苏联官方认为是持续的干旱，因粮荒造成食物短缺已经致使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纪录。其实，这次大粮荒从1918年开始就有征兆，后来研究表明，曾有数千万人濒临饿死。
严重的粮荒迫使苏维埃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
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同普罗科波维奇（立宪民主党）、库斯科娃（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列宁对高尔基的建议极其重视，这从列宁1921年6月28日给粮食人民委员特奥多罗维奇信中的紧迫语气中可以看出：
“高尔基提交了一份饥荒救济委员会方案。一刻钟后李可夫看完，到他那儿去取。明天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莫洛托夫打电话，让他明天给您5分钟发言时间。我个人认为高尔基的方案可以同我们的结合起来。”
6月29日，政治局原则上通过高尔基的方案。
7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
1921年7月23日，高尔基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他呼吁世界有条件提供援助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来解救千百万面临饥饿威胁的俄国人民。
高尔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也立刻得到了回应。作为武装干涉苏俄革命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的美国首先对苏俄的求救做出回应。一家美国慈善机构美国救济总署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该家慈善机构成立于1919年，由后来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主管。它的使命就是向战争受害者提供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从救济总署提出的援助条件是，要求苏维埃政府尽快释放关押在苏维埃俄国的美国人。为了获得境外的粮食援助,苏维埃政府接受了这一条件。
1921年8月20日,苏联政府与美国救济总署在里加签订了救助饥民的条约。条约签订不久,美国救济总署向彼得格勒提供了第一批救灾物资。1921年12月美国救济总署又向美国政府请求增加粮食援助。美国国会经过讨论，决定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在美国市场上采购粮食来救济俄国的灾民。
饥荒救济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还拥有国外代表。文坛宿将柯罗连科同意挂名誉主席的名，加米涅夫担任主席。李可夫、克拉辛、卢那察尔斯基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名流包括尚未被消灭的各政党领袖以及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和演员，这些人在委员会的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代表。布尔什维克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西方的援助。
名流们觉得在祖国危难时刻能稍尽绵薄而洋洋得意。他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
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良好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全部捐献给俄国灾区。美国也向俄国拨发了大批救济粮。
高尔基1922年7月10日致美国亚当斯女土的信，高度评价了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当时任救济总署署长的胡佛所起的作用：“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这件工作除具有拯救百万即将饿死的居民的直接任务外，照我看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在俄国人心中唤起被战争扼杀的人性感觉，恢复被破灭的各国人民友爱的理想，实现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愿望。”这封信列宁未看到，不然定会严厉批评高尔基。
名流们为所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并以为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共同治国，渐渐忘乎所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成立便引起流言：这是未来的联合政府，暂时不便公开。委员会出版了《救济报》，版式同立宪民主党的《俄罗斯新闻》一样。不少人不仅更加相信流言，而且断定布尔什维克完蛋了。
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警觉起来：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政党头头们兴风作浪，要坚决肃清流言。然而名流们自不量力，得寸进尺，竟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必须派一个由他们组成的代表团到西方去，并派人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否则集体退出委员会。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向苏维埃政府建议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更加深了布尔什维克对名流们的怀疑，决定解散委员会，并把他们一网打尽。
此时的列宁急于把高尔基同他们区别开，恳请他尽快出国。高尔基出国后再逮捕名流，不致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另外也嫌他在国内碍手碍脚。
8月9日，列宁给高尔基写信恳请他出国：“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把您的信转给了列·波·加米涅夫。我累得筋疲力尽。您在咯血，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您到欧洲一个好的疗养院去，既可以疗养，又可以多做两倍的事。的确如此。在我们这儿，您既没有条件疗养，又干不了工作——只是一味奔忙，徒劳无益地奔忙。去疗养吧。我请求您别固执了。您的列宁。”
从“可您还不走”，“这实在太过分，太不合理了”，“别固执了”，可以看出列宁盼望高尔基出国的急迫心情。
显然列宁劝高尔基已不止一次了，但高尔基不肯走。
高尔基在1921年某月29或30日致列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出国对我也无意义”，“我看不出有出国的理由”，“您不要催我，最好多给我一点行动自由”。高尔基只字未提出国治疗，并不认为身体坏到非出国疗养不可的地步。高尔基同样没理解列宁8月9日的信，仍同名流们一起“徒劳无益地奔忙”。
南森的建议使列宁下定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心。
8月26日，列宁在致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坚决要求解散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名流委员被逮捕。
曾在上海居住过的著名俄侨作家扎伊采夫，也曾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送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开始讨价还价。不是我们向他们让步便是他们向我们让步。……我们按规定5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委员会下了最后通牒。不放代表团到欧洲募捐。我们就关门大吉，因为地方机构帮不上忙。情绪紧张而激愤，……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已晚。窗外穿皮夹克的人影闪动，加米涅夫还没到场。焦躁，困惑。大家掏出表看表。我在同大厅相连的一间屋里，我记得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声，不知是什么声音，从哪儿来的声音，但马上便明白大祸临头了。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全部人！’”
逮捕名流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名流响应他的号召，走出隐避角落，现在通通被投入监狱，仿佛他做了圈套诱他们往里钻。
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库斯科娃后来回忆道，高尔基一听说要逮捕委员会中的名流，立即赶往她家，面无人色，劝她赶快逃走。但她往哪儿逃？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营救被捕的人高尔基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毫无结果，“徒劳无益地奔忙”。
高尔基怀着满腹怨气，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
高尔基临行前同列宁达成默契：他除在国外疗养外，还尽力密切苏维埃政权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关系，当前首要任务是为灾区募捐。
列宁12月6日致高尔基的信便是提醒他别忘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大家要我写信给您，问您是不是能给肖伯纳写封信，让他到美国去一趟，再给威尔斯写封信，据说他目前在美国。请他们两人协助我们进行救济饥民的募捐工作。”列宁知道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对高尔基是沉重打击，促使他愤然出国，而他在国外对布尔什维克还相当有用，想用资助方式缓和他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
列宁12月12日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便是缓和关系的一个步骤：“克列斯廷斯基写信对我说，高尔基离开里加时囊空如洗，他把希望寄托在从斯托莫尼亚科夫那里得到一笔稿费上。克列斯廷斯基认为，必须把高尔基列入由党或苏维埃负担医疗费用到国外去就医的同志里面。我提议由政治局提出建议，由克列斯廷斯基把高尔基列入这类同志之中，并检查一下，务使他得到必要的医疗费用。列宁。”
没料到高尔基不想依赖布尔什维克，不想同他们关系过密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拒绝接受他们的资助。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耶娃给列宁写信说，尽管“高尔基囊空如洗”，“但他不接受资助或借贷”。
看来高尔基的怨气未消，不久便做出让列宁大为恼火的事。
1922年夏天，高尔基在法国听到布尔什维克准备审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息，极为震惊，想阻止审讯。高尔基并不赞成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也是导致他同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分手的原因之一。但他反对从肉体上消灭同布尔什维克政见不同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成员。他写信给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把审判说成是准备“杀害那些曾经真诚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要求他进行干预，向苏维埃政府“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
写这封信的两天前，他还给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写了一封信：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如果审讯社会革命党人将以杀人告终——这将是有预谋的杀人——最卑鄙的杀人。
我请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人。我希望我的意见不致让您惊讶，因为您清楚在革命全过程中我上千次向苏维埃政权指出，在我们的不开化的文盲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是丧失理智的罪行。今天我相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种罪行将在社会主义欧洲引起震惊。他们将对俄国进行道德封锁。
果不其然，审讯在欧洲引起极大震动，许多著名社会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抗议，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要求派代表列席审判会。
高尔基仍不甘休，把致法朗士的信打印两份，一份寄给《社会主义通报》，于7月3日发表，另一份寄往莫斯科。
正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读了高尔基的信怒不可遏，9月7日给正在国外处理共产国际事务的布哈林写信：“我读了（在《社会主义通报》上）高尔基那封恶劣的信。本想在报刊上骂他一顿（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事），但又考虑，这样做可能有点过火，应该商量一下。也许，您常见到他，同他交谈吧？请把您的看法写信告诉我。”列宁知道高尔基在欧洲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朋友，所以没有公开骂他。但他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
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
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
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
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高尔基走出国外之后，莫斯科的秘密警察对他盯得很紧。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二、高尔基回国
1921年，高尔基怀着悲愤心情离开祖国，心中块垒长期没有消除。
1924年1月15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我不返回俄罗斯，我越来越觉得我是没有祖国的人。我甚至想我在俄罗斯不得不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众矢之的的角色，……1918年初我明白了，任何政权在俄罗斯都不可能再存在，而只有列宁一人能扼制疯狂的无政府状态在农民和士兵当中蔓延。然而这决不说明我赞同列宁的做法。我曾多次指出，摧毁俄国知识分子，他摧毁的正是俄国人民的核心。我尽管对这人怀有好感，从他那方面说，他也喜欢我，我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争论引起彼此精神上的敌意。”
6天后高尔基获悉列宁逝世的消息，极为震动，马上坐下来写回忆列宁的文章《弗·伊·列宁》。在悲痛中更多回忆起列宁对他的关怀和教诲，写道：“我和共产党人分歧的地方，是在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知识分子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在今后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十三年以前我是这样想的，也就这样错了。”
他对苏联态度的转变大约在1926年以后，1927年他已萌生回国看看的念头。
什么原因促使高尔基回国呢？
是高尔基在国外穷得混不下去了？不是。
高尔基在欧洲文化界威望极高，如日中天，1928年3月29日他六十寿辰之际，罗曼·罗兰、法朗士、巴比塞、阿拉贡、肖伯纳、威尔斯和茨威格等50位知名作家向他祝贺。他稿酬优厚，由苏联和西方支付。他本人生活极为简朴，不需要更多的钱。
真正的原因是高尔基看到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苏联发生不少可喜的变化。斯大林逐渐独揽大权，个人独断独行。高尔基想把民主引进苏联，“软化”斯大林的强硬政策。这同他一贯主张一致，较为可信。
高尔基把自己估量得过高了。
此时，苏联也热切希望高尔基回国，斯大林向他招手。
1928年，斯大林几乎击败了自己所有的政敌，可以按照自己心愿建设社会主义了。他认为改变国家应从工业化着手，主要实行农业集体化从农民身上榨取工业化资金。但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受到布哈林等人激烈反对。斯大林读过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高尔基写的《论俄国农民》，了解高尔基对农民的看法，相信他会支持自己的主张。斯大林此时仍需要人支持，而高尔基是最理想的人选。
斯大林开动宣传机器，《真理报》、《消息报》带头发表向高尔基致敬的文章，同时发动机关、团体和学校给高尔基写信，盼望心爱作家早日回国。斯大林还要找一个人充当他同高尔基之间的联络员，这人必须绝对执行他的意志，还能获得高尔基的欢心。这人很快找到，他是红军粮食供应部主任哈拉托夫。1921年哈拉托夫担任过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而这机构是高尔基向列宁建议设立的，所以高尔基认识哈拉托夫。斯大林任命哈拉托夫为国家出版联合会主席，并把动员高尔基回国的任务交给他。
于是，1927年8月，高尔基在索伦托收到哈拉托夫从苏联寄来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五年活动（1921—1926）报告》。高尔基看到他走后工作仍有人做，大为感动，给他回了一封动情的信，两人关系拉近了。
同年9月1日，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邀请他1928年回国参加庆祝他六十大寿和创作活动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告诉他政府已成立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由党政要人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组成。
高尔基一贯厌恶这类活动，收到信后非常反感，回信中写道：“让纪念活动见鬼去吧”，“这太妨碍写作了！”
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为他写一本传记，像《弗·伊·列宁》那样，使他永远竖立在每个苏联家庭的书架上，比报刊上千篇一律的赞美文章和各地建造的数以万计的塑像更能使他流芳千古。这是哈拉托夫最重要的任务。
哈拉托夫担心直说遭高尔基拒绝，便采用暗示手法。1932年1月哈拉托夫给高尔基写信，谈到已经临近的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时，笔端忽然一转，写道：“撰写约·维（斯大林）传记所需材料我们已经给您寄去，请告诉我您还需要什么材料以及何时需要。”仿佛谈论已经决定的事，但高尔基从未答应过替斯大林写传记，并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坏至死未写。哈拉托夫应做的事都做了，但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
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高尔基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不能知道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1928年5月28日，高尔基回到阔别六年的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自不必说。高尔基在保安局人员簇拥下，沿着他青年时代浪迹的足迹做了一次旅行。看到的都是斯大林希望他看到的。同年10月12日返回索伦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高尔基已显露出自己坚毅的性格。
先是为作家巴别尔鸣不平。巴别尔1924年开始在《新处女地》杂志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战士的短篇小说，1926年以《骑兵军》为书名结集出版，获得好评，但得罪了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这位骑兵老总1924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骑兵军》，把巴别尔骂得狗血喷头，从此抬不起头。
高尔基1928年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谈谈我怎样写作》的片断，其中有一段为巴别尔辩解的话：“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战士的外表，而且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
布琼尼不服，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公开信，高尔基毫不示弱，也在《真理报》上公开答复布琼尼。高尔基所以旧事重提，仗义执言，除希望巴别尔重新振作起来外，还捍卫他一贯主张的创作自由的原则。
接着又同拉普展开论战。拉普以无产阶级作家自诩，但高尔基对他们创作评价不高，却赞扬他们所攻击的普里什文等作家。高尔基在1926年致谢尔盖耶夫—岑斯基的信中写道：“……当前俄国只有三位‘一流作家’：您，普里什文和恰佩金。除以上三位外还有高尔基，但他就差多了。”拉普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反唇相讥，高尔基既然把这三位作家引为同类，所以自己也是“巧妙伪装的敌人”。西伯利亚拉普分会走得更远，对高尔基的攻击同辱骂相差无几，以致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于1929年12月25日做出决议：“……这些言论与党和工人阶级对待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同志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掌握了绝对权力，开始了他一人统治国家时期。
这一年，高尔基第二次返回苏联，做了一件令斯大林开心的事，也做了两件让他不快的事。
这年夏天，高尔基参观了索洛维茨群岛——苏联最著名的劳改营。此前不久，英国出版了一本《在地狱岛上》，作者是从索洛维茨劳改营逃出的马尔扎戈夫。此书在欧洲反响很大。苏联希望消除此书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所以，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他们认为最好莫过派刚好不久前回到无产阶级祖国的伟大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走一趟。他的证言将是对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的最好的驳斥！”话虽说得尖刻，但高尔基确实负有这种使命。应当说高尔基不辱使命。他把管理犯人的契卡人员大大赞美了一番。这些话发表在《消息报》上。对此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92年1月利哈乔夫院士发表的文章说，高尔基赞美劳改营不是没有条件的：“上面让高尔基明白，如果他能消除对劳改营的指责，将放松对劳改营的管治……，高尔基遵守了诺言，可刽子手们没遵守。”利哈乔夫曾是这里的犯人。
1929年9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又卷入一场争论中。这场争论是由三年前皮里尼亚克的小说《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引起的。小说情节是红军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奉命从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术。他觉得自己身体很好，用不着做手术，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加夫里洛夫只好服从命令，上了手术台。上麻药时因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这同伏龙芝开刀致死的情形完全一样。皮里尼亚克影射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斯大林当时忙于权力斗争，没对皮里尼亚克下手，只没收了刊载小说的《新世界》杂志，现在到了跟皮里尼亚克算账的时候了。同时收拾在国外发表丑化苏联社会的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8月26日《文学报》发表了沃林的文章《决不允许的现象》，吹响进攻的号角。所有作家同声谴责这两位遭难的作家兄弟。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撤销了皮里尼亚克主席职务。
就在这时，高尔基突然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文章《论浪费精力》：“我们是否慎重对待这些人呢？我们是否学会评价他们的工作和才能，而不是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和行为呢？我们是否学会教育助手们，并率领同路人一道前进呢？我觉得我们不会。傲慢地宣称：‘有没有同路人一样’，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形成一种恶劣习惯：把人抬到荣誉钟楼顶上，过些日子再从上面把他们摔入烂泥。”高尔基公开出来替皮里尼亚克辩解并非偏爱他的作品，仍然是捍卫创作自由的原则。高尔基这篇文章立即引起拉普的围攻，他们把高尔基称为调和主义者。
9月17日《真理报》发表别斯帕洛夫文章，支持对皮里尼亚克的批判，发表高尔基文章的《消息报》连忙同高尔基划清界线，高尔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十月》杂志第9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小说《疑心重重的马卡尔》，向这场争论火上加油。农民马卡尔反对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出门寻找真理，结果在列宁著作中找到。列宁写道：“我们的机关是臭狗屎。”这些机关让列宁深感头疼。普加东诺夫因这篇小说也成为抨击对象，还加上同他合写小说《契—契—奥）的布尔加科夫。
所有有才华、有独创风格的作家都受到拉普的围剿。高尔基虽寡不敌众，但并未屈服，又写了一篇《还得谈谈这个》：“我认为我们滥用‘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两个概念，而滥用这两个概念的人，多半都是没有才华的人，社会价值可疑的冒险家和损公肥私的人……那些‘思想一致的人’公然在皮里尼亚克以及不少作家的脑袋上试试自己拳头是否有力，并竭力让领导相信只有他们才懂得如何捍卫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青年们的贞洁。比如扎米亚京，这个工人阶级意志和理想所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凶恶敌人……，可据我所知，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以及所有被诅咒过和正在被诅咒的人，并不妨碍历史完成自己的事业，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然而这篇文章竟未刊登。高尔基的言论当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但要一统文艺界仍少不了他，况且高尔基赞扬了索洛维茨劳改营，帮了斯大林的忙，所以还得让高尔基几分。不刊登他的文章，不过示以颜色而已。
这次回国，高尔基对苏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已有察觉，对斯大林排斥、打击列宁时期老同志尤为反感。高尔基回到意大利后，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写了封信，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这封极为重要的信60年后才在《苏共中央通报》上发表（1989年，第3期）。
高尔基写道：“遗憾的是，最善于思考的青年往往患有悲观情绪并对现实持怀疑态度，而正是他们渴望学习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现在他们看到他们的导师一个个从党内消失，被宣布为异端者，这不能不让他们困惑。城乡之间矛盾的实质他们不可能感受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像主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所理解和感受的那样。迫使以自己笨拙的因而也是掠夺式的劳动把土地变得贫瘠荒芜的农民集体而有效地劳动和爱惜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对这种必然性青年们懂得很少。
“党对青年教育的影响并非它所能做到的那么大——部分原因可以用党内磨擦来解释。过去这些磨擦可以‘择优’，造就布尔什维克，可现在磨擦制造出数量可观的两脚废物，其中包括‘马哈伊斯基分子’（波兰马哈伊斯基的追随者，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敌视知识分子）后者卓有成效地向党内老知识分子进攻，向党内为数不多的文化力量进攻，党不得不把明显的平庸之辈安插在文化的战斗岗位上。精力旺盛、极端自私和‘渴求权力’的青年看到官员昏聩无能，便竭力往上钻，占据显要地位。革命词句和狐狸般狡诈是他们唯一的武器。您自然明白，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无法造就同自己相称的接班人，具有他们所有的充沛精力和追求目标。可依我看学生应比老师更聪明、开阔和深刻，因为时代越发展，对新世界建设者要求越高。”高尔基所指的老师无疑是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布尔什维克，对他们被“两脚废物”所代替深感痛心，并怀疑后者能否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唯一让斯大林欣慰的是高尔基出于对农民的严重偏见而支持他所实行的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1930年1月17日给高尔基写了回信，此信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在信中偷换概念，把清洗老布尔什维克说成批评和自我批评。但信的调子是克制的，斯大林还将有求于高尔基，还希望他为自己写传记呢。
1930年高尔基没回国，7月8日收到哈拉托夫的信：“近日斯大林建议我给您寄一份材料：政治保安总局汇编的《全俄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结》。因为他说您正研究这方面问题。”这便是1928年《沙赫特事件》和1930年《工业党》的审讯材料。这是斯大林对科技知识分子大规模的镇压，把工矿企业发生的事故通通推在他们头上。高尔基在这两份材料影响下写了为世诟病的名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斯大林得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1930年11月15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
此后，高尔基这句名言便成为恣意迫害无辜的有力论据。
1938年7月，西伯利亚军区检察官伊沃什向维辛斯基反映，他们那里用残酷手段逼犯人招供。维辛斯基回答道：“我们不打算姑息敌人。打烂人民敌人的脸有什么不好。您不要忘记，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高尔基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难道他真相信那两份材料吗？还是因为给斯大林的信写得过于尖锐，想缓和一下关系，对斯大林做出让步？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
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
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
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四、在一片恭维声中的高尔基
1932年秋，斯大林组织的为高尔基从事文学创作工作40周年活动又在紧张谋划，而高尔基则对这一活动极为恼火。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得到那么多的荣誉和赞扬——
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列宁格勒大剧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首都的特维尔大街也更名了；
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研究院和奖学金；
决定在大剧院举行纪念大会；
各地都举行集会，报纸出版专号，发贺词、贺电，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斯大林本人的贺信。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衷心祝贺您和紧握您的手。祝您健康长寿和为劳动人民的欢乐、为使工人阶级的敌人闻风丧胆工作更长久......
最使他气愤的还是他的故乡城市改名的事件，让他怎样面对父老乡亲呢？要知道，他们会认为这是得到他同意的......
他再请求斯大林，一再祈求不要这样做。那一位先摊开双手，然后回答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亲爱的！固然，在我们国家，领导者的意见有一定份量，但重要的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意志。”
斯大林想，作家们都是些很怪癖的人，高尔基也不例外，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可他反对，让大家都难堪。幸亏成长起一批新干部。他们的优秀品质是什么呢？他们的优秀品质就在于你一说，他们都能理解，勿需讨论，勿需费口舌！应当始终如一、主动积极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尼日尼哥罗德边区委书记——安德列.阿列克谢耶维奇.日丹诺夫无疑是属于这类工作人员。1932年9月26日他召开边区和市各机关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演说，明确申明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个商人的旧城连同那些伤风败俗将不复存在，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高尔基市诞生了......我们从此彻底结束了老的尼日尼、布格罗夫-巴什基夫商人家族的尼日尼的历史，我们从此结束了经济上和人们意识中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残余，加速我们的胜利步伐，朝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不愧为一个前程远大的工作者！
此时，更名活动在苏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诺沃库兹涅茨克转瞬间变成斯大林斯克，杜尚别成了斯大林纳巴德，察里津成了斯大林格勒，尤佐夫卡成了斯大林诺（1924），现在尼日-诺夫哥罗德成了高尔基市，似乎高尔基可以和斯大林并列齐名。
这样的举动，在英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为纪念某位政治活动家而更改市名。假如当领导人在世时，有谁提出类似的建议，他简直会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同时认为那个被纪念的人有类似的企图。
高尔基是位艺术家、革新家，他比许多同时代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保存历史文化的民族传统有多么重要。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完全是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待历史。在他们认为，新的东西应当建立在否定万恶的过去的基础之上。“过去”是一切弊端、暴力、罪恶的集中体现。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
高尔基被改名事件弄得愤懑不已，他总想以某种方式说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但是，斯大林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城市被改名了。
在纪念活动的幌子下，干的是令人屈辱、强加于人的勾当，难道为实现国家的某种需要便以污辱人格为代价吗？
赶快走吧！
10月27日，政府把列宁勋章发给了他，仅仅过了一天，高尔基就动身去国外了。
然而，高尔基的这一不满，被斯大林察觉到了，高尔基要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
五、从海燕到鹦鹉
高尔基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去了意大利，他无法忘记为尼日尼更名遭受斯大林难以忍受的屈辱的情景。他对过去的事感到特别厌恶，这就是至高无上的政治！找不到其他解释，这就是以善行为名，行强权之实。但是，在高尔基看来，还有一种比他个人住在祖国的愿望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处于什么样的心境，只有一种选择，应当为新的人们，新的国家服务，况且成立作家协会是高尔基倡议的，这一想法得到上层的热烈支持，而且实际上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领导。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没有法制的暴政，另一方面却是群众的热情。他要投入。他想出一个主意，决定吸收一大批主要作家写一本书，报道最宏大的工程对人的改造，于是选中了白海运河工程。1933年8月17日，高尔基组织120名著名作家参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条运河是由劳改犯开凿的。运河管委会对作家们招待得再好不过。每日都是佳肴美酒。平时沾不到荤腥的作家们在这次旅行中大饱口福。但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写文章。于是他们对政治保安局大唱赞歌，分头写出《国家与它的敌人》、《保安总局、工程师、规划》、《契卡人员》和《彻底打垮敌人》等数十篇。高尔基同失宠的前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和运河管委会主任费林把作家们所写的文章编成一本书：《以斯大林命名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开凿史》。高尔基此举并未为自己增添光彩。他难道不知道运河是劳改犯（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在非人的条件下开凿的？他编这本书是再次向斯大林让步，以便在其他方面影响他还是有意讨他欢心呢？
此后高尔基同斯大林的关系更为密切，两人经常见面，高尔基可以随时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也在文学问题上向高尔基请教。
高尔基同斯大林的良好关系持续到1934年年底，以后完全变了。
高尔基同斯大林关系的转折点是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他听到这消息时正在克里木疗养，接着听说斯大林把基洛夫遇害的罪魁祸首定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已于12月16日被捕。高尔基想拯救加米涅夫，匆忙赶回莫斯科，立刻给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是否发生了误会，斯大林以从未有过的冰冷语气回答道：“需要这样。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我奇怪您为什么张皇失措。难道不是您教导我们大家：如果敌人不投降……？而他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两面派……再说您也知道，斯大林同志一人什么也决定不了——需要调查，然后审讯，只有法庭才能裁判他们的罪行。”
高尔基同加米涅夫关系不错。加米涅夫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时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尽量帮他们解决困难，同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完全不同。另外，加米涅夫不仅喜欢文学，还有文学才华，写过论赫尔岑和涅克拉索夫的文章。他退出政坛后，在高尔基的请求下，斯大林让他当世界文学所所长兼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他和高尔基一起准备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加米涅夫准备把余生献给文学事业时却因被定为谋杀基洛夫罪而被捕。
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文学的腐烂物》，就科学出版社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写道：“为什么科学出版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偏偏选中《群魔》呢？出版这本被奉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想向苏联读者兜售什么？……众所周知，《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性最差的一部作品，它所引起的轰动不在艺术上，而在于它是反动政治的旗帜。这部小说是对革命的恶毒诽谤……。”文章针对的当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出版这本书的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加米涅夫和高尔基，因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规划是他们共同制定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向高尔基发出警告。
高尔基本应沉默，但却挺身而出，1月24日发表了公开为加米涅夫辩护的文章《关于〈群魔〉的出版》：“我坚决支持科学出版社出版《群魔》，……我这样做是反对把合法文学变成非法文学，这类书在‘地下’出售；以违禁诱惑青年……。”
第二天扎斯拉夫斯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就正于高尔基》，嘲笑高尔基观点前后不一致，挑出引文中记错的地方。文章来得之神速，语气之粗暴，文辞之刻薄，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如果不是高尔基，大家确信受批评的人一定会“进去”的。这是斯大林发出同高尔基决裂的信号。
大概怕高尔基不能领悟，三天后又发了一次。《真理报》1月28日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蹩脚的小说《磨刀石农庄》作者，竟敢公然向高尔基挑衅，简直不可思议。而他谈的又是去年的旧事。高尔基曾批评他滥用方言，潘菲洛夫表示接受，并还到高尔基家致谢。怎么一年后又说高尔基嘲弄他呢？当天高尔基便写了《关于“公开信”以及其他的信》，但《真理报》总编辑梅赫利斯拒绝发表。如果无人指使，潘菲洛夫不敢给高尔基写公开信，梅赫利斯也不敢不发表高尔基的文章。
高尔基明白了斯大林的信号，提出出国请求，但遭到拒绝。斯大林中断了同高尔基的联系，就连商洽斯大林接见罗曼·罗兰的时间，也得通过作协书记谢尔巴科夫。他的行动受到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监视。高尔基编《我们的成就》杂志时的助手什卡帕在回忆录《追随高尔基七年》中，记下了高尔基对他说的话：“我被包围了，封锁了，只好原地不动……。”罗曼·罗兰说：“老熊被封住了嘴。”何止被封住了嘴，已被关进笼子里。
六、身边的克格勃
文人最归是文人，一旦落入政客手中，其命运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斯大林一旦明白高尔基无法按照布党党员那样驯化成忠实奴才，必欲除之的心思就有了。
最后几年，高尔基是十分难堪的。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他已经被斯大林派备的克格勃完全控制了。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
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
1935年5月18日，以高尔基命名的“马克西姆号客机在首都机场上空空中失事，被另一架飞机撞击，机组人员和乘客全部罹难。它是唯一的一架超高空飞机，也是前所未有的一架客机。最先产生制造这架大型客机的是科里佐夫，他是高尔基的好朋友，科里佐夫是出版业的大活动家，他成立了一个有著名科学家、文化界人士和企业家参加的专门委员会，短斯内为制造”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筹集了600万卢布，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款子。醉心于航空事业的高尔基的儿子小马克西姆不止一次到航空工厂观看组装世界上最大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飞机。据俄罗斯专家学者瓦季姆巴拉诺夫在《高尔基传》一书中说，根据多种情况分析，有理由断定，独一无二的多发动机客机的坠毁是斯大林旨在反对高尔基所采取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撞击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勃拉金突然撞向马克西姆号的举动太令人费解了，而且，造成如此劫难，勃拉金的骨灰盒和其他遇难者的骨灰盒同样被砌入新圣母公墓内，竟把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人和他的受害者安葬在一起，家属竟由遗孀和女儿被指定领取个人特定的退休金，女儿还获得上大学的机会。
斯大林用这种方式一次次地向高尔基发出警告。
他的秘书克留科夫是斯大林的克格勃头子雅戈尔安在他身边的一颗钉子，高尔基每天说什么话，见什么人都由他来决定，而且每天要向雅戈尔汇报。
更厉害的是他的老情人、女秘书。她姓布德别尔格，高尔基圈子里的人都管她叫姆拉。被称为“白银时代老太太”的著名俄侨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专门为她写了一本书，称她为铁女人。姆拉精明过人，酷好冒险，精通英、德、法数种语言。她表面上是高尔基女秘书，实际上是女主人，同高尔基共同生活了12年。1919年结合，1933年分手。她没同高尔基一起回国，迁居英国。别尔别罗娃说姆拉“是双重间谍：向安全总局报告欧洲情况，向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苏联发生的事”。高尔基对姆拉非常信任，同欧洲作家交往都由她任翻译。1933年高尔基决定回国定居，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别人写给他的信和自己的回信抄件，以及同来访者的谈话记录。信又可分四类：第一类，他彻底转向苏联前同侨民文化名人的通信；第二类，苏联作家和学者到国外开会或访问期间给他写的信；第三类是流亡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同他辩论的信；第四类则是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外出差、疗养时的信，有布哈林、李可夫、克拉辛和皮达可夫等人的信。信里有不少骂布尔什维克的话，也有不少骂斯大林的话。高尔基同儿子马克西姆和姆拉一起商议如何处理让他头疼不已的档案材料。马克西姆提议用它们放焰火，高尔基和姆拉都不同意。最后三人决定由姆拉带往英国保存，并达成协议：以后如有人携高尔基亲笔信索取，姆拉也决不交出。斯大林知道高尔基有批档案材料在国外，也知道档案材料的大致内容，极想得到它们，因为这时斯大林已决心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政敌，高尔基的材料是他们反对自己的有力证据。斯大林的情报显然来自姆拉。高尔基6月1日从莫斯科市内搬往郊区哥尔克别墅。经过新处女地陵园时，一定要下车看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那天风很大，患了感冒，18日便去世了。姆拉有关自己到苏联的事从不说实话。她向很多人矢口否认1958年以前到过苏联。其实她自1933年4月至1936年7月起码到过苏联六次。1966年1月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耶夫斯基给美国苏联问题学者费希尔的信中写道：“……1935年高尔基庇护加米涅夫，斯大林不准高尔基到巴黎参加作家大会，要求他交出档案。高尔基委派彼什科娃（高尔基前妻）到国外向布德别尔格（姆拉）要回档案，遭她拒绝。……布德别尔格1936年4月乘坐在边境等待她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姆拉是4月把材料送到莫斯科的，那时高尔基并未生病，谈不上“临终前见一面”。高尔基看出斯大林要杀害老布尔什维克，档案关系他们性命，派波什科娃抢先要回，以免落入斯大林之手，但没成功。而斯大林则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这批档案，把反对派攥在自己手心里。克格勃头子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
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死得突然，因而不少人猜测是斯大林害死的。老作家维·伊万诺夫1993年在《文学问题》上发表文章的标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杀害高尔基》。而90年代出版的瓦季姆巴拉诺夫写的《高尔基传》断定高尔基的死是斯大林派遣姆拉所为。
审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是在高尔基逝世两个月后进行的，也算给高尔基一点面子。
高尔基，一只高傲的“海燕”，在布尔什维克党徒们面前，只能是那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