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写作”主题贯穿罗兰·巴特一生的思想，巴特对“写作”这个主题的探寻既包括相关的理论分析，也包含大量的文本实践，是他用各类学科语言表达文学的独特方式。其中，语言学是巴特写作中非常重要的基石，而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对巴特“写作”的影响最为深远：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学分析模式启发了巴特通过“写作”来打破学科边界的构想；本维尼斯特在有关陈述行为中涉及的动词的时态与语态分析、人称关系等论述，都极大地推动了巴特对语言的认知，满足了他对写作实践的诉求。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本维尼斯特和巴特在各自的思想构建中，除了语言结构之外还加入了对于人和社会的关注，强调了多元主体的重要性，对于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和文学写作理论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关 键 词：罗兰·巴特 本维尼斯特 跨语言学 陈述 人称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素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者的身份名扬学界，但富有意味的是，文学才是巴特的兴趣所在，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究文学写作问题：“我必须说，我并不代表符号学，也不代表结构主义……我所选择的实践是写作。”①“写作”(écriture)②是巴特终生研究的主题。③巴特的“写作”既包含相关的理论分析，如20世纪50年代的《写作的零度》，60年代的《作家与写家》《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从科学到文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又含有大量生动的文本实践，如70年代以后《S/Z》《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明室》等，都可以看出巴特对“写作”主题的探索。
需要说明的是，巴特的“写作”并不指平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指用“自由的语言”来表达文学的方式，是对语言的一种实践或试验，“自由的语言”可以包含语言学、分类学、精神分析、符号学等各类学科知识的语言。
其中，语言学是巴特写作中非常重要的基石。巴特吸取了广泛的语言学思想，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基本奠定了巴特“写作”的语言学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索绪尔的“语言的意指”理论成为巴特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说明性手段，比如《神话学》等文本；1957年到1964年间是巴特最为科学化的时段，受格雷马斯等影响，其最大限度地接受了严密的语言学理论，著作《符号学原理》《服装系统》先后出现的是索绪尔的“两极模型”、叶姆斯列夫的“对立”、雅各布森的“调节器”等语言学概念，此时期巴特最为压抑自己的写作天赋；1966年以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巴特舍弃了科学化的语言，重新回到了作家的岗位，并坚持只有写作活动的文学才能延续结构主义的逻辑④，快乐或者欢愉成为他后期的写作原则，作品极富创造性，而本维尼斯特成为这段时期对巴特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
本维尼斯特精通十几个语种、研究内容横跨多个学科领域，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施特劳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拉康等都有所启迪。而巴特是本维尼斯特执教于法兰西学院时语言学讲座的忠实听众，在《符号学历险》《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等文章中，巴特多次提到，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自己的研究。
巴特在1975年接受法国《文学杂志》访谈时表示，从语言学方面来说，他对索绪尔、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乔姆斯基等语言学家相当尊重，但认为受他们的影响非常有限，而“最令人心仪的，要数本维尼斯特一人”。⑤巴特继而说明了缘由：本维尼斯特不仅关注语言结构分析，而且研究话语实践行为，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的写作风格，不但有丰富的思想，而且还有优美的形式，使他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为了阐明思想的学术书籍而已。⑥这种严谨又生动的语言特质让巴特非常着迷。
遗憾的是，本维尼斯特对法国结构主义者的作用在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并未被完全重视，而他对巴特的思想影响更是研究者寥寥，大多数学者更集中在索绪尔的层面进行阐释。事实上，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分析、陈述话语的理论体系，以及动词时态、人称代词、语态等都对罗兰·巴特的创作尤其是70年代后的文本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拟结合巴特关于“写作”的理论分析和文本实践，具体阐述巴特是如何将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融入自己的写作实践的。
一、写作是跨语言学的载体
巴特的“写作”是一个以文学形式为外衣，内含各类因素的混合体，它融合了随笔性的文字和精神分析、符号学、语言学、分类学等各类知识。可以说，巴特是通过“写作”来打破学科边界，实现其跨语言学的构想，而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分析理论为巴特提供了必备的语言学模式。
巴特在1976年为本维尼斯特撰写的悼词《本维尼斯特》中提到：本维尼斯特是最早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领域建立联系的人之一，除了语言学本身，他更是致力于与符号学、分析哲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对话。⑦的确，本维尼斯特语言学著作中所参考的学科和流派的数量之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结构主义、文学、现象学、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本维尼斯特复调式的思想风格。⑧
难能可贵的是，本维尼斯特师承语言大师索绪尔却又有所超越，在索绪尔的语言学框架下加入了对人、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考虑，比如他大力发展了语言结构的社会性这部分内容，丰富和拓展了语言与符号的关系等等。
就语言结构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在《印欧语体制机构词汇》《普通语言学问题》等著述中，本维尼斯特阐明了语言是一门关于言说的社会的科学，语言学真正成为普遍的“社会学”。⑨在《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⑩一文中，本维尼斯特以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并深化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语言为言说者提供了话语实践的基本形式结构。语言代表了一种将不断呈多元化发展的活动联结在一起的稳定力量。同时，各类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语言表达来描写社会、描写文化，所以语言是社会的阐释者，语言包含了社会。(11)。
另就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来说，虽然是索绪尔首先提出了语言学和符号学有着必然联系，但他对于语言之外还属于符号学的部分并未深入探讨。而本维尼斯特在索绪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语言学与符号学联系的性质，在1969年发表的《语言符号学》一文，在语言的表意方式上，提出了语言的“符义学”(le sémiotique)与“语义学”(le sémantique)双重表意方式。索绪尔的符号意指方式仅仅体现在“符义学”层面，符号只指向语言系统内部，符号意义不指涉外部世界。而本维尼斯特增加了“语义学”这个层面，认为这是由话语生成的特定的意指方式，符号的意义转化成一种话语行为，这就涉及需要说话者——人的参与，需要参考语言以外的世界，所以，语义学层面就将原先封闭自足的语言符号引向了陈述世界和话语领域，语言就可以用来表达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本维尼斯特这种语言的双重表意方式，尤其是引入话语的维度，打破了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只关注语言结构内部的分析模式，从而建立了跨语言分析(translinguistique)理论。(12)
克里斯蒂娃在2013年11月巴黎高师举办的“手稿研究与语言学理论”研讨会的演讲中指出，本维尼斯特这一关于双重意指模式的构想开启了一门新研究：一是在语言内分析中开启一种新的意指维度，即区别于“符号”维度的“话语”维度；二是跨语言分析，是建立在陈述语义学基础上的对文本和作品的所谓“元语义学”分析。(13)
从某种程度上说，本维尼斯特发现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互通的可能性，他将语言学扩展成了一门广义的社会性科学，这种将“语言社会化”的认知，深深影响了巴特。正是在本维尼斯特的启发下，巴特1970年的《话语的语言学》一文确立了自己的“话语的语言学”或“跨语言学”(14)的框架。
文章的开篇，巴特即展示了此概念的包罗万象：“我们可以在符号学分类的角度下，统一将那些无限多样的民俗、文学和大众传播等内容，至少暂时性地命名为话语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u discours)或者跨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也可称为元语言学méta-linguistique)”(15)。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巴特跨语言学包含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语言结构，尽管他认为跨语言学研究需要借助语言学来进行，但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话语，比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语言结构)更多了一层社会化的编码，“话语为跨语言学的对象，我们可以暂时地界定为言语的有限领域，(该领域)从内容来看(与语言)是一致的，都是被第二层级的交际目的发送并结构化，但话语同时也被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加以文明化了”。(16)巴特效仿本维尼斯特关于符号学的双重意指模式，将话语这个跨语言学的对象作为双层的编码系统，即除了第一层级的语言学原则对话语进行编码，还有第二层级的社会对话语进行编码，以达到信息传递和人际交流的功能。
同时，巴特在该文中参考了1962年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分析的层次》关于句子的论述，认为句子属于语言结构的上限和跨语言学的下限，有了句子，我们才离开了语言结构的领域，进入到具有交流功能的话语领域，句子在文本和话语之间架起了桥梁，从而大大拓展了跨语言学的范围。(17)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巴特提出了可以根据两个原则来构建跨语言学：一是跨语言学要明确取代语言学的方式。由于跨语言学要超越语言学，需要承担起联系上下文语境(contexte)和具体情境(situation)的研究，所以它的最基本任务便是要为指涉物编码，而跨语言学的鼻祖——修辞学，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规范的言语编码。二是返回语言学。因为话语也和语言系统一样，涉及同一层面要素的替代、分配或更高层面的整合关系。不能把话语看作仅仅是语言分配关系的集合，也应该看作是一种被整合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基于社会和历史的情境，包含了符号学与历史、心理学或美学等符号学以外的学科合作的机会。(18)
自此，巴特结合自己的话语语言学(即跨语言学)与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分析，尝试建立并实践一种新的修辞学。上文已经提及，巴特将旧修辞学定位为跨语言学的鼻祖，(19)而他很早就对旧修辞学进行了研究，《图像修辞学》《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历史的话语》《话语的语言学》《从科学到文学》等篇章，都显现出了他对旧修辞学研究的建树，限于篇幅笔者不多加介绍。这里重点阐明巴特尝试的新修辞学与跨语言学其实是同质的，他在1970年《交流》杂志上发表的《旧修辞学——记忆术》一文，提出“今日一门修辞学史极其必要，它将通过一种新思考方式(语言学、符号学、历史科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被拓展”(20)。而巴特认为，可以用“写作”来承担这个任务：“修辞学以文本、写作的名义，勇于承担一种全新语言实践，并且永远不与此革命性的科学分离；这对我来说也算是同一种任务。”(21)
若要追根溯源，巴特从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就已经开始探索通过写作来实现跨语言学的实践任务，比如巴特在1953年《写作的零度》就描绘了“写作”的“扩容”蓝图：“没有什么比企图把各种互补因素结合在一起更为使人惊异的了，其程序就像是一名工匠装配一件精巧的物件一样”(22)，“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23)当然，巴特到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后，其“写作”构想则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拙文将在后面部分具体阐述。
巴特用写作来实现跨语言学的理想，或源于他认为“写作”与“话语”这个跨语言学对象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如前所述，话语是一个被整合的集合体，而巴特认为写作也包含各类学科因素，自带有一种整体性；话语是一个被语言和社会编码的双层系统，而写作也具有一种双重性——写作无法脱离语言结构等科学性要素，但却是“被其社会性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24)。以下笔者对“写作”的整体性和双重性略作分析。
首先，巴特认为“写作”带有一种整体性，包含有各类学科语言的因素。早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就开始有关写作的探索，他认为，一切写作都包含着本身既是语言又是强制力这样一种对象的含混性。(25)就是说，写作是在语言内的客观实践，既坚持同各种语言科学(语言学、逻辑、符号学)相融合，但也坚持一种相对于这些科学的区分作用。而在《从科学到文学》中，巴特概括得较为全面：只有写作，才能实现语言的整体性，设定一种中立的语言状态(neutre du langage)，写作将科学的语言论述作为思维工具，同时又混杂有若干种特殊的语言(比如文学语言、诗歌语言等)。同时，写作还暗含有这样一种思想：语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享有特权(privilégié)或者说都可以成为中心(central)，各个部分均处于一种“可波动的等级”(hiérarchie fluctuante)之中。(26)可见，在巴特眼中，写作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公平性，使得各类学科语言和要素都能以平等和共融的方式发展。
其次，巴特的“写作”具有这样一种双重性：一是各种科学方法比如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同时性地并置，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系列；二是这些科学方法被“文学”(写作和文学在巴特表述中有时是同义词，文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写作实践的复杂字形记录(27))的主体所控制。(28)也就是说，各类科学知识变成了写作欲望的客观表述，而文学则不再是一门学科，而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包含有很多知识，并在写作中对这些知识进行修饰加工。(29)巴特意图凸显的是隐含在写作背后的文学的统领式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了文学对科学知识和语言结构所做的改变：科学知识是一种陈述单位(énoncé)，在文学写作中它却是一种陈述行为(énonceation)。(30)
这种双重性实际上要求巴特在文学写作中需要引入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学等各类学科，这就类似于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併入作用(inclusion)(31)。同时，这种双重性形成了巴特后期“文学科学”(32)的写作典范：“写的只是各种随笔文字，这类文字含有一种性质含混的文体，其中写作与分析的份额不相上下。”(33)“如今可以预见，一门独一无二的文化科学的构建是有可能的，它无疑将基于各种学科，但它们都致力于分析不同层级的文化作为语言描述。”(34)他希望各类科学范畴“与作家的写作情境相遇”(35)，在写作中达成各学科的联合，实现他跨语言学的构想。
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神话学》，巴特运用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型来分析各类社会现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充分融合文学随笔、语言学结构分析、社会学评论等因素的斑驳的混合体，这为巴特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因为在此之前，法国当时的知识界语言学尚未融入到文学研究的革新，呈现出语言学热闹非凡而文学界死气沉沉的现象，“很长一段时间，法国的文学研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发展，完全专注于内容、体裁、历史起源，而不是对形式对象或者结构上的探寻”(36)，而巴特无疑打破了这个桎梏：文学与语言学的相遇正是一种解放，能更好地将它们团结在一起。(37)萨莫瓦约为巴特写的传记中也提到：《神话学》出色地推动了巴特两种科学(“文学科学”)的写作方法，使得巴特的结构主义变得灵活起来。(38)
实际上，巴特20世纪70年代的文本，基本都可以寻找到这种跨语言学的写作实践。比如《S/Z》《罗兰·巴特自述》《萨德、傅里叶、罗约拉》《恋人絮语》等文本，以文学随笔的形式呈现，而其中又夹杂有分类学、代码学、语言学、图志学等各类科学知识，(39)这些文本远比他前期的结构主义科学理论更具独创性。
不妨这么认为，本维尼斯特通过跨语言分析理论改变了语言学的学科面貌，从而完成了打破学科分界的颠覆性运动；(40)那么，巴特则是通过文本写作，从而成为打破学科边界的勇敢实践者，正如克莱恩在《跨越边界》一书中提及的：罗兰·巴特在打破学科边界中扮演者重要的、建设性的角色，巴特并不将打破学科边界视为一种知识的断裂，而是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上的认识论滑动。(41)
巴特运用写作实现跨语言学的意义，无疑是为去除学科边界树立了典范，使其成为结构主义阵营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另一层意义可能属于其个人因素，我们可从1976年巴特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透视一二：语言不再被虚幻地看作是一种科学化的简单工具，而是被作为投射、爆发、震动、趣味而表达的。写作使知识成为一种欢愉。(42)“身体欢愉(fête)”的思想是渗透在巴特写作中的灵魂，而这种融合了各类知识的自由“写作”无疑为其增添了灵活运用语言的快乐，从而在写作的理论建构和具体的写作行为中，来实践其“欢愉”的生存方式，这或许才是注重个人趣味的巴特更为在意的因素。
二、写作是一种陈述行为
作为“陈述理论(théorie d’énonciation)的创始人”(43)，本维尼斯特将“陈述”定位为一种陈述行为本身，而不是被陈述的对象，陈述可“看作以语言为工具的说话者的行为”(44)，这就把说话者——“人”引入了语言系统，这就说明陈述的产生需要说话者的参与，需要参照语言以外的世界，那么陈述就不再封闭于语言系统之内，呈现一种开放的话语姿态。巴特为之大加赞赏，认为本维尼斯特将研究陈述(énoncaition)的语言学(交谈interlocution、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等)取代了研究“死的对象”(object mort)的语言学(45)，在语言学史上无疑有开创之功。
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行为的论述深深影响了巴特，巴特在196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结构主义之争：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的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46)，大部分引用了本维尼斯特的陈述语言学理论。同时，这篇报告也是确立巴特在语言学思想分期的重要线索，以此为分界点重塑自己的写作策略。鉴于此，笔者将对巴特这篇报告进行重点分析。
1966年的巴特，已不再如写作《符号学原理》《流行体系》时那般推崇“正统的语言学大师”索绪尔、雅各布森、马蒂内等，他开始反思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而富有人文情怀的本维尼斯特成为巴特最为热爱的语言学家。这种转变除了巴特的个人选择，还与当时结构语言学界的大环境不无关系。(47)1966年9月，以语言为议题的法语哲学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的焦点集中于本维尼斯特和米尔恰·埃利亚德的“陈述”。(48)同年10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结构主义之争：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大会，邀请了托多罗夫、德里达、巴特等法国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该会议上，巴特以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模型发表了关于文学与语言学、符号批评、写作等的报告，即《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
这篇报告中，本维尼斯特在有关陈述行为中涉及的人称、动词的时态与语态分析等方面对巴特影响颇深。需要说明的是，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分析对于巴特的文本写作实践有着极大助力，笔者将在第三部分再行分析，这里仅简单提及。本部分着重阐述本维尼斯特和巴特关于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分析，尤其是中动语态的论述，因为这是既往研究中涉及较少但又是巴特关于写作的不可绕开的重要范畴。
1.时态。就时态方面来说，本维尼斯特认为动词的时态与陈述行为密切相关，而且现在时居于各个时态的核心，因为现在时与陈述行为发生的时刻最为吻合，人要经历现在并将其转变为现实，就是通过陈述行为来实现的，因此，陈述的现在时也就是人存在本身的现在时。(49)同时，本维尼斯特将陈述所涉及的动词的全部时态，区分为两个层面：历史陈述和话语陈述。历史陈述是对过去事实的叙述，叙述的过程中往往隐去带有主体话语的标记，将“自传性”语言形式排除在外，时态上通常使用过去时态，人称选用第三人称(非人称)的形式。与不带主体色彩的历史陈述不同，话语陈述体现了话语个体间的交流行为，带有说话者的主体色彩，每一个说话者都有一个对应的受话对象，以说话者的“现在此时”为参照，可对应“过去”或“未来”，因此，话语陈述原则上可以自由使用所有的人称(我、你、他)和各种时态(除去已经作为历史陈述典型形式的不定过去时)，尤其是现在时、将来时和完成时。(50)
巴特在《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这个报告中对本维尼斯特的时态方面有着很好的继承。巴特特别关注了陈述的现在时这个范畴，与本维尼斯特一样，他认为现在时是时间系统的核心，由此可以透视过去与未来。另外，巴特从本维尼斯特的历史/话语系统的二分入手，相对应地提出了两个系统：初生系统(对应于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系统)、次生系统(对应于本维尼斯特的历史系统)，不过，巴特并不是简单地复述本维尼斯特的话语陈述和历史陈述，而是将两者发挥为言说者与写作的参照物关系、言说者与陈述行为的关系。(51)
稍加提及的是，本维尼斯特对陈述的历史和话语层面的论述，是巴特相关理论篇章中的重要语言学基础，比如1966年《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的分析叙事作品的“层级”概念即是借鉴了本维尼斯特的研究；而1967年的《历史的话语》则是体现了巴特对本维尼斯特历史/话语陈述二分法的反思与发展，限于篇幅，这里不具体展开介绍。
2.人称。巴特在这篇报告中基本全盘接受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称与非人称的分类、人称的极性等问题的分析。从语言学分析入手，巴特认为文学作品的写作也受制于人称与非人称的双重系统。一些古典的文学作品依靠人称代词和描述性动词的相互作用，在人称与非人称的混合系统中产生了模棱两可的感觉，“试图诉说个人风格，却破坏了言说者在陈述中的参与”(52)，也就是说，这种古典写作更为关注“说了什么”，而不是关注“谁在说”。
3.语态。巴特从人称问题出发，认为“写了什么”让位于“谁在写”，现代写作者不再是“写了什么”的那个人，而是正在写作的那个人，写作(écrire)这个动词因此呈现出不及物性(intransitive)，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巴特引入了动词的语态(voix)来分析写作问题，并提出了现代写作是一种中动语态(53)的形式。
关于中动语态的详细分析，可追溯至本维尼斯特在1950年法国《心理学杂志》发表的《动词中的主动态和中动语态》(Actif et moyen dans le verbe)一文，被收录于本维尼斯特的著作《普通语言学问题》第1版。(54)
本维尼斯特认为，“中动语态”(moyen voix)原存在于古希腊语中，表示动作发出者的行为动作是指向自身或与自身直接相关，不过在拉丁语和现代欧洲语言中，中动语态已经慢慢消失，仅留下一些痕迹。同时，本维尼斯特还提出，就印欧语系而言，“主动/中动”语态的区分在语法上要早于“主动/被动”语态的区分。(55)那么，什么是“中动语态”呢?本维尼斯特关于中动语态有着这样的描述：il effectue en s’affectant(56)(它通过影响自身来执行)“在中动语态中，这个动词则指称一个发生在主体之中的过程：主体内在于过程之中”，“主体是一个过程发生的场所……主体是中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的参与者：它完成在它之中完成的某物”(57)，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本维尼斯特关于中动语态的特征：一方面，主体发出行为去作用于一个客体，但在作用过程中，它首先影响其自身；另一方面，主体内在于行为中，主体本身即是行为的发生场所。
换句话说，在主动语态中，动作的执行在主体之外，主体不会被自己发出的行为所影响，而中动语态则与此相反：主体通过行为影响了自己，主体始终在行为之中。(58)
从上所述，我们可透视出本维尼斯特中动语态的现实意义：在“中动语态”的维度上，行为与主体成为相互构成和表现的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强调行为的施加方和被影响一方，“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被转化为自身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差异，“中动语态”所标示的主体与行为的相互构建，恰恰也暗示了一种“自由”的领域。
尽管“中动语态”这一语法形式和概念在现代印欧语系的语言中慢慢消失了，但不少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却与“中动语态”的指向相契合，巴特即是一例。巴特在《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中明确提出了现代动词“写作”存在于中动语态中，被“写作”影响的主体几乎是和写作同时构建的。(59)巴特对中动语态的描述基本沿用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中动语态的框架。
巴特认为，写作这个动词有不及物的一面，但也有及物性的一面，这可以从中动语态中去探寻，中动语态并没有排除及物性，因为中动语态通过主体的行为对主体产生了影响。中动语态是与动词写作的现代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写作是指要让写作者成为言语行为的中心，将写作者置于写作行为之中，而不是一种心理上的主体，写作者仅仅只是行为的代理人(proxy)(60)。另外，巴特具体分析了“写作”这个中动语态中，助动词的变化所生发的主体“被写作”的过程。他主要区分了法语的两个助动词：“有”(avoir，相当于英语的have，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已经完成，表示主动含义)和“是”(être，相当于英语的be动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被动含义)。在巴特看来，在写作这个中动语态中，原来的表述“Je l’ai écrit”(我写完了，相当于英语I have written)，应该要变形为：“Je suis écrit”(我被写，相当于英语I am written)。这个语法变化说明，我是“被写”或者我就是“写”这个行为本身，而不再是我去主动“写什么”，“写作，正在变成一个中动性动词，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语义学整体”。(61)概言之，在写作的中动语态中，主体和写作这一行为过程密不可分，写作行为并不是单纯依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而是主体通过写作这一行为过程实现自身，写作者和语言之间的距离逐渐消失，写作者的价值仅仅存在于书写行为本身，这是写作者的唯一空间。
《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这个报告，标志着巴特对本维尼斯特陈述理论的成熟应用，他以本维尼斯特的动词人称、时态、语态系统研究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符号学批评范式，将写作确立为一个中动语态下的不及物动词，其核心是建立一种“写作”的科学，“只为写作而写作，没有其他的目的”(62)，这种写作范式成为巴特后期文本创作所依据的语言学基础。(63)借助这个报告，我们或许可以重写巴特思想转向的分期。1966年以后，他所写的文本《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S/Z》等，基本是在实践中反思本维尼斯特的陈述语言学，巴特在这些文本的写作中关注的并非是单个主体的行为，而是话语建构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出现了多维主体的众声喧哗。(64)
三、写作是基于人称范畴的实践活动
巴特曾在《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中提到，只有在本维尼斯特这里才存在“交谈语言学”，使得全世界都以“我/你”这一人称形式结合在一起。(65)
人称范畴是巴特和本维尼斯特都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人称的重要性，是本维尼斯特在研究了诸多古代和现代语言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一种语言的符号中，不论它是哪种类型、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的语言，永远都不会缺少‘人称代词’。”(66)人称是语言中的主体性得以显现的首要依托，(67)动词人称的语言学理论也是以区分人称的对立关系为基础。
本维尼斯特认为，只有第一人称“我”和第二人称“你”才有人称形式，而第三人称“他、她、它”属于非(无)人称形式。(68)同时，这三者有着双重对应：第一组是“我”与“你”的对应，第二组是“我—你”系统与“他”的对应。在这双重的对应关系中，第一组“我”与“你”的对应关系为主体性关联，(69)即“我”为主体性人称，每一个主体在自称为“我”的同时又构建了一个相对应的“你”，“我—你”彼此不可或缺、但也存在着关系的不平等，即有关人称的极性(polarité)概念。第二组“我—你”与“他”的对应关系为人称性关联，(70)是把人称与非人称对应起来，第三人称“他”没有相对应的受话人，无法指涉自身，因此属于非(无)人称形式，只是用来启动话语之外的事物，使其具有某种客观参照性。(71)
巴特充分运用了本维尼斯特有关人称的运用分析，将之演化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写作成为演绎与反思“我/你”这一人称形式的最好注解，70年代后的文本《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等即是很好的例子。(72)另外，巴特吸收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具体也可从他后期的文本《S/Z》《文本的欢愉》《明室》等去寻找踪迹。
1.巴特在后期的文本有意识地转换人称代词，模糊作者和读者的身份，很大一部分受到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分析的启发。在1975年《罗兰·巴特自述》中，一共有四种人称用法：“我”“他”“您”“R·B”。“我”是一个有关自己的带有想象性质的代词；“他”是一个带有距离感的代词，代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您”带有一种自我解剖或者是脱离主体的意味；“R·B”则身份含混，常出现在一些暧昧模糊的句子当中。
巴特用这种交叉使用人称的语言方式来展现他的写作策略：绝不说尽“我”这个主题，给读者留一点想象和阐述的空间，读者成为主导者。(73)这里可以看出，第一人称“我”可以被第二人称“您”和第三人称“他”所取代，主体身份的模糊暧昧与流转不定体现为陈述声音的多元和身心物我的自通。巴特之所以推崇碎片化的自我，就是想在其自传中彻底打碎作者中心的神话，让“我”这个主体中心很难形成，于是他在自传中多采取第三人称代替“我”来叙事，有意拉开叙述者与作者主体本人的距离。(74)这就消解了文本写作中“作者”的权威，以“读者”/“作者”可逆的状态，实现了对话的平等。如此，巴特的文本把有关一种结尾开放与多义性的文学现代主义观念，输入了写作之中。(75)
写作的“多重主体”既非“我”和“你”，也非“他”，这个主体同时穿越这三种话语动因的场所，引起它们的冲突，并承受它们不同的显现。写作把主体破裂为多重行为者，它们可以从这些代词式的、超名词的动因开始，以不同方式陈述自己。巴特记录了写作中陈述空间的多重性，他所依靠的正是本维尼斯特对话语中人称主体的语言学分析。
1977年出版的《恋人絮语》是巴特生平最畅销的作品。巴特在文本中以本维尼斯特的人称关系为模型，讨论了人称代词“我”所建构的主体世界。全书都是一个“我”对虚幻爱人的言谈，“我”这个主体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主体，而是在喃喃自语的恋爱话语的演绎中建构了一个话语主体。这个主体的载体是恋爱的声音，声音里包含着身体的存在。《恋人絮语》的主体是一个身体和话语合并存在的双重主体。
在这种话语交流的情境中模拟演绎爱之话语，这就涉及了本维尼斯特陈述问题的核心：交谈双方首先是人称。巴特沿用了本维尼斯特建立的人称间的“交谈语言学”，他建构语言的方式也是以“我—你”的人称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我”是最基本的第一人称，同时暗示着一个虚拟的、不在场的第二人称“你”的存在。由此还原出一处言谈的场域：“在这里，某个情人自言自语，而他/她面对的爱人沉默不语。”(76)人称代词“我”的使用，预设着他者的存在，同时，这个“我”还时常自我分裂，用多重的声音不断修正和反思原来的话语，自我解剖，通过分裂主体的发言来实现“我”到“你”的转换，从而把话语内在的主体间性呈现出来。
在《恋人絮语》中，巴特以众声喧哗的声音解构了主体的唯一性，以声音本身的书写行为，建构了存在于主体间性中的书写空间。(77)所以，不妨这样认为，如果说本维尼斯特构造了主体间性条件下的语言交流，那么，巴特则是建构了存在于主体间性中的写作空间。
2.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对巴特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本维尼斯特认为，人称具有两极“我—你”，所以说话主体并不是独立的主体，而是主体间性的，就是说我在说“我”的时候，也就自然意味着“你”的存在，同样地，说“你”也就意味着“我”的存在，只要是个体间的交流，就必然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主体通过对方将自身确认为“我”，从而树立自我意识。这种“我—你”的对话关系，彼此不可或缺、互相补充，但也存在着关系的不平等——“我”的地位总优越于“你”，不过“我—你”两者的位置可以互相转换。这就打破了既往“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分割为主客体完全对立或者完全平等的二元论，从关注人称代词发展到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和主体间性的关系。
巴特吸收了关于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在诸多文本中都体现了这种两极间含混的高低层次关系：对优劣有所展示，但又有所包容，比如《S/Z》中的可读之文—可写之文；《文本的欢愉》中的欢愉—享受；《明室》中的钝点—刺点等。
在《S/Z》中，巴特将文本分为可读之文与可写之文，可读之文只是一种成品而不是一种生产，注重的是“写了什么”，呈现一种封闭式和完满性，可读之文可以被阅读，却不可以被写作，读者无法对文本重新进行生产和创造。而可写之文存在于写作的过程中，它是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注重“正在写的行为”，引发读者不断注入新的意义。(78)可写之文，正如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中提到的：“不再有诗人(poètes)或小说家(romancier)的存在，而只剩下写作(écriture)本身。”(79)虽然从表面上看，巴特更倾向于可写之文优于可读之文，但巴特并不是要把可读之文都要转换为可写之文，他要传达的意味是：任何文本经过积极的写作性阅读都可以既是可读的又是可写的，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是古典小说，原属于可读之文，但经过巴特《S/Z》中分解编码之后，又可以成为可写之文。
1973年《文本的欢愉》是体现巴特写作伦理学的具体文本，巴特认为，文本的欢愉(plaisir)存在于主体与文本间相互享受(jouissance)的过程。巴特对欢愉和享受作了区分。(80)巴特认为这两者呈现对立关系，欢愉肯定主体，肯定自我存在于舒服、愉悦和自在的价值中，是一种与文化相连接的状态，可以被言说；而享受是阅读或陈述的一种方式，主体并不自我肯定，并不用我们习惯的词语来言说，表现出脱离甚至破坏既有文化的反常性。(81)
然而，巴特的写作伦理学不在于将欢愉和享受对立，而在于试图包容着两个不同的概念，让彼此相互流动和伸展，缩小双方过渡的区域范围。巴特在接受专访时特意解释《文本的欢愉》这个标题的涵义，解释为何用“文本的欢愉”而不用“文本的享受”。他认为，文本是一种生产，处于永无止境的循环状态，因此无所谓主动和被动之分，也无所谓作者和读者之分，写作的欢愉和阅读的欢愉基本合二为一。“法语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同时涵盖欢愉和享受这两个意思的字眼，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文本的欢愉’在意义上的暧昧性，有时欢愉和享受互相对立，有时又合二为一。”(82)阅读文本时将欢愉和享受合二为一，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万事万物的意义总是变动不居和彼此渗透，这种阐释也符合巴特后期思想的主旨。
1980年出版的《明室》，巴特在书中选用了两个拉丁文单词studium与punctum(钝点与刺点)设立了一种照片的对比结构关系。巴特认为，一幅照片的钝点是人们借助自己的文化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所察觉的东西，有钝点的照片圆润成熟完美，能使观看者目光流畅滑过，但没有细节刺激人所产生的强烈感受。而刺点是通常被认为并不太重要的边缘部分，但却是能让眼睛停留的刺中人的细节，潜藏着一种扩展的力量，进而引发人更广的想象。(83)
如何在钝点与刺点之间确立一种联系规则?巴特认为，那是一种二元共存局面。钝点是一种文化寓意，有着知性的意味，而刺点的作用是与某种潜伏的情感相适应。因此，要想看清楚一张二元共存的照片，最好是把自己从技术、艺术等知识中拉出来，用心体会细节在自己情感中浮现。说到底，巴特追求的照片是钝点与刺点二元共存、带有隐喻性细节和多义元素的摄影作品。
通过巴特文本写作实践的这些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其运用“二元体”的写作手法与本维尼斯特对于人称的极性表达是异曲同工的：两人都将焦点集中于二元的关系问题，且都试图将对立的两极——原先对立、冲突的范式，转换为彼此能够互相转换、互相包容的关系。一个所谓的“自我”成为外于自我之物，它既非客观的又非主观的，而是同时成为两者，成为它们的“他者”。
综上所述，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思想上给予了巴特的写作主题最有力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本维尼斯特搭建了语言学与其他领域的桥梁，巴特以本维尼斯特的跨语言分析为蓝本，描绘了跨语言学构想下的写作主题。
二是本维尼斯特有关陈述行为的动词时态、语态等分析，都进入到了巴特“写作”的领域，通过本维尼斯特这套语言学的动词体系，巴特提出了现代写作的目的，就是建立写作者书写的状态与环境。
三是20世纪70年代后巴特将本维尼斯特的人称分析多次运用于文本实践，在具体的书写行为中建立行为主体。巴特通过各种各样的有关人称的实验，在写作本身中确立写作主体的新位置：写作不再是由一个单一的主体所支持，而是由多元化的主体所支持，它不是占有陈述的一个位置，而是占有可转换的、多重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本维尼斯特思考普通语言学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始终以“人”为着眼点，这是巴特最为欣赏之处，也是本维尼斯特区别于其他语言学家的伟大之处。早在1966年，巴特为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一版撰文《语言学家的境况》，就挖掘出了本维尼斯特语言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本维尼斯特巧妙地将人的概念植根于纯粹的语言描述中……确立了主体与语言的同一性。”(84)1974年，巴特在《文学半月刊》为本维尼斯特的著作《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版撰写评论《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时，指出本维尼斯特是伟大的语言学家，其作用非常特殊：他的陈述表面上看是“以科学为肉身”(85)，但他通过对名词字句的研究，能够将一切事物具体化起来，使作品像小说一样充满想象。(86)这些特点都与“文学符号学教授”巴特拥有着本质上的共通：科学外衣下的浓厚人文情怀。
本维尼斯特和巴特在各自的思想构建中，除了语言结构之外加入了对于人和社会的关注，强调了多元主体和主体间性的重要性，无疑颠覆了西方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和写作理论，同时也打破了既有事物的稳定性和同一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成为一种批驳傲慢和绝对权威的伦理学。这或许才是两位思想者带给我们的真正启迪。
注释：
①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罗兰·巴尔特文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导论第2页。
②法语词，或翻译为书写。
③参考苏珊·桑塔格：《写作本身：论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83页。
④参考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
⑤Roland Barthes,"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aris:Seuil,2002,p.858.
⑥Roland Barthes,"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858.
⑦Roland Barthes,"Benve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947.
⑧克里斯蒂娃：《普遍的语言学与“可怜的语言学家”》，龚兆华、王东亮译，《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3期。
⑨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序言《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页。
⑩原题“Structure de la langue et structure de la société”，译自《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Edition Gallimard,1974,pp.91-102)。这篇论文最早是本氏在1968年10月14-17日参加米兰“社会与技术中的语言”国际会议时所做的报告，1970年正式发表。参见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朱江月译，《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4期。
(11)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朱江月译，《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4期。
(12)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八章“语言符号学”，第113-141页。
(13)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普遍的语言学与“可怜的语言学家”》，龚兆华、王东亮译，《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3期。
(14)巴特时常会混用“话语语言学”“跨语言学”“话语符号学”“元语言学”等，它们在巴特的表述中基本是等同的概念，笔者在下文中选用“跨语言学”一词。
(15)参见Roland Barthes,"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aris:Seuil,2002,p.611.
(16)参见Roland Barthes,"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612.
(17)参见Roland Barthes,"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p.612-613.
(18)参见Roland Barthes,"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p.615-616.
(19)Roland Barthes,"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616.
(20)罗兰·巴尔特：《旧修辞学——记忆术》，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罗兰·巴尔特文集》，李幼蒸译，第98页。
(21)罗兰·巴尔特：《旧修辞学——记忆术》，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罗兰·巴尔特文集》，李幼蒸译，第99页。
(22)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98页。
(23)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108-109页。
(24)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70页。
(25)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26)Roland Barthes,"De la science à la littératur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Paris:Seuil,2002,p.1268.
(27)参考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载《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第185页。
(28)参考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210页。
(29)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7页。
(30)《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第185-186页。
(31)参考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213页。
(32)巴尔特的概念中，文学科学、文化科学、文学符号学这几个表述意义相近。
(33)《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第179页。
(34)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3.译文略有改动。
(35)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p.13.
(36)Roland Barthes,"Linguistique et Littératur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53.
(37)Roland Barthes,"Linguistique et Littératur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p.53.
(38)蒂费娜·萨莫瓦约：《罗兰·巴特传》，怀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8页。
(39)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211页。
(40)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序言《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第2页。
(41)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42)《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第186-187页。
(43)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季广茂译，第63页。
(44)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159页。
(45)Roland Barthes,"Benve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947.
(46)参见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法文版的《巴特全集》尚未收录此文。
(47)参见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7-188页。
(48)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第436-437页。
(49)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163、297页。
(50)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59-282页。
(51)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pp.14-15.
(52)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p.17.
(53)参见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18-19。中动语态，也有翻译为中间语态或者中性语态，为了表示与主动语态、被动语态区别，笔者文中使用中动语态的称呼。
(54)参见Benveniste,émile,"Actif et moyen dans le verb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I),Paris:Gallimard,1966，中文版选译本未将此文收录。
(55)Benveniste,émile,"Actif et moyen dans le verb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I),p.168.
(56)Benveniste,émile,"Actif et moyen dans le verb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I),p.173.
(57)Benveniste,émile,"Actif et moyen dans le verb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I),p.172.
(58)参考 Benveniste,émile,"Actif et moyen dans le verb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I),pp.172-173.
(59)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p.18.
(60)参见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p.19.
(61)Roland Barthes,"To Write:An Intransitive Verb?" The Rustle of Language,p.19.
(62)Roland Barthes,"Critique et vérité,"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p.786.
(63)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210页。
(64)参考韩蕾：《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28-143页。
(65)Roland Barthes,"Pour quoi j'aime Benve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515.
(66)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95页。
(67)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96页。
(68)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47页。
(69)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58页。
(70)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58页。
(71)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朱江月译，《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4期。
(72)韩蕾：《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第153页。
(73)参见《罗兰·巴特访谈录：1962-1980》，刘森尧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73页。
(74)王成军、张雨薇：《后现代自传话语的范式——论罗兰·巴特自传叙事中的假体、主体与母体》，载《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75)克里斯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第230页。
(76)Roland Barthes.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77,p.7.
(77)韩蕾：《论巴尔特：一个话语符号学的考察》，第303页。
(78)Roland Barthes.S/Z,New York:Hill and Wang,1974,p.5.
(79)Roland Barthes,"Critique et vérité"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p.781.
(80)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in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219.
(81)参见张静：《欢愉的身体——罗兰·巴特后十年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82)《罗兰·巴特访谈录：1962-1980》，刘森尧译，第218页。
(83)《明室——摄影纵横谈》，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85-87页。
(84)Roland Barthes,"Situation du lingu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pp.63-64.
(85)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1-2页。
(86)Roland Barthes,"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p.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