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遭遇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并存的“滞胀”问题，导致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一方面，该理论被认为是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该理论无法解释也无力解决滞胀问题。因此，当时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指引西方走出困境。

在这种形势下，以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应运而生。作为诸多挑战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理论之一，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只强调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却忽视了对相对价格、经济主体行为和总供给的影响，而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恰恰是供给方面的因素。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总供给，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减税。

以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命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供给学派的理论精髓及其政策主张。该曲线讲述的是这样一个命题：由于高税率严重地抑制了经济活动（使税基大大缩小），一旦进行相当程度的减税，因此而释放出来的经济能力（税基增加）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会因减税而增加！

20世纪60年代，美国肯尼迪政府为刺激经济曾采取较大幅度的永久性减税措施，规模相当于GDP的2%，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政府预算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基本实现了平衡。尽管肯尼迪减税的出发点完全是受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引导，目的是为了刺激总需求，且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当时的经济扩张贡献更大，因货币政策也同时保持扩张，但部分供给主义者却视“肯尼迪减税”后税收收入增长为拉弗曲线的佐证。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采纳，减税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核心经济政策。里根政府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而且使所有税收档次的基数与通货膨胀挂钩，大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为刺激投资，还实行了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企业所得税也被大幅削减。此外，税制整体上得到简化，许多税收特惠被取消，在提高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堵塞了税收漏洞。

因此，“里根减税”不仅仅是减税，而且是改革。减税也不是里根政府唯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同样是重要的政策手段和目标，其真正的目的也不仅仅是带领美国走出滞胀，而是要彻底扭转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恢复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以实现美国长期的增长和繁荣。

但事实的发展和供给学派的预期有很大出入。由于减税和军费开支的激增，美国财政预算状况显著恶化，赤字占GDP比重达到二战后最高点，国债余额也大幅上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这段时期的增长实际上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增长，而拉弗曲线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随后，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先后增税，20世纪90年代美国却实现了预算盈余，因此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尽管供给学派经济学随着里根政府退出了政策舞台，但其思想和力量并没有消逝。首先，供给学派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由来已久，其理论渊源实际上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成本、生产率等供给因素视为增长的源泉，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马丁•费尔德斯坦在1986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中撰文写到，供给主义不过就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以及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基本思想，所以费尔德斯坦说，在听说供给学派这个名词之前，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早已是供给主义者了。而在20世纪后半叶建立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中，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储蓄、人均资本、技术、人口以及人力资本等供给要素。因此，所谓的供给学派的兴起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其理论根基早已存在，并一直贯穿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当中。

因此费尔德斯坦认为，供给主义有“新”、“老”，像他这样的是“老”供给主义者，而大家所熟知的供给学派是“新”供给主义者。两者在政策主张上没有本质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在对供给政策的预期和实际效果上。“老”供给主义者认为减税等激励政策是长期政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显著作用；而“新”供给主义者对于供给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乐观，认为可以不付出失业代价而降低通货膨胀、减税也不会造成预算赤字等等。正是由于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使供给学派从理论到实践都给了别人质疑的机会。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新”供给主义的预言与实际不符，就说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失败的。

而且，对于供给学派的批评者过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减税政策上。实际上，供给主义反对凯恩斯理论，支持所有提高市场效率、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除减税之外，供给主义者还一致主张缩小政府规模、削减福利开支、放松产业管制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除了政府开支因军费增加而没有实质减少之外，其他主张都得到了里根政府的贯彻和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仅仅因为拉弗曲线没有得到验证就断定供给学派理论失败了，有失片面。

之后，对于供给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有一批学者研究税收对资本存量的影响。他们估计，取消资本所得税将使美国资本存量增加35%，总的福利改进相当于一生消费的1%。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于1990年的计算表明，这等同于降低10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两倍，消除整个美国战后经济波动的20倍，或是消除美国所有产品市场垄断行为的10倍。因此他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确实是一顿很好的“免费午餐”。

另一位诺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则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研究了税收的影响。他发现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包括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参与率）比主要欧洲国家要多50%，而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正好相反，欧洲人工作时间比美国人长。尽管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劳动供给水平低主要是就业市场僵化的机制造成的，但他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模拟和估计发现，双方工作时间的差异和转变几乎完全可以用税收来解释。在经过“里根减税”之后，美国人劳动收入的边际税率已大大低于欧洲主要国家，因此美国人的总体工作时间有所提升，而欧洲国家下降。如果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美国相当的税率，他们的劳动供给也会和美国相近。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曼昆是这样总结财政政策作用的：在短期内，经济是凯恩斯式的，由于经济主体错觉、粘性工资和价格的存在，减税将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和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在长期内，经济是古典式的，宏观经济中的各种扭曲得到纠正，因此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无效，只有通过影响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卢卡斯在2003年也明确提出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防范经济出现大萧条的学问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利用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改进是相当有限的，但利用财政政策获得长期的、供给面的福利改进还存在巨大潜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世界经济避免陷入第二次大萧条，证明了卢卡斯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西方国家普遍债台高筑，通过财政政策改善长期供给面状况的努力尚未出现。但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出现在美国？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和欧洲的失业率都高达10%，而现在欧洲没有显著改善，美国失业率却已经降到5%？这之间的差别，是不是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呢？

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加强供给侧改革”，这是对改革精神的回归和深化改革的必然。由于计划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中国改革从一开始的着力点就是要扩大供给。改革使得个人可以多劳多得、发家致富，企业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开放则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理念，亿万中国人的供给潜力得以释放，才有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政府对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明显增多，在宏观层面则过度的刺激总需求来实现增长。结果政府干预多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且无法化解，而政府管制多的行业却有效供给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刺激总需求收效甚微。唯一的出路是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新激发国人创业、就业、创新的热情，再塑中国经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