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视野之外的中国城市
过去30年，中国有5亿人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目前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时，中国城市人口将占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样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中国为首例。
对于这样的城市移民现象，如果仅仅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城市化的含义不过是两件事：盖楼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体系的建立。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战略标准看，还有很多大事未在当前城市化方案的考虑中。社会变迁研究者很早就开始注意移民现象——包括中国国内和向国外的移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研究资金的大量项目，多数以农民工为主题。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主题的重要，在于关涉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目前中国发生的城市化浪潮，完全可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如何回应城市化的全方位挑战，不仅关系到多数中国人的身份系统、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关系到新时期社会管理乃至执政方式的转型。
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社会根基在城市，他们主要由扎根于城市的官僚机构、买办组织、金融部门和工商业者群体组成；而共产党的社会根基在乡村，他们主要由农民、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在成为执政党并进城以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在城市零工群体中，他们的主要成分是进城改变职业的外地农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来打工者。而上海本地的技术工群体则同国民党的组织关联更紧密。在传统形式的内聚、冲突和对抗的组织化纽带中，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关系更为重要。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祖籍、性别、文化以及技术类别和水平等因素相比，职业的组织化作用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受到了工人群体中既有的社会类别壁垒——本地与外地、工种与技术、地缘与文化——等等烙印的深刻影响。通过这些烙印，甚至可以大致辨别人们的利益联结和政治态度，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了它们各自政权的特性。
这些在城市发育的社会组织基础，经由60多年、大约三代人的代际移民过程已经发生改变。1949年共产党第一次进城后，大量军队退役人员接管城市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城市人，组织、职业和角色的分化日趋复杂，面临的城市问题已经不同。但是，当时建立的管理方式并未改变，这种管理方式的特征，是等级单位（结构）和特殊主义关系（原则）的混合体，主要的任务在于改造而非适应和融于城市体制。
相比于现在，当时的城市功能和目标更为单一：生产企业和行政管理。所以，城市生活的组织化相对简单：进行人口限定并内部循环，“城市人”的成分主要是生产和行政单位中的职工和干部，除了组织调动和安排，个人不能随便移动进出或选择单位，单位之间设置行政级别和纵向隶属关系，但单位内成员间的收入和地位差别不大，城市人的福利和消费水平相近，职业分化程度不大，职位通过人事部门设立、审批、再分配。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人员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社会类别很少且组织化程度较高。城市秩序和生活受到城乡壁垒的“保护”，它无需面临竞争和选择的压力及风险。
今天，以地区、户口划分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城市社会单位的同质化现象已经变化，城市职业的分化程度远远超过乡村地区。在城市，不同社会类别的人群共处，不同阶层和职业特征的人混居，新旧体制中的职业、等级、身份、阶级等类别构成叠加，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中西变种的生活方式和礼仪集聚一处。随着居住共同体和单位建制消失，基于单位体制的组织认同和责任减弱。大部分的群体冲突和社会抗议事件发生在城镇地区，自杀和他杀发生的概率在城镇也已经超过农村地区。
二、城市化的战略问题
（一）冲突性利益
计划经济时期创造出来的一些社会分类，比如城乡、地区和工作组织间的地位差异犹存，同时又快速发展出一些新的社会分类，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组织和个体经营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际商业组织等等。这些差别部分和传统体制有关，同时也和变迁有关，它们共同造就并维持的社会不平等，在城市比乡村更为凸显。一些群体类别受到社会区隔所限制，上升流动困难，另一些则非常容易获取大量公共资源，这些差别的形成，有些源于行政格局的路径依赖，有些源于市场竞争，由此形成的很多壁垒和区隔，不能完全由个人偏好、特征及努力程度得以解释。那么，城市管理应当运用什么机制，有效协调并平衡这些差别的地位和冲突的群体？
（二）社会连结纽带和信用约束
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社会。如果说，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主要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约束的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社会无法依靠面对面关系或初级群体约束行为，因为人们的联系途径完全不同。传统主要依靠单位组织、或人际关系约束行为的机制，这些在城市已经无法适用，表现在信用危机主要是城市现象。这说明，利用工作组织以及初级关系约束信用的作用，需要一种公共信用约束体系来替代。
（三）城市管理中介
过去城市管理依靠的是行政层级体系。它的特点是，并非全部由市政机构，而是由人们的工作单位实施具体的管理和信息收集事项。这意味着，城市主要是一个地域组织——发布文件并按照级别进行审批——而非真正的社会管理单位。它有管理的身份和权力，但无管理的途径和方法，因为城市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发布文件：市政府发布或者确认、批准政策，由基层工作单位执行。大部分城市生活事项——信息登记、住房迁移、垃圾处理、人员核查、事故处罚、政策补贴、福利保险、利益协调甚至就医就学，实际上，通过准政府（单位）处理，城市人员管理脱离了单位，或超越了地区界别就无法实现，因为是具体的单位承担着对其成员的管理责任，不是它的成员、或不是此地域的成员就不在管辖之内，必须送回“原单位”处理。因而，城市秩序运行的条件是，所有工作组织——单位的“准政府代理”角色存在，所有人员都有单位组织——它是城市管理机构和市民之间的联系桥梁和管理中介。市民接触城市公共制度必须通过单位，如果离开了单位，他就难以找到为其负责的公事办事机构，甚至完全可能因此脱离接近公共事务的有效渠道。在这种体制下，市政机构的管理具有间接性：它并不直接面对市民，它管理的是单位组织而非市民。但如今，这种中介的功能有的还在，比如行政单位和国企，有的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大量新单位中。而市政机构的管理角色和渠道仍然未见更新。
（四）社会分流和机会结构
参军和接受高等教育，是从前普通人改变身份，合法向城市流动的主要途径。但现在，这两个社会分流配置器的作用式微，但是，他们创造向上身份预期的职能未减。经过这两个途径，形成了身份上升的预期，但进入社会时，却无法顺利进位——笔者称为“结构性失位”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市广泛存在。城市边缘的大学生蚁族，90%以上来自农村或者县镇以下的地区。他们不满足限于劳工和普通职员的地位，感到付出和收益不平衡，因此，城市集聚了大量的社会不满，表现在如今的“网络民意”主要是大量的边缘人群对于社会的不满。对于城市生存技能而言，军队和大学这些过往主要的“教育”和升迁渠道，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结构的新现实和新需要。
（五）社会组织化
如果注意城市教会的发展，就会发现，它吸引的年轻皈依者多是城市新移民，这些人从其他地方经过教育和求职进入大城市，脱离了原来依靠的组织——家族亲友和地方共同体。通过这些组织获得资源——信息、协助、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的可行性下降，新移民从有组织所依，变成了势单力薄的个体，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除了就职，就是如何获得组织承认，被城市社会接纳，这是教会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居住区的非单位化，很多陌生人通过买房和租房居住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一切由政府进行组织的传统，对自组织化群体存有疑虑，使得这一社会生活内容被商业动机占据——市民的公共活动和场地主要朝向娱乐和商业性方向发展，经济目标的聚集受到鼓励（此时他们是消费或者竞争的关系），参与管理共同家园的活动受到抑制（此时他们是互赖合作的关系）。久之，市民缺乏精神和思想沟通，信任和互助关系微弱，自我组织的活力减弱。结果是人们过于依靠政府，自我组织化的能力和责任无从培育。
（六）文化价值
商业化对于所有精神领域的占领，使得现有城市生活不是滋养和传承文化、而是损害文化和传统。在城市找到最多的是娱乐场所，它们影响着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品位。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鼓励物质享乐，而非精神滋养——交流思想和分享价值。这表现在，公共空间建设少，公共运动场地少，这妨碍市民通过公共接触建立共同的城市意识和价值；城市恢复了大量景观，但却没有恢复其中的历史和人物活动，无法通过他们的生活和追求，保存并欣赏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成了高楼大厦、穿衣戴帽、舞文弄墨等包装和表演性的东西，而不是根植于生活所赖的价值；城市网吧主要提供游戏而非阅读，城市电影和大众电视主要在宣传富裕和成名的价值观。这些价值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没有文化的城市人。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新挑战，它们不可能通过盖楼和户口制度变革得到解决。如果我们的追求更长远，希望城市化方案具有更高的战略和系统意义，仅仅满足经济目标的城市化模式探索就是不够的，因为，城市化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