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肯定是一位最值得铭记的人物，没有他，中国的历史可能是另一副模样。然而，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在民族危亡关头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荒谬口号，竟然成为斯大林的跟屁虫，这是这位正直的文人怎么也不能容忍的。
陈独秀的后期反思，是一笔值得回味的精神财富。
一、中共创始人最后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仅1年时间，日寇铁蹄从华北踏到华东。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又成为日寇进攻的目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急急迁往重庆。
6月下旬，陈独秀和妻子潘兰珍以及大姐一家共9人乘坐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轮，由汉口启程前往重庆。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寄居在重庆的陈独秀，提笔写下了《抗战一年》。此时，日本侵略的战火已经烧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人都对能否战胜日寇缺乏信心，但陈独秀却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他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在文章中宣布：“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胜过一百年”。他提出，抗战一年来，日本在四个方面遭到了失败：第一，日本虽然强大，但并没有击倒中国这个“病夫”。中国的反抗证明，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第二，敌人虽然占领了中国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却没有征服人心。一年来，他们还没有得着一个有力的汉奸去为他们效劳；第三、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行动得到了世界的同情，提高了国格和人格。而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第四，热衷于战争的，只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和军事资产阶级，广大日本民众是反对战争的。随着对华战争的延长，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在增长。
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一年来的抗战，暴露了我们的缺点。勇敢地承认缺点，认真地改正缺点，比轻浮地高喊“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他提议：要利用一切对我国有利的因素；在野党要援助政府抗战，不应该有保存实力和趁火打劫的企图；政府要决心解除人民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政府要下决心惩治腐败。
7月21日，陈独秀撰写了《论游击队》一文，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指责共产党“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他说，“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这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
陈独秀不仅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还应邀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抗战川军之责任》；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总之，他没有因身世沉浮而放弃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何况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
陈独秀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应他的同乡、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好友邓初的邀请，于8月3日与妻子潘兰珍移居江津。
邓初在江津县城开有一家诊所，名“延年医院”，因楼上有多余的房间，便邀请陈独秀迁来居住。此时，严重的高血压和胃病折磨着陈独秀，然而，他没有放下书写的笔，《我们为什么而战？》、《八一三》、《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国际形势的幻想〉。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仍然以一个“老斗士”的姿态，写下了这些文章，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1939年春，周恩来、朱蕴山先后来延年医院拜访陈独秀，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独秀予以拒绝。他对朱蕴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陈独秀还说，他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也就是这年春天，蒋介石根据已经投奔国民党的张国焘的建议，指派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去江津访问陈独秀，企图从他嘴里搜集到国民党有利的言论，以作反共宣传。为了取得陈独秀的好感，临行前还找到1938年3月16日的〈大公报〉，因为那上面登载有段锡朋等9人因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而为陈独秀辩护的声明。
陈独秀听完这两人的来意后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为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大状，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约在1939年5月底，陈独秀夫妇离开延年医院搬到离县城30里远的鹤山坪。先在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落脚到石墙院杨宅。
从此，陈独秀就居住在石墙院内，直到离开人世。
落魄后的陈独秀深入探讨了斯大林问题。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对斯大林拿他做替罪羊十分不满，故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怨恨。他投入托派的的怀抱，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从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后，随着政治风雨的洗涤的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斯大林的认识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而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阶段。随着对苏联有关问题的分析，他对斯大林的认识不断深化，由最初的朦胧混沌到最后的清晰明了。
起初，陈独秀只是注意到，自从列宁逝世以后，随着联共党内斗争不断深化，斯大林个人独裁现象在不断加强。他认为，这与十月革命的精神是相矛盾的。1934年5月15日，陈独秀在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中曾这样说：“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阶级’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就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我们不应该仅仅组织一个新党，还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
从1936年开始，苏联开始了大清洗。到1938年，苏联众多的党政军领导人、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平民百姓被逮捕、监禁甚至枪杀。陈独秀从各种渠道得知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后，更加关注苏联的民主与独裁问题。
当时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全部怨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斯大林大加攻击。而他在中国的追随者，托派临委的一帮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都认为苏联的大清洗是斯大林个人品质的问题，是斯大林独裁野心爆发的结果。
然而，陈独秀没有盲从。他经过冷静的思考，认为把一切过错都归之于斯大林，是唯心派的见解，他指出：“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的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由此断言：“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斯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
陈独秀在谈到苏联的政权性质时，使用“无产阶级独裁制”，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无产阶级独裁，根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他将这个政权称之为“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认为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绝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探讨了苏联独裁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是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抛弃了民主，选择了独裁。他说：“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想不通，苏联已经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强化“专政”的功能。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诚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问题的探讨，是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苏联的对外政策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他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没有民主监督的政权，必然要沦为独裁专制。一个居于乡村陋舍，重病缠身的六旬老人，能够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见解，确实令人惊叹！
陈独秀的晚年是很悲苦的。
1939年5月，陈独秀住进石墙院后，虽然有发文章的稿酬，还有北大同学会的接济，但他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十分贫困。
陈独秀一生交了不少朋友，但战乱时期，能来探望他的人并不多。没有老友可以畅谈，对于这位思想和感情十分丰富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门前冷落鞍马稀”，陈独秀每每感此，总是悲叹不已。
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闲倚柴门贪晚睡，不觉辛苦乱离中。
他还写过一首〈病中口占〉：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陈独秀的病体支撑到1942年春，就再也支撑不住了。但这位至死不渝的爱国者，仍然牵挂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他用颤巍巍的手拿起笔来，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两篇文章〈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行.......
这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国际集团.......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相互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压迫者之大结集，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的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先生在孤独中与世长辞。享年64岁。
二、被撕裂的陈独秀
陈独秀乃是中国现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
他走过的路，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他处的时代，中国迫切需要变革。
在一个大众皆言变革的年代，需要什么样的变革昵？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中国也曾发生过戊戌变法，但是，面对慈禧那样的手握权柄却一心要保大清王朝万万年的婆娘，康有为、梁启超一类的呼喊，最终化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场、康梁流亡海外的悲惨结局。这是一个麻木到了行将就木的王朝，你能跟它协商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协商不成，只有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却仍然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
正在中国人茫无头绪、找不到北的时候，邻国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
中国的激进派要找出路，列宁要搞世界革命，一拍即合。
于是，列宁派出的维经斯基找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
维经斯基来了，马林来了，鲍罗廷来了，带着苏联给的卢布，给了正在寻找道路的陈独秀，给了正在组织二次革命的孙中山，苏俄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复制一个苏联。
这副担子，落在一介书生陈独秀身上，实在是勉为其难。
正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撮合，有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后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主导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才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其实，国共分裂的种子早在合作的一开始就埋下了。你不妨想想，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念的国民党怎么能与以苏俄的共产主义理念长期合作得来？这是两条必然分手的路线。
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面临左右两大势力的夹攻，信奉布尔什维克的马列信徒们要他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大力开展工农革命，尽快占据国民党高位，把权力抓到自己手中，实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国民党内许多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却早已对共产党有着高度警惕，从容共到限共最后到反共，这是一条可以推想出来的路线。身处这样两种势力的夹击，陈独秀的处境异乎寻常地艰难，他不时地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却都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声音所淹没。陈独秀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却都被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所否决。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只能听命于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
事情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就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已经把屠刀砍向共产党人的情况下， 1927年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拍电报：（1）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2）现在就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等。在下述文字上，斯大林加了着重号：“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1927年6月4日，那位高高在上的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异想天开地去找汪精卫。他竟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指示拿给汪精卫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促使汪精卫下定决心铲除共产党。6月5日，罗易又先发制人，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提出把陈独秀召到莫斯科。他说：“陈独秀比谭平山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的建议把他召开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不顾共产国际提纲、五大决议、莫斯科指示和政治局决定，反对共产党团在国民党内工作，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反革命的倾向。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这实际是向农民运动进攻.....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
接到陈独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回电。1927年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当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联共中央政治局来电。
陈独秀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本应让谭平山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
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拍电报说：“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很快获得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了中央。鲍罗廷、维经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罗易说“我本意是缓和汪精卫的关系。”
6月17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就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我不相信我的电报已经发出......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党应当服从共产国际。”
次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银行家（鲍罗廷）报告说，琼斯（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61、162、163号重要的专电。我们对此种行为感到吃惊。要求琼斯立即作出说明。”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务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廷、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任命牛同志接替他”。“牛同志”指G.牛曼。
1927年6月26日下午，刚刚上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独秀的大儿子）被捕，7月4日，国民党将陈延年押赴龙华刑场用乱刀砍死。
就在此时，苏联为了拉住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不使他叛变革命，加大了对汪精卫的军事援助。联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6日秘密会议决定：“采纳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根据以前作出的决定，从确定的款额中分不同批次逐渐给武汉政府汇去100万卢布，并检查这些钱是否按指定用途使用。”
联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3日会议决定：（1）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卢布。（2）关于数额为1500万新贷款的请求，通知对方现在我们无法满足，但不拒绝以后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请在近期内指望逐步兑现第一笔必须办理的贷款。我们将追加汇款同组建可靠的军队联系在一起，要求通报为此做了什么工作。
中国大革命即将失败，1927年7月7日，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写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的地区反革命势力自由地组织起来了，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却遭到了镇压。无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无论对于苏联来说，局势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大大增加了军事危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与在莫斯科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起来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所执行的而且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这段话明确说，斯大林等人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应对此负责任。
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反驳了反对派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自己的观点。在这封长信中斯大林情绪激动，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全部归于中国共产党。他写道：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能够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罗易自己曾说，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的代表大会，因为他不得不躲藏起来...中共中央不理解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共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现军队革命化，促使士兵与将军对立......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同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型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随着革命和党的发展，对“保姆”的需要将会消失。
这封信，为谁来承担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定下了调子。
7月11日，感到“难堪”的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强调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斯大林还说：“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
7月28日，斯大林亲笔写了《时事问题简评》，公开强调共产国际的领导“完全正确”；公开批评中共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
当时我们直截了当地说，要把武汉国民党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至少须有两个条件：国民党的彻底民主化和国民党对土地革命的直接赞助。假使共产党人放弃实行这种转变的企图，那就太愚蠢了.....诚然，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极大的错误。但是，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也是完全正确的。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见大势已去，决定执行共产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调整陈独秀、调回鲍罗廷的命令。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罗易已被免去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鲍罗廷扣留了国际训令，没有马上执行。
当天，鲍罗廷、张太雷和陈独秀谈话。张太雷传达了国际训令后，陈独秀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
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陈延年牺牲后，陈独秀受了重大打击。他神情憔悴，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5日，发生了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正是共产国际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把共产党人的命运送上断头台，而失败的责任却落在陈独秀头上。把屎盆子扣在陈独秀头上，说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拿陈独秀做了斯大林路线的替罪羊。
陈独秀只能躺在历史的祭坛上。
三、落魄后的陈独秀
“八七”会议竟不让陈独秀参加，这是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主意。
“八七”会议之后，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党中央派人反复动员陈独秀去苏联，但老头子坚决不去。
11月12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的“四不”口号。然而，在斯大林的路线指引下，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陈独秀反对李立三、瞿秋白盲动的错误，与中央的矛盾加深了。
1927年年底的一天，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和妻子史静仪带着儿子来看父亲。作为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与父亲有不同的观点，父子俩谈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陈独秀一听，不高兴了。他压了一肚子气，平常没有发火，这会儿见乔年拿别人的话当面指责自己，黄牛脾气一下子就发作了。他抬高声音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
这次见面，父子俩不欢而散。
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夫妇在这里吃饭的，但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乔年走后，陈独秀也感觉不舒服，毕竟是儿子来看自己的啊！而且，他的话不是他个人的话，代表了党内的许多同志的意见。这次见面争吵，在乔年被捕牺牲后，令陈独秀懊悔不已。
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1928年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陈独秀仍然享受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陈独秀以生病为由，拒绝去苏联参加六大。
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六大选举了向忠发为中共总书记。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狱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陈乔年在狱中坚贞不屈，押赴刑场时，对难友桂家鸿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两个儿子的接连牺牲，加上女儿、孙儿的去世，使陈独秀雪上加霜，心情黑暗到极点。众离妻弃、家破人亡，凡人间悲剧，陈独秀接二连三遇上了。他的精神接近被击垮的边缘，这段时间，他的心脏病、肠胃病、高血压发作，夜不能寐，人一下子苍老了。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舅舅陈独秀。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吴季严对陈独秀说：
列宁在逝世以前有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情暴躁，处事专横，不适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说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缺点是自信过分，但不能以非布尔什维克视之。说布哈林是党内宝贵的理论家，但不懂得辩证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犯错误绝非偶然。陈独秀听了他外甥的话，兴奋地问：“真有此事？”吴季严就把托派那套一五一十地背诵出来，说苏联工农兵和广大人民都恨斯大林，骂他“独断专横”、“专制暴君”、“红色沙皇”、“胡椒厨师”、“没有到过西欧，不懂得西方民主，不知西方文明”，“土包子”、“乡巴佬”等等。
这次，吴季严将他在苏联的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现在他才具体了解到，托洛茨基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与自己的观点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陈独秀读了托氏的文章，像注入了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不是孤立的。
与此同时，彭述之也读到了托洛茨基的几篇文章，两人见面后，对托洛茨基的思想产生了共鸣。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发现了陈独秀的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到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这期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职员59人遣送回国。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他对中央四十二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就不妥。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陈独秀8月5日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十二条意见和建议。他在信中认为目前的中央政策仍然是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杀党内民主。他认为，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他说，“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感觉到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当时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引起注意，而且当作笑话到处宣传。”
陈独秀认为，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他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同志间关于理论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于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
最后，陈独秀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红旗》报第三十七期刊登了陈独秀7月28日的来信，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8月11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的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不承认他是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陈独秀继续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红旗》第三十期刊出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同时刊登《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
9月，“韶玉”（王明）写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十号），批评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七个错误，表现了五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1929年10月，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在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陈独秀没有接受担任编辑的意见，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写文章批评托洛茨基了。批托，就无异于承认斯大林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话是正确的。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首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强调要寻找犯错误的原因：“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地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于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致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覆辙。”
陈独秀说，“我们应该坦白地很客观地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1930年秋天，小儿子陈松年到上海找到了父亲。此时，见到陈松年衣袖上的黑纱，陈独秀才知道，他的原配夫人高晓岚已于当年9月份去世了，高晓岚自陈独秀1910年和妹妹高君曼出走后，过了二十年的独身生活，终经不住两儿一女惨死的打击，悄然离世。
就在陈独秀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进了他的生活，给他的苦难日子带来了一点清生机。她叫潘兰珍，潘兰珍23岁，陈独秀52岁，两人渐渐有了感情，终于搬到一起同居了。
1932年10月15日傍晚，陈独秀又一次被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抓获。他被捕后，胡适、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名流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在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运作下，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蒋介石让秘书陈布雷给翁文灏、胡适等人拍电报，告陈独秀案已移交法院公开审判。
10月25日，何应钦将陈独秀带到他的办公室，告诉陈有关蒋介石来电的内容。何应钦问陈独秀，可知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政治主张，陈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一科作了专门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篇演讲文字当天和次日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发表。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中共《红色中华》第四十一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出来了。”
1933年春天，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的起诉书。陈独秀的罪名是：“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据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审陈有等人。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审判长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答：“是有的。”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问：“被捕几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这是实事，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二）中国人穷至极点.......（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审判长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一时三十三分，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称赞。
过了五天，再审时，审判长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独秀说：“有抗辩。”陈独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旁听席上传出一阵阵哄笑声。陈独秀将他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的三点理由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这时，免费替陈独秀做辩护律师的章士钊起身为陈独秀辩护，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没有根据。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是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
六天后，法庭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陈独秀判了13年刑，没有被杀头。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亚东图书馆抓住这个时机，拟出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一则可能好卖，再则帮助解决仲叔生活费用。和陈独秀商量后，汪孟邹出面请蔡元培写《独秀文存》序，蔡元培写道：“后来陈君离了北京，我们两人见面的机会很少；我记得的，只有十五年冬季在亚东图书馆与今年在看守所的两次。他所作的文，我也很难读到了。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笔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我所以写几句话，替他介绍。”
1933年春天，陈独秀关押候审期间，蔡元培曾两次到看守所看过陈独秀。
在狱中，陈独秀让友人带来满满的几架书，陈独秀想编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州历史.地理》、《史林》，自己开了几个要读的书单子，列出的书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列宁著的《组织论》，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伦理与唯物史观》等，书架上堆满了诗、书、史、学。在看守所里，陈独秀每日写文字学考证文字，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他还计划写《道家概况》、《古代的中国》等。
1934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减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逐渐地，不少国民党要人来狱中探望陈独秀，宋美龄在铁道部长顾孟余的陪同下也来过。此外，还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
这时候，潘兰珍来了。以后，潘兰珍几乎天天探监。上午九点来，下午五点回去，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看守报告典狱长，他们在狱中有肉感行为。典狱长为难地对陈独秀的好友说：“你告诉陈先生，要注意这事，弄得不好，我也要砸饭碗”。此话传到陈独秀耳里，陈独秀放下脸说：“他们知道什么？监狱制度真是万恶，将来一定要消灭监狱制度。压抑了人的本能。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
1937年8月23日，在日寇发动“七七事变”的形势下，陈独秀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1937年9月12日，与妻子潘兰珍一道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到达汉口之后，罗汉找上门来了。罗汉原任北伐时四军政治部主任，作为陈独秀的信使，罗汉到西安找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脾气太倔。如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林伯渠即给延安拍电报，请求中央，大意是，仲甫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份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央电报后，罗汉急忙赶回南京。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罗汉又拉来董必武见陈独秀。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找博古和叶剑英。博古对罗汉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毛泽东见陈独秀迟迟不写检讨，11月12日发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谈话时，说：“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的血的教训。”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与康生、陈云等自苏联同抵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毛泽东、张闻天代表中央提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针对会上“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抗日十大纲领，明确除了汉奸，都是团结联合的对象。所以，王明一口咬定陈独秀就是汉奸。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王明当上了书记处书记，毛泽东虽然仍然是书记处书记，但没有明确谁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王明到武汉主持长江局后，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第二十九、第三十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帮》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
1931年“3.18事变.，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1938年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表白。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新华日报》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很生气，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绝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
《新华日报》未发表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信，3月20日《扫荡报》将该信刊登。
次日，《新华日报》写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三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重点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陈独秀将1937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后，关于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终于安静了。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抗日，多次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徐特立4月也做了调解。
4月24日，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当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的吗？”
这一扇门，被彻底地关上了。
一代伟人，最后贫病交加，客死在四川江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