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舆情平台召开了“海洋时代国际传播与全球政策”讨论会，并在会上发布了舆情平台的最新年度报告——《超越战略遏制构建海上亚洲》。这份报告呈现了有关南海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最新研究成果。出席会议的嘉宾包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周雷、杜克大学教授刘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孔福安、新华社对外部中央外事室前主任杨国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朱振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中国国际法促进中心传播主管范亚云等。以下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双聘研究员周雷的演讲。
大家看到的这个报告叫《超越战略遏制，构建海上亚洲》。而我想讲的是，在我眼里真正的舆情研究是什么。报告有一部分是实验室研究，也就是刚才杜骏飞老师介绍的我们舆情平台做了一些实验室尝试，包括和业内数据挖掘公司合作去做数据端、做定量分析。但是我本人特别具有田野癖好，我相信任何我眼睛看到的、手抓到的知识，不太相信数据上的知识。甚至我写过一篇专门文章，但没有一个杂志愿意刊登的，叫做《作为科学和神学的数据》。我不太相信大数据，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没用。让我们能够想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的，包括定性、定量的大数据都是一种方式。可能有些同学没有机会去到那些地方，我想把我看到的所谓南海问题或者南海海权之争到了什么程度，以我的实际走访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有语境剥离的问题
我在2015年4、5月的时候，受杜老师派遣去缅甸和越南做调查。当时我在缅甸的调查是三个地方：仰光、图瓦经济区、皎漂中缅油气管道所在地。我不懂缅语，所以我只能仰赖我的翻译，他是一个缅甸华人。我跟他提前两个月设计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调查，去采访什么样的人，我试图让他去联系昂山素季或者从军方到政界、媒体界再到民间比较活跃的知识分子，我们想做一轮访谈，再到社区去看那些真正的“舆”在哪里。因为public opinion(公共舆论)的opinion(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它不是个verbal(口头的)、也不是rhetorical(修辞的)，所有的舆情都来自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大量的具有生活动荡信息交互的地方。杜老师讲饭桌是中国的“舆”重要的一个产生场景，但我们学者有时候是出于研究条件或者出于保护隐私，这个场景是不能研究的。如果来拍摄，拍摄之后，那个场景的调换就会影响我们的话语行为。
但是我想讲的是，在很多民间的“舆”的机制是文化特殊性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一些主流的国际研究生产的都是context(语境)被剥离的一种知识，当我们决策部门依赖于context被剥离的知识，南海问题自然会持续恶化。我作为一个研究者能看到南海问题如果有多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中国并没有明显优势，我们可以讨论原因何在。
我在缅甸民间的时候就发现缅甸是通过安达曼海而呈现的重要海洋权力，我们从皎漂修中缅油气管道修到昆明再到中国腹地，这个设计最初是去回应国际关系学最著名的那个假设——所谓的马六甲咽喉。马六甲究竟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理解为中国国际学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真正困境?答案应该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暂时从国际关系视角走开，尝试按照调查记者的思维思考，并遵从最著名的调查圭臬叫follow the money，我们看那个钱在哪里，我们就知道了到底什么决定了马六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具有Political(政治意味)的context(背景)。当我们仔细看，马六甲这个所谓的咽喉有一个假设就是中国未来崛起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崛起需要依靠庞大的海洋能力，因为海洋不仅是一个资源性的区域，还是一个通道，是一个新的权力产生的地方，它跟中国传统的权力场景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场景是任何既有的帝王，尤其是新政权，获得政权的权力是来自于“山里”，所以有三山五岳，我们仰赖来自垂直的向天、向山的神祭祀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山社稷”。社稷，按照人类学的理解，社是一种祭祀系统，稷是一个谷神，社是一个土地神，基本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我们的权力观——我们所信仰的权力全部基于土地的这一场景。
但是海洋似乎很奇怪，海洋生产一个新的权力图景，这个图景至少在地理大发现时期集中出现，可以推到15世纪或16世纪，海上权力迅速崛起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力范式，可以通过海洋运行庞大的帝国，虽然它的权力“本土”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但是并不妨碍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我们看到这个权力从土地束缚的中国或者土地束缚的权力试图变成海洋权力，我们很容易遭遇陷阱。
第二、在马六甲海峡这个最著名的政治阴谋中有一个假设，就是我们需要石油天然气资源来推动我们文明的不断能量更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许需要石油，也需要水电，也需要核能，我关心的是生产这些能源究竟塑造了什么样的城市形态和生活形态。现在我们看到大量和能源和资源有关的国际利益集团。这些庞大的利益集团都想大众不断强化一个假设，就是我们的生活需要依赖他们，这样进一步获得更多权重，权重进而塑造新的权力格局和形态，这就是一种被缺陷明显的能源利用形态所绑架的一个国际关系格局。所以当我们把权重压在石油、天然气包括海上运输和国际物流之上，我们当然会觉得马六甲海峡是一个咽喉，我们需要利用北极逐渐融化的冰盖，来开启新航道，我们也会用瓜达尔海港，也会用两洋铁路去巴西、南美去获取更多资源和能源。
我们想把整个世界连成一体，按照中国的理解变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未来能源和海上权力为中心的一个国际决策场景。但这个没有照顾到“海缘性因素”，就是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还有“海缘政治”，而“海缘性政治”是中国的弱项。坦白来讲，我们的大部分学者不具有研究海洋的能力，或者没有去海洋做田野拿一线数据的习惯。我们基本是喜欢在一个陆地上的安乐窝做研究，进社区、进宗庙来做研究，我们不做海上吉普赛人的研究、不做海上海盗的研究，至今我们很少看到海上真正的拥有者怎么理解权力，我们作为陆地上的人如何有效扩展海洋治理的能力。这一点我在安达曼海深有体会。在图瓦经济区，图瓦的整个自然风貌会让很多中国人很羡慕，非常漂亮的海滩，庞大的可以利用作为海洋基地的国土，丰富的森林资源。每一个做生意的人会眼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生物没有被耗损。
边界省市族群冲突的解决：知识应该向下渗透
另外，我们在皎漂做的中缅油气管道,实际上打开了中国西南部边界的海洋疆域，因为云南一直都觉得它是没有出海口的，这也就是在中国很多内陆省份想以省为单位来获得国家的权力——即省的外交和城市的外交。当中缅油气管打通的时候，云南非常高兴，因为它让云南有了一个出海口可以直接拿到海湾的石油，而且通过皎漂、云南边境输入中国，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石油管道穿越的区域是一个文化丰富、族群复杂的区域，也就是人类学家利奇著名的缅甸北部钟摆型政治区域，缅甸北部在长期分治之下，形成了一种混乱的秩序，这个场景被海洋线路打通之后立刻出现变化。
当云南在拥抱一个面向南亚、东南亚大城市的图景时，昆明感到自己能用到来自缅甸的石油，泛亚铁路能直接通到新加坡，当他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不知道，云南也同时进入到一个非常激烈、非常暴乱的一个全球化场景，当你在享受石油能源的时候，必须忍受这里的穆斯林，这里的动乱，包括难民。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缅甸同样有一个数量巨大的穆斯林群体，他们翻译成罗兴伽人，大家看看他们的惨状就知道当一个少数族裔在离散过程中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昆明火车站的杀人事件，云南被作为穆斯林当中极端势力逃向外域或者联系同类世界的一个通道。这种从海洋到丛林，再到城市的变化，这种国际难民、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的混合语境被云南省政府有效认知，并能形成现实的执政能力，这就是我们现有研究的初衷。
如果我们未来要做报告，我觉得应该做新模式，研究不应该指向上，不应该大家都去寻求批示，而是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向下渗透，让云南民间直接执行外交行为的那些村长、乡长、州长、省长接触这些知识，让他们去领会这些海外政务的复杂场景，而且具有跨文化政治治理的能力。这是我特别强调的真正的舆情，当他们知道这个舆情，他们能够做出系统的应变，他们就不会因为缅甸的战争难民涌到他们的区域感到恐慌，相反它是一个跨国治理的机会。
同样的跨国治理现象——更大规模的，是我在广州的“黑人村”所做的短期研究，在那几乎可以找到所有非洲大陆的人，但是所有广州人会觉得他们是“黑鬼”，是他们不想要的人，但是他们忘了这些人是他们通过“广交会”系统介绍进来的“黑凤凰”。当黑凤凰和他们的腾笼换鸟计划不匹配的时候他们想把这些“低端人口”置换出去，但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黑人已经来了，就像你把能源引进来一样，它开出了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大口子会整体冲击以前的陆地性政权和陆地性的管制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海洋性的管制方式。而未来的南海舆情并不是仅仅针对南海，因为南海作为一个课题绝对是一个子课题，至少是放在“一带一路”之下的子课题，原则上如果南海越没有问题，一带一路越顺利，但是在研究的知识生产上，我们的研究团队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
所以我们要走出智库的内参模式，或者把内参当作研究圭臬的模式，我们一定要把知识直接下沉，转过身来对那些公众和基层进行咨询，对他们的治理行为进行评估和质询，最终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所以我们理解未来的舆情，是让每个公民、每个投资者、每个城市的治理者知道在南海、东南亚以及泛亚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可以做出哪种治理应变。
所以这个报告当中大概的线索是一些这样的考虑，我们按照国别，按照关键词，按照关键词数据挖掘背后的含义做出了一些介绍，比如说在《下篇》当中主要对第一部分的数据挖掘进行了一些分析，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再到南中国海背后的大陆型权力观，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殖民命运，也就是一个历史维度，再去寻找一个偏向策略性的，也就是寻找中国崛起的元话语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看到南海历史的镜像和领域，我们通过传播，我们到底要传播什么。第六章是基于越南排华事件的南海解决的思路思考。总之我们要做的是就是去研究新的传播、新的海、新的人。
“九段线”靠近别国的一种理解视角
如果从建构角度来说，什么是我理解的海洋性权益?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是研究亲属关系，研究亲属关系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人群会基于他的生活半径去发展他的远近亲疏关系，这就是费孝通的同心圆隐喻。中国人按照一个基于地权的居住以及亲属关系的靠血亲关系维护的共同利益，容易把传统权力理解为是跟土地有关的。
但是在海洋时代，我觉得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我可以造一个词aquaship,相对于kinship，就是基于水的信仰和亲属关系。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学自然课，提到中国水系发自山川，经过地表径流、地下径流流到海洋，海洋再蒸腾下雨、降雨，海水再回到陆地，这是一种新的水亲属关系。所以如果把权力也放到这个场景里，以保护每个已经流出中国土地界域的人，其实就是保护你的疆土。比如说把每一个移动出中国的中国人当作是一滴水和一个土地的占有者去保护他们，在保护每个中国人的水滴时，我们在捍卫中国权力的海洋。
美国人的国父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意思，大家记得他们的国家创立文本说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 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侵犯美国人的行为就视为侵犯美国人的领土和主权，所以这些国家创立人是把每个具体的美国人当作一个“历史之岛”，或是历史权力的“水流”，所以当一个美国人出去到任何地方代表着它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哪儿。中国人毫无疑问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数百年、数千年的流散，哪怕是在云南西双版纳一个曼蚌小村都觉得他们来自于羌人，现在周围没有什么大的河流，在山里长大的人，但死亡的时候法器是用船，把死者的灵魂载运到山路河流的源头，从这你能知道中国人的奔波流徙到什么样的程度。
整个东南亚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三角洲，在中国最强大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郑和海船这种东西，类似于拜物教的崇拜，就是货船崇拜。他当然希望你把我的疆界划到我这里才好，请把我这儿选为你停靠的一站我可以给你换物品，或者我履行保护的职责，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九段线”会划到别人家门口去，因为在瓷器时代，每个东南亚国家都想跟中国套近乎，这是一个有连续考古证据证实的历史性事实，中国人当他有海洋能力的时候就往那儿跑，从很早就开始，选择在那儿做生意，最终选择在那里生，在那里死。每个中国人已经渗透到整个世界全球的肌理，这也是一种看法，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的侨民和海外华人世界，我们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来看，他们的背井离乡使得他们成为我们的远亲，回来只是在祭祖，所以你按照土地型亲属关系去管理他们就会出现侨办这类机构。如果你把运动出中国的人当作每一个保存中国元素的文化性的水滴，他们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一个海上中国，所以我们要用海洋性亲属关系来理解这个庞大人群。
所以当我在缅甸和越南的时候看到海外华人的宗庙宗祠的时候是特别震撼的，我在很多中国的地方也没有看到那么完整的祭祀系统。在缅甸的一个特别破烂的华人街区里，我路过的时候，它的里面有一面墙，整面墙堆满了灵牌一直顶到屋顶，似乎是一个宗族的灵牌全部在那儿。但是那个场所又是卖塑料盆的，也就是说这个墙没有被拆掉，在固定的宗庙祭祀场合当地人还会在那儿进行活动，但是整个空间已经被当作商业场合使用了——卖塑料盆、卫生纸。你去到缅甸的华人当中，缅甸华人之间的矛盾有时比国与国的矛盾还要重，这就是为什么从大陆国内去看海外华人的时候，发现他们不能粘连，因为他们是基于血缘和土地型亲属关系来发展他们的宗族关系，所以一个宗派和另外一个宗派可能会打起来，不会按照“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来凝聚。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在排华事件中遭受灭顶之灾时，中国本土的权力并不能保护他们，这也是他们天天跟我说的事情。我在缅甸和马来西亚做调查的时候，尤其在马来西亚，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连续问我几个问题，问得我哑口无言，他问我很多对中国有重大贡献的人，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他问我说当我们马来西亚说抗日救国的时候，你说我们救的是什么国?不是马来西亚，是救中国。他们压根儿没有把他们当地当作他们的国。所以马来西亚另外一个华人领袖林连玉把他们生活的马来西亚说成“滞南洲”，他的宗族是在中国。
所以当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包括中联部这些对外部门，在以陆地为基础来做他们整个权力维护的时候，当然会有亲疏远近的考虑，会说哪个问题严重，哪个问题应该先解决。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出去的中国人当作中国的历史性疆土和历史性水域，那就是一个水流形态的权力，那才是真正的新型海洋权力，也就是在要积极捍卫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轻慢和侮辱，当视为对中国集体的攻击。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政体(regime)，你必须捍卫所有跟你在族类、非族类、人类、非人类的关联，要保证它的开放性。在中国人看来，人、仙、鬼、神、怪、魔都是可以相通的，在人的身上可能趴着一个鬼，在人的天上可能飘着一个神，这是中国人的界域观，我们可以脱离肉身短暂出壳、可以见过世的爷爷奶奶、或者拜访远逝的祖先，同时我们还可以回来。甚至中国葬礼核心的要义就是把死的人引入到一个界域他不能随时回来，只有通过仪式才能回来，这都是人类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把研究的视阈打开，并创造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