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的传媒文化也发生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变化。特别是在文化体制的改革中，传媒的产业化引入了新的市场化因素，形成了当下传媒文化的行政和市场二元体制结构。二元体制造成了传媒文化内在的张力，进一步导致了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的结构分离和功能区分，由此产生了复杂的传媒效果。同时，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草根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中国传媒文化的版图，并对当代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传媒文化领域将呈现出多元性和丰富性，传媒内部的各种张力也会随之增大。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深刻变迁。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30万亿，居世界第三位。有专家分析预测，中国的GDP在2010年将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显然，经济改革作为火车头带动中国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基础的变革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生活在中国这片沸腾大地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社会文化领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是我们生活世界里每天照面的文化现实，从电视到广播，从报纸到书籍，从网络到手机短信，当人们说“人生在世”时，某种程度上是说“人在传媒中”。晚近传媒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变迁实乃我们亲身亲历，这些变化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景观的强烈兴趣，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①。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争论也异常激烈，众说纷纭。

本文的焦点是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文化景观的几个变迁趋势，探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复杂的矛盾及其内涵。

一、传媒体制的张力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构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独特表述所揭示的那样，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这就向经典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媒文化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体制也逐渐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尤其突出地呈现为二元传媒文化体制特征。我们知道，传媒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一切文艺和传媒都是党的宣传手段，都是动员民众和进行教育的工具。“寓教于乐”成为传媒的基本指向。改革开放以前，一切传媒均是党组织的宣传喉舌，行政的宣传文化体制直接控制着传媒的生产和传播。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不断给传媒文化带来新的压力和机遇，市场化或产业化的诱惑不断从外部改变着传媒文化的格局。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这一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从体制上解决传媒发展的现实问题。

概要说来，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二元体制的形成源自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化的成功实践，为中国传媒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从美国的好莱坞或迪斯尼到日本的动漫产业，高度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显然是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迫在眉睫，中国不但要成为经济的强国，亦要成为文化的强国。因此，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载体，传媒文化的产业化势在必行。

其二，面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新局面，文化体制改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版图和内在结构，特别是消费文化的崛起和大众娱乐的巨大需求，囿于传统政治宣传的喉舌模式的传媒文化已难以适应。因此，如何建构一个既有政治宣传功能又有大众娱乐功能的新型传媒文化，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已成为传媒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新课题。

其三，传统的行政型文化体制导致了政府负担过重，一些文艺和传媒机构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减轻政府的负担，从体制上激发文化机构的内在活力，形成富有创新性和自我更新能力的文化产业，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文化体制改革在所难免。

自1992年始，党中央陆续提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②；到了1996年，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其关键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③。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90年代初看作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奏的话，那么，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这一年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地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手段和进程。会议指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④。

传媒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的第一步是改变预算体制，采用预算包干的办法，这就一改传统的行政体制的预算。据统计，实行这一改革后，中央电视台的收入从1990年的1.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57.5亿元；电视节目从1991年的3套增加到2000年的9套；节目播出时间由1991年的平均每天31小时增加到2000年的156小时。中央电视台还累计投入资金12亿元，用于电视节目全球覆盖工作，电视节目信号在2000年已覆盖全世界98%的国家和地区⑤。

改革的第二步是，面对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国际竞争，实施文化产业集团化的整合战略。从2001开始，中国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演艺业开始了集团化组建工作，以便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到2002年，共组建了72家集团，其中报业集团38家、出版集团10家、发行集团5家、广电集团12家、电影集团5家。到2008年，总计13家文化产业的企业上市，实行融资运作。最重要的转变是，大众传媒过去只是单一的宣传喉舌，如今被纳入国家发展“软实力”的战略任务之重。国务委员刘延东强调，必须发展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先进文化，使之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力量源泉，并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⑥。面对全球经济危机，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具体的目标是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⑦。

毫无疑问，文化体制的转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媒文化的格局。产业化和市场化进入传媒领域，到底给传媒文化带来了什么变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媒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将彻底改变现有的传媒文化版图，并向现实提出新的挑战；另一些学者则相信，传媒文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不过是体制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导致传媒文化什么实质性的转型⑧。其实，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都流于表面化。

假如说文化体制改革之前，传媒文化保持着体制上的单一性，那么，在市场化引入传媒文化之后，随即产生了传媒文化内在的体制性的张力。一方面，传媒文化仍带有现存主导文化政治宣传工具的功能，有赖于严格的行政体制性约束；另一方面，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大众娱乐的需求，特别是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化实践，不断地作用于现有的传媒文化建构。于是，在原有的行政体制约束和新的市场体制竞争之间出现了张力，因为两者在传媒导向、内容生产、目标诉求和传播过程上并非完全一致，矛盾、抵牾、磨擦难以避免。这种体制上的复杂的张力，便转向了结构性的要求，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来缓解，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博弈过程达到平衡。从传媒文化的结构一功能角度看，这一张力所导致的显著后果之一，便是传媒的娱乐性话语和政治性话语的结构区分和功能分化。

二、传媒话语的分殊

中国传媒文化现有的行政和市场二元体制，其内部张力必然驱使人们去寻求缓解紧张的路径。换言之，传媒市场化的诉求和主导的政治宣传喉舌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前者是单纯的市场导向，以娱乐化产业为方向；后者则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突出党和政府的政治宣传宗旨。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张力关系呢？

只要对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版图结构稍加观察就会注意到，解决这一张力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依据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差异，在其结构—功能上加以区隔，将政治宣传空间与娱乐消费空间加以区分，并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运作。比如，在报纸、广播、电视、出版等主要传媒形式中，通常会有一些功能相对单一的政治宣传性栏目和节目。诸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专题等时政类节目，或是中央党报和地方党报报纸的头版重要栏目等。传媒市场化和娱乐化的扩张是不能挤占这个独立空间的，其功能单一化是确保实现传媒市场化时代主导文化宣传导向的策略。在此之外的在其他空间里，则充斥着大量丰富多彩的娱乐信息，其功能完全是面向市场和大众的娱乐消遣。娱乐话语不但形式花样极富变化，而且内容方面无所不包，从名人轶事到八卦新闻，从域外奇谈到文化体育消息，可以说无所不有、无奇不有。两种话语的差异有点像古人所说的“文”“笔”之分，娱乐话语永远在追求辞章华丽的感性愉悦，政治话语则更重视意思传达的“辞达而已矣”。尽管政治话语从来就有追求“寓教于乐”的效果，但由于传媒结构功能上的区分，实际上“教”与“乐”已在相当程度上分离了。

从内容分析角度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类型各有各的规则和指向。政治话语有其固定的表述和特有的修辞，也有严格的内容规范和传播规范。但在政治话语之外，各种传媒上娱乐性的话语则自有一套游戏规则，它们占据了大量的空间和时间，成为高度市场化和竞争性的产业活动。在各级电视台、各类报纸（尤其是各种地方性的晚报和小报）以及广播电台等，娱乐节目或栏目成为主流。从传媒信息生产的量的方面来考量，政治话语的信息生产相对较小，但是相对集中；而娱乐话语的信息生产量则有铺天盖地之势，构成了当下传媒文化的绝大部分。从质的方面来看，政治话语信息观点、价值、导向明确；而娱乐话语信息则相对暧昧和含混，容纳了诸多差异性的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

传媒结构上区分和话语功能分化，相应地形成了话语生产截然不同的两种游戏规则。显而易见，商业化和产业化必然要求传媒的运作按市场法则来进行，其中一个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就是市场竞争。传媒的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市场份额的竞争、受众资源的争夺，就是用什么样的新手段和新形式来吸引受众眼球的问题。因此，在那些高度娱乐化的传媒空间里，始终存在一种压力要求传播内容生产和形式技术上不断革新，只有通过创新，通过提供给受众有吸引力和充满快感的产品，才可能从市场中得到高额的商业性回报。进一步看，这种高度竞争性的压力是自下而上的，其娱乐节目和栏目的生产也必须考虑到作为最终目标的受众需求、趣味和接受能力。与此相反，在政治话语的宣传领域，信息的传播流程通常是自上而下的，信息通过各种的规范而保持畅通和准确明白，不允许走样。如此差异导致了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景观：充满竞争和创新变化的话语生产与传播通常呈现在娱乐性传媒中，其中争夺受众和收视率的搏杀异常残酷和激烈，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就造成了创新和模仿的循环。一种新节目类型和一种新的栏目类型的出现，必然会有更多的模仿者相互追逐，直至它失去魅力和受众而死去，或被更新的节目和栏目所取代。而在政治（宣传）性的话语的生产与传播领域，既不存在什么实际上的竞争，也不存在不断创新的压力，虽然政治话语有时也从娱乐话语中汲取一些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暗中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形态，但从总体上说，它绝无娱乐话语争夺受众那样的殊死搏斗。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当代传媒文化的差异性。晚近西方传媒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信娱”(infotainment)趋向，这个英文新词各取了“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一半合成一个词，意思就是“信息+娱乐”。依照一些学者的界定，所谓“信娱”就是以大众娱乐的方式来实现信息传播的目标⑨。具体说来，也就是将严肃的新闻和政治信息的传播，与高度娱乐化的节目或形式混合起来。这就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独特传媒景观。当信息与娱乐不加区分时，一方面改变了新闻或政治信息本身的严肃性、真实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也混淆了娱乐节目纯粹找乐、不足为信的消遣特性。这一奇特的混合旨在吸引受众，增加收视率或市场占有率。“信娱”现象在电视节目中尤为显著，在各种平面印刷媒体中也相当突出。

假如说西方传媒的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带有“信娱”的混杂性特征，那么，在中国当下传媒文化中似乎存在着两相分离的趋势。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信息各异，传播方式全然不同，目标受众也不尽一致。从技术上说，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的分离或许是确保政治宣传话语合法化和严肃性的一个必然选择，同时也为传媒文化产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治宣传与娱乐消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两者又以种种方式实现了互惠合作。其一，两相分离和平安相处确保了各自的相对独立发展空间，尽管娱乐话语时有越界事件发生，但是总体上看，结构的区分是保证功能实现的必要手段。两种话语在议程设置、内容生产、传播形式和受众目标上的分殊，使得彼此通过独立运作来实现互相支持。另一方面，游戏性的娱乐话语自我约束，区隔于严肃的政治话语，这也是确保其发展扩张的合法性的条件，通过不越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正是这种各居一隅的格局使得互相支持成为可能。其二，娱乐话语的市场机制最终还是要受到宣传文化部门行政规约的控制，因此，宣传性的行政体制对传媒内容生产的把关和约束，就实现了市场之外的行政规约对娱乐话语的最终掌控，这是中国当代传媒文化二元体制的独特性所在。反过来，政治宣传的某些观念和方法也受惠于娱乐信息生产的方法和策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政治宣传的刻板模式。其三，娱乐传媒的高度膨胀和急速发展，在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传媒消费市场的同时，也在建构一个庞大的娱乐受众群体及其消费需求。在今天这一“后革命”的消费主义时代，以消费性的娱乐话语来稀释公众政治关怀和冲动是有效的。“娱乐至死”的价值取向在青少年中的蔓延，遮蔽了他们的政治关切和社会参与，放纵型的传媒娱乐性消遣也会导致受众的政治冷漠症和娱乐偏执狂。

三、传媒受众的效果

从另一个角度看，两种话语的截然分立也带来一系列复杂的文化政治问题。

一个问题是受众接近传媒的冷热两极分化。

传媒在当代社会是一个广阔的公共领域，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领域应该是一个培育公民理性论争和参与的场所⑩。但是，当中国传媒文化产业的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结构区分和功能分离后，一方面政治话语仍保持原有的严肃性和正统性，另一方面传媒的娱乐化又为公众打开了另一扇追求快感的大门。尤其是娱乐话语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相当程度上转移或缓解了社会公众政治冲动和关注，为他们提供了另类心理宣泄和满足的渠道。由于官方传媒的政治话语的信息传递具有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公民自下而上的自由参与显然不可能，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公众产生政治疏离感和淡漠感。反之，高度的娱乐化的传媒却为公众提供了另类满足和表达的空间，特别是当收视率成为基本的游戏规则时，一定程度的公众参与和互动（哪怕是表面性的）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和兴趣。这与政治话语领域的公众参与形成鲜明反差，看来娱乐话语实际上带有某种转移缓解的功能。所以说，在政治和娱乐两个不同的话语领域，一冷一热的冷热不均现象在所难免。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相关问题是，长期的冷淡与短暂的激情爆发的交替。

当代传媒的发展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娱乐化特征，在消费社会快感主义的诉求不断提升的同时，便在不断地培育出习惯于或沉溺于快感体验的受众。当代传媒文化在提供充足乃至过度快感消费时，它会钝化受众的其他关切吗？长期的或常态的政治淡漠的后果是可怕的，因为它有可能积蓄了相当的心理能量而借机爆发出来。这就是所谓间歇性的政治冲动“歇斯底里”现象。虽然娱乐话语的常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传媒受众的文化需求，但是公众平时所积累的政治冲动能量仍然存在。一旦碰到某个重大突发事件，这种冲动便会以瞬时爆发的形式凸显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政治冲动“歇斯底里”的瞬时爆发有两个特征：其一，它是高度情绪化的，往往缺乏冷静的理性分析，尤其是在触及到民族主义一类问题时。晚近经常出现的一些“网络暴力”现象就是明证，在这些爆炸性网络事件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经验和理性讨论训练，通常会呈现出高度情绪化和突破伦理底线的现象。更有甚者，一些人将娱乐话语参与经验直接移植到政治话语领域中来，将严肃的政治问题或社会问题转化为娱乐性的嬉戏，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其二，之所以说这种现象带有瞬时爆发的“歇斯底里”特点，是因为它在短时激发出空前的政治参与冲动和热情，一旦时过境迁，便很快烟消云散了，重又陷入长期的或常态的冷淡状态之中，等待着下一次突发事件来临。这种理性匮乏和高度情绪化冷热转化，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公民文化政治心理状态。

四、草根传媒的崛起

以上讨论问题还只限于通常的官方传媒范围内，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空间，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发展趋向，那就是草根传媒的崛起。所谓“草根传媒”，有一系列截然不同与官方传媒的新特点，正因为如此，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格局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

草根传媒又被学界称为“私传媒”或“自传媒”，即自愿在视频或论坛网站上提供信息的个人或组织。它们不同于官方传媒，带有显而易见的民间性。从生产角度说，这些传媒主要分散在民间的不同地域和空间里，以网络或手机为主要的联系通道。草根传媒是网络和信息时代的民间文化。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报告称，手机用户在中国已高达7.03亿户(11)。在如此庞大的手机用户群体中，手机短信既经济又快捷，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通道。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目击者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迅速地传给亲朋好友，信息会像滚雪球一样，传至整个社会。另一个更为便捷的传播通道是网络。网络不但改变了人们传播方式，甚至改变了生活方式和观念方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普及率达到25.5(12)。如此庞大的网络用户，既是一个巨大的信息生产群体，又是一个巨大的信息交流和受众群体。CNNIC的《社会大事件与网络传媒影响力研究报告》明确指出，网络传媒在社会危机事件中的作用非常显著。2008年5月12日在四川汶川发生的大地震，消息最初就是通过网络传播的。CNNIC的调查统计显示，2008年“5.12”汶川地震时，有87.4%的网民选择通过上网来看相关的新闻报道，在汶川地震的新闻获取中网民对网络传媒的使用超过了电视。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其成为民众获取危机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该报告还显示，2008年使用互联网关注社会事件的用户中，有52.1%的用户表示目前获取新闻信息时最喜欢使用互联网。网民每天浏览网上新闻平均时长为55.9分钟，使用行为日趋多元化(13)。

草根传媒有别于官方传媒，比较而言，它更多地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草根传媒一改官方传媒自上而下的宣传灌输特性，形成了公众之间协商性的讨论和对话。从网络讨论和博客，到播客、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草根传媒的形式多样，且参与者极其庞大，互动也相当频繁。目前人气很旺的草根网站有很多，诸如“天涯社区”、“优酷网”、“土豆网”、“博客中国”、“反波”等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2009中国网民社交网络应用研究报告》显示，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已经接近国内网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大专以上的中高学历人群为主。报告指出，社交网站正在成为包括博客、电子邮件等各种互联网应用在内的聚合平台。数据显示，好友留言成为常用功能，占使用率的51.2%，图片／相册的使用率为48.6%，博客／日志功能使用率达到41.5%。越来越多的交互和信息是通过社交网站来完成的。对新闻／资讯、音视频的转贴传播和评论非常活跃(14)。可以看出，这样的民间草根传媒实际上是一个兼具信息、娱乐、交往等多重功能的没有边界的公共空间。

显然，草根传媒的兴起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传播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草根传媒的出现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web2.0”的广泛运用，为各种草根传媒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15)。正像数码相机、手机照相等新技术彻底消解了摄影的精英性和高成本一样，“web2.0”技术的广泛运用也改变了传媒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格局，使得绝大多数网民可以自由地进入传媒领域而相互交往。当然，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给传播的多元化带来新的生机，也可以被用来更加有效地加强信息控制。

从草根传媒的生产角度看，传播技术的进步的确带来更多的公众参与可能性。草根传媒实现了“一人一传媒”和“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局面。在中国，存在着大量能够熟练使用各种网络传媒技术的青年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好的经济收入，热衷于利用草根传媒来交流情况，探讨问题，游戏娱乐，这就构成了广阔无边的传媒社区，一个个人信息的发布、流传和接受所形成的虚拟社区，一个安德森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16)。草根传媒有助于逐渐发展出一个公共领域雏形，也有助于形成某种程度的公民社会交往话语的规则。以“天涯社区”网站为例，该网站创建于1999年3月，引起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次年与《天涯》杂志合作，开始强调人文精神，因而成为中国颇具标志性的公共网站。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话题在网站上热烈讨论，形成了一种理性论辩的虚拟公共领域。社区站务管理委员会、网站的运作、版主的出任和权限、发帖的审查、讨论的议程和协商等等，都具有某些公共领域的初步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公民的社会关怀和政治参与，对培育中国公民的理性论辩习惯和规则程序具有积极作用，为中国社会的政治民主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经验。

正如巴赫金在分析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差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两种文化之间有一系列对比性的差别。与官方传媒不同，草根传媒的内容更多样化，是一个值得具体分析的层面。通过内容分析，我们可以揭示出草根传媒在中国当下传媒文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这里，我们简要地概括一下草根传媒的内容形态，通过草根传媒信息的议程设置(asenda setting)来看这类传播的意义所在。虽然草根传媒的信息可谓无所不包，但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比较重要的信息类型：一、公共事件的报道，包括地震、火灾等以及社会公共事件，特别是一些声援弱势群体的报道，诸如“史上最牛钉子户”或山西“黑砖窑”事件等。在这些事件的信息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草根传媒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最终捍卫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二、推动反腐倡廉，通过对一些贪官污吏腐败行为的追踪、报道和讨论，揭露他们的丑行。特别是一些网民自发地利用所谓的“人肉搜索”，广泛传播，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性质。在众多网民的共同参与下，最终将贪官诉诸法律。在这方面，抽“天价烟”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事件”最富戏剧性。三、有关社会文化问题的讨论，诸如环境问题和国际事务等。四、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政策的讨论和建议，广泛涉及到经济、金融、教育、医疗改革、网络绿坝、房地产、高速铁路、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等。在这方面，一些讨论反映了民意和民情，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从草根传媒政治传播的议程设置来看，大多数都与官方传媒的议程不同，因而带有某种民意或公众舆论的功能，它属于官方宣传之外的另类信息的生产和交流。这类信息反过来对政府及其决策产生一些影响，同时也对公众产生作用，同时还对官方传媒产生了影响，推动官方传媒改变自己的信息策略，采取更加亲民的路线。

关于草根传媒的传播功能和效果，一些学者认为，它已形成了某种社会舆论的压力，并具有某种组织和动员功能。还有人认为草根传媒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媒公共领域。而一些海外学者关心的是，是否由此形成了公民传媒或公民新闻。不管怎么说，草根传媒在目前的中国传媒文化中的出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丰富了传媒的资源和格局，形成了一个不同来源的多元传媒文化结构。此外，草根传媒为公众表达意愿提供了一个渠道。通过这种表达，使各级政府更多地关注民生和民众呼声，并出台或修改相关的政策。最后，草根传媒与官方传媒的张力关系，形成了比较有趣的发展趋向，那就是官方传媒不断地从民间草根传媒学到一些东西，进而改进自己的策略和方法。总之，在当代中国，草根传媒是不可或缺的，其积极影响也显而易见。当然，草根传媒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培育网民理性论辩的传统，如何形成公共领域讨论的理性批判原则，以及如何防止将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转变为越出道德底线的人身攻击。

结语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传播文化的景观不断发生变化。从以上分析来看，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初步结论：一、传媒文化的二元体制产生了内在的张力，通过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的二元区隔暂时缓解了这一张力，但长期来看，张力仍然存在并决定了传媒文化的未来走向。二、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的二元区隔保持了两种传媒话语的各自特性，但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小觑，尤其是公众沉溺于娱乐消遣而表现出的政治冷漠。因此，如何在两种话语之间寻找一个相关联的通道，保持公众的政治关注和娱乐消遣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公共参与的开放性平台，让公众广泛参与。三、草根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传媒文化的版图，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民间草根传媒如何发展出理性论辩的规则，如何避免非理性的传媒暴力，将是决定草根传媒命运的关键问题。总之，中国当代传媒文化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格局，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不断地向文化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

注释：

①⑧Cf. Chengju Huang, "From Control to Negotiation: Chinese Media in the 2000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69, No.5 (2007): 402-412.

②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398/4441784.html。

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见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538.htm。

⑤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与新进展》，载《出版参考》2005年第10期。

⑥刘延东：《培育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支撑》，见http://www.mcprc.gov.cn/xxfb/xwzx/whxw/200911/t20091125_75064.html。

⑦《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26/content_12114302.htm。

⑨有关“信娱”的讨论最近很是热闹，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专题论著，如Bonnie Anderson, News Flash: Joumalism,Infotainment, and the Button-line Business of Broadcast New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4; Bala A. Musa & Cindy J. Price, Emerging Issues in Contemporary Joumalism: Infotainment, Internet, Libel, Censorship, Lewiston: Edwin Mellen, 2006; Daya Kishan Thussu, News as Entertainment: the Rise of Global Infotainment, London: Sage, 2007。

⑩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1)《全球最多：中国手机用户超7亿户》，见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0089952/1.html。

(12)《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2009)，见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7710466d1051.html。

(13)《社会大事件与网络传媒影响力研究报告》(2009)，见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61558815d1700.html。

(14)《中国网民社交网络应用研究报告》(2009)，见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57998660d1530.html。

(15)周荣庭、沈智伟：《web2.0时代草根媒体公共领域的形成》，载《新闻世界》2009年第9期。

(16)Cf.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