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容易想到一个形容词：波澜壮阔。一百年的历史，如大河澎湃，一往直前，激起层层巨浪，高低起伏。一百年中间，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再到新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面对现实的政党，必然要根据现实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目标、任务、行为。同时，无论在哪个时期，我们又会看到，这还是那个共产党，是那个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心的政党，变的是方法，不变的是底色。
学习党史，必须也必然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连续性，这应该是不会有争议的问题。就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身言，即便引起国家政权翻覆性变化的1949年，也不存在截然断裂的问题。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站在中共本身角度观察，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胜利节点，是从地方走向全国的转变。从苏维埃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有建立根据地乃至局部国家政权的实践。二十余年的革命实践中，根据地形成独立的政权和治理区域，有完整的政权系统，发行货币，建立经济体系乃至国营工厂，进行乡村土地改革的实践。最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导下，大力推进权力体系的向下植根，将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控制。中共的权力下探，既有政治组织的严密推进，也有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还有群众路线的全力配合。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有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社会、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型态。抗战时期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的雏形，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很自然地带到了共和国时期。理论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政治实践，具有战时特色，但由于其成功，很容易作为革命经验被记取与坚持。共和国初期，总体看，战时的经验不断得到复制、巩固、加强、发展。政治的力量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不断扩展，这样的趋势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了变化。
不过，如果深入历史内部观察，又不能不看到，一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呈现明显的阶段性。1949年前，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具体而言，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由于革命力量一开始处于弱小状态，这个过程不可能轻而易举，需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完成。在这上面，任何超越阶段的急性病都是危险的。比如1927年到1937年的三次左倾错误，都犯了盲动急性病的毛病，攻打中心城市，急于毕革命胜利之功于一役，和对手硬打硬拼，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这样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记取。不过，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革命基点放在农村，不是说不要城市，恰恰相反，革命胜利的最终标志还是夺取中心城市。这一点，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1944年）毛泽东讲的工业基础当然离不开中心城市。所以，革命的现实道路和最终目标并不简单就是直线关系，力量弱小时必须立足现实，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但立足现实又不是说放弃理想，现实道路应该通向最终目标，革命的阶段是革命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他。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正是理解革命的初心和革命的现实道路相结合的锁钥。
中共历史的阶段性还表现在中共的百年史，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尽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有苏俄革命实践的经验提供借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成长之路仍然要一步步走，其间必然会有曲折，会走弯路。正如2018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高度概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
很多时候，衡量一个政治力量是否有力，不在于会不会犯错，而在于是不是具有强大的纠错机制和能力，是不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考验政治力量是否具有持久发展能力的关键。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共在这方面的确交上了合格的答卷。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纠正“文革”造成的消极影响，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大大促进了民族复兴的进程，这一点，几乎为国内外所公认。
毛泽东1942年曾谈到：“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学党史要如毛泽东所说，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既要看到连续，也要看到阶段；既要有纵的视野，也要有横的比较。从横的比较一面讲，1949年前主要是和对手国民党的比较，1949年后则要从国际看中国，从中国看国际；从纵的贯串一面讲，既要看中国的历史，也要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政党，同时又是一个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这一背景；同时中国共产党又产生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答和回应。中国共产党既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脱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具备了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内生性，其间有冲突，更有关联，当中国共产党把国际共运和中国特点融为一炉时，也就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
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内生性，说的是学党史要入乎其内，要真正了解这个党的特质。大概很少有哪种政治力量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具有如此鲜明的特性，会是如此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这一个，把共产党混同于其他政治力量，不去深挖这个党的本身逻辑，最多只能触及皮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信仰、理论聚合起来的革命力量，中共的革命和建设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形成为理论、实践相互影响的系统工程。同时，中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有助于造就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共从唯物辩证法中习得的方法论，对党的影响至大。要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对中共政治文化的了解就不可或缺。而要了解这样的政治文化，探寻这一政治文化如何在中共阵营中生根发芽，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学习中共党史时，大家都会注意到中共组织力的坚强，这当然是不易的事实。不过，组织力并不就是依靠组织架构的设计即可实现，组织要运转，还是需要人，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可能会有相当不同的影响。比如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架构上大量引进了苏共的模式，组织层级上几乎和中共没什么两样，然而，了解国共实际组织运作的人大概都知道，大致相似的组织体系所发挥的效能却大相径庭。所以，中共组织力的坚强，除了本身组织架构的严密外，有助于组织体系落实的党员及党的政治文化也至关重要。这就是列宁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学习党史，不仅仅要看到物，看到规则，还要看到人，看到思想，看到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造就的党员和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
应该说，意识形态对中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正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说中共是个意识形态政党，指的是中共拥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整套的社会政治解释体系，这套体系提供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这些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极盛时期，如毛泽东所言，被期望在“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页）
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特别强调思想的灌输和转换，情感被赋予很多功能。中共的情感动员有一整套办法，从情感唤醒到情感传输再到情感忠诚和依赖，需要许多动员技术的支持。比如，革命时期，集会很多，每次集会又多会唱歌，彼此拉歌，成为习惯。歌声代表着团结和凝聚力，是鼓动和宣传的有力武器，如当事人所说的：“以歌曲灌输一定的精神，或贯彻一定时期的工作内容，是极有力的动员方式。”（北掖县委社会部1941年全年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山东档案馆藏）这样做，既是这个年轻政党的本能，也隐含着中共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沁润，即在集体的氛围中，以庄严的歌声，诉诸情感的激荡，达到融合人心、转换和升华思想的效果。有社会学家论述道：“个人意识只能通过那些表达人们内心状态的征兆达到互相沟通。为了使交流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即将所有人的感情融合成一种共同的感情，那些表现个人感情的征象应该融为一个惟一的结果。这结果的出现告诉人们他们是团结的，而且能使他们意识到相互间在道德方面是统一的。当他们发出同一喊声、说同样的话、做与同一对象有关的相同的动作时，就实现了相互的一致，并且感到了彼此的一致。”（［法］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学习党史，这些都是值得深入体会的现象。
由于时代不同，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不一定可以简单照搬。比如拉歌的习惯，在网络时代的集会中就无法完全重演。学习党史上的历史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学习思路和方法。举个例子，中共是个高度强调效率的政党，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效率优先；同时，抗战时期，中共成功运用统一战线，高度讲求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又为这个党注入了柔性的成分，并随着抗战时期党的成功浸润为党的气质的一部分。刚柔相济，形成为中共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和历史传统，并在之后的历史上不断有过成功的运用和实践。学习党史，就是要努力捕捉这些中国共产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精髓。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1571期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