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原本是一个非常纯粹化的中国学问，但自从中西交流之后，随着大批传教士不断涌入中国，遂使这门纯粹的中国学问日趋世界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这门学问越来越像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人人得能谈中国为自豪。而在这些西方人中，不遗余力向世界宣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奇迹的英国人李约瑟无疑最具重量级。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人，早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就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具有相当成就的生物学家，那一年，他也不过三十多岁，前途无量，谁也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几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转而皈依中国文明，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事业。
这几位中国留学生有到李约瑟生命最后岁月方才有机会成为李约瑟太太的鲁桂珍，还有鲁桂珍的同学王应睐、沈诗章等人。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留学生使李约瑟发现东方文明可能并不像西方主流学术界所说的那样毫无可取之处，而是在很多方面与西方近代文明比较接近，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三十七岁的李约瑟决定学习中文，以便直接阅读中国典籍。
在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指导下，李约瑟从阅读《管子》开始，边学汉语，边进行研究，通过几年探索，李约瑟确实迷上了中国文明尤其是中国人在科学技术和医学方面的成就。
还应该指出的是，李约瑟后来之所以毕生致力于中国文明的研究，这与他的知识构成、思想倾向也有若干关联。他自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单纯的一流生物化学家，他远比纯粹的科学家有思想有看法，他对哲学、宗教、伦理学甚至马克思主义都有兴趣有研究，特别是魏特夫1931年发表的《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可能对李约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直接激活了李约瑟研究中国文明史的兴趣，使李约瑟更热衷于探讨科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任命，前往中国担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稍后又受英国皇家学会委托，援助中国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主要负责在陪都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界服务，包括提供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以及传递科学信息，沟通中外科学界的联系等。李约瑟由此机会得以结识一大批中国一流科学家，这些学者有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医学、天文、史学、考古、语言、经济、思想史、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同李约瑟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很自然地提示李约瑟如欲研究中国文明应该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并详细讲解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在与中国学者的紧密交往中，李约瑟眼界大开，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日趋加深，进一步坚定了研究中国文明的信心和决心，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为其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很多中国学者不一样的是，李约瑟不仅致力于文献搜集、考订与研读，而且注重实地考察，在那短暂几年间，他在中国学者帮助下，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千佛洞等文化遗迹，直接感受中国文明遗迹带来的震撼，获得大量研究灵感和启迪。
丰富多彩的在华经历使李约瑟对中国文明有着一般西方人不曾有的直观感受，他在那时就认为中国人一点也不亚于欧洲人，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可能比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人还要大。中国文明的许多成就后来传到西方，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认知并不是李约瑟当着中国科学家的恭维话或外交辞令，而是他后来拿出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国文明研究的理论基础，李约瑟后来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似乎都能够从他当年在华经历中找到蛛丝蚂迹。
四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946年春，李约瑟结束在华使命，前往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潜心学问，开始了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195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轰动西方学术界，被视为二十世纪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第一次系统理性地将中国文明成就告诉世界告诉欧洲。至李约瑟1995年逝世，呕心沥血五十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基本完成，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科学思想、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农业、医学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煌煌巨著，震惊世界。
在李约瑟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一直有中国学者为其提供帮助，先后协助他进行研究的中国助手主要有火药史研究专家王铃博士、研究生物化学的鲁桂珍博士、对炼丹、火药等专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的何丙郁教授、对中国图书史有独到研究的钱存训、长时期担任李约瑟秘书的黄兴宗以及著名史学家黄仁宇等。除了中国助手外，李约瑟还与西方国家著名学者通力合作，进行跨国跨专业研究。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划时代巨著中，李约瑟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第一次全面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文明史料，用现代科学作为参照，阐明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展示了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医学、农学等各个领域中无与伦比的成就。
1968年，李约瑟因这一成就在巴黎获得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授予的乔治•萨顿奖章。这可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荣誉。1974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1949年后，李约瑟多次来华访问，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科学界享有崇高声誉。
李约瑟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有这样几个问题始终在他的脑海中闪现，既是困惑，也是真正的“问题意识”，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整体之间的关系。李约瑟的这几个问题是：
一、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
二、为什么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六世纪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
三、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三个问题如果反过来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这就是李约瑟毕生探讨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认为，西方人常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科学，中国学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侧重于人文科学与哲学探究。其实仔细考究中国文明的细节，就很容易发现中国古代哲学的许多命题及论证都很合乎科学的解释，后世中国人遵照这些解释在技术上有很多发明与创造，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至少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人在科学上的进步远远领先于欧洲乃至世界。
李约瑟对中国古典文明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高度推崇，根据他的研究和解释，欧洲人近代以来许多重要发明可能并不是“首创”，即便这些欧洲人没有受到中国人的直接影响，也必须承认中国人在许多方面走在欧洲的前面。根据李约瑟的研究，西方关于幻日现象（大气上层冰结晶体所形成的虚幻日光、日晕和弧光）是在公元十七世纪发现的，而中国天文学家至少比欧洲人早了整整一千年就已经观察到这种复杂现象，并对每一个组成部分加以描述，给予定名。
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十八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这些记录比欧洲人早了一千五百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九十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有哈雷慧星的记录。
又如，自从瓦特以后所有的蒸汽机以及内燃机中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首先发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或西方什么人，而是十四世纪中国人王祯，王祯在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了这种奇妙的连接杆和活塞杆，当然没有欧洲人后来的发明精密，但道理是一致的。
再比如，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然而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又比如，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发明的，而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公元723年唐朝僧人一行就已制造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二十秒以内。
还有，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再比如，李约瑟指出，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又如，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李约瑟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认为中国古代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四百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六十九年。
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年）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免疫学是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特别是对天花的预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李约瑟的研究，公元四世纪的葛洪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中国人在十一世纪已发明天花预防接种，十六世纪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而欧洲人此时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十八世纪经土耳其传到英国。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李约瑟的研究解释不仅有助于中国人重建科学上的信心，而且有助于克服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欧洲人，科学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文明里毫无根基的。相反，科学在中国文明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李约瑟的研究当然使我们感到振奋，不过我们的困惑在于，如果没有欧洲人后来的再发明再发现，中国人在先前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发明、发现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人既然在葛洪的时代就有了天花的预防与治疗，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后，中国人依然对欧洲人的天花预防、治疗技术佩服的五体投地呢？
所以说，李约瑟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以欧洲人后来的贡献作为参照系，回观中国人在过去的贡献，其研究思路与明清以来的“西学中源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将萌芽比作大树，将相似看作相同。李约瑟的研究自然很有成绩，但是作为中国人决不能依据李约瑟的研究而大喜，重犯近代“西学中源说”的错误。李约瑟的研究实际上是将中国古代许多技术性、观察性、记录性、个别性的事例作为通例进行处理，将萌芽作为大树，作为森林。其实，我们不必讳言自古以来的中国文明本来就是偏重于实用，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这不是中国文明的缺点，正是中国文明之所以伟大独特之所在。
作为欧洲人，李约瑟的这种研究和揭示，是要告诫那些欧洲人不要骄傲和自大：你们在文明上的成就其实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萌芽，只是中国人没有将这些萌芽催生出来长成大树而已。李约瑟的这种研究具有文明再发现再解读的价值，但很难说这种解读与再发现就是历史本然。所以当我们仔细研究了李约瑟的全部论证后，我们还是比较认同这样的判断：李约瑟的研究依然证明了中国古代文明中有技术而无科学，尽管这个判断并不一定得到李约瑟的认可，甚至与李约瑟毕生所要论证的结论相反，因为李约瑟之所以耗费毕生精力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纠正人们“一个普遍的错觉”，那就是“似乎中国的成就毫无例外地是在技术方面，而不是科学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