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生存和抵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7 次 更新时间:2015-12-11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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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  

谈及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有种看法认为,共产党没有怎么抗战。这种认知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原因是大陆这些年关于抗战的研究,虽然出现了很多论著,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但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研究还是不够,一些研究刻意拔高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这样反倒把一些事实掩盖了,令读者对一些原本正确的基本事实产生怀疑。另一个原因是学术界需要反思的:我们有没有把中共独特的抗战方式、生存方式讲出来。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中共的抵抗是为了生存,而且它的生存其实就在抵抗,也是抵抗的一部分,生存和抵抗是紧密相关的。共产党在敌后生存,我(共产党)的生存就是给你(敌人)制造难度,这种生存可能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存续,客观上却造成了敌对状态下的抵抗。中日战争是一场国际战争,同时又有复杂的国内多方面冲突,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下,抵抗必然是多形式、复杂的,学界长期没有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无形中就部分地抹杀了共产党抗战的独特方式和意义。

为什么说生存就是抵抗?

中共的军事发展中,持久战和游击战是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现在来看,这是一个事实。当然,这中间有一个比较长久而艰难的发展过程。

从民族战争的角度说,红军将领最初是有配合国军正规军进行战争的想法,即使不打正规战,那也是运动战。而毛泽东从头到尾一直坚持游击战,这是他在中共的一个特殊表现。从结果看,如果中共跟国军打配合战,成为阵地抵抗的一部分,这对中共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对整个抗战也很难说。因为两三万人放到正规战里消耗,一两个战役可能就没有了,当年的消耗超出我们的想象。而开展游击战,中共的政治优势、作战特长都能得到发挥,可以扬长避短,后来的结果,中共在敌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选择是关键性的。

从这个角度说,我认同毛泽东的选择,他的选择造就了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而共产党的发展和成功,因为是在直接面对日本人状况下造成的,当然也对中国的抵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也增进了整个中国抗战的力量。毛泽东的选择,事实上很快就获得了成效,这也是他在1938、1939年地位迅速上升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对持久战有其宏大的眼光,即使从现在来看,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毛泽东讲游击战,说“根据地是可以流动的”,这要怎么理解?首先,毛泽东认为根据地不是以地盘为主,尽管地盘是基础,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人。其次,根据地是一个网,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点,各个根据地可以互相配合——日军力量是有限的,它扫荡过一个地方,别的地方可以为这个地方提供帮助——这是毛泽东的总体设计。

1930年代的想法,今天看来很多军事家们仍然是会比较信服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个理论要如何实现,如何让人民跟着你走,即组织、应援的问题,这在毛泽东都有总体的设计,而且中共的一整套系统可以保证其付诸实施,这是毛泽东提出方案并实践的基础。

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从哪来?

中共为什么能组织、动员群众?我很长时间都在想这个问题。考察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负担,感觉并不比其他地区少。共产党的征收能力很强,这种能力是国民政府和晚清政府做不到的。征收从哪儿来?当然是从民众来。问题是即使共产党有强悍的征收,民众对中共也没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中共和民众的关系比起国民政府和阎锡山,还是要更好一些。

那么,中共是如何做到的?我感觉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虽然中共征收力度大,但公平,富的征得多一些,穷的少一些甚至可以豁免;第二,共产党的征收有一套程序,是有秩序的,而不是临时的、无规则地征收,无规则恰恰是民众最怕的,看不见底。此外,理解中共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路径,抗战时期中央行政权力的垂直下探很重要,这种下探一直到达了村。抗战时期的村公所、内战时期的村政府就是地方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尽管1954年的宪法取消了这层制度设计,但我们现在一直认为,中共的行政控制下降到村的层面。最近有研究对“皇权不下县”提出了质疑,这当然值得探讨,但宋朝以后直接的行政权力到县为止的状态应该还是大体成立。

中共的行政力量进入到村,也有个过程,这时期不是用苏维埃时期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的办法,而是用协商、妥协的方式达成——不搞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先建立村政权,人有可能还是原来的乡绅、土豪;先建立政权,树立合法性,把阻力降到最低;之后再通过民主选举,逐渐换上政权需要的人;到了1943、1944年进一步强化党的作用,使党的意志进入行政权力。这是个缓和的渐进的路径,在谈判基础上的温和革命。这样的路径本身是中共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妥协性选择,却意外地更加契合乡村社会实际状况,使权力的下探基础更为扎实,和民众的结合更加紧密。

中共行政权力的下探路径,和中共在抗战时期获得合法性、建立抗战统一战线密切相关。一般以为统一战线就是国共合作,其实抗战统一战线并不仅仅是两党合作这么简单,在地方上它的呈现常常十分复杂,中共获得合法性后,运作的空间巨大,除了面对国民党外,它还直接面对整个中国社会,面对各种政治力量,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华北,还有很多超出两党之外的力量,有了合法性后,中共可以大展宏图。“合法”这两个字在民国政治里面非常关键,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路径,以进一步理解中共抗战时期的生存和抵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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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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