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导流隧洞煤质破粹层的瓦斯频发，以致成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歌运动也是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不得己, 指挥部只得改用明渠导流方案。但，这不仅会贻误工期, 而且也将面临新的风险。咋办？好办！只需将杀头加上三个惊叹号的巨幅标语中的“隧洞”二字涂改成“明渠”二字就行了, 字数不多也不少。于是, 导流明渠又顿时成了紫坪铺生死攸关的热门话题了，它首先要求被隧洞挪下的工期必须从明渠身上抢回来, 否则就难以确保赶在一九五九年汛期来临之前实现围堰合龙，岷江截流。但，剩下的有效工期却不到两个月了，这是在做白日梦，发了疯。为实现这个热昏的梦, 疯子们很快就在沿右岸山脚长约三公里长的明渠工地上刷出了花样更多的杀头标语, 胜似雨后春笋，骤令格杀勿论的红色恐怖把紫坪铺峡谷笼罩得更加严实了。兴许, 在毛的“三面红旗”及其淫威之下，也真有可能杀出一个大型水电站呢。不是吗，一季亩产水稻N万斤的“高产卫星”不就是最最美妙的证明么？毛去过的红光公社不就近在眼前么？至于这个公社究竟富裕到了何种地步, 肚皮胀大到了何种程度,单就紧邻紫坪铺工地上下的茅亭公社、龙溪公社和白沙公社的情势就足够清楚了, 自老虎灶的滚滚浓烟消散之后,农夫们就在争相掘食野菜了，而且已经迅速回归到了太古生食的蛮荒年代，因为，他们的铁锅铁器都被端着刺刀的基干民兵收缴成堆，投入小高炉“大炼钢铁”了。当然, 这一幅幅空前絶后的跃进景观及其与日俱增的遍野饿殍，对于咱们水电工地而言，还是暂时无关的, 因为，咱们每月四十三斤定量口粮还是可以勉强撑得住身架骨子的, 惟独梦中的甜、咸烧白才会叫人醒后感到有些失落和难受而己, 但，这还是无关特别紧要的。

紧要的是明渠。为服从此种紧要, 下放干部们的拔白旗, 和右派们的斗兽场也才暂时偃旗息鼓了。你只要在人海之中当心点, 被杀头的机率还是不大的，除非你真的想找死。至于说到这条导流明渠么，它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当初不选择露天挖掘明渠的方案而偏偏要去打洞子呢？单从技术角度看, 选择打洞子是没错的，因为明渠线路所经之地皆属松散坡积体, 基础处理工程量之大乃绝然跟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特殊要求, 而且很不安全，弄不好, 就是一个水埋活人的概念。试想想, 当上游围堰迫使一江河水从人们头顶之上流过的时候，那将会是一幕什么情景呢？一旦渠堤破裂, 正在深挖坝基深坑的人们又该如何逃命呢？…… 所以，真正要命的是导流明渠工程的质量，而确保质量的关键则是科学和时间。但，那年头的科学尚不如圣上的“女秘书”，而时间则是按照“一天等于二十年”计算着的，故紫坪铺乃根本无暇顾及这样的前提条件，而只有在不作任何基础处理和傍山加固的情况下，就对生死攸关的导流明渠草草开挖并草草进行浇筑了，其预期的依托恐怕也只得依靠杀头加上三个惊叹号了……

我早就查觉, 工地上的施工技术人员谁也不敢公开谈论明渠的质量问题。也许, 除了比比皆是的杀字叫他们感到害怕之外, 恐怕我们这数十名反面教员才是叫他们心生噤悸的。当他们大致摸清了我们这帮人的水深水浅之后, 投来的目光乃是异常复杂的, 但其中含有的尊敬却是明摆着, 尤其对许、孙等老专家。我可自信而骄傲地讲, 论水平和实力, 叫我们这个“一小撮”拿下这座大型电站的勘测、设计、施工直至运行管理也是绰绰有余的。我还敢说, 由毛的 “一边倒” 而被捧上了九天的苏联专家能够比得上许传经、孙锦及叶嘉禾的人并不多, 有的甚至连狱中的皮克先生和老孙头也不如。至于咱们中的中、青年技术骨干人员呢, 我仍可断言，绝非一般在岗人员够格望其项背的。咱们中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专家型的好苗子（甚至包括古憨包和陈烟灰在内）, 这有继后的大量事实为证，尽管我们此时只有仰天悲歌的份儿, 无从论及报国之事，却也深知基础未经严格处理的明渠迟早要出大事情，但，谁敢吭声呢? 举目皆是杀！杀！杀！……

私下, 每当一个个平庸不堪的施工人员向许、孙等人请教时, 胖子总会免开尊口, 面无表情；而瘦子则仍然不失学者风度, 应付几句, 但不深谈, 若被问急了, 他才会讥笑“美帝的科学同政治一般腐朽”, 远远不及“苏联老大哥”。 这胖瘦二人始终都是把他们的掏耙握得紧紧的, 而且做了记号, 因为用得顺了手, 就像曾经用惯了的绘图仪一样, 惟恐被人抓错。他们是真正用了心思在改造的，尽管胖子还是时不时地滚下坡， 瘦子还是时不时地摔成手脚朝天，但，平心而论，瘦子始终都要比胖子幸运些, 他仅仅手脚朝天而已, 很难继续往下滚，因为，他在抗拒万有引力方面的天赋条件着实要比胖子强得多……

经昼夜熬战，明渠的丕胎形象终于还是出现了。在渠丕的形成过程中, 有幕阴差阳错的劳动组合令我至今难忘——原校长吴之平用撬棍撬碴料, 原教务主任孙锦用掏耙上碴料, 我和彭怡林这两位右派学生在抬碴料——这个流水线，这个好光景, 恐怕当初刘、邓在批准筹办这所为新中国培养水利水电专业人才的学校时, 也是断无可能预见到的，怪只怪历史老人太爱开玩笑，对于此般桃李劫，估计也是出乎吴校长、孙主任的意外的, 因为，他俩都曾经一再向我们描绘过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前景, 并为我们无限远大的前程深深地祝福过……

清瘦而优雅的吴之平校长并非右派。我估计他在一九九七年断气之前，也不清楚自已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他在一九五二年底就被免职了,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之一是在斯大林的祭尸期间违背了中共中央的规定：举国上下在一月之内不准娱乐和宴请。而他却为新来的教师摆了一桌酒席；之二是他擅自搞了一个澄清混乱思想运动, 伤了一些学生的自尊心。这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何况也无严重后果。但，历来并非就事论事的中共党内斗争却是容易把事情搅得十分复杂的，说他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西南局书记王维舟，像鸡蛋碰了石头，于是，这位曾长期在贵州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一下子就完蛋了，被他倾情的党妈咪一口吃掉了。之后，像他这种无专业技术的党政干部一旦失去椅子之后，就变成什么都不是了, 惨像毕露了, 但最惨的还是吴校长最后卧床不起的两三年, 比他年幼二十多岁的老婆可当着他的面, 面对他的床, 尽其所需地偷汉子, 为的是早点气死他。可怜的吴校长，我每当想起岷江之畔的种种情景时，我总会想起他的, 愿他安息，好好安息在妈咪的怀抱里……

从咱们“之平校长”身上，我也着实悟到了椅子效应、一元效应及标签效应等等对于中共外行领导干部们的极端重要性。一旦失宠，他们就彻底完蛋了。如果没失宠，就必须有“臭老九”供给他们久久践踏。一旦没活干，他们就会在毛时代失去意义了，尤其是其中的大老粗，他们就不可能继续蹲在板凳上吞肉、酗酒、喷屁了，更不可能玩女人了，所以，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必须是长期的，连续不断的，沒有尽头的，否则，他们就会失业，下场比吴之平校长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